王 朴 烈 士 传 略
转自王朴中学网站
http://www.cqwpzx.com/ReadNews.asp?NewsID=509 （一）童 年
一九二一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王朴出生在四川省江北县悦来乡（现渝北区仙桃乡进步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王莲舫，早年做猪鬃生意，当出口商人，赚钱买了大量的土地，一九四三年患胃溃疡病故。母亲金永华，出身于世代书香家庭，知书识理慈厚善良，曾经读过成都益州女子中学，从小就参加“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主张男女平等。以后受到革命的教育和影响，能够看清形势，分清是非，一直跟着党走。
王朴从小聪明机灵，四岁发蒙读私塾。他小时喜欢听故事。听了《岳飞传》后，问岳飞死了，他母亲哭不哭？他崇敬民族英雄，他说，他长大了要替岳飞报仇。淳朴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他喜欢看火柴盒上的戏剧脸谱，分别好人和坏人。他爱摆故事，常联系自己，说将来长大了到渣滓堆里去找钱来孝敬父母。他很爱同伴，遇事自己承担，不连累别人。有一次，舅舅带他去看金鱼，他被挤下鱼池去了。听说外公要打舅舅，他就到外公面前去承认是他自己跌下去的。不牵涉到舅舅。
一九二六年，王莲舫、金永华到日本做猪鬃生意，把王朴也带在身边，使他增长见识，看到了海外世界，并学到了一些日本话。一九二七年随父母回国，在汉口住在旅馆里，看见和他们同船从上海来的一男一女被捆绑着在街上“示众”。他们在大街上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高喊“共产党是杀不完的!”这时，王朴思忖着：他们为什么被杀害？共产党是什么？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下了共产党这个伟大的名字。
王朴的童年，受到农村和城市两种环境的交替影响，使他兼有农村儿童的淳朴和城市小孩的开通。思想日益开扩，求知欲很强。
（二）求 学
一九三二年，刚满十一岁的王朴在重庆第一高小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秀。他秉性刚直，团结同伴，爱打抱不平，对那些仗势欺辱穷苦学生的富家子弟十分厌恶。十三岁进求精中学，一次假期，学校的庶务只给有权势的学生退了伙食费，不给其他学生退，王朴出于义愤，气得一拳把庶务的眼睛打肿了。学校打电话找到王朴的母亲，要王朴去赔礼道歉，承认错误，王朴对母亲说，娘，我是打了他的，但不能去说好话，要开除就开除，他回到学校卷起被盖就走了。当年秋季，他考进广益中学，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又因支持进步教师的活动被无理开除。一九三九年改名王岳，考入复旦高中。
抗日战争给重庆的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飞跃的变化。一九三七年冬，左翼文化大军陆续到达重庆，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已开始在重庆营业，已能买到《抗战》杂志和其他进步书刊。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从武汉迁来重庆，接着周恩来同志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重庆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心。王朴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了毛主席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等光辉文献，使他在极大的政治苦闷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真理的曙光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开始懂得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国民党反动派心怀极大的愤怒，再也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查收“禁书”，再也不能听他们宣讲《圣经》，高唱《赞美诗》和祈祷上帝了。正在这时，学校一位姓吴的同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因触犯“校规”遭到无理开除。王朴挺身而出，声张正义，进行声援，最后与十几位同学相约一起集体退学，愤然离校，以示抗议。
王朴回家后，与王华彬、张定元、宋庭玉等在南岸老场组织自修小组，拟定集体自学数、理、化的计划，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纪律，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除了集体自学以外，在政治上获得了阅读“禁书”的自由，争相传阅《新华日报》，畅谈祖国的未来，王朴对国内外政治时事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寻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他的心与国家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在整个中学时代，实在找不到一所理想的学校，我只花一点时间去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中学教科书，总想等待时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王朴就是这样从未平静地上完一所中学，结局不是被“开除”。“默退”， 便是“自动退学”、“自行离校”。坎坷的道路，对于培养他自觉读书习惯，锻炼组织活动能力，提高政治觉悟，树立新的人生观等，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探 索
王朴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自学，考进了金陵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三年因父亲病死，又取名王兰骏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校址在重庆北碚）。风华正茂、富有革命朝气和远大抱负的王朴，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和阅历都有了相应的提高。他以惊人的毅力博览群书，特别是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这是在重庆地下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民主路线，出版时间最长的学生报纸。为组织青年同学，参加民主运动，学习革命理论，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使一些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朴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按时出版报纸，他不辞辛劳为筹集经费而奔走。这时王朴已经与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周力行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找到了党，逐渐成长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王朴的家庭很富有，而他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常说：“富翁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笑破不笑补、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穿三年”。在东温泉读书，回家几十里，他来去都走路。在穿吃上更是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而买书却十分大方，毫不吝惜。购书达两千余册，被同伴们誉为“红色小书库”。凡是当时《新华日报》门市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后为三联书店）所出售的红色书刊，古今中外名著，他都想方设法购买。甚至连延安出版的毛边纸《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群众》、《解放》等刊物，他也收藏。在他的小书库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联共（布）党史》、《列宁全集》、《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哲学》、《七大文献》、《鲁迅全集》、《论持久战》、《萍踪寄语》、《西行漫记》、《季米特洛夫文集》等书刊上，都有他认真学习的痕迹。王朴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平时一有空就看书，十分珍惜比金子还贵重的光阴。他常说：“光阴不待人，要自己很好安排。一天不学习，就等于一天没吃东西；一天不学习就是空虚的，好比做生意，卖完底货就没有了。”他经常看书到深夜，睡熟了书还拿在手上。
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在大革命时期经武汉回川，受到革命影响。王朴参加进步活动她支持，她也从儿子那里受到革命的教育和影响。金永华爱看小说，夜深了，她还在潜心地阅读儿子买回来的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及《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她被书中人物的高贵品质、宽广胸怀所吸引。
一次，王朴向母亲谈自己阅读《资本论》的体会。母亲深情地望着儿子，母子两对剩余价值，工人和资本家谁养活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王朴问：“妈，你看那些养蚕的，养出干啥？”
“吐丝织绸缎呗!”
“绸缎谁穿呢？是农民吗？”
“当然是有钱人穿罗。”
“养蚕人穿破衣，不劳动的人却穿绫罗绸缎。”王朴接着激动地说，“妈，种田的人没饭吃，养蚕的人没衣穿，不劳动的人却有吃有穿，这合理吗？”
“养蚕的人没钱买嘛!”母亲若无其事地说。
“他们为啥没钱买？倒底是谁养活谁？妈，你仔细想过没有？”王朴一席话把母亲问住了。
这一夜，金永华彻夜不眠。“是谁养活谁？”不时在耳旁回响，好象刚作了一场恶梦。她扪心自问：难道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发家，不管别人死活。在海外做生意，在商场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弄得多少人倾家荡产。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虽然自己幸运地赚了钱，但也随时有破产的可能。百万富翁与乞丐之间是有天地之别，但在那人吃人的社会，今天是富翁，明天也可能变为佣人，乞丐……这一切不得不使她思索。天亮了，曙光照进房间。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金永华开了窍，觉得儿子的话很有道理。从此，王朴便常常同母亲一起，探索一个个问题。
就这样，日复一日，母子俩逐渐认识到，马列主义才是宇宙间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拯救民族的重任，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求解放的，应该跟党走。
（四）办 学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级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去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
就在这之前一个月左右，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曾在曾家岩五十号约见张仲明、陈俊逸、孙稚礼、姜宣四位同志，讲了以上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独山，贵阳已紧急疏散，我们要作准备。万一日寇进犯四川，不管蒋介石投降与否，我们要坚决组织游击战，自救救国。四川的通南巴，酉秀黔彭，华莹山就是打游击的好地方，要开辟游击区，建立根据地。他又指出，要把教育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办好学校，使其成为输送干部，掩护和转移同志的据点，必要时，也可带领学生打游击。周恩来同志最后强调说，我们一定要自救救国，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我们一定会胜利。
这些指示传达后，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受到极大鼓舞，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热烈响应，纷纷要求下乡，深入农村，开展活动。建立据点。南方局青年组考虑到王朴在江北县老家的社会地位，支持他回乡办学。他和母亲商量出资兴学，服务桑梓，是大好事，也是父亲的遗愿，得到了母亲的赞同。接着，南方局从单位抽了一些党员同志来协同办校，建立据点。他们是：黄颂文（黄友凡）、陶昌宜、李青林（女）、张宏雅。一九四五年七月，他们第一次在重庆川康银行彭远志同志处碰面，确定校名，选定校址，商量办学计划。学校校名取“莲华”二字，是纪念其父母王莲舫、金永华，既能取悦其母，又能取信于地方人士，避免政治名称，便于隐蔽活动。校址选在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李家祠堂，既在王朴老家，又是由重庆到华莹山的大路上。学校由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邀请了一些本地知名人士，如王镜明（朝阳法学院毕业生，县参议员，职业律师）、王润民（川东师范毕业生、县督学）等参加董事会。黄颂文任校务主任，杨明远（育才学校老师、陶行知的学生）任教务主任，张宏雅任会计，陶昌宜负责对外的联络工作，经过七、八两月筹备，九月就草创开学了。
学校办有初小和高小班，学生近一百人，在十多个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开荒填土，平整操场，修理教室，粉刷门窗，因陋就简，开了课。学校按照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学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以《新华日报》的新闻。社论及《活路》杂志的诗歌作为政治教材，还结合农村实际需要，教学生写条子、家信、打算盘、记帐等。为帮助附近农民学习，还办起了夜校，来上学的青年农民很多，有的打着火把从几里路远赶来。朗朗读书声，使这个静谧的乡村充满了生机。学生的课本大多是自编的。语文第一课是：“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工农最最辛苦。”为帮助大家记得牢，又能理解，他们采有了农民喜闻乐见的“十二月调”，编 写了四言八句。如黄颂文编 的通俗课本，其中有这样两段：
农民生活硬是苦，四季耕作无寒暑。
红苕洋芋打断顿，身上穿的破烂补。
人背时来病又多，债主上门要话说。
拖儿带女七八口，这个日子唧个活。
中国农村多灾难，水灾蝗灾和天旱。
千万人民遭饥饿，草根树皮都 挖断。
还有兵灾才叫深，又出钱粮又拉丁。
兵到之处象大火，百姓几个能生存。
当时四川广大农民，在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剥削压榨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为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学校联系实际向他们宣传三抗( 抗丁、抗粮、抗税)，宣传党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王朴还亲自教农民唱歌：
“七月里，热难当，
晒好谷子收进仓。
老板说租不肯让，
光看水鸭莫得祥。”
莲华小学尽管条件很差，生活非常艰苦，但这里充满着团结、民主的空气。大家一块儿学习理论，讨论时事，跳秧歌舞，演出“兄妹开荒”，唱“山那边哟好地方”、“南泥湾”、“古怪歌”、“茶馆小调”等流行歌曲，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校越办越红火在工农中广交朋友，团结了各方面的人士打开了上层统战工作的局面，联系了静观，土沱、复兴等乡的中小学教师，远近的农民都把莲华看成是自己的学校，常到这里摆龙门阵，都称赞学校办得好，老师教得好，王兰骏有学问，年轻有为。一些人的怀疑也消除了。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撕下和平外衣，全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王朴、黄颂文、陶昌宜、喻晓睛一起商量，扩大学校，在取得金永华的同意后，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改莲华小学为莲华中学。这时，原驻在复兴场逊敏书院的北平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因抗战结束要迁回去。那里教学设备齐全环境幽静，离复兴场上只有五里，交通方便。通过县督学王润民、律师王镜明及当地士绅的关系，把它的设备买过来，取得了逊敏书院的使用权。到秋天，莲华中学就正式在逊敏书院挂牌开学了，党的工作据点，也就随着迁到了书院。
一九四七年九月，北区工委成立。工委书记齐亮以英语教员的身份，化名李仲伟来到了学校，委员黄颂文、王朴都住在这里，莲华中学（逊敏书院）就名副其实地成为北区工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成为江北县和北碚地区党的活动中心。
但是，江北县的伪县长对这个学校很不放心，要亲自来视察。王润民将这事告诉了学校，事前作了准备。后来，王润民陪伪县长前来，校长王朴热情接待。他沉着机智，应付裕如。谈了回乡办学，服务乡里的愿望；谈了教育事业产前途；谈了学校老师都是从事教育多年，经验丰富等等，加上王督学从旁说好话，打园场，称赞王朴校长长年轻有为，学校办得好，再加上请伪县长吃了油大，使这位伪县长消除了疑虑，事后伪县长对王朴评价说：“这个人是办教育的，是个学者。”
一九四八年初，学校进一步扩大。王朴花了七十九石黄谷，买下了抗战初期由天津迁来的私立志达中学的财产，顶了校名，接办学校。改莲华中学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仍由金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将学校的一些骨干调到高中部。大本营仍在逊敏书院。学校一直办到解放 。
从创办莲华小学、经过莲华中学、志达中学，到解放时止，历时四年半，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其中不少人入党，成为县内外各条战线的骨干，如王远锡、罗运熙、刘景国、毛兴隆、马泽清、王宗全、王远常等，在江北县内更是各处都有。
在学校的教师中，经过血与火的锻炼，大多数人都入了党，解放后，在各个岗位上担负了重要的责任，如熊秉衡、金敬业、邬卓凡、陈楠等。齐亮同志的爱人马秀英在“11.27”中牺牲，成为光荣的烈士。
一些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也曾转移来这里，如齐亮、李青林、王敏（后在营山组织武装斗争，失败被捕，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壮烈就义于电台岚垭），张仲明、喻晓晴、王开志、刘德修、廖炎樵、张勉等。
这个学校，不仅是个战斗指挥部、也是个名副其实的输送干部，掩护和转移同志的据点。通过办学，撒播革命火种，开展农民运动，使江北县复兴、静观一带的革命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五）入 党
王朴同志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就与南方局青年组有联系，受到教育。因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办学建立据点，四六年二月，南方局青年组指示成立江北县农村工作组时，他虽然不是党员，也吸收了他参加。这个工作组负责领导办学和建立据点的工作，责任重大。王朴感慨地说：“不上解放区，我们也要坚决按毛主席指引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干革命。建立党的农村工作据点，办学校是最理想的办法。”“我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他充满着青春活力，信心十足，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在斗争中他锻炼得更加乐观、坚定和成熟。一次，他与黄颂文等同志在兰园茶楼谈论形势，当谈到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吹他们在前线节节胜利，几个月内要消灭共产党时，王朴说：“不管敌人怎样猖狂，重庆一定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他指着精神堡垒（现解放碑）说：“那时候胜利的红旗将飞扬在山城上空。”
在办校建点的斗争中，经过教育、培养和考验的王朴，终于实现了他的崇高理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一天，王朴同志随着陶昌宜来到重庆打铁街合源玻璃号楼上，等候上级领导人的接见。一会儿，来了一位王朴早已听说的老同志张子英，他代表上级来作接收王朴入党的谈话。王朴谈了认识，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张子英同志表示满意，代表组织，接收王朴入党，从此，王朴感到增添了新的力量，精神更充实，生活更有意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成立江北县特支，王朴被任命为特支委员。同年七月，随着形势的发展，几个特支委员酝酿成立江北县工委，一致推行他作县工委书记，四七年九月，北区工委成立时，王朴同志任宣传委员兼统战工作。
（六）劝母卖田
王朴父母去日本做猪鬃生意，赚了大钱，回来后，在江北、巴县购买田产一千六百八十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大大提高了他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一九四三年父亲王遵舫逝世，全家财产由其母金永华管理。
开初决定办学，以服务桑梓，办慈善事业，她出点钱，还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学校创建、整修，教师的日常生活、贫困学生的补助，需钱也不少，但在她这个富有的家庭来说，算不了什么。
随着党的活动的开展，需要经费日益增大。四七年九月，北区工委成立，川东临委交给北工委的任务，一个是准备武装斗争配合川干队从陕南入川，二是为川东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王朴同志考虑到自己的家庭，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筹集经费的任务，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经常对母亲讲革命形势，讲革命真理。一次，王朴弄到一份香港《华商报》编辑出版的《经济年鉴》，内辑入我党中央发布的对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文件《土地法大纲》，他送给母亲看，并作了讲解，最后说：“娘，当前的形势你看到没有，蒋介石人心丧尽，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都盼望共产党。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重庆眼看快要解放，解放了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你这点田地也保不住。我认识一个共产党员，他们现在差钱用，依我看不如把田卖了换成金条，借给他们。解放后如数归还。你若同意，我找他来见见面。”金永华听后觉得太突然了，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她说：“王朴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你还有弟妹，把田卖了我们几娘母今后怎么过哟？”王朴亲切地说：“妈，我和我的朋友拿钱办的都是正事，你还信不过吗？”
金永华几夜未合眼，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觉得儿子讲的有道理，终于答应了。
随后，在朝天门王朴的四姨妈家开了几次会。川东临委书记王慕斋指派齐亮与黄倾文代表组织，金永华也派王朴和王兰桂代表她家进行谈判。经过几次，磋商，最后达成三条协议：（一）变卖王家在巴县、江北县的田产，得来的款项存入银行，借给地下党，解放后如数归还。（二）莲华中学完全由党组织来管理。（三）王家的子女由党组织负责培养教育。上述协议经王慕斋批准后，他还以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在重庆同金永华见了面。对她深明大义的行动给予了热情鼓励，希望她长期与党合作。
协议达成后，就开始大量卖田，所得款项，通过中国银行会计杨志（党员）全部存入银行。
在卖到悦来场神道碑那股田时，金永华实在有些不愿意，王朴用力相劝。母亲含泪说：“你不知道，那股田是我的手饰钱买的，我心疼啊!”王朴说：“娘，舍了几块田，换来一个新世界，有哪些不好!”母亲终于听了儿子的话。
在卖田时，王朴招呼中人与买主讲好，所卖田土，原佃户只换佃，不搬迁，保护佃户的利益。在卖那股田时，都把原佃户安作中人，让他们得到中人钱。
王朴家大量卖田，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注意。恰在这时，川东临委指示要在市内筹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经营的一个经济据点。王朴接受了党交给的新任务，在民国路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筹建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杨志参加工作。同时还从学校抽调了几个党员到这里担任合计和当办事员。
南化贸易公司以王朴家卖田的款项作资本，一方面做生意把死钱变活钱。同时通过公司供给川东地党的活动经费。并与上海、香港等地打通贸易往来，从而与上组党组织取得联系和得到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一九四八年春，南华贸易公司在一片张灯结彩的喧闹声中开业了。
以后王慕斋曾来这里接过头，提过款。对公司的开创工作十分满意。可惜就在公司成立不久，还未充分发挥其作用时，王朴被捕了。
王朴同志在被捕的前一个晚上，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随时会有不幸，曾经向他母亲讲了三条：（1）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是命根子；（2）剩下的田产，继续变卖；（3）弟弟妹妹要靠组织，不能离开学校，金永华遵照儿子的嘱托，继续变卖田产，共卖出一千四百八十石，折合黄金近两千两。全部交给了组织，用作川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解放后，西南局组织部，报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偿还这笔款。当黄友凡同志拿着支票交付时，金永华深明大义，坚决不收这笔巨款。还说：“现在解放了，有了人民政府，我要钱来干什么!”最后决定将这笔款项交给党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七）从容对敌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王朴收到王镜明的一封来信，说重庆中统局在注意他的行动，江北县的中统头子张荣兴要想和他见面。并说，自己在张的面前给他说了些开脱的话，要王警惕，注意防备。不几天，复兴中心校教师、中统通讯员陈申之找到王朴，约他吃茶，在茶桌上，介绍与张荣兴认识。张假惺惺的客气一番，说什么久闻校长大名之类的话，询问了一些学校情况，旁敲侧击，寻找王朴可疑之点。王校长谈笑风生，应付裕如，使张荣兴无懈可击。只得直说。有人告你是共产党，要我来查证。王朴说：“我是校长，只晓得办学，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忙于学校的事务，很少上街坐茶馆，少于应酬，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他们看我家里有钱，就编方打条想来敲竹杠。不信，你们可以查嘛!”张荣兴事先曾找过王镜明，并请他约王朴会面，在约定的时间，因王镜明未来，才找陈申之从中介绍。现在听王朴的答复与王镜明说的基本一致，也解开了怀疑。王朴又请他们二人进馆子，酒醉饭饱之后，张荣兴竟把中统局重庆区的指令也拿出来看。内称：“据报，江北复兴乡王朴有共产党活动，是否属实，查明具报。”王朴心想，他这样作，表明已无怀疑，而是想“包袱”了。便很知趣地从身上摸出一笔钱来，塞到张荣兴手中，口称：张先生辛苦了，只是点车马费，实在太少，望多包涵。张荣兴假装推卸，很快就放进了腰包。张荣兴没弄到任何证据，又得了“包袱”，去到重庆与王镜明商量，写了禀报：王朴是绅粮，座在家里不出来开茶酒钱，少应酬，地方烂人不满意，就诬告他是共产党，以此可以敲“竹杠”。从他族人和各方人士证明，王朴并不是共产党，就回复了。
四月初，重庆行辕二处的漆玉麟，王仁德等三个特务来复兴乡公所，诡称来解决工潮问题，要查看户口清册。打入乡公所的党员王泽泮及时向北区工委作了汇报。黄友凡同志布置要随机应付，与敌周旋，严密监视敌人的活动。在这样情况下，王朴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定期到场与王泽泮会晤，一次，他与王泽泮碰头后，在街上与特务擦身而过。他从容镇静，泰然自若，奸狡的敌人，丝毫没有发觉。护送的王泽泮，倒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一幕场景。和王朴那安全回书院的背影，至今仍浮现在王泽泮眼前，幌如隔夜。
中旬，一天傍晚，王朴由重庆到学校，好象经过长途跋涉的劳累，显得有些疲惫。他没有休息，就去找工委书记齐亮和委员黄友凡来商量事情。在校长室里，飘浮不定的小油灯一闪一闪，齐亮将王朴的小儿子“狗狗”抱在怀里，王朴手托着杂拌烟斗，象往常一样安详地促膝长谈。王朴汇报了情况：他在城里遇见过刘国定，刘曾告诉他“情况紧急，已有同志被捕，有的地方组织遭到破坏，急需要钱”要王朴给他一些钱，银元或者棉纱。当时他身上没有，要回去拿，刘说“来不及了”。最后，王朴勉为其难地开了一张支票。相约了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隔几天，王朴按时赴约，久等不见刘来，也未见别的人来，估计可能出事了。
他们联想到上旬在复兴街上出现特务的事，估计江北县的党组织可能已被敌人发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商定：（一）销毁文件、资料，一些马列主义和进步书刊则转移到农村党员家中，分散埋藏；（二）继续上课，办好学校，稳住阵脚，对外来的教师，都编好口供，说是王家的亲戚介绍来的；（三）将已暴露的同志转移出去，工委委员马上撤出学校，只留一人坚持工作，应付敌人。在讨论到谁留下时，争执最久。
齐亮说：“我是外地人，又是单身汉。本地没什么牵连，留下对付敌人比较恰当。老王有老婆孩子，在本地联系又广，应马上撤离学校。”
王朴说：“正因为我是本地人，有老婆孩子，还有校长身份作掩护，校内外情况我也熟悉，可以随机应变。如果忽然走了，反而会引起敌人怀疑。正因你是外地人，对付敌人不大方便，你的担子更重……”
“我是外来的，党内联系较多，下一步再转移吧!”老黄坚定地说。
三人争执着要留下，互不相让。最后决定：
齐亮马上转移，黄友凡先住到外面看看再说，学校由王朴留下坚持。王朴坚定地表示：“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我的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齐、黄两同志就离校了。王朴在校坚持工作，学校一切安静如常。
四月二十四日晚，王朴与爱人褚群相对坐着，他抱着孩子“狗狗”依恋地对爱人说：“城里还有一摊子要采取紧急措施，我要按照原定的接头时间到重庆去与王慕斋碰头，我这次进城去很可能被捕。”随即拿出一支活芯铅笔交给爱人说：“这支笔留给你作个纪念吧!你留在学校担子不轻啊!也有可能被捕……。要是我被捕了，你要听组织的安排，老李（齐亮）会与你联系的，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孩子还小，弟妹不懂事，要好好照顾。娘的工作还要继续做，卖田的事还要继续抓紧……”。
这一夜他们谈了许多，许多。回首了往事，谈到了现在，更想往着未来。
清晨，东方发白，王朴如往常一样的平静，进城去了。晚上，他和母亲谈了很久。妈妈叫他走成都躲避一下，他说：“娘!谢谢你的好心，我都不着急咧!”妈妈问：“被捕了怎样办？”王朴回答说“那几爷子搞不出啥子名堂，他们的刑具只能吓服那些没骨头的软人，可吓不了我这个硬骨头啊!”王朴还告诉母亲：“万一我被捕了，敌人定要找你。你就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们，我儿子犯了什么法？要问其它的事，一概回答不懂。”“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黑暗只是暂时的，坚持就是胜利。”
（八）被 捕
四月六日刘国定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现金支票，顺此查到小什字打铜街川康银行，抓到银行会计主任苟孔甲，随后又在电力公司逮捕了南华公司总务唐鹤笙。苟孔甲提到二处，特务问他：“支票是何人所开？”
苟答：“是南华公司王朴。”
问：“他家在那里？”
答：“在乡下。”
问：“他有什么特征？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苟孔甲将王朴约二十六、七岁，高个子，戴眼镜及经常出入场所等情况，尽其所知，都告诉了敌人，写了自白书，供认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并以生命担保将王朴逮捕归案，两小时后被释放。临走时要他与陆科长保持联系。其后，苟孔甲通风报信二、三次。几天后，王朴从乡下进城。问苟是何原因被特务传讯，苟即编造谎言应付过去，并于当晚去二处密报未遂，次日晨又去，经特务陆科长介绍与另一特务认识，并约定趁与王朴看电影时下手，后因王朴未去，阴谋未得逞。
四月二十日晚在行辕二处审讯室里，徐远举亲自找唐鹤笙谈话。
问：“你们隔壁的南华公司是做什么的？”
答：“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问：“王朴是什么人，现在何处？”
答：“王朴是经理，这几天可能回乡下去了没有回来。”
“我要找王朴问点事，王朴回来了，你打电话通知我们一下，与你无关。我们可以放你。但不得泄露你来的情况，否则后果你自己考虑。”徐远举说完便把联系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随即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具结书叫唐签名盖章，手续办完，唐鹤笙就被放了出来。
四月二十六日晚，王朴在张克正陪同下，来到唐鹤笙家，问及他被特务捕去的情况。唐当时只把特务问蒋一苇的细节谈了一阵，避而不谈问王朴的情况。
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唐鹤笙在极端矛盾中，来到南华公司经理室，对王朴说：“王兄，我们是初交，你若是共产党就赶快走，若不是就没有关系。”
“我是有几千石租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笑话，我不走。”王朴若无其事地答道。
随后，唐鹤笙偷偷去都邮街华华公司给行辕二处打了电话。二处课长雷天元随即带了五个特务，开来一辆吉普车，把宏泰大楼包围，宣布戒严，只准进不准出。当时王朴等人正在吃饭，特务进来就问：
“谁是王朴？”
“我就是。”王朴很镇静，脸不红、心不跳，从容而答。
“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请跟我们走一趟。”
接着四个特务把王朴带走了，留下两个人监视。他们从保险柜中搜去了两条黄金，其他什么也没有捞到。
（九）狱 中
王朴被捕后，先关在行辕二处，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想把他保释出来。经齐亮安排，他爱人褚群带着孩子，由王朴二姨妈陪同，去行辕二处演出了一场“寻夫记”。齐亮对她说：“万一被捕，孩子就交给二姨妈带回来，但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作为‘政治犯’的家属，要穿华丽一点，要象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家庭妇女的样子，去寻找王朴。在不影响共产党人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可以哭闹一下”。到了敌人办公室，一个外省口音的中年特务问：“你是王朴的什么人？他不犯法，我们就不会抓他，你闹也没用。”
褚群说：“他在外面干的事都要对我讲的，他从来没有干过坏事，他有什么罪？你们拿证据来？”最后，从敌人口中知道王朴是以“物资资匪”罪被捕的。
几个月后，一天，王朴被押到徐远举办公室。
“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徐远举狡诈地问。
“不认识！”王朴坚定地回答。
只听一声电铃响过，大门打开了，一个人低着头进来。
徐远举问：“刘国定，你认不认识他？”
王朴睁眼看了一下这条继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刘国定象触了电似的，怆惶地扭转了头，手足无措，神色紧张。面对这可耻的叛徒，王朴同志义愤填膺，冲上去狠狠地揍了刘国定一耳光。
徐远举把手一挥，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下去！”
然后装一副笑脸说：“王朴，象你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跑呢？你只要答应交出组织，就可以自由。”最后敌人提出三条（1）澄清思想；（2）交出组织；（3）参加工作。
王朴用鄙视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气宇国轩昂地站着。
敌人无计可施，便动用了酷刑，“老虎凳”、“电刑”都上了，后又用封官许愿，枪毙威胁，王朴都不为所动。最后被列入重大案情的政治犯，转囚白公馆监狱。
王朴在狱中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忍受着敌人毒刑折磨的痛苦，他关心难友，在狱中生活条件极坏的情况下，他还把家里带进来的食品分送给别人。以顽强的毅力和大家一块儿学习、讨论形势。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狱中的时候，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期待着黎明的到来，盼望着能亲眼看见五星红旗在山城飘扬。他的眼前闪动着多少天真活泼的青少年的身影，学校那紧张而愉快的战斗生活历历在目，此时此刻同生共死的战友他们是否安全转移……待到获得自由那天，我还是要回到那战斗的集体中去，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
王朴在狱中考虑到随时都可能牺牲，带出遗嘱：（一）告诉母亲，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工作；（二）给孩子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他继无产阶级之志，继共产主义之志，继烈士之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三）告诉我爱人，我牺牲了，她还年轻，她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十）献 身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白公馆的“犯人”开始放风了，王朴和陈然正在打扫厕所。
“王朴、陈然马上转移！”敌人恶狠狠的叫喊。
回到牢房，刘国志见王朴穿的衣服太单薄了，便把自己穿的华达呢大衣脱下，披在王朴身上。他俩紧握双手，依依惜别。
王朴再次被押到二处，徐远举发出最后通谍要他三思而行。面对穷途末日的敌人，王朴义正词严地说，“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即将垮台，你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他指着敌人摆出的一餐丰盛的酒席说：“这是人民的血汗，我们不能吃。”说完拂袖而去。
这天，山城大雾弥漫。王朴、陈然等十人被捆绑着，推上了美式十轮大卡车，“游街示众”。警车的嚎叫声，驱散了街上围观的行人，声音越来越大，人们看到那车上衣衫破烂的“囚犯”却是目光炯炯，昂暗首挺胸，显示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慨，无不投以崇敬的目光。英勇无畏的战士，把囚车当讲台，宣传共产主义真理。王朴高声喊道：“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了！重庆马上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口号声连续不断。
囚车被群众团团围住，特务头子拨出手枪威胁说：“闪开！闪开！不许他们再搞赤色宣传。”并命令司机把车开快些。但在群众的包围中，怎么也开不快，直到下午四点囚车才开到大坪。
顿时，枪声四起，鲜血染红了大地，装点了祖国江山。王朴烈士安详地躺在地上，两眼直盯前方，仿佛看见了那解放碑上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
王朴烈士以英勇壮烈的献身，实现了他入党时的崇高誓言。他的生命仅二十八个春秋，但他那炽热地燃烧着的青春的火焰，象喷金吐火的雷，炸垮腐朽与黑暗，放射出新生的光辉。
人民为寄托先烈的哀思，在养育他的故土－－江北县静观场修建了王朴烈士墓，让家乡的人民永远纪念他。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
冯开文
江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1983.6初稿
1983.9.26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