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获奖散文集《真水无香》。
作者：舒婷
一
那是1976年元旦过后的一天。
我正在中华路45号楼下的洪廊里晾衣服，听到两楼之间的之字形水泥长梯，有喋喋的脚步拾阶而下。掉头便看见一位腰腿笔直，矍铄英挺的古稀老人，目不斜视地径自出门去了。我还看见楼梯那边的花岗岩栏杆上，凑着好几个小脑袋、瞪圆眼睛，惊愕得下巴差点掉下来了。
我心里明白，街坊相传里，那个即将因大赦释放回来的国民党军统少将张圣才老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住进儿子张石生家中，也就是我的三楼。
那个年代里的孩子，听到军统大特务，自然会生出许多血腥瘆人的联想。难怪我的堂弟堂妹和邻童们，见张圣才近身而过，都不禁缩起脖子，像即将就擒的小鸡一样簌簌发抖。稍假以时日，孩子们已经肆无忌惮在他周围雀跃，受老人轻软的手拍拍脸颊或摸摸脑袋瓜，遂嬉笑着一哄而散。
我刚正式分配在一家纺织厂当学徒，上班时间三班倒，遇到张圣才老人的机会其实不多。23岁的我，读过不少禁书，写着抽屉里暗藏的“私家”诗，已经不那么盲从政治口号，对这个新邻居并无偏见与排斥。好奇心固然有，却也不想刺探他人隐私，因此只是客气地互相点点头而已。
夏天里总见他穿着浅色短袖衬衫，平平展展干干净净，白净无须的脸上皱纹细密舒展，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所谓清凉无汗，呵气成霜，也许只是一种境界，抑或仅仅出自我的错觉？）冬日里他在朴素的棉袄外加一条大围巾，轻轻地咳嗽着，便多了几分沧桑味。
随着“四人帮”倒台，张圣才逐渐恢复了省政协委员、民革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身份。他原本就是厦门双十中学的创始人之一，80年代起又担任该校董事会董事长。张圣才的晚年几乎都在为厦门的教育事业奔波着，筹划着，呼吁着，劳心劳力着。
刚刚安定下来的张圣才，立刻操心起天下事。他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积极干预的处世原则，替很多蒙冤受屈的人出谋划策，写信证明，甚至亲自出面找熟人，尽力使问题得到澄清，妥善解决，因此被戏称为“民间落实办”。
来找他的人多了起来，有本地政要，有外籍华人，也有老部下老朋友，甚至多年老对手，握手言欢谈笑风生，“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张石生是张圣才的长子，与父亲一样瘦削、潇洒。他兴趣广泛，性情闲淡，经常抱着一只毛色斑斓的斗鸡，在世人眼里，就有点玩世不恭了。其实，张石生秉承父亲的遗传太多，脑子快，记性好，不拘小节，凡事看得开。只是世道大不一样，政治、经济甚至求学（他考进南京农学院，三年后因病休学）都没有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他聪明地选择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既是自我保护，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对抗。
作为一个“黑七类狗崽子”，张石生于1964年“四清”时，先被亚热带植物园精简，1966年被彻底除名，无工资收入。理由是：好人的孩子都没有工作，怎能让坏人的孩子占住位置？
不公平的遭遇，并没有让张石生失去豁达幽默的个性。他称失业后的拉板车糊口是“拔鹿角”。拔完“鹿角”回家的路上，不会忘记顺便割一块牛肉，晃悠在车把上，让节衣缩食的同代人惭愧而羡慕。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张石生被公安局抓到鼓浪屿八卦楼，3个月学习班里等于非法拘留。（我问他参加造反派了没有？他微微一笑：我是黑屁股，岂敢轻举妄动！）最后，大家都放走了，惟有张石生不走，要求给结论，用现在的话，即是讨个说法。（有乃父之风吧？）从下午3点折腾到5点多，终于拿到加盖公章的一纸证明：“通过学习班学习，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张石生退休于鼓浪屿贸易公司，与我那平反后的父亲成为同事。
那天送我们走出他家那套小公寓，回头他说要继续“捏土”去，他捏过土的仙人掌，就算看起来鲜绿水灵，一根一根的棘刺，却都倔强地奓张着。
张圣才的妻子蔡玉瑛出生于基督教世家，本人也是虔诚的教徒。自1925年结婚后，因丈夫出没惊涛骇浪里，几乎是她独立带着孩子。屡屡担惊受怕，生活颠沛流离，却是怡然自甘。
平时很少见蔡玉瑛出头露面，偶尔见瘦小的她，靠在三楼饭厅的木栅长窗前，向我摆摆手，笑眯眯的脸上无半点岁月尘埃。这位温良敦厚的老夫人，在张圣才重获自由之后，晨昏相守整整5年，于1980年12月逝世，享年75岁。
1987年，84岁高龄的张圣才正式办理离休手续，用当下流行的话即是平安着陆。其实退休与否，对于张圣才并无多大意义，他一生的社会身份千变万化，只有爱国主义者的这个天职终生不渝。
我看到越来越忙的张老先生，一直都是安静地微笑着，不惊不乍，不卑不亢；就算眼前无人的时候，他也是那样发自内心地喜悦着，仿佛沐浴在一道天界的投光里。有时我刚走出房门，只来得及目送他单薄谦逊的身影，却又满心听从召唤似的那般步履坚定，我便想起外婆教过的箴言：
“你要每天背着十字架，跟我来。”
二
18世纪末，福建闽南沿海已经活跃着那些顽强的外国传教士，他们居然能够渗透到贫困落后、传统迷信积重难返的中国农村，步步为营，争取到众多稳定的教徒。（比如我的外婆，1897年出生在漳州乡下，满月即接受洗礼。）正是底层农民的朴实、笃厚与耿直，宗教信仰一旦像雷殛般锲人骨髓，从此上帝成为外婆终生的求助对象。
1903年5月14日，张圣才呱呱落地于同安县坂桥乡后垵社一家普通的农户里。不普通的是，父母虽然都是老实巴交的闽南农民，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圣才6岁时，家人被当地乡民视为“吃洋教”，受尽歧视与欺凌，父母开的小杂货铺倒闭，在张圣才的姐夫许春草的帮助下，举家迁移到厦门。1913年，张圣才转读鼓浪屿教会办的养元小学。从小学、中学、到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张圣才所就读的均是免费的教会学校。这是当时教会赋予信众最大的福泽，改变了许多穷孩子的人生。
博爱的家庭教育是张圣才童年的温床。开始他只是懵懵懂懂地跟着母亲，每日读圣经，餐前做祈祷，周日上教堂礼拜，领取圣餐“上帝的血和肉”（小半杯红酒加一薄片面包罢）。12岁那年，张圣才的母亲得肺炎眼看不治。张圣才主动跪伏在地，大声祈祷。忽听门外有人呼叫，原来是来询问为何缺课的国文老师叶青眼，叶老师见张家老小面带戚色，张圣才更是两眼红肿，泣不成声。就问什么症状？答：口吐红沫。叶老师搭脉后略为沉吟，便叫张圣才拿个瓦罐，接一些母猪尿喂母亲。果然，经这一民间土方治疗，张圣才的母亲当天下午就退烧，第二天开始进食，直至彻底痊愈。
是上帝听到了他的诚心祈祷而来垂怜关顾吗？张圣才顿起敬畏与感恩之心，从此祈祷与忏悔，成为每日必做的功课。
（民间确实有童男尿可退连日高烧之说，没想到母猪尿亦有如此良效。可能因为太恶心了，在蒙药、藏药、云药、灵药辈出的今天，还未开发出原汁原味的闽药。闽药之一：小时候，妹妹得惊风症，土医生嘱摘了蟑螂的肚肠，蘸白糖喂进妹妹口中。哥哥翻箱倒柜抓蟑螂，我躲在楼梯间，因为恐惧浑身发抖，口里叨叨：宁肯让我死掉，千万别得惊风啊！闽药之二：插队时割稻，我左手尾指被镰刀剖开，山民立即捉了一只肥大的绿蚂蚱，也是挤出肚肠和卵，热乎乎地直接捂在血淋淋的伤口上。指头是痊愈了，伤痕40年来犹在，有时还会微微抽搐地疼着，好像蹬着好几条蚂蚱腿。）
闽南老牧师许序钟写过一篇《海沧逐鬼记》，所提之人有名有姓，皆是熟悉的鼓浪屿老一辈人，我本只当趣闻读它。（许老牧师毕业于华北神学院，于1995年在美国逝世。）
据称，1924年，厦门海沧一家糕饼店，屡屡出现奇怪的声音，以上帝的名义妖言惑众。张圣才的姐夫许春草，接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的正式委任，带着许序钟、张圣才等四人到海沧处理该案。邪不敌正嘛，许春草等人大义凛然，厉声喝斥，那鬼当天就寂灭了。
我本人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迷信的项目还包括广告、股票、气功和明星。）如此灵异之事，因张圣才本人不仅亲历，而且在《许春草传》里明确著述，我不免有点迷惑。张母的得救，以及“逐鬼”的真实性，是否教堂里常听到的“亲历见证”？我们不甚了然。张圣才虽然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平时并不刻意宣扬。对于张圣才，宗教信仰是他的胎教，早已和他的灵魂浑然一体，几乎是不可言说的。
世人皆说张圣才一手拿手枪一手拿圣经，两者似乎互相矛盾。我认为正是宗教的深度浸浴，使得张圣才积极入世，乘风弄潮于政坛与军界，从容应对，不昧本性，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是否可以这么说：圣经监管着他的枪，枪口因此没有走火。
三
除了上帝，也许，张圣才一生最受大姐夫许春草的影响。
据张圣才自己描述：辛亥年，光复厦门那天早上，9岁的张圣才在厦门石路街，看见许春草骑在一头红色大马上，手持猎猎红旗，率领数百上千名的部队，进攻厦门清廷的政权中心“提台衙”，闻风者溃逃，简直势如破竹。张圣才“心中怦怦，惊喜参半，满心光荣与自豪：我的姐夫许春草是革命军的头头！”
许春草在鼓浪屿的人物画廊里，可是个举足轻重的革命先驱。在教会里他备受爱戴，被称为“许长老”；在建筑行业里，他创立建筑公会，（1921年，得孙先生当面指示，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有数千建筑工人做其坚强后盾。许春草1907年就加入同盟会，并实际主持该会在闽南一带会务；接着投身辛亥革命，曾被孙中山委任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组织武装讨伐陈炯明。可以说，许春草参加了抗日卫国等近代史上的各个重要斗争。
许春草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出命，“我出命”。
综观许春草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涯中，对鼓浪屿历史最具影响的，就是1929年与夫人张舜华发起创办的中国婢女救拔团，张圣才任副理事长，是该团的核心之一。
中国婢女救拔团要求解放婢女，深谙“文攻武卫”。一方面印发宣言，屡次组织游行，得到在校学生、普通商贩、劳动工人以及各慈善机关的一致拥护。另一方面，发动其少壮团员，攻进惨叫哀哭的劣绅豪宅，解救正在被吊打折磨的可怜女孩，送到鼓浪屿救世医院。救世医院是教会所办，医药费获院方酌情减免，医生护士多数是热心的基督教徒，积极救治护理。七八年间，除了一位重伤婢女不幸医治无效以外，200余名“院生”都成功获救。
被营救出来的婢女统称“院生”，她们在收容院里学做女红、烹调及读书写字。由收容院介绍适龄本分青年，经“院生”首肯，救拔团以娘家立场，在教堂主持正式婚礼。以至“院生”都亲切地称许春草为“阿爸”，称张圣才为“小舅子”。
一时舆论喧哗。被触怒的党政军警及司法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履行民众团体登记，是非法组织；法院为虎作伥，作出判决：婢女救拔团及其领导人犯“破坏家庭”罪，应受刑法处置。
许春草和张圣才率领下的婢女救拔团，经过几次重大斗争，获得完全的胜利，过程曲折高潮迭起，拍一部电视剧绰绰有余，因而闻名遐迩。1930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组织”考察团前来远东考察。风闻此事，特从上海绕道厦门调查。该组织十分赞赏，要求鼓浪屿领事团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扰许春草的救拔团，这才减少了一些压力。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婢女救拔团及其收容院被日军强行解散。
许春草的孙子许多康说：爷爷一生的积蓄全部花在婢女救拔团上，只给后人留下一栋老房子。许春草的故居现在鼓浪屿笔山路17号，取名“春草堂”。据说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
张圣才在85岁高龄之际，完成《许春草传》的撰写，遂了多年心愿。既是概括许春草的生平，也是抒发了张圣才本人的理想。
张圣才如此慷慨激昂写道：“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认为只有当人民享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的日子，地面上才有和平，人民才有幸福。”
四
张圣才最响亮的名头莫过于他的间谍生涯。但是回溯他的个人历程，如果他不卷进政治漩涡，又会走向怎么样的人生呢？
我以为，以其机敏的头脑，高雅的品位，过人的胆略，以及富于激情的开放性格，综合素质如此优异的张圣才，决不会是个寻常人。或是文化教育，或是经商理财，他必定会在鼓浪屿的人文历史留下重大痕迹。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还是有些道理的。
张圣才曾经跟随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戆章学习过。少年的张圣才在路上碰见卢戆章，那时的鼓浪屿就像一个大公社，彼此都是相识的。卢先生欣赏聪明清秀的张圣才，问：为什么不来学习切音字，很好学的啊，学了就可以直接读书写字了。天性追求新思想，崇尚新文化的张圣才，立刻跟进门去。他觉得卢戆章的教学方法灵活有趣，教过一段还要考试，考得好的，卢先生就自己掏钱奖励。因此，张圣才很快就“满师”了。
年少的张圣才一定还不大明白自己是多么幸运啊！
（鼓浪屿环岛路上竖立了一座卢戆章铜像，铜像底座采用中英碑文镌刻：“卢戆章，厦门同安人，居住鼓浪屿，语言学家。1892年在厦门首创切音新字，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并在推广京音统一语言，推行白话口语、使用简体汉字、提倡新式标点、实行横排横写等方面，贡献卓著，是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的先驱。”
铜像背后，那条雕刻着拼音字母和标点符号的500米小石道，一直通向鸡山上的卢戆章墓，朴素的墓碑刻着“发明中华新字始祖卢公戆章佳域”。）
良好的汉语言启蒙，激发张圣才的文字天赋，好像开光一样，让他睁眼关注到文化、教育、艺术等各个人文领域。张圣才从年轻时代开始大量阅读，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都有浓厚兴趣，尤其文学作品。他读过的世界名著，多年以后尚熟记作家生平，写作历史背景，并能够切中批评作品的风格与弊病。
张圣才一生持续不断从事的文化活动，相当宽泛而且均有建树，只是被他传奇性谍报生涯遮蔽了。
1925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张圣才与黄其华承办“厦门双十乙种商校”并改为“双十中学”。谦逊的张圣才推举黄其华担任校长，自任副校长，还亲自写了学生会会歌。他们全身心投入，终于把厦门双十中学从末流学校办成远近闻名的名校。而今，厦门双十中学犹保留着张圣才时代留下的良好风气，那高高的台阶，是厦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及其家长，所热切眺望，所千方百计要踏上去的。连它周边的地产都飞快地增值。
除了教育，张圣才创办或接手的还有报纸、刊物、出版社和书店。
1924年底，张圣才带着协和大学的历史、哲学两份毕业证书（现在应当叫双学位），回到厦门，出任《思明日报》总编；1932年底，张圣才创办《厦门日报》；1936年5月，张圣才从台湾回来后去上海，担任中华国民拒毒会副总干事。在此期间，张圣才等人承办“上海华联通讯社”，张圣才任社长；1937年8月底，张圣才任军统厦鼓特别组组长，归闽北站领导；为了加大抗日宣传力度，又在厦门创办《抗日新闻》日报；1945年9月，张圣才与陈乃昌、黄嘉历、李纯青等，在上海创办《真理与自由》，1946年1月发刊；1949年1月，张圣才在厦门创办《海疆日报》。
1946年4月，张圣才任董事长的“新绿书店”开张了，这是地下工作的又一个秘密联络点。直至1949年10月关闭，时间虽然只有3年左右，我的父亲还记得书架上那些传播新文化的书籍，从《七叶集》、《牛虻》、《士敏土》，到原版的英文小说；以及书架背后秘密传播的进步报纸与杂志。
同年，张圣才参与了由鼓浪屿才子林克恭发起组织的厦门艺术协会，在协会活动演出的有颜宝玲的花腔女高音，朱思明的钢琴演奏，陈泽汉的小提琴，廖永廉的大提琴独奏等。我不知道张圣才是否具有音乐天分？没听说过他会操练哪一种乐器。至少，他是张圣才鼓浪屿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最有经验最有号召力的组织者，而且最具公共意识的服务精神。
如果张圣才把精力投放在经商上，成为一位腰缠万贯的大企业家，估计也不是件难事。其实为了更好地掩护地下工作，需要改变社会身份，他也曾经利用侨资在商界小试牛刀：
1946年，抗战胜利后，张圣才在厦创办“厦门互惠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46年4月，张圣才去上海参加组建“启南实业公司”，任董事。1946年7月，张圣才任“福建农林公司”副董事长。1946年10月，张圣才任“中国工矿银行”董事。1949年1月5日，张圣才被聘为省银行董事。
以张圣才自己的话：争取做个生意人。
我相信中国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命运。命运使然，张圣才以更大的才情和精力，投身爱国斗争的时代大浪潮里，心无旁骛，无暇顾及其他。
什么是所得？什么是所失？无论后人怎么评判，一个基督教徒只会俯首感恩：感谢上帝的安排。
五
鼓浪屿的宁静淡泊，宗教的自律与顺从，并没有把张圣才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狭窄萎缩的人。
“五四”运动开始，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圣才在协和大学里振臂高呼推波助澜；参加锄奸团，出谋划策营救危难同学；与黄嘉惠等发展学生国民党员五六百人，组织学生军，攻打督军衙；最后被选为协和大学第三届学生共和国“总统”。
鼓浪屿史学专家何丙仲先生的父亲何启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晚年的张圣才，曾跟何丙仲提起过年轻时代的一件趣事：
“九一八”事变后，张圣才满腔热情抗日反蒋，去广州寻找共产党，接受携带一小藤箱抗日传单的任务。被国民党宪兵追捕，竟逃进当时的军用机场，（80年前的机场比现在简陋多了，四周均是荒草萋萋的空地，戒备也稀松。）何启人当时是国军全副戎装的飞行员，两人不期而遇。张圣才赶紧用地道闽南话，急促地表明身份，何启人（他一定长着一双与何丙仲极其相像的硕圆大眼睛）鼓眼盯着他看了又看，接过小藤箱往身后的机舱一扔，便把脸转过去，始终一语不发。张圣才胡跑了一阵，被抓住时两手空空，由于没有证据只好放了。其他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幸运，张圣才因参加由共产党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抗日自卫会”等组织活动，先后4次被国民党当局拘捕。
1937年8月8日，张圣才怀里揣着那一本从不离身的圣经，走出南京陆军监狱，阳光晃眼，更晃眼的是久候的一部黑色轿车，不由分说把他接到国民党军委会，大特务戴笠恭候在大门外。戴笠费尽心思，为说服张圣才参加军统的谍报工作，满口答应张圣才的约法三章：一、只抗日，不做反间，即不当汉奸；二、不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三、大孝子的他，要求先回厦门探访母亲。
戴笠为什么会看上这个与共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张圣才呢？张石生先生有个颇为风趣而有独特见地的解释：“我的老爸可谓是个天生的当特务的料，记忆力惊人，反应十分敏捷，且有特殊的分析能力。”
同年底，张圣才以采办员身份办理出国手续，潜入菲律宾做谍报工作。
（我的父亲临终前在病榻上与我聊家史，说起：祖父排行老三，因其二哥膝下无嗣，遂将我的大伯父过继。大伯父从小被带到菲律宾经商，做生意极为发达成功。他积极参加抗日，把抵抗运动的弹药武器秘密收藏在楼上仓库，楼下开商行。结果不慎引起火灾，偌大家业毁于一旦。事情一经败露，便不能在菲律宾驻足，只好打理剩余家产，装置在大货轮先运回国。不料货轮遇水雷沉没，雪上加霜，大伯父急怒交加，大口咯出血来，抱病搭船回到鼓浪屿，从此沉疴不起。父亲说：大伯父虽已倾家荡产，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父亲每年的学费还都是大伯父现掏的银元。读到张圣才的这段历史，不由得让人想像，我的大伯父是不是张圣才当年的根据地之一呢？）
张圣才几度潜入菲律宾。据说曾在马尼拉与一位郭氏女子组织假家庭，借多年好友王雨亭的女儿王双游、儿子王明爱，为一对假儿女。时年王双游20岁，德才兼备，中英文两栖，帮张圣才整理文件及发收电报等，王明爱年纪小，一般是外勤联络、送情报等等。
（“文革”期间，王双游被诬蔑为军统特务，关押起来逼供。虽然张圣才竭力为他申辩，证明她只是友情出演，并无正式入军统名册。王双游仍然惨遭非人性虐待致死，不让送花圈。可是出殡那天，鼓浪屿各个路口站满男女老少，自发为她默默送行。王双游的丈夫许祖义，原厦门副市长，鼓浪屿名门出身，屡被残酷批斗。小时候，常听见居委会干部在大院呐喊通知：“今天在球埔批斗许祖义，各家自带凳子，不准请假啊。”许祖义的儿子许十方，是我丈夫的同班同学，虽然任教育局副局长多年，我看他脸上的忧伤似乎再也不会褪去。许十方的女儿许希昀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这笔闲话只是想说明，鼓浪屿巴掌大的社会生活里，人的关系是多么错综复杂呀。）
张圣才表现出卓越超群的谍报才干，他送出的情报命中的有好几件。比如日军在所罗门群岛海域吃了败仗后，残余的十来艘战舰逃窜到吕宋岛尖端海域，被美军一一轰炸沉没，就是张圣才的功劳之一。
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是中国第一个预言日本将要袭击珍珠港的谍报员，并通过多种渠道，直接将这一决定美国太平洋舰队生死存亡命运的绝密情报，送到了美国的决策人那里。可惜傲慢的山姆大叔置若罔闻，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反而讥讽张圣才是危言耸听。6天后，珍珠港被袭，张圣才的预言成了事实。
二战期间，此事成为一则轰动世界的美谈，广为流传，直到现在。
（前几天，和一位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将军朋友聊天，提到我因奋力叩键而指甲破裂，正在日夜兼程的这篇长文。自然要谈到张圣才的谍报奇迹。将军幽默了一下：美国人其实是相信张圣才的，只是“迟疑”了一下。“迟疑”的结果是，珍珠港事件激怒了美国人民与士兵，美国得以宣布加盟对日宣战。
回家过暑假的儿子插嘴：美国人究竟怎么想的，我们很难断言。但是珍珠港被袭，美军航空母舰都不在港，避过致命一劫，是否仅仅由于侥幸？正是这些漏网的美军航空母舰，在中途岛战役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给予日军毁灭性重创。）
是的，不管美国佬是怎么想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见到了张圣才，还是要握着手对他说：“你是一位出色的谍报员，谢谢你。”
六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张圣才乘美国飞机从菲律宾回到重庆，接受中共华南局的指令，先以外围关系继续协助工作。戴笠为他举行盛宴洗尘，蒋介石授予他少将军衔，发给奖金20000元，两枚大勋章。张圣才把奖金转交爱国民主人士王雨亭先生做活动经费。回到家里，张圣才顺手把大勋章给了孩子玩。小孩子拿着敲敲打打，不满地扔在一边：不好玩！后来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那天戴笠要去见委员长，问张圣才去不去？张圣才推却说：“不行，我要回厦门看母亲。”1946年张圣才脱离军统。而1949年蒋介石还两次召见他，都被张圣才拒绝。
张圣才说：全国抗战号称8年，而他个人抗日活动长达15年。
张圣才对蒋介石彻底失望后，经陈公培、杨东莼两人牵线，1948年10月初，潘汉年亲自在香港摩理臣山道32号，神秘地约见张圣才，请张圣才做他的直接联络员。除了对建立新中国怀抱满腔希望外，潘汉年的学者风度也使得张圣才由衷敬仰，惺惺相惜。从此，张圣才全心全意地投进共产党人的营垒，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旧部的影响和关系，成功地争取了驻守泉州的国民党325师起义，动员了不少原在国民党军统及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投向人民，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营救、掩护了我军、我党的不少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
在张圣才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史实：
为了保护还在海峡那边的朋友，他说的这位王同志没有名字。王同志本来是中共党员，被捕叛变，成为军统闽北站站长。那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共产党。但是，又深恐自己当过叛徒，共产党一定饶不了他。张圣才通过老关系与他接触后成为好朋友，为营救地下党及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起义，起了关键性作用。临解放，张圣才把此人的情况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指示：让王同志在福建解放时，随蒋军撤退到台湾以后再起义。恐怕也是为日后解放台湾，埋一颗定时炸弹吧？解放后，福建省公安厅根据张圣才的材料，两次派人去马祖与王同志联系。王的回答耐人寻味：“我是通过张圣才的关系才起义的。解放至今，没有张圣才的任何消息，报纸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足见张不受重视，那么我的前途也可想而知了。”
王同志若还健在，应当已经退役。也许每年厦门到金门的包机上，那个趴在舷窗上泪流满面的老兵，就是总在执行策反内应的王氏“无间道”？
其实，王同志还是相当有政治经验的。就别提这个老狐狸的前景会有多凶险，不但潘汉年自身难保，连张圣才也因“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件”受了诛连，被公安局立案：“破获一起重大特务组织，福建以张圣才为主要头目。”
1955年5月，已是暮春时分，荔枝都红了。那一夜忽然阴云密布，张圣才家里来了一帮公安干警，为怕中途停电，特地自备蜡烛。他们彻底地抄家，几乎撬起每一块砖，只得到几封潘汉年与梁国斌的信件，如获至宝交差去了。
那时，张圣才在福建博物馆筹备处工作，说是发现一座古墓，要他去考察，就此带走，直接进了监狱，直到1958年8月才出狱。
出狱并不是回家安养的意思，而是直接流放去建宁山区。
1968年4月，张圣才于流放地再次被捕入狱，囚禁于省看守所。在福州小柳村，有一栋小洋楼，算是高级监狱。张圣才被安排住楼下，环境和伙食都不错。过不久，批准逮捕他的省公安厅长郑某某也入狱，住楼上。张圣才与其打趣：“郑大厅长，你也进来啦？”郑随口就答：“是啊，幸亏当初我找了这么一座洋楼，否则你我就没这么舒服吧？”整个听起来，像不像小说《红岩》里的故事情节？
张圣才的朋友多多，对手也多多，两者之间经常转换角色。但是张圣才没有仇人，他以一个基督徒的悲悯情怀，这样教育孩子们：“不要怨恨人到日落。”
七
1975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张圣才获无罪释放（原来不是传说中的大赦啊），也就是我在家中长廊上晾挂衣服时，所见到的那位精神抖擞，目视前方的，集勇气、信念、睿智、慈爱于一身的儒雅长者。
此时的张圣才已是13级干部，出狱以后安排在福州华侨大厦小住，补发全部的工资，足有4万元左右。故人旧友闻讯赶来相见，几乎都是劫后余生的困窘落难之人。于是，这个3000，那个500，等到张石生去福州接父亲回家，钱也差不多分光了。张家人对张圣才的仗义疏财司空见惯，不但从未抱怨过，还很是自豪与欣赏哩。
经过张圣才之手的钱财有多少，他自己都没有数，因为最后都从指缝里流走了。也许果真是“千金散尽还复来”？那么，作为董事长家大公子的张石生，为何还是要经常打赤脚呢！1947年的某一天，正读初中的张石生放学回家，看到不久前父亲刚给他买来的钢琴，正被抬回琴行换现金。原来是为救治得了肺结核的青年会干事张博文。那年头，肺结核被称为肺痨，几乎是绝症哩。张圣才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家里置了几套高级西装。朋友有急难，情急之下，张圣才便嘱他拎一套西装去变钱，以至抄家时，只余几条领带而已。
张圣才出狱以后，住中华路45号，家中拥挤不堪，用张石生的话是“叠罗汉”。张圣才老人睡的是过道，已算是有个独立小空间。门生及朋友们于心不忍，凑4万元要他购房。张圣才很高兴：“嘿，有钱了！”他高兴的是有了这些钱，可以继续援助他那帮牵挂于怀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总是层出不穷啊。于是，他在过道里一住10年，直到1986年，终于分配了宿舍，搬到厦门，与小儿子居住。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娶妻生子置业，是人生3件大事。鼓浪屿岛上，许多家族都建起百年华屋，留给后人，成为典故成为地方风水。在这个名人那个名人的故居别墅里，惟独没有属于张圣才个人名下的房产。张圣才任过诸多董事长总经理，跟国内外许多达官贵人有过命的交情，自己官至国民党军统少将以及共产党高干，没有为自己或家人争一寸地，置一片瓦，留一墩金。原来“两袖清风”并不仅仅是戏文啊。
可是，又有哪一座水泥躯壳，能容纳、挽留、塑造一个如此蔑视世俗享乐，追求精神归宿的灵魂呢？
张圣才入狱加流放数十年，自称：一生7次入狱，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他幽默地总结自己人生的三大乐事：“没抓着，出监狱，还能借到钱。”
张圣才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自述：“我为什么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手枪呢？这话说来话长，但是有个小故事可以简单说明这个问题。1982年，厦门统战部在民革会议室召开一次起义人员座谈会。有一位记者塞个字条给主持人，向我突击，要求我谈谈我为什么要起义。主持人把字条交给我。
我说：‘起义二字就是弃暗投明，解放前国民党祸国殃民，暗无天日，我们远远的看见延安有一线曙光，共产党在那边为人民服务，我们认为那是光明的所在，所以就弃暗投明。我们当时的目的非常圣洁，不是要做官，不是要发财。如果想做官以我来说，可以去台湾，最小也当个保甲长；想发财，那时菲律宾护照在手，可以去做吕宋客。我们提着脑袋去跟共产党，只有一个念头，一心一意想为人民服务。解放后，我们都吃一些苦头，但是百死无悔。假使有一天，共产党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那时候我还健在，我会再起义。’
这就是我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手枪的原因。但是，由于一手拿枪，我就不能不伤害人命，而伤害人命是一个基督教徒大不赦。因此，我经常有如俾斯麦，他自己坦白，当他进入礼拜堂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到首相办公室，他又是一个不像基督徒的人。”
迂回政坛，非黑非白，用人人熟知的那一句京剧唱腔做比喻，就因为“有一颗红亮的心”。红是热血如炬的红，亮是光明磊落的亮。即便如此，一手拿左轮，一手拿圣经的这一个人，内心怎能没有矛盾、苦楚、自责与悲伤呢？
张老先生在晚年时，每于大清晨即起祈祷。90多岁以后，更是时常半夜起来，跪地忏悔。因为他当年率数百将士起义，而后死的死，关的关，其惨痛案例不堪细数。张圣才苛责甚深，自以为罪孽深重，只求上帝宽恕。
2002年5月18日，数百名学生故人来自四面八方，聚集厦门为百岁老人张圣才祝寿。张老先生发布文告：“我在天父的带领下，毫不妥协地走过了一个世纪……”
8天后，张圣才先生与夫人再次重逢于上帝身边。
张圣才先生走过整整一个世纪，他的经历放大了来看，是一个民族动荡波折的百年历史，缩小了去研究，至少是鼓浪屿人文的一个经典性标本。
鼓浪屿地处天涯海角，远离政治中心，难免有孤岛意识（就因为这样，我坚持把儿子送到北京去读书）。我曾经感慨着，误以为鼓浪屿很难产生政治家、军事家，或者科学家。这一个自给自足的弹丸之岛，有过举世闻名的教育家，艺术家，济世名医和跨国富豪，他们是鼓浪屿的浪漫梦想，务实才华与博爱精神。研究张圣才，发现他兼而有之，集鼓浪屿人的信念、教养、情感、智慧于一身，因而他是鼓浪屿的传奇。
为写鼓浪屿人文这一本书，我收集、整理张圣才的资料。放映他的百岁贺诞光碟，重新感受他的笑容（经历那么多生死抉择，他是如何做到依旧单纯坦白！）；读他的著述（少而又少，更显饱满激昂）；网上查询（也是寥寥无几哪，难道爱他的人，都古派得不知上网张贴？）；翻阅老朋友们为怀念他而记述的朴素文字；与他的家人访谈叙旧聊天。多一点了解，便加一分崇敬；加一分崇敬，便添一丝心虚。短短一篇拙文，如何能展现、把握、速写一个人身后灼目的传奇光环，以及内心隐秘的永不休止的战争与和平！
在蝉声焰炽的酷夏里，在弦月曦微的夜窗前，我几次绝望地抛下发热的电脑，去读述老人的照片。直至年过半百的我，终于变成了那个承受老人轻软的手掌摸过脑袋的孩童。“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去……”（新约《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
2007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