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士金伯阳。
作者：方未艾 纵横 07年9期
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东北工人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先后担任中共北满地委交通员、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常委、省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3 年11月15 日，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 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把金伯阳列为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金伯阳生前曾多次在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
初识金伯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和萧军来到哈尔滨。一次，在黄吟秋的宿舍里，我碰见了金伯阳。金伯阳当时化名杨朴夫，有二十四五岁，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和蔼可亲，像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萧军同他认识以后，知道他具有革命思想，也愿意同他接近。他常到我们的住处看我们，有时我们不在，他就留个纸条写上“杨朴夫来访”。
黄吟秋原名黄仲庵，他在家乡时就参加了革命，成了共产党员。我是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偶然遇见这位在家乡辽宁台安县高等小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这时,他是在安达中学当语文教员，学校放了寒假，他来到了哈尔滨，住在许公路中央大戏院南面的一家木器作坊楼上的一间工人宿舍里。以后，我时常去看黄吟秋。后来他和金伯阳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1932年2月5日，日伪进攻哈尔滨的近郊。黎明时，金伯阳带着一捆油印宣传品邀我同去前线给冯占海抗日部队散发。我们到达第二道防线时，第一道防线已经开了火。我们找到了第二道防线指挥所，见到了营长徐俊武。我们打开宣传品，他看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告东北同胞书》，就留下两张并令传令兵送到战壕散发给士兵。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不少往前线送饭送水的人，还有扛着担架到前线去做救护的人，街上车马行人都不见了，商铺、人家都关门闭户。我们去看黄吟秋，他正忙着刻蜡板，准备印刷传单。
我们和他印完了传单，就谈起了前线抗日部队的情况。士兵不惜牺牲，可是将领们却都想保存实力。中午的时候，就有不少抗日部队纷纷穿过大街向江北转移。下午，我们看见一队队日军开进了哈尔滨。
领来了赵尚志
1932年夏的一天中午，我由道里回到道外十四道街东三省商报社楼上的副刊编辑室，拿起笔来在稿纸上想写一篇杂文，作为第二天副刊的补白。这时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拉开了副刊编辑室的房门。先进来的是金伯阳，后面还跟着一个人。金伯阳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李老弟，我在沈阳工作时结识的一位朋友。”
这个人微笑着我说：“我来自我介绍吧，我叫赵尚志，是奉天省朝阳县人。听说你是台安县人，我们还可以说是老乡呢！大丈夫坐不更姓，行不更名，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何况又在老乡面前。”
这个人说他叫赵尚志，我顿时想起了是在沈阳一个会场上见过他的。那是1930年4月一天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在商务会的会议室开会，欢迎从美国归来的两个留学生。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各会社、各党派、各团体的代表。程纯夫是代表，他去参加，也让我去听一听，我就和他进入会场坐在了一边。会上，讲话的人都赞扬了美国，攻击了苏联。这时，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猛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完全是国民党投靠美帝国主义，扼杀中国革命，中国劳苦大众都看得清清楚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打倒……”
他还没有喊出打倒什么，就冷不防地被两个宪兵扯了下来，推推搡搡出了会场。同时还有两个青年人向会场上的人们散发传单，也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扯着膀子拽走了。那个青年人就是赵尚志，现在他来到我面前，又称是我的老乡，我感到荣幸，不知如何对他表示敬意。
那时我不会吸烟，也不爱喝茶，就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包杨朔送给我的俄国人做的奶油点心，放在他们两人面前。赵尚志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还说：“正好今早我还没有吃早餐，就吃你的午点吧！”他一边吃，一边说话，我感到他这个人不仅英勇豪爽，心胸开阔，还不装腔作势。他吃得足了，就用床头毛巾擦了擦手说：“你叫方曦，又叫林郎，我看过你写的文章，你是姓方，还是姓林，是真名，还是假名?有人说你和三郎（即萧军）都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军事，怎么都拿笔杆，干起文字这行来？不瞒你说，我在黄埔军校也学过军事，我总想拿起枪杆子干革命，同敌人斗争才痛快。我已经想好了，要到汤原、珠河一带找孙朝阳去，参加他的救国军，你是不是愿意打游击去?我们可以一同去。”
听说他要到孙朝阳率领的救国军去，我就说：“孙朝阳可靠吗?他是有名的土匪头子，你认识他么?”他说在1927年被捕后，在吉林监狱认识的孙朝阳，都在狱里做木工活，两个人很合得来。接着，他问我：“你在沈阳时认不认识苏子元和韩守本?”
我说：“苏子元我知道，他是我在辽中师范读书时的校友。韩守本我不认识，也不知道。”
金伯阳像想起了什么，看到雨住天要晴了，站起来对赵尚志说：“还得去，我们避完了雨，可以去了。”我送他们到楼梯口，赵尚志回过头来说：“你等我的消息吧！”还举起他的草帽向我摇了摇。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哈尔滨这年发大水，东三省商报社被淹没了，我寄居在道里四道街西门子经理家时，金伯阳曾去看过我几次。他告诉我，赵尚志真的到孙朝阳那里去了。他还评论赵尚志说，赵尚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几次被捕、几次入狱都坚贞不屈，奋斗不息。
结识杨靖宇
1932年10月初旬的一天上午，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的金伯阳和一位浓眉大眼、脸颊消瘦、颧骨突出、身穿灰布长衫的人，来到东三省商报社找我。那时，我是副刊编辑。
金伯阳指着木椅上的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好友张贯一先生。”
这位年近30岁的人，对着金伯阳说：“怎么称起我先生来了，叫我张贯一或叫老张不就得了。”他说着站起身与我握手，握得很有力。
我听他的口音近似河南乡音。这时，他的两道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在消瘦的脸颊上充满微笑。我立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面，也好像在哪里听过他的话音。
张贯一对我说：“我读过你的文章，在街头和小饭馆见过，也听金伯阳多次讲过你。早想来拜访、请教。听说你和三郎都是军校毕业，学过军事的，前几年在东北军里也拿过枪杆子，抗过日。为什么都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了？”
这话问得突然，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我心里想到，他一定是位党内同志。
我回答说：“我们虽然在讲武堂学过几年军事，因为没有实力，也没有经验，队伍和日本人一交火，就被打散了。我和三郎只好跑到城里，暂时靠拿笔杆子站住脚，立住身，再寻出路。”
“仗打败了，队伍打散了，这不是你们的问题。东北军对日军不抵抗，这是主要的原因……”
我对他讲了在东北讲武堂的往事，讲起“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亲身经历的事情。他很注意地听我讲完，就讲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号召和宣言的内容以及所起的作用。那时，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些政治形势和事态的背景。他特别讲到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要组织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军，每个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都要参加反抗斗争和武装斗争。
他动员我说：“你和三郎在城里拿笔杆子文斗，不如到农村去拿起枪杆子搞武装斗争好。”
在一旁看报纸的金伯阳说：“我多次向他们讲过，现在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否则，白学了好几年的军事。他俩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老张，你虽然没有在学校学过军事，却在家乡率领部队对敌军作过战。” 他说：“伯阳说的对，我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要是有军事知识去参加战争，那就更好了。你和三郎学的是哪一科目军事？”
“我学的是骑兵科，三郎学的是炮兵科。”
“骑兵科、炮兵科打仗都是用得上的，我和伯阳要到吉海铁路沿线打游击去，你和三郎考虑考虑，是不是同我们一起去，或是以后再去？”
我听他这样说，知道是在动员我们去打游击，就坦率地说：“我考虑考虑，也告诉三郎考虑。”
这时，金伯阳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你和三郎都在吉林呆过，在认识的人中有可信赖的人吗？我和老张去吉海铁路线，要先到吉林市里去一段时间。”
我知道事关重大，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在毓文中学有两个学生很可信赖，一个叫林炜晨，一个叫公策勋。”
我不放心地问：“能记住吗？”
“干革命，连两个人的名字都记不住还行？”张贯一说，“做我们的工作，需要很好的记忆力和眼力。记得春天我同你和三郎在头道街那个小客栈住过宿，在煎饼铺吃过煎饼卷豆芽。我同伯阳在道里中央大街上，在江北的太阳岛上，也看见过你几次。看的出你是流落异乡的人，后来在报上多次读过你的文章……”
他这一说，我全想起来了。当时，他穿身普通工人的服装，他的乡音和面容，给我印象很深。难怪我一见到他，就觉得面熟，听他话音就觉得耳熟，他刚进屋一见到我，就很亲热也很信任。
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开门进来的是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老李，他来取要排印的稿子。我将编好的稿子交给他，其余的让他下午来取。
金伯阳看我正忙着，和张贯一一起告辞。我见张贯一脚上的鞋太破旧了，顺手把床边刚买不久的一双皮靴送给了他，并让他当时就换上。他也不客气地穿上，在地上走了几步，说：“挺合脚，我就穿走了。”
我送他俩到门口，他们关紧了门，不让我送，没有说什么，挥一挥手就这样分别了。
1933年初，金伯阳在吉海铁路沿线一段时间，他和张贯一到磐石组织抗日游击队。金伯阳回到哈尔滨后，老张留在了那里，带领游击队打日本关东军。我听金伯阳说，张贯一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年5月入党，曾三次被捕，均被党组织营救出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后任东北反日救国同盟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和中共满洲委军委书记。1933年初，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张贯一是他的化名，他到磐石后用了一个新的化名就叫杨靖宇。
1933年夏，金伯阳和赵一曼先后去过珠河。他们回来时对我讲，孙朝阳被国民党骗到哈尔滨在三棵树被暗杀了以后，赵尚志在孙朝阳的救国军里就受到了排挤。他领出了一部分人，在珠河组织了抗日游击队，队伍一天一天壮大起来。
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1933年10月的一天晚上，黄吟秋和金伯阳到我住的单身宿舍来找我。他们向我宣布：经他们介绍，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我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以后，我的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分配。当时我已有了认识，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当然应该一切听从革命组织分配。
在日伪残酷统治时期，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革命同志之间的联系经常都是采取直线联系，那时我和黄吟秋、金伯阳就是这种直线联系。但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有时也发生横的联系和接触。那时，我和金剑啸、赵一曼、吴健、罗烽、舒群、李文光以及由外地来到我的住处临时住宿的一些不知姓名的同志，就是这种横的联系。
萧军那时先是同黄吟秋、金伯阳有了联系，以后同金剑啸、舒群、罗烽、侯小古有了联系，又参加了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以及文艺刊物，同党组织也有了联系。但是谁也没对谁讲做了哪些工作。
赵一曼教我学马列
我刚参加党内工作时还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也不深。当时选用来稿和自己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审批，完全由自己决定，有时这个可利用的刊物也就不能完全合乎党的指示。同我单线联系的金伯阳向我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我很好地利用副刊，作为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
这天晚间，金伯阳来到我的住处。他戴一顶新礼帽，身穿一套新西装，外罩一件新大衣。在电灯光下，显得英俊豪爽。
他看完我写的画展观后记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城市里的日本宪兵、警察对抗日人士进行镇压，在乡村的日本兵围剿抗日游击队，归屯并户，形势很严峻。当前，我们要注意隐蔽自己，保护力量。你在报上介绍助赈画展，最好说是做慈善活动，多从艺术和人性上讲，让人多去看就行了，不要直接讲有什么革命进步意义。”他说，现在我们在新闻阵地上站住脚，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暴露自己，要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素养等。
还有一次，伯阳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稿，认为内容和写法都存在问题。他提议给我介绍一位同志，让我好好向她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表示欢迎。
一天上午，伯阳来到报社找我，说要给我介绍的这位同志正在公园等待同我接头。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同伯阳前往公园。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道向北没有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边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走近她不远，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
她慢慢站起来，在我们走到她身前时，她先让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伯阳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就是他和她讲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伯阳说，他称李洁为李大姐。她比我大一岁，我也称李洁为李大姐。从她的话语中，可以听出她有很重的四川口音。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李洁就是在1936年8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
1932年冬天的一天午间，一曼同志在和我说她看过《五日画报》，有些文字也不怎么进步。她还问《国际协报》编辑长王研石和王岐山是不是弟兄，我说不是，有个外勤记者叫王凤山的，他们是弟兄。她说，她常看见王研石在大街上，有一种绅士派头。我说王研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他是有意摆架子，他的内心是爱国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曾向关内报纸发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她告诉我，只要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让他走上革命道路。
又一天下午，一曼同志来找我，叫我不要再在报社宿舍里住，最好找一俄国人家租一住处，那样比较安全。她说，她就住在俄国一个老太婆家。这个老太婆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老太婆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她。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太婆像对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老太婆感到安慰，她也感到幸福。老太婆很富裕，一切费用都收得很少。看她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穿过和没穿过的衣服借给她。她说，她穿的这件皮大衣就是这位老太婆借给她的，她不穿，这位老太婆还说，你挨冻，我心疼。
根据一曼同志的意见，我去找了几个俄国人家，都没有找到可住的地方，我就搬到马街一个波兰女人开设的瓦尔沙瓦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这个小旅馆房间不多，地址又偏僻，旅客很少，生意也很萧条，日伪都不注意。我住在那里以后，伯阳去看过我几次，他知道了这种情况，也在我的房间对面租了一个房间。不久，又有一位吴健同志来和他同住。
一曼同志来看我时，给我讲些问题以后，常到对面房间去看伯阳和吴健。有时我也和她同去，认识了吴健。吴健有30多岁，是上海工人，在上海参加过三次工人起义。他额上有一块伤疤，据说是在上海一次浴血斗争中留下的纪念。他常给我讲他的革命经验，还教我唱革命歌曲。
伯阳和吴健常换上工人服装，到三十六棚工厂和车辆厂的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有时一曼穿着朴素衣裳也与他们一起去。有几次我和她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都与她亲切地打招呼，下车时还不住向她挥手告别。
1933年春节前一天，有两位三十六棚的工人给伯阳和吴健送来半袋面粉和一盆和好了的肉馅，让他们在除夕包饺子吃。
这晚，一曼来了，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也来了。大家一面谈笑，一面包起饺子来。一曼也让我前去参加。我说我不会擀，也不会包，她就让我摆饺子，下厨房烧水。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候在家过大年三十晚上的情景，我们这几个天南海北的人，竟亲如一家在一起过年了。元宵节，我买了几斤元宵，有枣泥馅的、山楂馅的、玫瑰馅的，请一曼吃。她吃得非常高兴，并第一次问起我的身世来。
我告诉她，我生在辽河西岸一个小村子的雇农家庭，父亲在28岁时还在地主家里当长工，不幸得了中毒性痢疾，没经医治就去世了。我当时还不满4岁，我的母亲32岁，她为了把我拉扯大，每天起早贪晚给人纺线，维持困苦的生活。幸而还有伯父、叔父、舅父帮助。在7岁时开始入私塾，我在私塾8年，学的是孔孟之道，看的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考入县立师范，因为反对教员，被学校开除。进入日本学校，参加反日运动，又被学校开除，还被通缉，遂弃文就武。讲武堂毕业后，在军队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感到国家要亡，人民受难，这才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听后，对我很同情。她说她是川南地主的女儿，和我这辽西雇农的儿子，正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后代。可是她马上又说，她虽是地主的女儿，也受地主的压迫。因为在10岁时地主父亲死了，哥哥是家长成了地主，对她是事事限制、压迫，读了几年私塾，不准她去上中学，还要强迫她嫁人。她忍无可忍，就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她哥哥的罪行，发表在一个妇女刊物上，从此她就和地主家庭断了关系。她有一个姐夫是共产党员，培养她，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又帮助她考入了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她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以后，党把她送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残害时，党又把她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在家乡工作，然后又到上海、江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在沈阳工作不久，就来到了哈尔滨。
她说，在私塾也读过四书五经，她非常反对孔孟之道，到哈尔滨后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她当时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是这样八句诗：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从这次彼此谈了身世，又谈了诗的写作之后，她再到小旅馆去看我时，我们除谈革命问题，还谈起文学问题。她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的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很喜欢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
她说三郎和悄吟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想性强，文笔风格艺术性也很高，他们夫妇可以说是两位革命作家，不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
我说，他们夫妇我都认识，我知道他们已经和党内几位同志常接触，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他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过。
金伯阳常到报社找我。有时让我存放一些文件，有时就夜宿在我的床上。这天，伯阳和一位从乡下来的党内同志坐在我编辑室的床上。和伯阳一起来的人，讲了日本讨伐队炮轰城镇、血洗乡村的一些事，讲着讲着流下泪水。屋里三个人默默无语。过了一会儿，伯阳打破沉默对我说：“他是来省委汇报情况的，今晚就住在你这里。你们晚上再长谈好了。”
伯阳和那位同志说完就走了。一连几天，我帮助伯阳和那位同志写材料。
一天晚上，我正和新来的同志商量给乡下同志买药的事，恰巧老社长送来150元哈币，放在桌上，没有说什么就慢慢地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还未起床，伯阳来了，说还要买几种贵重的药，缺点钱，让我想办法。我就把这150元哈币拿了出来。伯阳只拿走130元，给我留下20元。
永别
1933年的中秋节后，伯阳通知我说，党组织决定要我离开哈尔滨，到苏联去学习。金伯阳对我说时，态度很严肃，不像以前说话那样随便。我便离开哈尔滨，到苏联的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去了。1935年秋,我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的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工作。不久，又被分配回国。我是夜渡黑龙江，在瑷珲乘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住在太古洋行杨朔那里。他告诉我，在我出国以后，许多同志和朋友，有的被迫离开，到内地去，始终没有消息；有的在大逮捕时进监狱，至今生死不明；有的到游击区，参加了同日军的作战，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还在英勇战斗。听别人传说，我给他介绍的日语老师伯阳，去盘石参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说到这里，杨朔不禁潸然泪下。
我虽然是半信半疑这些说法，但回想起伯阳为祖国、为人民、为党那样艰苦奋斗，忠贞不渝，对我和萧军以及对同志那样满腔热情的帮助、无微不至的关怀，也不禁有些神思不定，感到眼湿心酸。
传说就不一定是事实。多少年来，我都以为伯阳还活着，还像以前一样在什么地方艰苦卓绝地、无私无畏地继续战斗。全国解放以后，我常盼望听到他在哪里工作的消息。可是几次听到的，都说他的姓名已经列在烈士馆，印入烈士传里了。
这终于使我相信，伯阳真的像他所写的《述怀》诗，“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他的一片丹心和满腔热血，永远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
[ 此贴被红旗飘飘在2008-06-09 17:06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