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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寻找赵一曼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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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红旗飘飘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08-06-16
                      作者:杨自田
    
       电影《赵一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电影《赵一曼》就在全国城乡放映了,当时,谁不被这位抗日妇女的英雄事迹感动?然而,她的身世如何?籍贯何在?影片中却没有一个镜头或台词提及。剧作家于敏直到把剧本写完,拍成了电影,也没能搞清赵一曼是什么地方的人,更不知其身世。
  
  二姐情深意切思幺妹
  
  祖国解放了,在欢庆胜利的喜庆日子里,几乎所有活着的人都在回忆和怀念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牺牲的战友和失去的亲人,李坤杰更是苦苦思念着她的幺妹李坤泰。是李坤泰发展自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她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妹妹的聪明才智、敢作敢为、反抗精神、音容笑貌以及在二姐面前撒娇的神态,仍然历历在目,不时地在李坤杰脑子里闪现,让她寝食不安。
  现在,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压在头顶上的乌云驱散了。在蓝天白云下的欢呼声中,压在心底的姊妹情,似山泉般涌出———幺妹,你在哪里,你还活着吗?
  
  照片的出现
  
  二姐李坤杰和幺妹李坤泰在一起生活了近20年,却没有留下幺妹的一张照片。尽管幺妹的形象永远不会从脑子里消失,但终究是个遗憾。
  1952年,李坤杰从泸州回到宜宾,一天,郑双璧大姐(1926年赵一曼在宜宾女中就读时的同学)突然将一张两寸的照片递到李坤杰面前说:“二姐,这是淑宁(李坤泰别名)在上海时邮寄给郑易楠妹妹的照片,妹妹要我设法转交给你,这些年由于世道混乱,一直没法找到你,现在把它交给你。”
  李坤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她接过照片一看,顿时热血沸腾,两眼紧盯着照片上的大人和孩子,直到双眼模糊,泪水似涌泉般淌下来。可幺妹现在在哪里?郑双璧大姐一点线索也提不出。
  李坤杰捧着照片,更加紧了寻找、打听。
  
  早来的喜讯
  
  1954年元月,李坤杰听说家住宜宾的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先生要去北京开会,她立即前去向他讲明情况,恳求他帮忙寻找妹妹。江子能把这件事牢记在心,到了北京他抓紧开会的空闲时间向全国各地来的同志打听。就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当时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何成湘同志(宜宾珙县人)前来看望江子能,他们也是20多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见面的激动过去后,江子能就把话题转到寻找李坤泰上去了,何成湘听后,说到,巧了,我也正要告诉你,电影《赵一曼》里面那个赵一曼就是姓李,是四川人。1934年她和一个姓曹的同志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后,由于身份暴露,老曹同志被捕牺牲,她也被敌人追捕得很紧,组织决定她转移到珠河游击区工作。转移时是我找她谈的话。由于接触时间少,没能了解她的身世,为了能更隐蔽,我建议也改姓李,她说我本来就姓李。到了游击区她让老百姓都叫她“瘦李”。后来她在游击区干得非常出色,不仅建立了非常好的群众关系,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要不咋会有那个电影呢?我今天来拜望你,也是要请你回去查一下是否有这个人。
  江子能顿时兴奋起来,于是,又把李坤泰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何成湘听后,同样感到兴奋,接着问:“有她的照片吗?”江先生说:“听说有一张,回去后就给你寄去。”
  江子能回宜宾后,立刻把情况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一边听一边激动得热泪流淌:“赵一曼?难道赵一曼真的就是我的幺妹?”
  她立刻将那张照片给何成湘寄了去,同时她又接连看了几遍电影《赵一曼》。
  
  希望中的失望
  
  照片寄出后,在等待何成湘回信的那段时间里,李坤杰仍然不懈地四处寻访。她写信去西安问郑双璧的妹妹郑易楠关于那张照片的来历。郑易楠回信说:“在上海时,我和淑宁经常见面,帮助她解决过不少生活上的困难。她从宜昌回到上海住在离我住地不远的地方,那段时间几乎天天上午她都要抱着她的孩子提着菜篮子,借买菜的机会到我们屋里打个转身。我们一边抱着孩子玩,一边和她摆龙门阵。她经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我们怕别人听见常用手捂她的嘴巴,让她小声点。有一次,有半个多月不见她来了,我们正担心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抱着孩子闯进屋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神色慌张,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患虎烈拉了(暗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要马上住医院!’说完转身就走了。她把孩子扔下后,可把我们害苦了,孩子才半岁多,一会儿要妈妈,要吃奶,哭个不停。一晃一个月快过去了,淑宁才回来。把孩子抱走后,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以后就失掉了联系。”
  李坤杰根据郑易楠提供的线索又直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打听,周总理又将原信转给了全国妇联主任蔡畅,请她帮助查询。然而,查询的结果仍没有下落,接着她又登报寻找,还是没有结果。
  
  陈掖贤思母、寻母
  
  又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坤杰访问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就是幺妹李坤泰的小姑子,接着又打听到幺妹的爱人陈达邦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尤其值得庆幸的照片上的那个怀里抱着的小娃娃,已长成20多岁的小伙子,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他叫陈掖贤。
  经过各种努力,陈掖贤终于和李坤杰通上了信。陈掖贤在第二封信里这样叙述道:
  “姨妈:……我在十二三岁时就知道妈妈叫李一超,当时还在养父家里,我和家里其他人合不来,曾隐隐约约听人说我是个野孩子,后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说我是八叔(陈达邦)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父母)的,我妈妈早就死了。后来又听说妈妈是共产党员。1947年,四姐陈志贤从北方到南京(我当时在南京),告诉我说,我妈妈叫赵大姐,是做过很多革命工作的(是她在一个地下党员卢大姐处听来的)……八叔和妈妈分手后就到法国去了,慈姑(陈琮英)后来和妈妈也失掉了联系(我到养父家还是慈姑跟妈妈一起送去的)。他们也知道李一超同志曾化名姓赵(赵大姐)在东北牺牲,但找不到证据。1951年碰到文士祯同志(和八叔一起在法国工作,后来又在东北工作过的),他说,李一超的事迹和电影上赵一曼的事有相似处,可能赵一曼这个电影写的就是赵大姐(李一超)。但文士祯也仅仅是认识我妈妈,并没有和她在一块儿工作,他说李即是赵亦不过出于揣测……”
  
  何成湘的来信
  
  何成湘收到李坤杰寄去的照片后,他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接着又带着照片亲自到曾经战斗过的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印证,还与一些当事人进行寻访,最后才给李坤杰写了回信。
  1954年8月末,李坤杰接到何成湘同志的来信。
  坤杰同志:
  ……逸(一)超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同她见面较多(我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派她到游击区工作时,还是我和她谈话后派去的,以后她在游击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日寇的严重注意,她的活动曾轰动一时,“赵一曼”的声名大振……
  你寄来的相片很好,来信也好,但我希望你将一曼的情形再详细告诉我,以便介绍和宣传……
  李坤杰读完信,一阵欣喜涌上心头,日夜思念寻觅的幺妹,终于与抗日联军中的赵一曼联系起来了。
  
  她就是“瘦李”
  
  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拿着那张照片去赵一曼战斗过的地方———黑龙江省采访,首先找到了董老汉。董老汉是当年赵一曼从医院里逃出后用马车载着她往山上逃跑的车老板。他身板硬朗,眼睛明亮,他从记者手里接过照片一看,立刻喊道:“是她,是赵一曼,没错。”
  记者又来到赵一曼领导过的游击战斗区———哈尔滨以东的珠河地区,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看了照片又都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就是赵一曼!”他们还向记者叙述了赵一曼如何精明能干,说话有时露出四川口音,能文能武,枪打得很准;说话声音很大,还说她如何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说她走后乡亲们如何舍不得她。
  
  最后的证实
  
  调查人员走进黑龙江省档案馆,翻开一个个日伪档案卷袋,终于发现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况记载。真实地记述了赵一曼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尤其是一份又一份的审讯记录,日、汉两种文字,清晰而真实。看着那些审讯记录,使人感到一股革命正气在眼前奔涌,那是钢、是铁,是敌人永远无法摧垮的力量。
  突然,一张泛黄的照片从一个卷袋里掉出,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拍照下来的———肉体的创伤使她显得有些痛苦,然而她又十分安祥。那紧闭的嘴唇,那闪亮的眼睛,那漂亮的脸蛋,还和抱着孩子时照的相片一模一样,面部表情还是那样透着一股什么也不怕的魅力。
  她,就是赵一曼,就是“瘦李”,是四川宜宾出生的李坤泰,是李坤杰的幺妹!
                         
[ 此贴被红旗飘飘在2008-06-16 18:56重新编辑 ]
红旗漫卷西风烈.
浩气长存志青云
离线红旗飘飘

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08-07-26
  
石联星
  演员、导演。石联星1914年生于湖北黄梅县,1932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参加革命后不久即奔中央苏区先后在列宁师范、红军学校看护连、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苏区星火剧团任文化教员、演员。曾加入上海救亡剧队和新中国剧社。石联星同志是苏区红色红剧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她因主演话剧《武装起来》、《海上十月》、《沈阳号炮》及参演《我—红军》、《女英雄》等话剧,同李伯钊、刘月华一起被誉为当时的”三大赤色红星”。之后她在《疯了的母亲》、《水车转了》、《大地回春》、《日出》、《大雷雨》等剧目又中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石联星积极献身于年轻的人民电影事业。她主演了《赵一曼》、《湖上的斗争》等影片,参加了中苏合拍的《风从东方来》的导演工作。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北京电影学院教表、导演课。尤其是她创造的赵一曼的形象,轰动了新中国,曾给予亿万人民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在1950年第五届国际电影比赛大会上,《赵一曼》受到热烈欢迎,石联星也因此荣获了“优秀表演奖”,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争得了荣誉。

    1961年,石联星重返话剧舞台,在北京人艺先后与欧阳山尊等同志合作导演了《渔人之家》、《红岩》、《年轻的一代》、《生活的彩练》等多幕剧。十年浩劫之后,她带病深入生活、写剧本,一直没有停止艺术创作。1984年8月1日.石联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0岁。她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

  石联星是著名电影演员,1932年参加革命,在瑞金苏区进行艺术活动,被广大红军和苏区群众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其余二人为李伯钊、刘月华)。1949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赵一曼》,成功地塑造了革命战士赵一曼的英雄形象。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从事电影和戏剧的导演、演出活动。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8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记者近日从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一些史料中,了解到石联星当年从上海—汕头—潮州—大埔—上杭边—汀州(长汀)—瑞金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跋山涉水携带两箱红旗进入苏区的艰险故事,至今仍是那么鲜活———

  女学生从上海启程开始惊险之旅1932年,白色恐怖的上海,在霞飞路和合坊里弄住着的石联星等几个从湖北逃出来的女学生,她们到上海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她们要到苏区红军里去当护士,因此互济会的老李带来一位陌生人并介绍说,这就是带她们到中央苏区去的交通员阿丙同志(即熊志华,福建永定人,曾担负过白求恩从香港到汉口的护送工作,解放后在上海市委任职)。阿丙操着流利的上海话,说很快就要启程,要她们换掉学生装,穿上普通广东妇女穿的衣服,行李尽量简单些,第一批只能带两个人走,因此决定让石联星与同学小孔先走。

  启程时石联星两人除带简单的衣物外,最主要的是带了两木箱红旗,这是上海工人亲手绣给苏区和红军的礼物。石联星和小孔担心不能带,根本不知如何是好,急得脸都红了。交通员阿丙叫她们不要操心,他会很好地安排,放心大胆地跟他走就是了。于是他们一起乘黄包车,那两箱红旗用另一辆黄包车拉了跟着走。到了黄浦江边出海的码头上,上、下船的行人格外多,码头上还有人在检查旅客的行李。石联星和小孔心里正发愁那两箱红旗怎么办时,只见前面有两个戴着红帽子的搬运夫已扛着那两只装红旗的木箱挤上跳板,在人群中向船上走去。石联星紧张地擦了擦头上的汗,跟在阿丙的身后走上了跳板,挤上了船。进了统舱,那两位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早已将箱子平平安安地放在船板上转身就走了。从此这两箱红旗再没人管了,也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在汕头平安无事逗留了一个夜

  船出了海,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海面风浪很大。石和孔都是第一次坐海船,她们俩躺在统舱的躺椅上因头晕而起不来,海风吹透了她们单薄的衣衫。虽是夏季,两人仍然感到很寒冷。但她们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两箱红旗。一是怕被敌人发现了,二是怕乘客把它偷走了,心里忐忑不安。护送她们的交通员阿丙躺得离她们不太远,他不怕船的摇晃,在船上自如地走来走去,时不时给石联星两人送这送那。石联星和小孔吃不下什么,而且还不断地呕吐,那两只箱子随着汹涌澎湃的海浪在船板上滑来滑去,船上的乘客都躺在躺椅上谁也不去注意它。拂晓时他们胜利地到达了旅途的第一站———汕头。

  船靠岸后,阿丙找到两个脚夫扛着这两箱红旗进入海滨的一家大旅馆。阿丙和旅馆中一位二十多岁的茶房打了个招呼后,这茶房机灵地接过箱子,然后很有礼貌地将石联星和孔安排在旅馆进门旁的一间不小的客房里住。阿丙买来许多新鲜的水果,他故意地将房门敞开,三个人有说有笑地大吃起来。旅馆很是嘈杂,打麻将的,拉胡琴唱戏的,饮酒作乐的,国民党军官带着妓女出出进进,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种情景下,阿丙神情自若,显得非常清闲,拖着一双拖鞋,叼着一支香烟,大摇大摆地在旅馆门前踱来踱去地散步。他这种轻松给石联星和小孔两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壮了胆,使她们的心情不再那么紧张了,饭也能正常地吃下去了,终于平安无事地在这里过了一夜。

  经由潮州费尽周折踏上红色土地

  第二天他们带着这两箱红旗乘火车到了潮州,后又乘船到大埔。大埔这个交通站是紧靠河岸的。小船靠岸后,立即有个挑夫将两只箱子挑走。石联星和小孔随着阿丙一步步地走上岸边的坡道,走进这座沿河的楼房里。这家主人又是沏茶,又是打洗脸水,忙着做菜给他们吃。吃完晚餐后,主人安排石联星和孔住在后面一间小屋里,屋很小,只能容纳两个人。当时是夏夜,蚊子很多,老奶奶拿了小竹椅坐在她们床头的走廊处守着,手里拿着一把大葵扇给她们赶蚊子,不断地为她们打扇。

  出发时除阿丙外又添了两人,一位是挑箱子的,另一位是近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儿,穿着对襟短衫,显得很有精神,有两支手枪紧紧插在他的腰间。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高个儿交通员牵着石联星,阿丙牵着小孔,他们几个一脚泥一脚水、深一步浅一步地在山路上试探着走。石联星和小孔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在泥里水里摔了一跤又一跤,但是她们仍然坚持前进。一路上老是怕碰到敌人,有时一有动静两个女孩子的心就提到嗓子上,有时藏到交通站的夹墙里一呆就是一天。费尽周折到了福建地界,又跑了两里多路,赶到一条河边,上了一条小小的渔船,两箱红旗也搬上了船。小船终于在黎明的清晨把她们送到对岸———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上。“红色苏维埃的天是那样晴朗,红色苏维埃的土地是那样芳香。”石联星后来在1981年的回忆录中感慨万分,“在快乐而又有趣的气氛中,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当我们再起程时,阿丙领着我们骑着枣红马,经过长汀,翻越崇山峻岭,最后抵达红色的首都瑞金。交通线上的每一个战士为党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呵!”
红旗漫卷西风烈.
浩气长存志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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