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延安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原本毛主席提出的“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言。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可是这个运动被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扩大化了，他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大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好同志、好党员蒙受不白之冤，被整成CC分子、复兴社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托派和叛徒。这个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以后，很快波及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晋绥边区紧挨着仅仅一河之隔的陕甘宁边区，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一
1943年寒冬腊月，我所在的“战斗剧社”除了经过长征的歌舞队红小鬼之外，全体奉命渡过黄河，在河畔的彩林镇参加整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以及各军分区的部分干部也纷纷来此报到。各军分区前来报到的干部有一部分是长期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干部。
我原本想，整风嘛，就是学习文件，相互讨论，提高认识，时间不会很长。谁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参加整风的人员全部到齐了，这一天召开整风大会，会场设在两排窑洞之间的一个席棚下，大家坐在用砖头架起的木条上，每人拿一本“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据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挖出了不少国民党、三青团、CC、复兴社和日本特务，他们潜入革命队伍施行破坏和窃取情报活动，托派分子和叛变分子也乘机兴风作浪，所以要进行这次“审干”运动。当时我认为审干是正常的，也是必需的。
我们晋绥军区的整风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锄奸部李部长是一个水手出身的红军干部，此公身处要职，语出惊人，他在大会上公然叫嚣说：“如今是特务社会化，从南京到北平的路上，随便抓一个人都可能是特务，连‘童子军’（国统区中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也已经成了特务组织了。今天我们号召所有有问题的人赶紧向组织坦白交代，只要交代了，可以保留军籍、保留党籍、保留工作。如果不坦白交代，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要枪毙。想逃是逃不了的，前面是黄河，如果你跳黄河畏罪自杀，那你是死特务。活路只有一条，坦白交代，既往不咎。”
在会场上，一些早已秘密布置好了的“积极分子”各自手里拿着小本本偷偷看一眼就举起拳头大喊大叫起来：“××坦白交代！”“欢迎自新悔过的失足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交代死路一条！”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火药味十足，被点了名的一个个手足无措，脸色苍白。我被这种场面吓懵了，在那些被点了名的人中间，有的是我的老战友，有的是战斗在敌占区做敌后工作的同志。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从大后方到解放区的同志几乎全都是国民党特务，从日本占领区来的全都是日本特务，我还天真地认为自己太不警惕，太没头脑了。
头一天被点名的人还不算太多，只有五六个人。会场上狂喊了一阵口号后，各个班都回到各自的窑洞里，各自“抢救”本班被点了名的人。我所在的班里共十几个人，被点了名的是文化娱乐科的靳科长，我庆幸虽然也是从上海来的，可是并没有被点名。
小组会开得很特别，所谓“帮助”失足者，其实就是逼、供、信。那位靳科长矢口否认自己有政治问题。开会期间按政策规定不许打骂，可是聪明的“积极分子”自有妙法，大伙围着被抢救者不断地又推又搡又摇。虽然不许谩骂，但贬斥的言词比骂还难听。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大发明是由领导安排班里的积极分子们轮流“帮助”被点名者。每晚就寝之后，由一个积极分子带着被抢救者来到雪地里，迎着凛冽的寒风进行“帮助”，约摸帮助了个把小时后，换一个人接替继续“帮助”，就这样连续几个晚上不让被帮助者休息，让被帮助者直熬得头昏脑胀，疲惫不堪。在冷风中站立太久，冻透全身，手脚冰凉，这种全世界都少见的奇特的“帮助”非常奏效，一些被“帮”得实在忍受不了的人，只得承认自己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同时觉得“坦白从宽”了，还能保留党籍军籍和工作。
二
过了几天，再一次开大会。会场上，各个连宣布本单位的“战果”，同时指出死不交代的“顽固分子”赶紧悬崖勒马。接着由“坦白”者亮相，登台讲自己“陷入泥坑”的经过。
我们队上有一位独立二旅“战线剧社”的董社长，他紧绷着脸，迈着沉重的步子跨上土台，在众目睽睽之下说：“我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派来的桃色特务，我的编号是×××号，我的任务是专门破坏高级干部的夫妻关系。”主持大会的干部立刻插上去高呼口号，台下群众鼓掌欢迎，锄奸部李部长上前和董社长握手，庆贺他的“新生”。我这时听傻眼了，董社长是我的老战友，他多才多艺，工作积极，怎么原来也是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呢？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登台坦白交代，此时又听到会场里响起了新的口号：“朱丹赶紧交代坦白。”“回头是岸，既往不咎。”
朱丹是我们战斗剧社的社长，和我都是1939年同时调到“抗大二分校文化工作团”的，后来先后调到“战斗剧社”，他怎么也有问题呀？他坐在我的前排，我探头看到他此时紧锁双眉，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着什么，我好奇地再伸头一看，啊！他写的是：“我是复兴社派进来的。”不对呀！我们在文化工作团时，他就公开说过他参军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需官，集体加入过复兴社，怎么也是派遣特务呀？
此时“抢救大会”获得了第一战役的“巨大胜利”。主席宣布休息片刻，大家走出会场。只见有的人兴高采烈，有的人垂头丧气。我心中满是狐疑：怎么多年在一起的战反顷刻之间都成了特务呢？就在此时，政治部管理处处长老廖（红军长征干部）走近我问：“严寄洲！大会开得怎么样呀？”我说：“真没有想到，太可怕了。”老廖又说：“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交代呀！”我说：“我的思想落后，应该深刻检讨。”老廖摇了摇脑袋说：“不！不是要你检讨思想，是要交代你的政治问题。”我一听脑袋“轰”的一下几乎要爆炸了。我急忙分辩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从上海到延安入了党，都是清清楚楚的么。”老廖打断了我的话：“不要把门封死么，组织上有你的材料，你要争取主动才对呀！”我还想争辩，开会的哨音响了，大家急忙一窝风似地涌进会场。此时此刻我的脑袋里混乱极了，心急如焚地跟着大家进了会场，我感觉到好像掉进了茫茫大海，又像是跌到了万丈深渊。
主席宣布继续开会，紧接着那些早已布置好了的“积极分子”又吼叫了起来：“欢迎某某坦白交代！”“拒绝交代死路一条！”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刺激着我的神经：“欢迎严寄洲坦白！”“严寄洲要老实交代！”我一听顿时浑身冒汗，紧张得直发抖。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恍悟，难道那些坦白交代的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吗？
三
晚上，我所在的班分成两个组，分别对我和文娱科靳科长进行“帮助”。围着我的四个人要我详细交代，我是怎么从上海到延安的，他们要从中挑刺找漏洞，四个人几乎都是身强力壮，他们你推我搡，对我不断提出疑点，纠缠得我语无伦次，连自己也觉得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那位河防司令操着陕北口音问：“我问你，你在上海吃什么饭？”我答：“大米饭。”问：“延安吃什么饭？”答：“小米饭。”问：“大米饭和小米饭哪个好吃？”答：“大米好吃。”问：“那么你为什么大米不吃，要跑到延安来吃小米？”我有点火了，说：“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打日本！”旁边一人冷冷地说：“你算了吧，谁相信你那套屁话。”我也豁出来了，说：“你们有材料拿出来好了，我要有问题可以枪毙么。”班长装着笑脸说：“严寄洲！不要这样嘛，我们是为了你好嘛。”就这样闹了半夜才宣布休会。
我躺在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想这几天不断有“捷报”传来，某某人交代了，某某人也坦白了。我们“战斗剧社”从社长朱丹起也已经“坦白”了一大半人，别人称我们是“特务团”。我脑子里又闪过那个疑团，真会有那么多特务叛徒托派吗？
第二天白天继续开小组会，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对我进行“帮助”，那位锄奸部李部长身披羊毛领棉大衣亲临现场督战来了，这位部长真是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曾经在大会上耸人听闻地叫嚣：“我们八路军的三个师，要整出一个师的特务来，谁也跑不了。”当时我听了心想：要这样，这八路军还怎么能打日本呀！他有一次竟在女生队当众谩骂咱们120师关向应政委的夫人马同志：“要我们尊重你们女性，什么女性？××。”今儿他来我们组，背后跟着一个秘书，手里抱着一摞大信封，我想今儿没有好果子吃了。
李部长瞟了一眼炕上的靳科长，没理会他，冲着我开门见山地说：“严寄洲，这些天你很顽固，这对你个人没好处，党的政策你不是不知道，你干嘛还要抗拒坦白呢？”我说：“我没有可交代的，叫我交代什么呢？”李部长鼻子哼了一声，伸手拍了拍秘书手中抱的那些材料说：“这些都是别人交代和你秘密联系的揭发材料，你没有想到吧？”我一听大吃一惊，心中十分纳闷，也非常气愤，这大信封里头究竟装了些什么玩意儿呀？是谁揭发陷害我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一股子犟劲，豁出来了：“我说了几百遍了，我不是特务，不信，你们把材料亮出来好了。要枪毙、要杀头由你们啦。”李部长强装着笑脸说：“严寄洲！你不要激动嘛，我们不是要杀你，是要救你呀！”
我们班住的这眼窑洞，人员分成两半，一半坐在炕上“帮助”那个靳科长，另一半坐在地铺上“帮助”我，正在针尖对麦芒的节骨眼上，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坐在炕上的靳科长经过这半个月的“帮助”，大概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折磨，突然歇斯底里噌地一下蹦了起来，大声吼叫：“老严！党要救我们，咱们不能再顽固硬顶下去了。现在我向党坦白，我是国民党复兴社派进来的特务。老严！今天我和你比赛，看谁交代得好，交代得彻底。”那李部长一听喜出望外，接上话茬说：“严寄洲呀！听见了没有，你要向他学习吆！机会难得，现在就看你的了。”我此时此刻几乎气昏了过去，心想：“老靳呀！老靳。你怎么啦，你今儿个当众点我的名，我该怎么应付呀？”这时其他人喊起了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欢迎严寄洲向老靳学习！”我的精神全垮了，我再也无力分辩了，心想算了，大势所趋，反正交代了也不杀头，硬顶下去没有好果子吃。联想到几天前，我们战斗剧社音乐股的王宁忍受不了折磨偷跑到了后山，饿了两天两夜，无奈半夜跑回厨房偷白菜吃，结果被抓住了。第二天在全体大会上被迫交代了参加“特务组织”的“罪行”。另一次，一个在日占区工作的“敌工干部”跳进黄河企图自杀，被救了回来还得“坦白交代”。此时此刻我的精神全垮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嗫嚅地违心说：“我……坦白，我……是从上海派到延安来的‘日本特务’。”话一说完，我几乎瘫倒在地铺上，耳边则响起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那位李部长带着胜利的喜悦走了。班长提议大家凑份去老乡家买醉枣来庆祝胜利，现在休息十分钟。
四
我憋着一泡尿，赶紧走出去来到一片小树林里，靳科长也跟着过来方便，我回顾无人，低声问：“老靳！你真是派进来的吗？”靳科长苦笑着长叹了一声：“我要是特务，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醉枣买来了，大家吃着甜甜的略带酒味的美味，我却觉得这枣儿是苦涩的。
几天后，整风队新建立了一个“抢救队”，在各连已经“坦白交代”了的人集中到一块儿。我心想这回可好了，不用再天天无休止地被“抢救”了，可以安稳地等到整风一完再回到工作岗位好好工作了，可是我的想法太天真了。刚脱离苦海又陷进深渊，抢救队的任务是继续深挖狠刨老根，如你是如何参加特务组织的？是谁介绍你参加的？谁派你潜入边区的？来了和谁人联络？发展了什么人？啊呀！这可难了，我总不能信口开河伤及无辜呀。经过几天冥思苦想，依靠几年编剧的经验，我编出了一套绝妙的“戏”作为交代材料。我说：“我父亲是上海的日本特务，是他派我到延安的，暂时还没有跟我联系，也没有给我任务，不许我跟任何人联系，也不许发展组织，等我站住脚之后再等待人接头，接头的暗号是‘大米饭好吃，小米饭不好吃’。至于剧社的其他特务，我们没有直接联系，彼此仅仅是心照不宣。”
我的交代可说是无懈可击，我们班里有一位摄影科长老蔡，会后他感慨地偷偷对我和剧社朱社长说：“嗨！你们行！你们会编剧，我编不了，总是过不了关。”朱丹一听急了：“老蔡，你可不能胡说，我们的交代都是真的。”老蔡说：“算了，算了，咱们大家心里明白。”朱丹向我使了个眼色，我连忙说：“老蔡，你对你的问题，应当写在纸上，不能每次不一样，弄得矛盾百出呀！”
五
“交代”后，我的生活轻松多了，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帮助”别人。谁知道祸不单行，这期间又发生了两次意外的危险。一次与我们剧社的编剧石丁有关。一天，我们在去门诊部看病的路上，他偷偷对我说：“老严！我们班追查我查得实在没辙了。他们逼我交待谁是我的领导？我实在交待不出来，总是过不了关。我想交待你是我的单线领导，你反正已经交代了。”我一听急忙说：“不行，不行，我已经交代过没有发展别人，咋可以乱说呀。”回到班里，我一直心惊肉跳。幸亏石丁没有把我牵连进去。
还有一次发生在年终。整风队领导把我们剧社的一部分“交代”得好的集中到一起，任务是组织一个新年晚会，到各单位整风队去巡回演出，朱丹让我编写一个反映失足青年悔过自新的广场秧歌剧，我接受任务后构思了一个剧本：在上海，特务头子李先生强迫一个青年加入特务组织，后派到边区搞破坏活动，整风中这个青年坦白交代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剧名定为《失足恨》。
大年初一这天，《失足恨》在广场演出了，不料演出后有人告诉我说：“锄奸部那位李部长责问：‘严寄洲为什么把特务头子也姓我的姓？’”我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这不是牵连了姓李的锄奸部长，一上纲上线，这还了得呀。我连忙把剧中的李先生改为水先生，心想很少听说有人姓水的，这样比较保险。
“整风”期间，不少同志身心受到损害，幸亏党中央很快发现了“抢救失足者”的错误，并发布了一本“甄别工作”的小册子，纠正了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整风队解散了，可是我们这一大批受害者戴的“反革命”帽子并没有摘掉，就回到了各自单位。
回剧社后将近一年，刚从宣传科调来的文山指导员找我谈话：“你在整风中交代的参加‘日特’一事，经调查应予否定。”一桩冤案总算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