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红旗飘飘》停刊的一篇文章
2008年01月24日 11:24:14 来源：人民政协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24/content_7486352.html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该剧的总策划和编剧之一王建锋透露，剧中大莲花池街7号的感人故事，是以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蓝本，秦剑和巩向光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他们就是曾在西安工作过的地下党员王超北和李茂堂。《特殊使命》剧本的出炉经历了八年的熔炼，其雏
形是编剧乔辉几乎完全按照庞智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创作的七集电视剧剧本《古城情报战》。而庞智正是王超北当年的化名。
提起中共秘密战线的传奇人物，早就有“南潘北王”之说。“南潘”是潘汉年，“北王”是王超北。反映潘汉年情报生涯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及影视作品早已广为传扬，家喻户晓，而对王超北，人们却知之甚少。其实，王超北惊险曲折的情报生涯，同样富有传奇色彩。他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化名王奇，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后由党组织派到国民党联军驻陕西总政治部工作，任国民党联军驻陕独立第二师政治处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西安、大荔、朝邑一带坚持地下革命斗争。1930年6月在上海中央特科王世英同志领导下工作，同年9月调回西安，任中央特科驻陕甘特派员，打入杨虎城警卫团，任团部军需主任，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担任八路军总部总务科长和运输科长。1939年至1949年转入隐蔽战线工作，任中央社会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处长，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和保护文化古都西安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一次会议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战场上的一个师。”毛主席也曾赞扬说:“庞智是无名英雄。”建国后，王超北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中共西安市委委员、西安市政府委员。1951年调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1956年任外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然而，他的《古城斗“胡骑”》一文生不逢时，一经《红旗飘飘》第十七集发表，他就被投进了冤狱。
《红旗飘飘》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专发革命回忆录的丛刊，创刊于1957年5月，老一辈革命家何香凝、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夏之栩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热情惠稿，予以支持，单是第一集至第六集，就发行了213万册，根据丛刊发表的文章印成单行本的《在烈火中永生》(小说《红岩》的原型)，印数高达328万册。可以说，这在当时，是广大青少年最喜爱的读物，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可就是因第17集刊发了《古城斗“胡骑”》，就被迫在1962年停刊了。
当时主持《红旗飘飘》编辑工作的陈碧芳(即作家毕方)今年已77岁高龄，日前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红旗飘飘》创刊时仅三个半人。即文学编辑室传记组的三个编辑:张羽、黄伊和王扶。另半个是分管该刊的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萧也牧被错划为右派后，室主任才安排我当《红旗飘飘》的负责人。那时候，我们采访过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革命回忆录，大都是我们几个人根据采访记录整理而成的。但《古城斗“胡骑”》一文，却是王超北同志亲自送来的。庞智是他的笔名。那时，他正好有一篇回忆在上海做情报工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看了之后，就想着要去向他组稿。没想到他会主动送稿上门，真有点喜出望外。这篇稿子写得很精彩，回忆西安情报处与胡宗南集团作斗争，故事引人入胜。我们看过之后，就决定采用。但涉及我党秘密战线的革命回忆录，按规定必须送中央调查部审。不巧的是，稿刚送审，中调部长李克农逝世，中调部忙着为李克农治丧，根本无暇顾及审稿之事。而我们的《红旗飘飘》第17集已编就，待《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通过后，即可发稿。为了及时出版，我们问作者，可否将他的稿子送熟悉当年情况的中央领导人审阅。他说，那就请习仲勋副总理审吧！习仲勋当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送他审，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没想到《古城斗“胡骑”》一文送审极为顺利，我们很快就收到了习仲勋副总理‘可以发表’的批示。这样，《红旗飘飘》17集就付印了。这一集的首印数是30万册。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集刚出版，我和张羽正在北戴河采访薄一波，突然接到社里的电话，叫我赶快回京，说《古城斗“胡骑”》出事了，中央调查部来电话，说王超北为叛徒翻案，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赶回北京，中宣部已派来调查组，追查《古城斗“胡骑”》的写作、编辑和送审经过，宣布《红旗飘飘》17集有严重政治问题，30万册全部销毁。”
我问陈碧芳:“你当时知道《古城斗“胡骑”》事件的政治背景吗？”她告诉我说，当时中青社的气氛相当紧张，但是她只以为西安情报处或王超北有什么重大历史问题，并不知道这是康生策划的一个整人的阴谋活动。后来才知道，习仲勋当时还审阅通过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这部小说遭康生诬陷，毛主席接过康生递给他的条子念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并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就这样，把《刘志丹》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翻案的大毒草，习仲勋成了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王超北也因此而受牵连，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把他逮捕入狱。一夜之间，功臣变成罪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大半辈子的王超北竟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致使当时年已六十的他，又坐了十七年冤狱……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此案还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牵扯了进来。因《古城斗“胡骑”》是王超北口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欧阳柏整理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齐燕铭亲自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传达了康生的指示，说庞智所写的西安那个什么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简直是胡闹！共产党哪里有这种东西？……韦君宜见齐燕铭说话时的表情，像是王超北的回忆录简直不值一驳。加上她自己对党的秘密工作确实知道也不多，就想:在国民党机关的院子里安设共产党的电台，这可能吗？特别是审讯一个共产党员，他并没有供出什么来，只怀疑他可能招供，便将他处死，这不是杀害同志吗？……随后，她就把欧阳柏找来谈话。一谈之下，欧阳柏却说他只是在《新观察》当编辑时，因组稿关系认识了王超北，王超北谈过一些别的内容，他记录整理过。后来，王超北说，还有不少材料，愿意找他整理。他听了听，也觉有意思，便答应了。问及西安地下党那个机关到底怎么回事，他除了王超北所说之外，实在一概不知，和他们也没有别的关系。至于她说的以国民党面目擅自打死并未招出什么的共产党员是犯罪，他说他连想也没想过，只以为王超北那么干就是革命的。他是个候补党员，对党内的一切，茫无所知。然而，中宣部却认为欧阳柏问题重大，可能也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中宣部出版处副处长许力以多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催此案。可是无论韦君宜怎么问来问去，欧阳柏都交代不出新的材料。欧阳柏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记者，按其历史，实在也不像是参加了“西北反党集团”。当时韦君宜就想:也可能王超北真是个坏蛋，把反革命历史当革命历史瞎吹。可是这个欧阳柏实在不像参加了他们的阴谋，难以判罪。她把她这个“审理结果”汇报上去。中宣部也跟欧阳柏谈过几次，并未发现超过韦君宜所得的材料。但是，却从中直党委通知下来:停止给欧阳柏这个候补党员转正，并停止他阅读一切文件刊物、听一切报告(包括普通非党编辑听的报告)的权利。
令韦君宜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案子没有完全结束，波浪就冲击到了她的身上。她在晚年写的《思痛录》中回忆道:“这时到处在抓‘反党小说’。我前一阵发表了几篇小说，于是落入网罗。北戴河会议传下令来，叫将反党小说搜集一批报上去。作家协会党组赶快翻刊物检查，好似二次反右的样子。最后作协党组开了会，把我的两篇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作为毒草，报到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消息是黄秋耘秘密告诉我的。后来，文化部副部长李琦还专就这两篇小说的问题和我谈过话，为此叫我下放搞‘四清’。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刘近村编一个队，却叫他‘领导’我。我出了‘问题’，这是明白无误的……”
韦君宜在回顾了这一事件的波及面后说:“看起来，我们这一批所受的处理还是从轻的。但是，我们的罪名却比1957年划的那些‘右派’更加说不清楚了。那时候，秦兆阳还有个‘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主张，丁玲还有‘一本书主义’这么个不成主义的主义。而我们这一群有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则凡小说，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确实，由小说《刘志丹》和《古城斗“胡骑”》事件引发的习仲勋、王超北冤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开了一个以文艺作品定反党罪名的先例。这应该说是康生的一大发明吧！
所幸当年陈碧芳没有因《红旗飘飘》刊发《古城斗“胡骑”》而获罪。她对我说:“我当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是因为我作为《古城斗“胡骑”》的责任编辑，整个送审、编发程序都没有问题。但一个搞得轰轰烈烈的丛刊，突然毁在我手里，我是很伤心的。真是小人物卷进了政治大风浪，命运不由自己做主。《红旗飘飘》停刊之后，我就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远赴边疆，到黑龙江当专业作家去了。直到1985年10月，我接到王超北逝世的讣告，才知道他的冤案是1979年平反的，出狱后他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副部级待遇)。习仲勋同志参加了王超北的追悼会，他那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了。” （石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