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客观准确地认识和反映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史识。
如何认识历史，特别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历史上的问题，探求它的规律，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职责。马克思自己说，我所认识的唯一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也就是他的历史唯物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应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建党以来和建国以后历史研究中的很多错误就犯在这个问题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出大问题。我们编写一本书不会对国计民生有多大的影响，也不至于影响国家的兴亡、前途，但是一本书的成败，关键在于基本立论点是否正确。
根据我所接触和了解的情况，对于如何认识和反映历史，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主张党史要写正面、光辉的一面，不要写走麦城和失误。这是一位很有名的学术界人士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不要强调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秋白路线”，“不要提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等，主张要少提或不要强调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要强调写正面光明的方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党史界引起很大轰动，当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同志立刻写文章反驳说，我们党史工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不会接纳这个主张。我们写党史要写全面地写，既写我们正确前进的一面，也要写我们曲折的、错误的方面，不是说起来好听，而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也有的人把我们写得漆黑一团；包括当前有的人说：毛主席除了文革以外都是正确地，文革没法，错了。还有的认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说这些观点的同志不是敌对分子，不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而是我们自己搞研究的人中的不同看法。这两种看法，一个只讲光明的一面，一个只看阴暗的一面，都是片面的。
第二，在党史论述中过分注入个人感情/色彩，感情用事，义气用事，不注重研究实际情况和规律，因而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比如1948年华蓥山起义，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老同志认为这次起义不应该进行，仓促从事，孤注一掷，最后失败遭到很大损失。动机是好的，但结果是错的（想在四川造一个小根据地，但在当时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的同志则说，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你还说我们犯了错误，要说总结教训也不一定非得说这个教训，中共的教训还少吗？这种看法不对。对一段历史、某个事件过分地倾入个人感情，会影响我们对历史客观正确地判断和认识。
第三，要区别一个时期一时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客观史实的界限。比如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到蒋介石实行全面抗战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一大功。今年抗战胜利60周年就特别强调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并注意宣传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这符合历史实际。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我们说蒋介石是“卖国投降”，是“只反共，不抗日”，那中国的抗战是怎么打的？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史实，自己都是矛盾的。事实应该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一面，但他抗战到底了，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而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将士虽有腐败的一面，有溃败的，但也有英勇抗战，英勇牺牲的。这不就是全民族抗战吗？不也说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吗？承认这个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这一段历史，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服人心，还能在政治上争取多数。
第四，要区别历史真实、文学形象、市场炒作之间的关系。比如红岩精神，现在的宣传就有三种说法：一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领导的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精神力量，这是历史真实，在重庆影响非常大。二是，有本党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叫《红岩》，反映的是革命先烈在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事绩，在重庆更在全国都把红岩精神说成是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精神，这完全不对。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精神是我们重庆地方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红岩》是反映这段历史的文学创作，但不等于是重庆地下党的部份史，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一个是真实历史，一个是文学创作，他们既相同又有区别。现在把烈士精神说成是红岩精神，这在重庆乃至全国是一种误解，但纠正不过来。当然烈士可以说是体现了红岩精神的一个方面，但要把红岩精神说成烈士精神就完全是错的。三是，商业炒作,也打红岩牌子，借红岩之名搞商业。我们研究的是历史，不是文学，更不是商业炒作，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开。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会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仅和我们的历史知识有关，更重要的是要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2、提高表述历史的才能，也就是史才。
我们表述历史要深刻、生动、准确，既要求有文字表现力，又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首先是要打好基础，同时要努力创新。
提高表述历史的才能，首先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基础性知识、常识，不然会犯常识性错误。例如，重庆直辖前到兄弟区县去，兄弟县拿出一本书，反映发展党员、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其中，某个党员的下面注明是1943年入党，还有7个人入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有决定，南方局有决定，川东特委有决定，从1940年以后停止在国统区发展党员。1940年下半年就不发展了，怎么会在1943年入党？是回忆？是本人说的？还是介绍人（当时的县委书记）说的？其回忆有无根据？谁批准的？1943年县一级组织都撤销了，这是大背景。你如果有特殊情况，应该注明。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县去，有位同志工作很积极，他出了一本书，在书的第一页是张花鸟虫卉图，上有某某先生雅赠，闻天画，1935年春。这位同志说是一个地主家留下来的，因此判断是张闻天所画。因为闻天最有名的就是张闻天，并且考证是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这个地主家养病，就说是他愈后送的画。这完全是误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长征，说他到这个县去养病并送了一幅画，这是常识性错误。为求慎重，我们还专门拜访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问她“张闻天同志喜不喜欢画画？”刘英说：“从不画画，不会也未画过，写字还可以。”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大背景，是大事。区县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大事记、组织史等等，但作为基本知识、常识这个范畴，应该尽量多具备一些。否则，可能会闹笑话。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也不是简单地看能否把一个事情说得清楚。我们编写的是党史，而党史和地方志不同，志是述而不论，搞党史要史论结合，应有这方面的知识、才能。而历史又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我们搞党史不能搞成党的文山会海，记录哪天开什么会决定了什么，哪天哪个人在哪讲话，哪天哪级组织发了一个文件如何如何，这是文山会海的搬家。党的历史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受到社会历史进程的检验。关于这一点讲讲我的经历。1991年，我们搞南方局史料征编研工作，向胡乔木同志汇报工作，他听了一个半小时。我汇报说南方局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当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很少留下回忆材料，工作很困难。乔木同志回答说，不但你没看到他们的回忆材料，我也没有看到，现在他们都过世了，就是他们在世都是90多岁了，你去问也没有用。党史资料应在社会实践、社会背景中去找。当时我听了豁然开朗。我们不能停留在某位领导人回忆、某个文献（这是必要的）上，更多的应在社会中找，因为党的所有出发点（无论对或错）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活动的。因此说，党史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是在各种社会条件交织情况下出现的。所以我们应有这样一个认识：了解党的历史进程要在立体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来观察它。如果写区县党史，仅在档案馆查资料、查报纸、查新闻，容易搞得很片面。
在打好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做到三新：即发掘新史料；创立新观点；进行新的文字表述。新史料、新观点、新的文字表述，这叫创新。比如发掘新史料，现在有没有发掘头？大有发掘头，很多东西我就经常碰到。我讲两个例子：一是，我从尘封多年的档案中查到一份罗广斌的报告，是亲笔原件，整理以后发表出去，在全国引起轰动。二是，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去世前说了三句话：“过去，我把家产1260担谷子卖了资助党，是应该的，党给我这么大的报酬是不应该的；我的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是他的志愿，是应该的，给我们这么大的荣誉是不应该；我的儿子为国牺牲，他应该享受烈士的光荣，我们把烈士家属的光环戴在头上向党伸手是不应该的。”又如革命烈士唐虚谷（又名唐毅），解放初被定为甲等烈士，是《红岩》小说中老大哥的原型。可是后来收集的特务交待材料说此人在狱中有丧失气节的表现，据此1964年市委批示“保留烈士称号，不再进行宣传。”结果唐虚谷在渣滓洞的塑像被取下来了。老同志胡春甫看到他的像被取下痛苦到极点，日夜难眠，因此向中组部写报告。中组部将报告转下，但一直未处理。唐虚谷是狱中的精神领袖，在入党前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8年入党，后带领全家入党。后来我考查这个问题，认为：（1）他被捕是他所领导的人中的最后一个，他的上级都已经被捕了；（2）在狱中他和敌人周旋，都没说他叛变、丧失气节，并没有出卖党组织。这就是新史料、新观点。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典型，有很多历史经验，有规律可寻。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创新。
在表述文字上，只提一个建议：搞党史不管叫正本还是什么，不要搞成教科书式的。如果都按中共党史那个模式套下来，都是教科书。地方党史内容要丰富，要有特色，要有可读性。作为区县，范围比较有限，都搞成这个样子，看的人不多。
这是谈如何提高表述历史的才能，就是提高史才。这是第二点。
3、必须具备优秀的史德。
中国的历史特别讲究史德，作为历史的撰述者、整理者、搜集者，应具备什么样的史德。第一，是把你从事的工作首先看成事业，再看成职业。如果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你可另谋高就，要转行、要跳槽，是人各有志，不必勉强。但在党史部门一天，就要守好本职，就要热爱这项工作。第二，要安于清苦，自甘寂寞。搞历史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字空”。这是范文澜对他弟子说的，是一副对联，说要搞历史就要坐十年冷板凳。任何事情都要有这种精神，搞历史更应有这种精神。第三，搞历史要说真话、实话、有用的话，少说废话、空话、套话，绝对不能说假话。搞历史和搞其他的科学一样，你搞原子弹、神五、神六，你搞一个假的数字，就要爆炸。你研究历史搞假的，或者知情不报，转移视线，只报喜，不报忧，就不对。所谓说真话，它有个特点，就是说不好听的话，领导不入耳的话，不合时宜、不合潮流的话，才叫说真话。比如历史进程中党的失误，我说要表述这段历史的真实，但不能渲染阴暗面，比如涪陵地区大跃进死人，是全川最有名的地区之一，四川死了一千万，这是史实。你怎么说要注意，但是回避就不应该。
我这里不是讲某个具体的事情，而是从总的来讲，写历史探求规律，是真正的规律，不是臆造的规律。写真实的史实，不要回避问题。当然，所有的评价要恰如其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说，我们现在一本书10%是空话，是可说可不说的；20%是套话，是必须说的；70%是真话。我说一点很生气的话，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风气在官场当中形成了空话套话连篇，不仅影响我们当前的事业，而且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要做真正的研究，我们就要区别、分析，你正不正确是水平认识问题，说不说真话是史德问题，你可以说错话，但不要说假话。这个传统，不仅在现在，在国民党时期就有。我讲个例子，重庆“三•三一”惨案，刘湘在打枪坝打死137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国民党的向楚编的1937年巴县县志中记载的。我们现在用的数据就是那个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