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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61a2d01008fj7.html 监 狱 里 的 老 革 命
谢声显
1970年，由于那位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闹出个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全国的看守所内都进行了非常管理，措施之一便是停止每天的放风。除了极少数参加劳动的人犯外，其他人都整日被闷在幽暗的牢房里，没机会呼吸新鲜空气也无法活动筋骨。
在万县市看守所，上面一发出停止放风的命令，当即便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但在非常时期过后，上面却忘了再发明令恢复。加上管理人员觉得，不放风还少了一项麻烦的日常工作。因此在万县市看守所，这停止放风的措施便一直执行了近两年之久。
当时，我们天天都能从风门洞里看到一位身材瘦小腰背微佝的老年人犯，在那非常时期却享受着每天放风的特殊待遇。
每天上午，他都会被看守按时放出4仓来。老人一出来便沿着天井的边缘似竞走运动员般迈步急走，不东张西望也不减速。他连续走上将近1个小时，直到浑身大汗后，才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走那么长时间，这短发雪白的老人就主动报告进仓。
望着这瘦弱的老人天天不声不响地在天井里急走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总会想到文革前那风靡全国的《红岩》老革命华子良。只不过他没有华子良装出来的疯痴神态而显得平静坚毅。
有老犯告诉我，那是个老地下党，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他每天走的步数，便是从看守所走回家中的距离。赵唯在想象中回到家中与老妻坐一会儿，又走回看守所。单边8公里，一步不多一步不少。他被农科所多次押回去批斗时计量好了的。
赵唯当年在下川东真称得上赫赫有名。他是万县专区云阳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在上海读大学时，于１９３１年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第二年，赵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１９３３年被组织上派回云阳，建立了云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带进了大巴山。第二年他父亲死后，赵唯继承了全部财产。地下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后，赵唯于1935年1月19日，在自家的打谷场上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将赵家祖辈积累下来的田地财物全分给了农民。然后组织了著名的云阳武装暴动，拉起队伍成立了游击队，任司令员，攻占过云阳县城。后来，这支游击队便一直活跃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战斗。
本地年老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府多次悬赏上千银元买“匪首双枪赵唯”的首级。
那部轰动一时的小说《红岩》中的许多英烈，均是川东游击纵队赵司令的战友和下级。如全国闻名的英烈彭咏梧（彭松涛），就是这支游击纵队的政委。在大巴山下牺牲后，他的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在奉节县竹园坪寨楼上示众，他的墓如今还在奉节县城供人凭吊。江竹筠（江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的职员。她于19４８年６月在万县被捕后，即解送重庆，演译出渣滓洞内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赵唯一直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1949年12月，云阳解放后，赵唯被任命为云阳县长。1954年出任万县专区副专员。
后来，当赵唯调到我所在的１６仓后，我问过他《红岩》这部小说为什么将发生在川东的史实移到了川北，彭咏梧（彭松涛）的司令员也变成了位老太婆？赵唯告诉我，作者是川东地下党的同志，自然清楚这段史实，在创作过程中也来找他搜集过材料。但当时他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贬在农科所作一个不管事的副所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为了避免“替右派分子歌功颂德”，才作了些技术处理。赵唯说：小说嘛，可以那么写，但作为党史，川东地下党的历史是不可抹煞的。
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信口雌黄，说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在这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到处都抓 “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许多老革命们便失去了自由。
我们仓里有一个诈骗犯就嘲弄过赵唯：你家是云阳县的大地主，你又是那么早的大学生，假若你规规矩矩地读书留学，作个专家教授，一辈子自由自在该过得多舒坦？你却不会享福自找苦吃，先共了自已家的产，然后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革命，结果却把自己革到共产党的监狱里来了。
赵唯正色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过好日子，是为了大多数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虽然我现在被关进来了，这只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党历来就是在不断地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
出于这种信念，他一有机会便叮嘱看守所里的“三老会”们：为了出去以后有精力继续为党工作，我们在这里更要保持信念加强锻炼。
赵唯1968年被抓进看守所。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影响，所以当局曾主动给与他优待：住单间、吃大米外加油酥豆办，还有单独放风和一份《人民日报》。但赵唯在看守所内自律很严，对当局的优待只接受了单独放风和《人民日报》，他同其他人犯们一样，挤在又脏又臭的大仓里。由于在山上打游击时长期饱一饨饿一饨，赵唯的肠胃一直不好，每天早上那2两大米他是全吃了，但中午和晚上那两罐包谷，他就只能将上面的稀羹喝掉，而将下面的大半硬包谷米给与那位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人吃。大家都劝他接受当局的优待，吃3饨大米就别吃包谷了。可赵唯却固执地不答应，他说：既然现在成了囚犯，便不能在吃的问题上搞特殊化，更不能去住单间脱离群众。
赵唯毕竟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常对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革命经历。
赵唯是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林祖涵。林祖涵就是林伯渠。他是早年的同盟会员，１９２１年１月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林伯渠在长征时便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到延安后作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时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就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组织上又要求赵唯辍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地下工作。赵唯二话没讲，便照组织的安排退了学，向家里要了一笔钱，在上海开了一家川菜馆，作地下党的联络站。
赵唯整天西服革履厮混于上海滩，结织了许多在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他讲到这段经历时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了几句题外话：那时候，凡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进馆子吃东西，结帐时该付80块的必给100块，多付钱才显得有面子；现在少数有地位的人进馆子，都要少付钱甚至不付钱，才显得有面子......不过短短几十年，人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64岁的赵唯在万县市看守所内被拘押了6年多后，于1976年4月6日被判刑2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唯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纠正。恢复了党籍，享受离休待遇，长期居住成都。
１９９３年，赵唯以８５岁高龄因病逝世。
原载拙作《所谓草民》253—2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