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唐弘仁文集《风雨九十年》
在渣滓洞集中营“女犯”与“男犯”是分开关押的。可能其他集中营，牢狱也同样是如此。牢狱里有“放风”的规定。所谓“放风”便是允许“囚犯”每天走出牢房，倒马桶、解大小便，在狱中空地自由活动，一般规定是十分钟到一刻钟。分批分室进行，女牢房的女犯当然更是单独进行。好像时间总是排在最后，时间规定得稍为宽松一些。这样女牢放风时，男犯人每天都能见到女牢的犯人，但无法知道女囚犯的姓名，更不要说每个人因何而被捕，每个人的详细案情了。
我回忆：1948年夏初，由万县一次押来了九名犯人，其中有六个人是女同志，包括江姐江竹筠、李青林、黄玉清、张静芳，还有陈继贤和高天柱。出卖万县党组织党员的是冉益智。不知为什么他临时关押在楼下的第二室只有一天。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冉益智是叛徒，只听说他也是从万县来到渣滓洞的。有人向他打听这些女犯人是些什么人？开始他显得神色沮丧，精神不安，沉默不语。但我们从他吞吞吐吐的言谈中知道六个女犯人中有江姐江竹筠、李青林、还有黄玉清。
关在狱里的男犯有些喜欢在牢房门口伫立，为的是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随意聊天。女室似乎不同，大家不愿意在门口出头露面。在我的回忆中：只有曾紫霞（即《红岩》小说中的孙明霞）似乎是例外，她时常在女牢门口露面，有时甚至大胆向路过的男同志和狱中的看守人员聊天，打听消息。
1946年因北平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强奸，重庆学生反美运动情绪高涨。我和新华日报的记者田伯萍等，时常去重庆市沙坪坝一些大学采访消息，实际上也是从事学生运动的秘密联络工作。当时曾紫霞是重庆大学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的未婚夫刘国鋕是沙磁区学运的负责人，我们曾多次见面。我向同室介绍：曾政治上十分积极，性情豪爽，是非分明。她批评起人来心直口快，不讲情面。当时狱中有一个叛徒白佑生，主办一个《新生壁报》时常到女室去组织稿件，曾坚决反对，并曾讽刺过白佑生。她对《新生壁报》极为不满，对编这个壁报的编辑也非常不满。只要见到该报的编辑人员路过女牢门口，她便吐口水，表示轻蔑和不满。这样，男室中一些人都称她为一个不讲情面的野姑娘。
江姐在狱中，先后三次遭受鞭打苦刑。她态度顽强，吼骂特务。在狱中早晚主要由曾紫霞照顾，二人相处得很好。这一讯息，在狱中通过各种渠道，在各室普遍传送。大家对江姐坚强不屈的精神，都表示十分敬佩。何雪松在江姐第二次受刑，又正值江姐的丈夫彭咏梧殉难一周年时，曾暗中通知我。他还在狱中暗中发动大家书写慰问信，慰问江姐。我写的慰问信措词极短，敬仰之情很深。署名为“楼下二室唐”。我托何雪松交曾紫霞转交给江姐。
1948年9月，我因为被人秘告在狱中教人学习俄文，还学习列宁著作，先后被提审三天，每次都由特务暗中监视，往返女牢门口，到审讯室去接受审讯。我因为学俄文被审讯的情况，可能暗中传到女室。这件事引起曾紫霞的注意和同情，有一次她在女室门口向我微笑点头，并摇手示意，流露出同情和愤慨的情绪。我回忆：当时曾的右侧还站着一个人，那便是江姐。江姐只是用眼睛注视着我并微微地点头。我现在分析：当时曾可能向江指出，那个“署名楼下二室唐”的慰问信便是我写的。所以江姐在门口对我那种含蓄的表情，既包含着对我写慰问信的感谢，又包含对我遭受审讯的同情。在狱中，互相隔离，互相都受到严密的监视。无法互相谈话、倾吐内心的感情，所以即使是一种十分含蓄的表情也是令人终身难忘的。
《烈火中永生》、《红岩》、京剧《江姐》等电视和电影先先后后我至少看过五六次了。但是只要《电影周刊》预告上有上述节目，我总不愿放弃任何一次机会重看。我总渴望看到狱中敌我博斗的场面，我渴望能看到江姐向特务坚决进行斗争、临死前向难友告别、从容不迫、英勇献身的身影。
江姐是当时大家共同敬仰、共同学习的一个模范，都称她为女中英杰。我在狱中写的英文日记称她为“King of woman”。她确实不愧为一位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