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烈火中永生》：悲壮的颂歌
作者：朱安平
来源：《大众电影》2006年第6期 影视戏剧-影史
在建国后文坛涌现的“红色经典”中，长篇小说《红岩》可谓登峰造极之作。它一经面世便风廓一时，话剧，歌剧，戏曲等其它文艺样式竟相搬演，相形之下电影改编似乎姗姗来迟。这并非电影工作者滞后，而是在它的创作过程中遭遇了太多的周折坎坷……
剧本几易其稿
长篇小说《红岩》是根据重庆解放前夕发生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创作的，以中共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殊死决斗为题材，热情讴歌了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革命信念和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1961年底小说正式出版后轰动一时，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在不到两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至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创当代小说发行量之最，而且被各种文艺形式广泛而持久地移植、改编，其影响之大极为罕见。
小说《红岩》一出版，就引起电影界的极大关注。当时，于蓝正在医院里检查身体，从《中国青年报》上的连载看到这部小说，当即就被深深吸引，还忍不住激动地朗读给同室病友听。她刚刚出院回到家，就与北影第一创作集体的欧阳红樱共同筹谋将《红岩》拍成电影。不久水华又打来电话：“听说你和红樱要拍摄《红岩》?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我也很喜欢，你们能让我来拍摄吗?”于蓝马上回答：“当然可以，我们就是要向你学习导演。”未过多久，欧阳红樱被厂里委派去和崔嵬联合导演《小兵张嘎》，于蓝遂以副导演的身份协助水华开展筹拍工作。
第一步是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1962年夏天，《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聚集在北戴河的北影招待所，开始了电影文学剧本初稿的写作。这年冬天，经罗广斌联系，水华和于蓝等人又专程前往重庆再辗转至贵阳，更为广泛地接触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对象，包括幸存的革命者以及在押的敌特人员，搜集了许多共产党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事迹，归来以后整理出近20万字的资料，对后来影片的拍摄起了重要帮助作用。在此基础上，水华、于蓝等人先后修改出两稿。由于受到当时已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这几稿过多偏重于革命性，忽略了应有的艺术性，而且圃于原著的框架，没有获得可以拍摄的通过令。在这种情况下，经水华提议，北影厂长汪洋决定向夏衍求援。
对于《红岩》的改编，夏衍早就有所考虑。就在此前举办的一个编剧改编训练班上，夏衍在谈及长篇小说如何改为电影时，曾一再以《红岩》为例作过深入阐述，提出“可以江姐夫妇为中心，以扛姐为主人公，一条线，把最精彩的部分写上去，别的无关的人物可以删去一些。当然，也可以许云峰为中心，或者以‘双枪老太婆’为中心，全部人物、所有事件都搬上银幕是有困难的”，强调“抓主线、舍其余。像电影《红楼梦》就是抓住宝玉、黛玉这两个人物为中心，把其余的舍弃一些。《红岩》的人物不如《红楼梦》多，也可以用此办法”。
1963年初冬，于蓝奉派赶往广东新会，向在那里休养的夏衍汇报剧本改编情况，夏衍问遍“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还说：“扛姐的经历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随后不到一周，夏衍拿出了文学剧本，采用“立主脑、减头绪”的方法，在众多英雄人物中选择以江姐为主线来结构全剧，尽可能将原著与前几稿剧本中的精采“亮点”吸收组合起来，如许云峰明察秋毫、运筹帷幄，华莹山区党委书记华子良装疯15年，还有充满神奇色彩的“双枪老太婆”、“老政治犯”小萝卜头等，在以较大篇幅表现监狱这个特殊战场斗争的同时，穿插国民党内战升级、大学生游行示威以及解放军强渡长江等场面，将反动派全局性毁灭命运与其局部范围的疯狂肆虐交织纠合在一起，形成更为尖锐、强烈的对比，使得本来单调的侦破与反侦破、刑讯与反刑讯的冲突充满了跌宕起伏，在一次次较量中体现出敌我反差极大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充满凝重、刚烈、昂然的格调。
各路名家云集
就在于蓝赴新会敦请夏衍赶写剧本同时，水华和场记赵元在北京为组建摄制组和选调演员而紧张忙碌。在他们的积极努力和厂领导的有力支持下，一批艺术骨干加盟剧组，演员阵容更是十分强大，除了江姐事先已确定由于蓝扮演外，找来了以扮演母亲形象见长的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胡朋饰演“双枪老太婆”，蔡松龄饰演华子良，项至饰演特务头子徐鹏飞。就连属于小配角的地下党负责人李敬原、江姐丈夫彭松涛等角色，扮演者分别是张平、庞学勤。
待到新会归来，摄制组全力突击悬而未决的市委书记许云峰、叛徒甫志高和小萝卜头的演员人选。于蓝推荐了上海人艺的稽启明扮演甫志高，他们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的同学，于蓝知道其演技能力，很快得到水华的认可。小萝卜头的选择最为费事，直到外景戏都已拍完，还找不到一个大脑袋、细脖颈的小男孩来扮演。后来还是回到北京拍内景时，当时已担任副导演的赵元多方物色，从中央音乐学院找到了方舒，外形上与角色非常接近，可惜是个女孩难以做出决定，便悄悄请于蓝帮助审看。于蓝也认为形象很好，最为满意的是方舒有着一双晶亮的大眼睛，还多少带点忧郁的色彩。怎样让水华接受由一个小女孩来扮演小萝卜头呢?富有舞台剧经验的于蓝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化装师给方舒做个头套，然后拍成照片，再送给水华去看。此招果然奏效，水华看了照片觉得不错马上拍板。
但是许云峰一角却迟迟未定。于蓝曾推荐过上影的汤化达，他主演过《上饶集中营》中的新四军高级干部赵宏，对人物的坚定、沉着表现得很突出，水华却摇头不予认可。过了一阵，于蓝又推荐田方，认为他具备了许云峰这一角色所具有的革命气质，可是水华仍然没有点头。这使于蓝不得不揣摩，水华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许云峰呢?经过仔细筛选，她又向水华提议“你觉得赵丹如何?”这次水华没有摇头，只是沉默良久后说：“许云峰在剧中不是绝对的主角，他肯吗?”作为影坛的巨星赵丹，每部影片都是绝对领衔主演，而将拍的《红岩》表现的是一个革命群体，许云峰确实不是惟一的主角。但于蓝知道赵丹是一个“嗜戏如命”的人，心里有一定的把握，决定写封信问问，水华还特意叮嘱：“别忘了告诉赵丹，这部戏不是绝对的主角。”
果然不出所料，赵丹很快就有回信：“于蓝，我多么羡慕你和水华这个创作集体呀!我来，我一定来!”赵丹所以顿生“羡慕”之意，不仅因为该片是当时的“热门”题材，又集中了影坛精兵强将，而且熟人不少，摄影师朱今明还是当年同赴新疆的难友，其夫人赵元也在同一剧组，这更使赵丹不胜亲切与向往。于蓝事后曾思考水华为什么不用田方而用了赵丹，显然是认为田方到延安多年，经过根据地和革命队伍的锻炼，他早已“延安化”了，而赵丹一直在白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革命的文
艺工作，他又在新疆受过盛世才的迫害，有过监狱斗争的生活经历，让他扮演许云峰，可以说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带有白区工作的感觉，她深感水华对演员的选择真是精心至极。
赵丹收到北影正式邀请电报后，立即精神焕发地赶往外景地重庆与摄制组会合。此前他因一心想演《鲁迅传》却被迫下马、奉命主创《青山恋》又无端挨批，一再受挫而又无所适从，受邀参与拍摄该片，犹如“从痛苦的大海中拉上岸’，是“精神上莫大的支撑”。不过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其时才48岁的赵丹最后一次在银幕上的亮相，由此给他的表演生涯画上一个深沉的句号。在乘船前往重庆的途中，遥对滚滚长江流水、巍巍天险风光，不禁触动了赵丹难以忘怀的记忆：当年怀着满腔热血与无限憧憬，随抗敌演剧队入川进行救亡演出，赴新疆开拓新的天地，谁料竟误入魔窟，在反动军阀盛世才的地狱中被关押了五年，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1945年获营救返渝已被摧残得不成人样，如今又来到这阔别已久的山城……真是悠悠往事不堪回首。后来摄制组要去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参观，赵丹因不愿勾起在新疆监狱里的那些痛苦记忆，最初曾想独自留下来，但因怕拂罗广斌等执意陪同的盛情好意，还是默默地去了，眼里总是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当听到讲解特务残酷地把竹签子钉进江姐的十个指头，残忍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时连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两个孩子也不放过，他再也受不住刺激几乎晕了过去……这一切，都使赵丹从心中激起对敌人的莫大仇恨与对烈士的巨大崇敬，更感到这部影片的深刻意义和自己的庄严责任。
于蓝庆幸“让贤”
按照惯例摄制组需成立临时党支部，一般由党员导演兼任书记，而此时水华因作为“少慢差费”典型在北影厂受过批判，精神压力很大，便主动提出并得到其他党员同意，由于蓝兼任支部书记此时她还有着副导演的身份，需要参与拍摄经费预算、安排拍摄计划和拍摄日程、协调与当地领导和群众关系、处理各种突发矛盾纠纷等繁琐而又很实在的工作。在重庆外景地拍摄的第一组镜头，是表现蒋军装卸美国援助的武器的情景，地点选择在船舶众多人流拥挤的朝天门码头。由于场面浩大有些镜头必须运用升降机俯瞰拍摄，只能把设备架在停泊在江中的木船上。租用船只要花钱，湍急江水冲击木船不断摇摆，又造成高空拍摄的危险和难度。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既不安全又浪费，一些责难导演和摄影师的流言蜚语在摄制组流传，于蓝为此做了很多解释工作，还自告奋勇担当安全小组组长，认真仔细地进行布置与检查。接着第二组镜头拍的是许云峰去码头接江姐途中遭遇特工盘查，地点是重庆山城的繁华街道，有美军吉普横冲直闯、拾烟头小乞丐躲闪不及、卖报小贩沿街叫售、特工突击搜捕等错综交织的场面，拍摄也比较困难，为做好相关组织工作，同样耗用于于蓝不少时间与精力，忙得甚至连所要演的江姐的创造都顾不上。
这一情况引起了一向细致的水华的关注，也许由于拍摄许云峰出场的触动，联想到对江姐戏的考虑，就在重庆街景场面拍摄归来的当晚，他特意找到于蓝，建议把副导演让给担任场记的赵元，以摆脱千头万绪的琐事，集中精力把江姐演好。于蓝当即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按照夏衍的提示“千万别演成刘胡兰式的英雄，而要演成特定时期的英雄”，以朴实纯正的气质与浓淡相宜的演技，真实感人地塑造了江姐“温柔的女性，坚强的战士”的形象，赢得了众口称誉，从而攀登上表演艺术的一个高度。多年之后她还充满感激地说：“亏得导演对我的了解和提醒，我真感谢水华及时把我推向角色的准备。”
最晚下到摄制组的赵丹，在读了电影台本之后，又引发了关于影片表现风格的争端。赵丹认为原小说中有些好的东西剧本中没有了，例如成岗这个人物没写进去甚为可惜，他甚而设想要是戏中有许云峰和成岗在刑讯室的场景，让许云峰把心爱的战友、血肉模糊的成岗抱在怀里，“这在银幕上该有多大力量”。受赵丹这一态度的影响，并在他的一再追问下，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位原作者也表达了对剧本的“不满”，觉得电影台本已经不是他们的《红岩》，而是夏衍的“再创造”了，当然这是“许可的”，同时还提出他们是按照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创作的，而夏公改定的剧本已不见“浪漫”只见“现实”了。
正如赵丹所自诩的这一“捣乱”之举，犹如“扔进了一块大石头于平静的湖面”，在三位原作者、导演、摄影师和主演之间“激起波澜”，就什么是“现实主义”与“双革”结合的创作方法，对照《红岩》小说与电影台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有时还是逐字逐句地推敲，后来达成了共识：原作的风格犹如一团革命激情浓烈的火，追求的是强烈并且带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戏剧性的场景，人物的性格、形象、语言一览无余，而夏衍的写作技法是宁蓄不放、宁少勿多，以一当十、深入浅出，一切规定情景都是为人物性格的刻画所需，而情景又是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于自然中出深遂，于平易中见壮烈，就像是嚼橄榄似地细嚼才出味道，而且是越嚼越有味道。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有敬爱并歌颂英烈们的责任心，而在艺术上尚可探求与沟通，好比是一道细细的现实主义的水渠，作为影片的拍摄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道细流的水渠开扩为一条通畅的现实主义的河流，使之还原于生活的真实面貌，让人物的思想、性格更深化、更典型，只有建立在严肃的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才是感人心弦、发人深思、使人向往的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赵丹在这场争论之后感到“放下了块沉重的大石头”，很快为自己所饰演的许云峰制定出角色总谱：坚毅、沉着、诚恳、机智、平易近人、乐观，并以坚毅沉着为基调即性格的核心和特征。但在后来的实际拍摄中，他又与演对手戏的徐鹏飞扮演者项堃发生了“冲突”。赵丹准备角色不主张以舞台剧的办法来进行电影的排演，而是习惯于与对手交谈对角色理解和设计，相互进行“心”的交流。而项堃是位艺术修养颇深而十分用功的人，与赵丹交谈几乎全是使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一套术语，如“贯串动作线、最高任务、单位目的”等，并且每句台词都要寻找它的潜台词，谈着谈着就要动作起来。于是赵丹也随之适应他动作起来。而每当感觉对方的潜台词找得非常准确因之能激起真情感与心理动作时，赵丹便戛然制止不再让其演下去，因为他向来追求即兴式真实自然的生活化表演，认为保持住真正体验得来的感情十分可贵，这样才能有它的新鲜感，每逢此时当即告辞扬长而去，项堃也总是笑着说：“好吧，咱们到场上面对面地‘斗’吧!”
江青横加干涉
从1962年启动筹备直到1964年实际投拍，正值强调“阶级斗争”观念愈来愈严重之时，而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却愈加变得无足轻重，这都给影片《烈火中永生》的拍摄带来了消极影响，以至后来有电影批评者
所指该片存在“革命”色彩越来越重、水华恬淡风格越来越少，在影像与光影的运用上“高大全”等缺陷，这也反映当时在主观创作意图上，还是力求紧跟政治潮流、适应时代需要的。雪上加霜的是在影片拍摄中，正逢1964年年中开始的文艺整风运动，夏衍首当其冲受到错误整肃，作为其直接参与创作的该片也受到株连，编剧署名上只好改为外界陌生的“周皓”。
就在1964年底基本结束影片拍摄，样片经当时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的周扬、林默涵审看予以肯定，准备进入后期剪辑和音乐合成之际，江青突然提出调看此片。北影厂决定由副厂长田方和水华、于蓝陪同观看。岂料身穿一件黑色斗篷的江青，一进门就说：“今天，我不是你们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来了。”这番“开场白”令水华与于蓝感到不胜冷漠与严峻，他们已从罗广斌那里知道，江青曾打算拍一部《红岩》，剧名叫《旭日东升》，这话似乎有责怪没有去请教她之意。
在看片过程中，水华、于蓝充分领教了江青的高傲与苛求。她一会说“倒水声音太大了”，一会又说“关门的声音太大了”，其实这还只是样片，此类技术性的小问题在“混录”时会加以调整，她是一个老演员当然会知道，却还要喋喋不休。待到以明显不满与嘲讽的口吻指责“许云峰的气质不对”、“江咀没有英气”，气氛更加紧张。放映到一半时护士来送药，她说要休息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走来走去，一直紧坐在她身旁的于蓝，为了倾听指教只好跟着走来走去，这是任何领导审片都没有的现象，令在场的人都觉得尴尬与难堪。
影片放映结束，大家都围坐在江青面前，准备聆听她的“指教”。她冷冷地抛出的第一句是：“噢，这部片子，看来他们是不愿意拍彩色的。”大家明白“他们”是指已靠边站的夏衍、陈荒煤等电影领导，只能无言地表示沉默。在停顿了好一阵后，江青又开口了：“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像桌椅板凳，做好了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
真如晴天霹雳，令在场的人都蒙了，厂里也不知该怎么办，后来只好委派于蓝向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汇报，希望他给想点办法。周扬却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慢慢地说：“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使于蓝感到十分意外，这可是当时已受到好评的影片怎么也要批判?继而又见周扬思索了一下，并不十分顺畅地说：“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批吧……”当时于蓝感觉到周扬是在尽力给以宽慰，同时也有难言之隐，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已作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显然当时周扬自身的压力已经很大，又怎能帮助已被江青打人“批判”另册的一部影片呢?
正在北影厂上下苦恼万分而又一筹莫展之时，于蓝偶遇周恩来总理的秘书许明，向她反映了江青看影片及要“批判”影片的情况，请求总理帮助看看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这部影片。日理万机的总理听说后马上答应了，择日来到新影厂的标准放映室审看。看片开始影片字幕映出编剧周皓，总理好像发现了新人马上问谁是周皓。当看到龙光华给受酷刑后的江姐送水，被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他“唉”了一声，喃喃地说： “很感人嘛!”
待到看完样片，总理认真听取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又问“还有什么外界的人看过?”北影厂宣发部门的同志汇报有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和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过，一致反映很好。总理听后点点头，再一次要求在场的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充分讨论，尽快提出意见。在具体讨论影片的过程中，总理对影片中许云峰、江姐一被拉出监狱就是迎接解放大军的场面提出修改意见，认为“这太快了，就义应该有形象的表现”，并以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牺牲时都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为例，要求“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当即定下补拍镜头；在听说赵丹已经回上海了，马上表示“打电话叫他来嘛”。总理还研究了这部影片该叫什么名字，提出或叫《江姐》或叫《烈火中永生》，最后他确定“还是叫《烈火中永生》吧!”郭沫若闻讯特意为影片题写了遒劲隽永的片名。临别时，总理走到门口特意转身笑着说：“现在支持的人不少了!你们赢得了观众!”
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部分修改，1965年夏影片终于得以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还是公然诬指该片是为当时叛变的重庆市委书记翻案，华莹山的斗争是城市领导了农村，违反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教导，主创人员均因之受到冲击、批斗，直至“文革”结束才获得公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