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1942年我还是一个人世未深的
青年，也遭到军统特务毒手，于5 年间在重庆被逮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望龙门两湖
会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又转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
集中营，历时数载。现将我在这人间魔窟中的种种遭遇，分述如下：
被捕后的“入学”过程
国民党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
人民的屠场，所以虽如蛛网密布全国，但都非常隐秘，一般把这些魔窟美其名日
“学校”，将国在其中的人称为“修养人”。所设“学校”又分为“小学”、“中
学”、“大学”三级，“小学”相当于拘留所，“中学”相当于看守所，“大学”
相当于监狱。
“小学”——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内，面临长江，是一所家庙式的会馆房
屋，在大门口挂一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团长是特务王兆槐。实际
上这是个特务机关迫害人民的秘密拘留所。它的主要部门叫做“行动组”，组长程
永铭，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副组长胡天放，还有组员数十人，专门从事绑票、
逮捕、用刑、暗杀、活埋等勾当。这一伙歹徒，白天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均外
出四处活动，一到天黑，就将从四面八方绑架的人带回来，夜深以后开始审讯，电
灯彻夜通明，打骂、刑讯与痛苦呻吟之声不绝达旦。受刑之人，几经昏绝，用冷水
喷醒后，再施酷刑。因此，每到夜间，受难者个个心中紧张，一方面是准备自身随
时被提审受刑；另一方面，耳闻一群虎狼之徒的疯狂吼叫，与受难者的微弱呻吟，
愤恨与同情之感，交织内心，彻夜不眠。所以，这个魔窟在白天是静悄悄的，看不
出什么情况，一到夜间，就像是进入阎罗殿，牛头马面、吸血魔鬼就全部出现。
这里分为前后两层院子。前院即会馆的正院，除庙堂与戏台留作开大审用刑之
处，其三面走楼，均用木板隔成房间：楼上做办公室，也是刑讯的处所；楼下则监
禁着女“修养人”及在社会上有声望被禁后受优待的男“修养人”。与我同时关押
的有个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和由山东绑架来的一个王师长。
前院戏台下面的角上，有一间很小的黑房子，仅容一人转身之处，做为重禁闭
或被绑来的案情严重的人第一夜监禁之处。其余的屋子，每房监禁二至六人不等，
每人有竹凉板可睡；但因前院有特务进出，不准“修养人”凭窗了望，更不能出屋
放风走动。每室发小木盆一个，日给水一盆，所有全室的人洗面、洗脚、洗衣，全
用这一盆水。被捕之人，因对外隔绝，不能取用自己的衣物，久不换洗，汗酸气味，
弥漫全室。在不得已时，脱洗内衣裤，则身穿空心外衣；“洗外衣则由水中拧干后
当即穿在身上，站立窗口，借窗口微风和体温来烘干。
后院原为会馆停放待运的棺枢之处，很小，用木板隔房数间，监禁男“修养人”。
因屋窄人多，睡在阴湿的地下，挤得连身都不能翻，大家只有侧卧而眠；如想翻一
个身，就得全体都要转动一下。室内放一尿桶，臭味难闻。跳蚤、臭虫，触目皆是，
连老鼠也都日夜出动，毫不惧人。如解大便，则由武装警卫押至厕所。即无水洗面，
又不能理发，所以被关几天之后，均成胡须满腮，蓬头垢面。“修养人”终日锁在
室内，不放风，不散步，互相不准交谈，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保持着愤怒的
沉默；偶尔有带重脚镣的人到厕所去，铁镣拖在石板上当当作声才打破这阴惨的沉
寂。
这个监禁部门，实际上是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的一个拘留所。所长是由司法科的
一个录事后祖槐兼任。他除了随同司法科科长毛棣国审讯外，从来不过问“修养人”
的生活情况。所拘留的人都是初次绑架或秘密逮捕来等待刑讯的人。
这里的设备，虽非专修的铁窗牢室，但警卫禁严，除武装警卫层层设岗值守外，
并有便衣行动人员轮流巡视。这里的行动人员，在外搞行动，对内则兼看守职务，
所以行动组长又兼看守长，行动员亦即看守员。这些亡命之徒，日夜巡行于窗外，
间或突然进屋大事搜查，所以被国在里面的人，比关在一般的铁窗监牢狱中受到的
凌辱更多。
一般情况，在这个刑讯逼供、暗无天日的“小学”中，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
告一段落，即押解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即所谓“升中学”。
“中学”——当时是在重庆城郊磁器口到歌乐山的山腰上，是一栋砖砌的楼房，
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故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
子川，山东人。1943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
“修养人‘的看守所，墙外碉堡围绕，武装警卫每时每刻都是持枪对着院内，里面
又有武装和便衣看守；有一个院坝，每天可出屋放风一次，各室轮流放风。男室一
排楼房，上下各8 间，对面一排平房为女室，男女两室的人，对面可见，但不准谈
话，亦不准凭窗探望。
这里被囚的人，基本上是案情确定，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如若是三
年以上者，则要送到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 月
息烽监狱撤销，这所“中学”便代替了息烽监狱。
‘大学“——即息烽集中营。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令人毛骨悚然，一
般人情愿挨一枪一刀结束了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那长期地折磨；但反动派却偏偏
要用尽一切残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至死。
在这个处于深山峻谷中的人间魔窟里，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神经失常、
浮肿、夜盲、记忆力衰退，最后不免一死。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都是属于案情严
重、判刑三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还有一种，是世界任何法律上所没有的名词，叫
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当时被关押的以“不定期”的人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
被关押的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在“中学”则
以“月”计算；到了“大学”，就得以“年”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年”
呢？许许多多的人竟被万恶的反动派长年累月地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在解放
前夕，还有大批的人遭到集体屠杀！
凡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人，首先要把随身所有的现款、首饰。手表、钢笔、书信
等缴出；再行严密搜身，然后编号，说明此号即为营中通用的姓名，互相呼唤，均
喊代号，不准互通真实姓名，更不准互谈案情，违者加重处分；后进营的人，亦不
能将外面的情况告诉先进营的人，如有获释之人，亦须搜身检查，穿着的棉衣则须
脱下，逐块逐处的摸捏，若发现有信件或地址纸片等藏在其中，当即还押，轻者长
期监禁，重者判处死刑。
在集中营里的“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
及稗子极多，因此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谓“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
吃后终日不得消化。下饭的菜，是白水煮老白菜帮子，每人一瓢。贵州缺盐，盐巴
很贵，虽规定每人每天供盐二钱五厘，但被贪污去了。这种伙食，终年累月没有改
变。集中营均是长期监禁的人，因此人人皆病，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
肠胃病等极其普遍。营中虽设有医务室，每天有“医官”到各“斋房”诊病，但这
些病，并非医药所能治疗，所谓医治只是形式而已。
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的衣服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准对外通讯，也不
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严寒时才发给棉衣。所谓棉衣，就是
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缴回的旧棉衣。这些脏、烂、破、臭的棉衣，
每个“修养人”只发一次，被禁好多年，就得穿好多年，穿在身上是捉襟见肘，棉
花都成了硬板板，根本不能御寒。
警卫方面，更是层层包围：大围墙外碉堡林立，二道围墙又有武装站岗，各
“斋房”还各有一道围墙，门口也站着武装，“斋房”内外，便衣看守和管理员日
夜巡逻不停。
特务头子周养浩还无耻地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大圈圈内的小圈圈里，小圈
圈里又有黄金困（即土墙），黄金圈里黄金屋，又有人保护，有吃有穿，这是世外
桃源，还不好啊！”
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损耗着无事人民的身心；再加上处于
丛山深谷之中，与世隔绝，置身于人间魔窟，常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今
夕是何年”之感。
我是在1943年4 月被送到集中营的。听说在这以前叫做监狱，主任是刽子手何
子祯。所有被监禁的人，终日终年地锁在屋子里，留一小窗孔，作为送饭食的口子。
连这个小小的窗口，平时也是用黑布挡着，只有送饭时才把黑布拉开一下，不要说
出屋放风散步，连向窗口张望一下都不可能。因此，无人不生病，有的病情严重，
太阳出来时，才可以出屋晒上十分钟太阳，这是所谓照顾病人的特殊待遇。贵州天
气时常阴雨，偶在天晴之日，就在院中置一木笼，和动物园中关老虎的笼子差不多，
凡有病的人，轮流从屋子里被拉出来关进本笼，站着晒上十分钟。但是，因为人长
期被关在阴湿暗室中，忽然接触自然界的空气与太阳，身体疲弱，不堪支持，凡出
来晒太阳的人，常会晕倒在笼中。笼小，人倒不下去，只有软瘫在笼栅上。黄显声
先生曾目睹此情况，他每每谈到此事，气愤填胸，大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在我被监禁到集中营的那年，监狱负责人已换为大特务周养浩。周养浩的阴险
手段，欺骗了不少的人。黄显声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Iw年时，黄先生和周同
去玄天洞探看杨虎城将军。饭后闲谈时，杨将军对黄先生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
有一个好人，只有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这是由于周的骗术高，以致使秉性
耿直、胸怀磊落的杨将军受其蒙蔽。1949年，特务密谋杀害杨将军，就是由周养浩
到贵阳把他骗来重庆下毒手的，其手法的阴毒，实非一般小特务所可比拟。他接事
后，就宣称“改革狱政”，“开明管理”。将“监狱”改称为“新监”，实际上除
了加重迫害之外，并增加了经济上的剥削，其手段的阴险毒辣，比何子祯犹有过之。
周养浩的生财之道
周养浩当集中营主任四年，不但杀人无数，任意奸污女“修养人”，而且迫使
那些已被折磨得体质衰弱不堪的“修养人”为其劳动生产，供其荒淫无耻的挥霍。
他的办法，是以“改革狱政”为名，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或原在社会上有声望的
人，参预讨论制定所谓革新办法，成立生产机构，把一些“修养人”由“斋房”里
提出来工作，称为“工作修养人”，发给极少津贴，与监狱的职员同住、同食、同
劳动。在1944年时，参加这种劳动的达80余人，其中所谓“工作修养人”有70人，
职员仅有10余人。这年12月日寇打到贵州，释放了二三百人，组织机构才适当缩减
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修养人”中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所谓“同
志”，是指原为军统分子，因违犯军统纪律而关起来的特务分子；所谓“非同志”，
是指社会上被绑架来的人。造“修养人”名册时，这两种人是分开造册的。在每年
一次的“四一”大会时，只有属于“同志”名册内的人才有被赦免的机会。
在“工作修养人”中，“非同志”占绝对多数，“同志”占极少数。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同志”均是军统分子，有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权利，可以随时
向军统局打“小报告”。“非同志”完全在周养浩控制之下，不怕泄露他的秘密，
所以他认为提用“非同志”为“工作修养人”比较可靠。虽有少数属于“同志”的
“工作修养人”，也是经他再三考虑不致做“小报告”的人。
在财务上，会计室与第四组生产部门的会计股是严格分开的。会计室属军统局
会计处，它的职责是要按年度预算逐月向上报核决算。第四组的会计股则掌管大小
13个生产单位的财务，不向上报销，由周养浩自行支配。所以狱中生产就等于周养
浩个人自办的企业，尽量剥削“修养人”，以饱其私囊。其生产营利的门路有如下
数种：（一）复活工厂：集中营内设有铅印、石印、雕刻、糕点、缝纫、草鞋、布
鞋、卷烟等8 个生产单位，统称为‘复活工厂“。”修养人“充当生产工人，每人
必须参加一种甚至数种劳动，计件给以为数极少的报酬，名叫”赏与金“。全月所
得最高的”赏与金“在当时仅可买到一斤肉，一般的只能买点肥皂、草纸等日用必
需品。复活工厂所获的利润却不小，其中以铅印与卷烟的营利为最多。它所产的”
四一牌“香烟畅销贵阳、重庆等地。
（二）商业：开设“正谊商店”与“四一合作社”两个商店。“正谊商店”开
设于息烽县阳朗坝正街，自建铺面楼房三大间，为全坝之冠。派员由重庆、贵阳等
地运来的日用百货、布匹及官价盐巴等均以高价售给当地农民。“正谊商店”是对
外公开营业的，收用当时通用货币。“四一合作社”设于集中营围墙内，除售百货
外，兼营糕点、烟、酒、冷菜等食品，营业对象是“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
售物不收通用货币，只收“代用券”。
（三）煤炭厂：集中营附近曾开一小煤矿，挖煤自用。又设有炭窑数个，每到
秋季就派人外出，到处砍伐青冈树，烧成冈炭，到严寒时运至贵阳待价而沽。
（四）农场：除种蔬菜供食外，并饲养鸡、鸭、猪等数百头，每届年节就用卡
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城市出售。
（五）汽车运输：这是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部分，直接由周养浩的
小舅子郑文松掌管。有一部大卡车是以押送“修养人”为名向军统局请求拨来的。
其他的车，均是以拦截过往的货车，进行非法检查后扣押使用。经常在外日夜进行
运输的有四部大卡车，除代运走私货物收高额运费外，多半自运生猪、菜油、粮食
等到大都市出售。这些生猪、菜油、粮食的来源，是由周养浩特别指定的警卫人员，
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
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刮得一贫如洗；食
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
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1 、
5 、10、50、100 元五种。凡“修养人”人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
“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
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人营时带的现金，或变
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
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则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
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
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200 元，股长级100 元，一般为50
元。当时50元，约可购到3 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
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
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
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
并相约在自由后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
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在我被囚数年中，所
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
人左右。周养浩是1942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1943年春
天被监禁时编号609 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600 多人，以后还逐
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
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被任意罗织罪名，加以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
的人中举一些例：（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
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
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
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
的衣物当卖后作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
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
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了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
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
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
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
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
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
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
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
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警卫
员，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
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
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
就被囚禁，皮大衣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
监禁。1944年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
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
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
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1944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
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曾在北平女一中同班三年，感情很
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
大学，她的义父黄绍越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
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
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戴笠亦在
座，戴对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
（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
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一天黄昏，
突然派来两乘滑竿，将她们两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
胡蝶到杨家山来了，便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
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
重庆后，亦遭逮捕，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
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
出沦陷区前被日军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
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因胡的一句话，戴即将杨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
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
吃饭时，胡蝶曾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
此后，杨惠敏就被监禁了。
（五）王通：原在东北做裁缝，经常有些俄籍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
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据说是蒋介石的亲哥哥。他是1944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
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16岁的女儿接来
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
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
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
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
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认为老三既已发
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
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
儿俩也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
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了一年多，
又派人把他们送走，去处不详。
（七）周佛海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
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3 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
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
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
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
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向我说的。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
重庆女师读书，1940年，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
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为了想与王相见，就
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1946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
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3 岁，次儿尚在哺
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
的就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7 人，
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1945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
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
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
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物的手续。她
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一个打火机给我，并说：“这个打火
机送给你留作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
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
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
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
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6 个男的都带
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
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
重庆，证明他们7 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
直到1946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
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
官带领武装警卫6 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
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7 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
仓库走去，正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6 个警卫也都随
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7 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
在车旁看到，他们7 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
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
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
“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
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
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拗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
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
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
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
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
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
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
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
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
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时被捕。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1944年时，有
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
人各接到密令。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
；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贵州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
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
不离，同往贵州；到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
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1943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
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
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人集中营时，即为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
以个别谈话为名，提张至其办公室图加污辱，张在激愤之下，打了周养浩两记耳光。
周被打后，怕丢人，但又不便发作，只得伺机报复。李超民与张露萍秘密通讯之事
为其耳闻，即突击搜查李的住室，找到信件甚多，信中并大骂周养浩为“活王八”。
他一看之下，恼羞成怒，即集合全体“修养人”于大礼党，外面派武装包围。在大
礼堂内当众痛打李超民100 大板。当时正在严冬，李穿的灰布棉裤被打得布破絮飞，
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木板打断三根。李超民被打后，寸步难移，再加重镣，吃盐
水饭，关进重禁闭室。
周养浩对张露萍仍不死心，假意殷勤，叫她个别谈话，说她年轻，受人欺骗，
上了当，他是原谅她的；又亲写一条给会计室发200 元特别补助费给她。他这一打
一哄的毒辣手段，受到张露萍的厉声斥骂。
对女‘修养人“的蹂躏污辱，更是残忍无耻。如：周大全，湖北沙市人，十二
三岁时，在沙市日籍人办的医院里学护士。不久，抗战发生，院长河北外男被逮捕，
在重庆南区公园以国际间谍之罪，公开枪毙。周大全、金光珍、邹世秀等3 个女护
士同被逮捕，押至重庆转到集中营后，就把她3 人提出在医务室做护士工作。当时
周大全仅16岁，周养浩以洗沙眼为名，每日上午指定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给他洗眼
睛，利用机会奸污了她。以后她恢复了自由，又被周占作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
重庆解放前夕，将她抛弃了。
军统特务不仅对被关押在监狱的人进行残杀，即在集中营附近的农民，亦常遭
其毒手。1944年秋季，我与陆朵云、邹志英（邹原为戴笠的姘妇）3 人住在一室，
此屋在饭厅附近。有一天夜里，我们熟睡以后，被叫喊呻吟之声惊醒，不知在饭厅
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屋里，夜间虽不锁门，但不准外出。这时听到这种不停
的叫喊，不禁心惊。和陆朵云商量后，我就悄悄溜出来，伏在饭厅的窗口探视，看
到在饭厅大梁上用粗绳反手吊着一个赤膊的老汉。不一会，便衣看守由厨房里飞奔
而来。手举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条，向老汉背上烙去；老汉痛得惨叫起来。我目睹此
状，禁不住失声惊叫，看守听到，即大吼“是什么人！”吓得我赶忙跑回屋中。时
在深夜，室中无灯，未被发现。他们以为是邹志英，不再追究，因为只有她在夜间
可以随便东走西走不受干涉。
可是两天之后，即将我们迁到大操场网球场尽头的一间阁楼上去住；人夜后，
不准我和陆朵云出阁楼一步。过后，我问黄显声，那个被吊打的老汉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受这样的刑？他告诉我说：这个老汉是附近的农民，因在青黄不接时卖了青
苗，现在还不出粮，给绑来逼粮的。（黄显声在集中营行动比一般人自由些，有些
事情他能听到。）
事有凑巧，我们迁住的阁楼靠近第二道围墙，武装警卫队队部就在围墙外面。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墙外呼吼之声吓醒，只听到众多人同时“啊、啊”的呼啸呐
喊。喊声过后，沉静片刻，又喊一阵；就这么反复地停停喊喊，将至天明。我们不
能外出，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心惊胆战地等到天明。到第二天集中营里一切照
常，看不出什么新情况。我心中不解，就找机会问黄显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也
听到这个声音的。他由一个看守那里打听出来，说是吊打农民逼不出粮来，于是改
变办法，设计恐吓：由警卫队一个队附廖雄，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又将
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牛头、马面、小鬼等两边站立。另一批特务们趁半夜里闯
入人家，把熟睡的农民从被中拉起，拖来审问，进行逼粮，众人呐喊助威，吓唬被
审的农民，使其恍惚惊惶不知所措。
摘自《特务秘闻－－军统活动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