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林老家人提供此文的电子版及相关图片。原文刊载于《红岩春秋》2001年第2期。
说起来，我和彭咏梧、谭幺姐是老乡，我们都是下川东地区云阳县人。我家在离云阳城关北面三十里路的云安镇，彭咏梧和幺姐的家就在离云安镇不远的红狮坝。我与彭咏梧同年入党，后来虽然受组织上派遣，长年在外地奔波，与他未曾谋面，但是我的许多同志和好友都与老彭一起战斗，而且他也是我妹夫陈作仪的直接上级和好朋友，我们互相都是知道的。1947年，我和我的全家参加了华蓥山起义，老彭他们则回到家乡，发动了下川东的起义。因为敌人过于强大，这两处起义相继失败。我们从华蓥山上撤下来，担当起安排和掩护同志们的重任，很久以后，才听说老彭已经在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与谭幺姐，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患难之交。
于危难处见真情
谭幺姐是接到她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从家乡赶来重庆的，在这之前，她已经整整六年没有了丈夫的音信了。她十六岁嫁到一贫如洗的彭家，不但一肩担起了赡养老祖母的重任，还四处借贷，让丈夫到外面去读书。后来丈夫参加革命，她已经生下了儿子炳忠，老彭四处奔波，相继担任了万县中心县委和云阳县委书记，幺姐带着儿子紧紧相随，做了很多的协助掩护工作。老彭因为工作需要，调去了重庆，来信要幺姐带着儿子一同前去，幺姐却因为要偿还老彭读书时欠下大笔的债务，同时也想多挣点钱，补贴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刚刚在家里办起一个纺织作坊；加上孩子炳忠又出麻疹，发起了高烧，让她昼夜不敢合眼，只得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是想在云阳再呆一段时间，暂时不去重庆了。
虽然当时老彭已经是重庆地下党的第一把手，党的重要领导人物，而幺姐不过是一个初通文墨的农村妇女，但是结婚九年，他们一直都非常恩爱的。想到丈夫不但衣食住行没有人照料，还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幺姐的心里非常难过，信发出之后，她整整哭了一夜。从此一边日夜操劳作坊，一边盼着丈夫的来信，谁知道这一盼就盼了六年，最后盼来的，却是在重庆读书的弟弟谭竹安的一封长信。信上告诉她：姐夫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已经与一个叫江竹筠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叫彭云。现在他们夫妻俩要到很远的农村去工作，希望幺姐能够赴重庆去照顾彭云……
我不知道已经为老彭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幺姐，接信后是怎么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我在重庆看到她的时候，她才三十来岁，看上去秀气贤惠，而且沉着能干，地下党的同志们把她安排在位于重庆七星的岗基督教女青年会，让她带着自己亲生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生的儿子彭云，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了下来。
已经是1949年的春天，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人员，大量涌入敌人的心脏重庆，敌人部署了十万名特务，在城市乡村的车站码头大街小巷游荡，哪怕是听到口音不对，也会被抓起来，监狱里人满为患，老百姓人心惶惶。我的妹夫陈作仪，曾经在家乡被捕，是老彭在月黑风高之夜挖开了监狱的墙壁把他救了出来，可是现在，他又被敌人抓进了渣滓洞，一点音信都没有。我的妹妹林梅侠，也刚刚从华蓥山的起义现场撤退下来，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们设法把她安排在比较偏远的巴县马王坪一个幼儿园当老师，想让她顺顺当当把孩子生下来。
谁知道没有住多久，梅侠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她来不及通知我，当下拿了几件衣服，装着进城去看病，就离开了幼儿园。梅侠还在半路上，就又被特务跟上了，她毕竟是快要生产的人了，转来转去怎么也甩不掉“尾巴”，就干脆跨进了蒋二哥的舞厅。蒋二哥名叫蒋林隐，公开的身份是一个很有名的袍哥舵爷，暗地里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他在重庆解放碑前的闹市区开了一家名叫“和中”的舞厅，时常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包括军统和中统的大特务，在他的舞厅里进进出出。这里是我们最安全的接头地点，按理说是不能够轻易暴露的，可事到如今，梅侠也顾不得了，一抬脚就跨了进去，找到蒋二嫂说：“我被跟踪了。”
蒋二嫂把梅侠带到一个角落，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穿上，一边问她：“你说，去哪里？”
梅侠想起了幺姐，说：“去七星岗女青年会。”
蒋二嫂就从后门把梅侠送到了女青年会，来到了谭幺姐的小屋。梅侠对幺姐说：“你看我马上就要生了，却连个住处都没有，不知道这里安全不安全？”
幺姐连忙把她安顿下来，自己转身出去，给在《大公报》工作的弟弟谭竹安打电话，就说是小云病了，让他赶快回来一趟。
不一会，竹安回来了，一看梅侠这个样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很坚决地对梅侠说：“这里不能住，你得走。”
幺姐看着就要临产的梅侠，对竹安说：“你看他这个样子，能不能……”
竹安说：“你们两个人挤在这里，还带着两个孩子，目标太大了，多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当下就把梅侠送到一个姓冯的同志那里住了一夜，自己赶到小龙坎夏家山的何家，找到何老太太。何老太太的女儿何理立，是我们的一个同志，不但与我的妹夫陈作仪熟悉，与老彭、江姐和竹安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现在何理立不在家，党内的事情又不好直接向她母亲明说，竹安只说是自己有个朋友出远门了，他的妻子要生孩子，没有地方住，想在何老太太家租间房子，还要请老人帮忙照顾一下产妇。
老太太的房子也不宽裕，再说乡下人对于生孩子也有忌讳，想来想去，只有小小的厨房可以利用。竹安回来与梅侠说明情况，梅侠只求有一个地方能够把孩子平安地生下来，厨房就厨房吧，第二天就跟着竹安去了何家。小厨房没有窗户，又黑又不通风，一旦烧起茅草做饭，烟雾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梅侠的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连日来在特务的追踪下提心吊胆四处奔走，过于劳累，到何家的第二天，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与竹安、幺姐带着小彭云，一起去看梅侠，幺姐抱着这个白生生的胖娃娃又是亲又是笑，直说这孩子福大命大，将来一定有出息。竹安接着说：“要是作仪知道了才高兴呢。”一句话说得梅侠又想起狱中的丈夫，泪水涟涟的。我连忙说：“快了快了，解放军已经打到四川边上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幺姐忙着把带来的鸡蛋，给每人煮了一碗醪糟蛋，接着又忙着给婴儿洗澡，换上小云出生时穿的衣裤，还按照当地的习俗，把买来的红布条搭在何家的门上，放了鞭炮，表示辟邪和冲喜。幺姐还把带来的鸡和鱼为大家好好做了一桌饭，何老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很高兴。然后，幺姐带着小云留下来照顾梅侠，我给她们留下了十块银元，作为营养和伙食费。
过了一段时间，竹安告诉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家隔壁住进了一个特务的姨太太，看来得赶快离开。于是我借口在城里找好了房子，把梅侠接到了歌乐山我们夫妇和诗伯的住处，幺姐则带着小云转移到城里中山公园里的培才小学避难。我和同志们惦记着她们孤儿寡母，一有机会就前去探望。直到现在，幺姐的儿子炳忠，还记到我到中山公园去看他们母子俩，逗着他玩的情景。
从悲痛中站起来
解放大军势如破竹，重庆这个蒋介石最后的堡垒，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解放后的第二天，我奉组织之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调动了地下党所有的统战关系，只用了短短的两天时间，就利用一个民主人士捐赠出来的临江门介中公寓，办起了一个能够容纳百余人的“脱险同志联络处”。我的一家人包括我的妻子、妹妹、岳母、内弟，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不分昼夜的接待从敌人的虎口中脱险的亲人。那些感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梅侠在联络处负责接待，只要遇到从渣滓洞百公馆逃出来的同志，就忙着打听她的丈夫陈作仪`，最后才知道作仪已经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我和地下党的战友陪她到渣滓洞去寻找作仪的尸体。荒草之中，牢门内外，到处都是被泼上汽油烧焦了的尸体，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浓浓的血腥气四处飘荡。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越狱时推倒的那堵墙，在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倒着一些象木头桩子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都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被敌人浇上汽油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清谁是谁啊！
我们从渣滓洞回到联络处，看见幺姐带着她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的儿子小云，正在和我的岳母诗伯说话，大家一见面，都泣不成声，哭成一团。幺姐和她的弟弟竹安一起，已经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在歌乐山电台岚垭荒草中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小云的亲妈妈江姐，她和二三十个战友一起，已经在十天前被敌人秘密地杀害。也是在这个时候，竹安才告诉他的姐姐，自己的姐夫，幺姐七年来日夜担心牵挂的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彭咏梧，也早已经在一年前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幺姐和梅侠带着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陈伯也在一边陪着落泪。这样的场景，她已经在14年前经历过了，那时候她和这两个晚辈一样，也才三十多岁。她本是翰林家的后代，却与一个“没有功名”的热血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婚后卖掉了田产，双双赴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后来丈夫奉组织之命，回到家乡华蓥山组织武装斗争，她这个翰林府中的小姐，也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人称“双枪陈三姐”。1935年，我的岳父廖玉璧被敌人残酷杀害，也象老彭一样，砍下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也是被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回来悄悄埋葬。这些年，诗伯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带上我，为岳父没有实现的理想而奔走，没想到就在天亮之前，她又看到自己的晚辈们一个个失去了丈夫，成了孤儿寡妇。
只是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同时也是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战士。她们擦干了眼泪，很快投入了新的生活。幺姐带着炳忠和小云，和一批烈士家属一起，就在联络处住了下来，等待分配工作。大家都觉得她这辈子太难了，让她多休息，可是她却争着找事情来做。她为脱险的同志们洗补衣服，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刚刚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那么多的烈士家属住在一起，要吃要用，这些都要钱。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诗伯提出来生产自救，于是幺姐和几个烈属就凑了五台缝纫机，打了一批雨衣，拿到街上去卖，用卖得的钱来维持烈属们的生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应该受到提倡和褒奖，可是在接踵而来的“三反运动”中，诗伯所在的重庆市妇联却派人去调查，认为陈联诗当时叫烈属们打雨衣到大街上去叫卖赚钱，哪里象是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完全像个商人资本家嘛！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成了诗伯在这次运动中被强行“劝退出党”的罪状之一。
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幺姐对于这样的运动很不“理解”，每次见到诗伯，都觉得很对不起她。1954年，受尽了委屈的诗伯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重新拾起了她年轻时候喜欢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幺姐还是象以往一样常常去看望，有一次正好我也在那里，不知道怎么的，又说到诗伯被“处分”的事情。幺姐很难受地说：“诗伯啊，都是我们害了你，你要不是为我们大家谋生活，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真是想不通，象你这样的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宁愿自己吃苦也要为别人着想的大好人，这世界上找得到几个？为什么这些人连好坏都分不清！我们大家都为您打抱不平呢，都说这肯定不是我们党的政策……”
诗伯长叹一口气，只是摆摆手，叫她别说了，要让别人听见了，会连累她的。再说，事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会搞清楚。
三十年后的1982年，诗伯和许许多多蒙冤受屈的人们一样，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可惜幺姐和诗伯一样，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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