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的宣传主题：求生还是赴死？
——纪念渣滓洞狱中斗争领导者胡春浦
孙丹年
熟悉白公馆渣滓洞故事的人们也许不知道，在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描绘的渣滓洞狱中斗争，其中脍炙人口的绝食斗争和狱中追悼会，其真正的幕后领导者是胡春浦。胡春浦忠实而高明地执行了中共国统区工作“隐蔽斗争”策略，以最小的代价或零代价，赢得狱中斗争的胜利。1949年5月，在狱中没有暴露身份的胡春浦，经营救出狱。
人们也许没有想过，被囚禁的人，他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珍惜生命、减轻痛苦、争取早日恢复自由，还是尽力表现英雄主义、无畏对抗、以己之弱硬拼特务看守之强？
应该说，“求生”与“赴死”，二者相辅相存，都是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长期以来“一边倒”地高调宣扬“赴死”主题，绝对威权，不容质疑、更不容辩驳。从来都是”一边倒”地英勇无畏、可歌可泣、壮烈牺牲，而很少提到牢狱中的人们也是希望活下去的，为了活下去，也是必须讲究斗争策略并作出适当妥协的。
历史上，真实的狱中斗争，主题究竟是什么？是争取出狱、争取生活得更加人性化，还是一味地慷慨激昂、壮烈赴死？历史上牢狱中的“求生”主题，与文艺宣传的“赴死”主题，差别何在？只有将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之后，才能理解胡春浦身上蕴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胡春浦出身中共中央特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发展了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位秘密党员，先后受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直接领导，先后协助湖北和四川地方党的武装斗争。1949年出狱后，为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按理说，白公馆、渣滓洞出过这样一位正面人物，应该大书特书才对。但在长期的宣传鼓动中，他面目模糊、身份存疑、是鼓吹壮烈赴死的当局和文艺家们都避讳提及的。
但是，长期以来，胡春浦似乎一直以两面角色浮现在人们眼前：新政权建立以前，知道他的人，都以为他是资本家，是国民党高官的座上客，是狱中“享受优待”的特殊囚犯，而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坚强、勇敢、成熟、干练的中共党员。但他却又总是被幸存的难友们充满崇敬地一再提到，是一位被难友们深情怀念的狱中斗争领导者。
正因为长期以来总是高调宣扬“赴死”而忽视“求生”，所以白公馆渣滓洞中凡是争取到脱险出狱的人，在中共建政以后，政治上都很坎坷，很难顺畅舒心。不仅少有人（或根本没有人）祝贺他们逃脱了死亡保全了性命，反而总是遭到歧视，总是被反复质疑：“你为什么没有死？”
别人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就算你没有投降叛变，也一定是怯懦、卑鄙、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不然，你为什么能够活着！
历来宣扬的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主题，都鼓动慷慨赴死，提倡壮烈牺牲，几乎不提、甚至鄙视珍惜生命和减轻牢狱生活痛苦的言行。这就是胡春浦一直不被宣传、不为人们所知的原因。
从逻辑上说，部分人壮烈赴死，应该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但是长期以来，关于壮烈赴死的故事轰轰烈烈，沸沸扬扬，气壮山河；而珍惜生命的故事却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理不直气不壮。韩子栋在白公馆长期装疯卖傻，终于乘外出之机逃走，人们赞美的也总是他在逃走事件中所表现的机智，而非从珍惜生命、追求自由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长期高调宣传“慷慨赴死”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白公馆渣滓洞中的人群只有两个极端：一、不仅不怕死、勇于找死、还撺掇着别人一起去死的英雄的中共党员；二、整天琢磨着如何弄死别人、卑鄙怯懦、凶狠恶毒的叛徒特务。
这两个极端之外，几乎没有中间地段。
而事实上，中间地段永远是绝大多数，正如大规模疾风暴雨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群众是绝大多数一样。多数人显示的是正常思维，正常生活，正常习惯，表现着常情常态。
正常人有仇有恨，也有恩有爱，他们追求崇高，忠于信念，更珍惜生命。正常人被捕坐牢以后，他最渴望的是早日重获自由；他的家庭，他的组织和战友，亲属同学朋友，全都急着将他从狱中捞出来，焦虑如热锅蚂蚁，千方百计往狱中送去食物衣物药品；多少家庭变卖尽净，倾家荡产，给各级牢头送去金条财物，只求被捕者免除一死，只求减轻他牢狱生活的痛苦。
即使是叛徒特务，也非铁板一块地一味穷凶极恶，整天只想着如何整死别人。他们也经常处于摇摆之中。当正义一方实力强大时，他们便靠拢正义；当邪恶势力强大时，他们被邪恶利用，但也随时可能倒向反面。从人性的角度，很难用一条横线将活生生的人们划为“非此即彼”。
永恒的事实本来是：被囚禁者努力争取的绝不是争相赴死，而是好好地活下去，争取早日恢复自由。这才是对于白公馆渣滓洞的常情视角。也只有从常情出发并以回归常识为目的，考察胡春浦在白公馆渣滓洞发挥的积极作用，才能认识到位。
胡春浦在狱中的英勇机智都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而人道主义应该居于英雄主义及其他主义之上。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胡春浦以“资本家”的派头，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上层关系，承担责任，掩护同案难友；为了改善难友们的生存状况，经常自己出钱给难友们添加荤菜。后来转押渣滓洞看守所，他利用住在不锁门的“优待室”的方便，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安抚他们，稳定情绪，帮助他们渡过初入狱的心理难关，振奋士气；也做看守们的思想工作，争取让他们给难友“开绿灯”。他领导大伙为改善伙食而“罢饭”（即文艺作品中所称的“绝食斗争”），“罢饭”的整个过程勇敢、隐蔽、机巧，不仅斗争胜利，伙食得到改良，还达到了使全牢难友团结同心、一致斗争的主要目的；他领导大家在重审案子时“滚案”（即滚掉、赖掉对其所涉案情的指控），以达到拖延时日、争取转机、获得释放的目的；龙光章病逝后，胡春浦秘密组织“狱中追悼会”，以他的睿智迫使看守所长亲自致祭，还做到了不露声色，不受损失。
最应该称道的（却正是小说、歌剧、影片中从来不提的）——胡春浦利用当时政府“建设文明监狱”的口号，向看守所提出“改造内部环境”的要求。
这里顺便提到，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向中国政府要求“治外法权”，即洋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治外法权”之提出，其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国监狱内部管理野蛮落后”，洋人不能受此“土罪”。因此，自清朝末年起，为了向列强争取废除“治外法权”，中国政府——无论清末朝廷、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各地军阀政府——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都努力争取改良监狱，提倡“建设文明监狱”。这可以与清代及以前的监狱制度作比较，例如一直保存到1990年代的重庆巴县衙门监狱旧址就是一则实例，巴县衙门监狱潮湿肮脏阴暗，还不如川中某些农民的猪圈。牢房中没有床，人犯直接睡在泥地上，给点稻草，有时给一块木板。渣滓洞即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是根据1946年新订的《看守所组织条例》设立的，其“建设文明监狱”的措施之一，便是写在院墙上的“感化标语”。牢房中，摆放着上下铺木板床。
利用了“文明监狱”口号，胡春浦想办法促使看守所同意，让难友们建立起图书室、小卖部、互助社，还组织篮球比赛等等，狱中生活状况大为改善。狱方还同意由胡春浦个人出资，给难友们订阅报纸。
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后，眼看全中国解放在即，为避免失败者疯狂屠杀导致全体殉难，胡春浦和仲秋元等写下了渣滓洞全体政治犯名单，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被捕时间、案情等内容，缝在布包里交医官刘石人带出狱外，拟托人送至香港，交《大公报》公开登载，以利于全社会展开营救。此真为惊天一笔！
可惜，该名单在邮寄时被特务查获，寄望于《大公报》进行营救遂成泡影。1949年5月胡春浦经营救出狱后，专门查问过该名单下落，得知《大公报》未能获悉该名单，不免顿足长叹！否则，渣滓洞难友们的性命，还可救下许多。
正因宣传主题的差别，所以，在鼓吹“慷慨赴死”的作品中，无论小说《红岩》，歌剧《江姐》，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都没有出现珍惜生命、关爱难友、改善狱中环境、减轻大家痛苦的胡春浦影子，他一直处于读者和观众的注视之外。但是，很多白公馆渣滓洞的幸存者都记得胡春浦，许多人，如刘德彬、田一平、唐弘仁、仲秋元、周特生、葛雅波、张大昌、傅伯雍、熊鸿嘉……等，都满怀深情地回忆他，讲述他为大家减轻牢狱痛苦、争取生存几率的生动故事。
只提倡、甚至只允许为了党国利益慷慨赴死，而不提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不提、甚至不能允许人们争取生存、争取自由，这是反人性、反人道的。今天我们纪念胡春浦，同时期望渣滓洞狱中斗争的主题得到回归以及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历史故事得以改写。
纪念革命老前辈胡春浦，以此唤醒人道，回归常识，珍惜生命，减轻痛苦。
2013,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