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文革时四人帮污蔑江姐夫妇是叛徒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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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文革”来临之际，林彪、“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叛徒”，是“黑帮”，强行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通过这些伎俩抹掉英雄的历史。然而他们没有得逞，因为他们无法撼动矗立在人民心头的英雄形象。
本文摘自《纵横》2009年03期，作者：卢晓蓉、贾晓明，原题为：我与“江姐”的儿子彭云同学
中学六年，我有幸成为革命先烈江竹筠同志儿子彭云的同班同学，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他的家庭。提到彭云的母亲江竹筠，也许年轻人会感到陌生，但提到“江姐”，在我国可算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了。江竹筠同志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自贡，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农学院，在此之前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6月被捕，1949年10月下旬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江姐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她的丈夫彭咏梧烈士被捕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门口示众；为了接替丈夫未竟的革命事业，不得不将刚满周岁的儿子彭云寄养在亲戚家里。她还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在不幸被叛徒出卖后，被敌人关进监狱并被施以酷刑，包括十个手指头被敌人钉入竹签。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她的信仰，敌人从她口里得到的只有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从20世纪50年代初报刊第一次披露江竹筠烈士的英雄事迹，到长篇小说《红岩》的问世，以及歌剧《江姐》的六次复出、一曲唱遍祖国大地的《红梅赞》、震撼人心的电影《烈火中永生》……这些作品为全国人民塑造出一位身穿蓝布旗袍、肩披红色绒线衣、昂首挺胸、面带胜利微笑的巾帼英雄，不知倾倒了多少人。“江姐”成了英雄的代名词，她的形象超越了时空。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事迹。记得我们班主任为了给我们全班同学朗诵那篇长文，竟然不惜“牺牲”整整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文章还没有读完，全班师生已泣不成声。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江姐》，在首场演出时便获得巨大成功，观众们个个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当时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她的遗书里提到的“云儿”。那天晚上，他的养母——江姐丈夫彭咏梧烈士的前妻谭正伦，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进了重庆市巴蜀中学。这所学校是我祖父卢作孚在20世纪30年代协助创办的。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喜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那一天起，我和他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有着明显的特征：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特征，彭云小时候被江姐的战友们称为“小老虎”)，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条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把眼镜套在耳朵上)。我们这个班也因为有了他这样一位特殊的同学而显得非常突出：不仅学校对我们班倍加关爱(比如为我们班选派优秀教师，尽可能创造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市里对我们班也“刮目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指名让我们班参加。而彭云只要在公众面前“闪亮登场”，就必然引起“轰动效应”。每年的清明或者烈士遇难日，我们班都要去渣滓洞、白公馆等烈士们被囚禁、遇害的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我们还经常请谭正伦妈妈等江姐的生前友好给我们讲述江姐的故事。通过这些活动，我对江姐更多了一份了解。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去渣滓洞监狱举办纪念革命先烈的活动，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人声鼎沸，挤得水泄不通，前来参观的人们都想一睹江姐之子的“风采”。好在我们班平时就训练有素，为了彭云的安全起见，立即上演了一幕活的“营救剧”：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包”，去吸引围观群众的注意力，另外几个比较高大的男同学则趁这个机会架着他往外“突围”，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拥堵的群众。
我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大量出版发行时。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名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

《红岩》出版发行的时候，我正念初中二年级，当时全国刮起了一阵“红岩”旋风，各地新华书店都排起了购书的长龙，许多人都以买到一本《红岩》而自豪。这股旋风不久即漂洋过海，一发而不可收。小说的巨大成功又一次引发了“江姐热”。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达到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江姐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更充满着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对革命英雄所共有的缅怀和敬仰之情。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封封充满浓情厚意的信件。我们的心被温暖、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当时我非常纳闷：连同学都十分激动的时候，为什么唯独彭云能够如此低调，如此冷静？这个疑问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他母亲的遗书，我才得出答案。

这是一封江姐给谭妈妈的弟弟谭竹安写的信，字被用竹签子蘸着烧焦的棉花和水调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对时局入木三分的精辟分析，对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的忠诚，以及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跃然纸上，让人刻骨铭心。那是我有幸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江姐的家书，信里的很多话让我终生难忘：

……蒋××(蒋介石)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个)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话又得说回来，我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蒋介石)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彭云)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姐牺牲前夕，祖国的大半河山已经解放，毛泽东主席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信中，江姐对时局的估计相当准确，已经预见到全国即将解放。这封信是在1949年8月27日写成的，而重庆在1949年11月30日获得解放，其间正好三个月。江姐同时也清醒地估计到自己有牺牲的可能，但是她没有为求一生，为求骨肉团聚，为求亲眼看见五星红旗在蓝天飘扬而向敌人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江姐牺牲之后，遗体被敌人残忍地扔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也就成了江姐留给彭云的绝笔。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而深受震撼，同时也终于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

从此，我们班教室的墙上挂上了两幅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以勉励我们树立崇高理想，为祖国的未来刻苦学习。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大量削减。虽然市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在彭云带头下，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因为营养跟不上，彭云的身体日趋消瘦，“小老虎”的头显得更大，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饭”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的成绩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总是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名字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1948年11月，在地下党组织的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还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县城的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躯体。1961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人民的英雄虽死犹存，想必江姐也一定含笑九泉。

到了高中三年级即“文革”的前一年，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班被市里一些人定为“贯彻阶级路线”的典型。但彭云从不相信我这个卢作孚长孙女和一些别的被定性为非“红五类”子弟的同学是什么“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鼓励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句话虽然在措辞上难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有些幼稚，但却让当时正处于“极端环境”的我得到了莫大安慰，并让我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们的同学生涯也至此结束。


“文革”来临之际，林彪、“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叛徒”，是“黑帮”，强行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通过这些伎俩抹掉英雄的历史。然而他们没有得逞，因为他们无法撼动矗立在人民心头的英雄形象。那时我正在四川大巴山地区插队落户，当时的环境，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令我和知青同伴们苦不堪言。支撑着我们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姐夫妇以及其他英雄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什么样的“高压”下，我们绝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叛徒。而彭云对我说过的许多话，也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们全家的言行激励着我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13年后，托改革开放的福，我考上了大学。

自高中毕业以后，我和彭云虽然天各一方，但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时代风云，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聚会。当神州大地又一次席卷“红岩热”时，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这次不是在少年时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又一次看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时光悄然走过了40多年，然而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的两句话：“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