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正当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猖狂攻城掠地之时，在古城开封却发生了一起让日寇震惊的特大事件:日本侵华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和数名日军头目，于5月17日被人刺杀于特务机关驻处的山陕甘会馆。而这一神秘刺杀事件的背后，却是国共两党特工人员携手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以后的历史原因，这一壮举被长时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敌我强化特工活动
日本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动用了近30个精锐师团86万兵力，相继攻占了平津、上海、武汉、广州等诸多战略要地。然而在国共两个战场的顽强抗击下，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一再破产。
然而日军在经历一系列惨败后发现，与其“叫板”的“共产军”远比国民党军更难对付。日军经过一番检讨后认为，其诸多失败在于对“共产军”的了解大大少于国民党军，必须加强“必要的情报作战。”为此，1939年下半年，日寇将在华从事多年特务活动的“有功之臣”吉川贞佐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
为对付日寇不断强化的特务活动，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也先后以各种手段对罪大恶极的敌伪头目进行了刺杀和镇压行动，仅国民党平津特工机构就先后导演了多起重大刺杀事件。1938年3月28日，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和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等人与日军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在北平煤渣胡同20号举行会谈。得到情报的国民党特工王文、兰子春等5人奉命进行阻击。下午1时，当王克敏的专车行驶到胡同口转弯处时，骑自行车靠近的特工杀手突然拔枪向王的专车猛烈射击，司机当场毙命，山本中弹倒在座位上，王克敏等人也被打得哭爹叫娘。当日军闻讯赶到时，行刺的特工早已不见踪影。1939年4月，日军为消灭活跃在冀东的八路军，其冀东宪兵司令赤本大佐突发奇想，企图通过被俘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勤务兵劝降包森，结果被包森设计骗出城“谈判”予以处决。同年10月，积极参与破坏中共开封地下党的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刚出家门，就被守候的中共地下人员“就地正法”。
为了报复国共两党连续不断的刺杀镇压行动，吉川上任后便把破坏抗日组织、疯狂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半年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军统豫站人员10余人。吉川本人一次就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
将计就计深入虎穴
为保全党组织免遭破坏，为牺牲的志士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除掉吉川这个恶魔。为慎重起见，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和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吴祖贻以及开封地下党负责人王永泉等人研究决定，让早先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牛子龙出面与军统豫站进行沟通，共同组织力量实施刺杀行动。
牛子龙是河南省郏县人，在许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回家乡从事民运工作。不久他又受党派遣利用旧关系打入国民党特工组织从事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军统豫站行动组长，先后镇压了不少铁杆汉奸。其中最出色的是他遵照党的指示处决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接着又将大汉奸、开封维持会长徐宝光刺杀，一时间成为日伪谈虎色变的“铁腕人物”。
伪开封警备司令和维持会长被杀后，在当地日伪头目中引起极大恐慌。日军经过调查后认定刺杀事件系军统豫站和牛子龙所为，于是便要求吉川立即设法铲除军统豫站。而吉川则认为，军统组织虽与“皇军”作对，在华北中共势力较强的态势下还有反共的利用价值，因此处置军统豫站的上策不是铲除，而是设法打入其内部进行策反为己所用，因为不久前曾指挥刺杀王克敏的军统天津站长陈恭澍及特工组织就是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归顺”的。牛子龙很快摸清了吉川的底牌，决定利用其急于打入军统组织的图谋，伺机进行刺杀行动。为此，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军统豫站站长。此时该站长刚接到重庆总部的指示，要求其进一步加强对日伪高层头目的刺杀行动。因为此时国民党特工组织正在上海与汪伪特务组织“76号”撕杀得难解难分，急需在华北开辟“第二战场”。接到牛子龙的报告后，军统站长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刺杀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方面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
正当牛子龙为派遣人员犯难时，恰好通过关系得知他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地下党员吴秉一已在党组织营救下成功出狱，被派往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吴枪法好、胆略过人，是刺杀吉川的理想人选，吴秉一也欣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利用伪特打开缺口
1940年春，吴秉一来到开封牛子龙的岳父董文学家。通过向董老先生详细打听情况得知，敌人在城内戒备森严，根本无法接近吉川一级的日本高官。于是便按照党组织提供的内线，与开封地下人员徐景吾、李洋斋接上了关系。当时徐景吾受党的派遣已打入伪政府任财务科长。他们得知吉川的心腹特务队长权沈斋贪财，便决定用金钱礼品从其身上打开缺口，设法接近吉川进行刺杀。
一个月后的一天，徐景吾在开封一家大饭庄宴请权沈斋，并将吴秉一介绍给权沈斋，请其为吴搭桥铺路。临别时徐景吾将一个装满银圆的古瓷笔筒送给权沈斋“笑纳”。几天后，吴秉一又带着大把银圆和名贵药材烟酒到权家“拜访”，表示自己想“归顺皇军另谋出路”。狡猾的权沈斋虽见钱眼开，但对吴秉一却心存疑虑。第二天，吴秉一以去禹县进瓷器为名潜往郑州向牛子龙汇报了情况。为了消除权的戒心、增加吴秉一的身价，牛子龙便给吴秉一编造了一份“花名册”，让他带上再去见权沈斋，声称自己在小磨山已拉起了一支武装，如能得到“皇军”收编，他愿意将队伍拉过来“效忠皇军”。
通过几次考验，吉川对吴秉一有了一些信任，但他同时又提出吴的武装仅有“花名册”不行，必须按“皇军”的要求进行“点验”。5月15日下午，吉川给吴秉一下达指令，要他率小磨山的武装进驻开封城西的董章镇听候点验改编。吴秉一立即将情况向徐景吾作了汇报，并迅速通报牛子龙抓紧做好准备。牛子龙接到通报后认为，刺杀吉川的时机已经成熟，已无必要再与其周旋下去，便当机立断命令地下党员王宝义率刘胜武、姚栓紧、张茂亭三名军统特工由吴秉一统一指挥，选准时机立即实施刺杀行动，牛子龙本人则带十几名枪手到中牟县做好接应吴秉一的准备。
5月15日晚，吴秉一带领王宝义等人的“先遣队”来到董章镇驻扎，随后吉川便派两名日军军官乘车前来对“先遣队”进行了“接受点验”，同时命吴秉一带上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只身随车前往山陕甘会馆面见吉川。一场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开始了。
孤胆英雄青史留名
山陕甘会馆位于开封市中心偏北，自从吉川把特务机关搬来后，这里就成了吉川的大本营。吴秉一见到了吉川后，他“献出”所带的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吉川高兴地予以接受。为表示对吴秉一的器重，他还决定要接见吴的“副司令”王宝义，并发给吴两张特别通行证。
拿到吉川的特别通行证后，吴秉一立刻与徐景吾取得联系，由徐火速派人向王永泉和牛子龙汇报，共同协调行动。吴秉一则赶到约定地点同待命的王宝义等人商量具体行动。最后决定，由吴秉一、王宝义持特别通行证直接执行刺杀任务；姚栓紧、刘胜武和配合行动的徐景吾、李洋斋在会馆对面街上负责观察敌情，制造喧闹气氛，以掩护会馆里的刺杀行动；张茂亭则准备5辆可靠的人力车在附近一家山货店门口等候，随时做好接应吴秉一等人的准备。
5月17日6时许，吴秉一和王宝义按照吉川约定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大门门卫，穿过深长的庭院来到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的后院。按照事先计划，吴秉一负责打西屋的吉川，王宝义打南屋的陈凯。当吴秉一来到西屋门前，忽然听到屋里有几人在用日语说话，情况与原先掌握的只有吉川一个人不一样，但他很快拿定主意决心按计划打。这时一个日本卫兵突然开门出来，吴秉一不容多想，用左轮手枪抬手一枪将其打死在门槛上，接着便乘势冲进屋里，迎面一枪将一个持刀的日军军官击毙，随后又转手向其身后的吉川开枪，但连续两枪都没打响。狡猾的吉川趁势滚地准备逃走，吴秉一见状立即将瞎火的左轮手枪砸向吉川，随手拔出另一支20响驳壳枪对准吉川就是一阵猛扫，顷刻间将这个恶魔打成了“蜂窝”。这时在南屋没有找到人的王宝义听到枪声立即过来支援，两人在极短时间内将顽抗的敌人全部击毙。随后吴秉一收拾好吉川的重要文件，与王宝义迅速撤离了会馆。
在此次刺杀行动中毙命的日寇高官除吉川外，还有日军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宪兵队长藤井治少佐，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侥幸保住了性命。而敌酋吉川则“荣幸”成为日军在中原战场被中国军民击毙的首位将官。
吴秉一在抗战胜利后，曾到延安工作学习，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特别接见，1949年还受邀参加开国大典。1956年吴秉一转业到天津工作，“文革”中遭迫害入狱，1980年后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83年因病去世。
来源：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06/25/1669467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