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读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北京初版），看到先生参加的唯一一次游行就是纪念张莘夫追悼游行。书中这样写道：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抗日同志，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后来我自己明白，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不积极参与活动，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醉生梦死”。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褴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全部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潮中。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p149页）
张莘夫事件
纪英楠
张莘夫其人和张莘夫事件（当时好像称为张莘夫惨案）现在罕有人知了，但曾经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网上可以查到不少条有关材料，我把其中的几条综合了一下（根据百度网的材料，有合并和删节，但都保持原话）：
张莘夫（1898年—1946年1月16日），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在东北被杀害。
1898年，张莘夫出生于吉林德惠县（今九台县六台村）。张莘夫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西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省）矿长兼总工程师，使俄国撤离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恢复了生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莘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初，由于抚顺煤矿产量下降，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出现供煤不足，担任此路中方理事长兼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嘉敖和时任该路苏方理事长的加尔金商定，由中方派张莘夫前往抚顺，整理并接收煤矿以接济东北的铁路商运。
1月14日，张莘夫带领技术人员和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坐苏军专车到达抚顺。下车后即被苏军安排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居住，由苏军4人站岗监视。次日，随行路警枪支被缴去，所有接收人员失去人身自由。
1月16日晚8时，苏军有关人员会同当地警察来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申述抚顺煤矿不能接收，劝其速返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车离开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时，一队“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上车将张等拖下专车杀害，随行七人同时遇难。
张莘夫应该是一位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为什么被杀害，还得从1945年初美英苏签订的雅尔达秘密协定说起。协定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确定了苏军出兵东北的条件：对大连港使用有优先权，租借旅顺港为其军事基地，通过中苏合营控制中长、南满铁路等经济命脉，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等；原来苏联老大哥的出兵东北并非像后来说的无私援助，而是有私的。但后来蒋总统也就接受了，可能是无力反对吧。这些条件对中国而言已经像是对战败国的不平等条约，何况后来苏联的所为更有过之，他们拆走了很多重工业设备，苏军纪律也很差，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苏联出兵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军的投降，但动机不纯，我觉得有点像回纥出兵帮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据《资治通鉴》唐至德二年记载，回纥出兵的条件是“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所以回纥兵攻入西安、洛阳时，大肆烧杀抢掠；事隔一千多年，情况虽不尽同，但颇相似。
张莘夫究竟是谁杀害的，南京、延安、苏联各有不同说法，很多事情的真相老百姓是无法搞得清的。
苏军的行径和张莘夫等人的遇害当然引起人们的义愤，一些知名人士公开谴责，2月中旬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发生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反苏示威游行。有的材料说游行是群众自发或由民众团体发起和组织的，我不大相信，因为当时的民众和民众团体似无此水平，但我无法也不想查明真相，只想说说我自己在这场反苏游行中的经历和张莘夫事件对我的影响。一个国际性的政治事件怎么会影响到一个当时只有13岁的初中学生呢？且容我慢慢道来。
当时我经过“甄审”后被分到第二临时中学，校长沈祖懋是南京三青团的负责人，在校内有军训教官，搞得有点军事化的样子。记得好像是46年元旦前后或是二月初，学校举办了一次演讲比赛，每班指定若干人参加，其中也有我。题目是“怎样作个好学生”，自己写稿，老师审定。可能因为我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吧，我获得初中组第一名，奖品是一个小镜框（里面的图片好像是帆船）和3块钱法币，当时家里很困难，虽然钱很少，但我很高兴自己也能为家里出一点点力。到了2月中旬，有一天忽然又全体集合，宣布某日（好像是14日）连续两天举行反苏游行，抗议苏联暴行，但究竟什么暴行并未解释；只是宣布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出发时点名，不到者按旷课处理。解散后，不知是训导处还是教务处把我叫去，通知我在游行过程中作街头演讲，我说我不行，那个老师说一定要讲。回家和母亲一说，母亲说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并且说今后凡是涉及政治的事都不要沾边。第二天我按母亲教的去找老师说我不承担街头演讲的任务，老师显然很生气：
“这是光荣任务，别人想去都摊不上。”
“那就让别人去吧。”
“你为什么不去？”
“家长不同意。”
“为什么？”
“我年纪小、身体不好，吃不消。”
“你最好还是去。”
“我真的不能去。”老师不耐烦了，很生气地挥挥手：
“不识抬举，算了，算了，去吧！”
我很高兴居然推掉了，却不知事情并未结束，不过这是以后才知道的了。
到游行的第一天，我才发现街头演讲和领喊口号都由流亡学生担任了，所谓“流亡学生”是从苏北等新四军活动地区逃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当地官绅富人的子弟，他们的食宿学校全包，所以统一着装，冬装是黑色的棉袄棉裤，他们年纪都较大，好像没有初中生。他们的态度当然很积极，一路上高举拳头喊口号：“反对雅尔达秘密协定！”“为张莘夫烈士复仇！”“我们要防止第二个九一八！”……，每到行人较多或商店集中的地方，他们中就有人站在高处或由商店借来的凳子上声嘶力竭地演讲，大家高呼口号配合。那天天气特别冷，真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我们觉得南京从来没这么冷过，大家彼此看到脸冻得灰白，手脚疼痛。走了很久，遇到我们班同学林以德的大姐，围了很厚的大围巾，只露出两眼，看到弟弟冻得这付模样，她说：太冷了，跟我回家吧，林以德不敢走，被姐姐一把从队伍中拉出去领走了，大家都非常羡慕，盼望碰到家长把自己领回家，我却知道母亲一定在家里拼命地忙她的刺绣和缝纫，不会出来，因为她不但要以此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还要挣出每半个月去苏州监狱探视父亲（只能送些食品，见不到父亲）的费用，包括买些好吃的、往返苏州的路费和给值班法警的钱，这个钱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东西就送不进去。想到这里心里非常难过，但还得强忍住眼泪跟着走下去。
因为游行前并未点名，第二天出发前我和最要好的同学张贤务躲在教室里偷看，商定如果点名就赶快跑出去，最多是迟到；如果不点名，我们就不去了。果然又未点名，我们等游行队伍走出校门后，乐得手舞足蹈，后来就到他家去玩，我们一起说笑，互相讲故事，讲自己读过的书，看他家养的鱼，还做了些什么、午饭如何解决的都不复记忆，反正玩得很开心，直到下午暮色初合我才回家，他站在门口微笑着送我的样子还如在目前，可是我离开二临中后我们就断了联系，直到最近，靠了Internet的帮助，才知他竟已于1989年作古，不胜悲痛和怅惘。①
为时两天的反苏示威结束了，有的材料说这次群众示威促使苏军撤出东北，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两天的游行没有如许的威力，实情如何没兴趣也没能力讨论，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快就出现了。大约是游行后十来天吧，有一天等待降旗时（沈祖懋规定，因我们这些伪学生受奴化教育，没有国家观念，每天必须参加早升旗、晚降旗的仪式），我和一位同学看到一块旧木板，恰好不远处有根绳子，我们就把它拴在木板上，轮流坐在木板上，由另一个人拉着跑，正在嘻嘻哈哈玩得高兴，一位老师走过来（记不清是谁，大概是童子军教官谢某），大声责问为什么毁坏公物，我们解释是拣到的旧板子，但他仍对我严厉斥责了一通，并问了班级、姓名，我们觉得他未免小题大做，也没在意。第二或第三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处罚我（只是我一个人）的布告，大意是：初二X班学生XXX严重违反校规，记大过两次，云云。一般学校都规定累积三次大过就开除学籍，可是我当时倒没感到害怕，只是非常困惑不解，因为母亲管教很严，我从上学起，无论在哪个学校都循规蹈矩，是标准的好学生，那天的玩耍也未违反校规，而且，为什么只罚我一个人？怎么也想不通，后面的课完全没听进去。回家告诉母亲，她开始也很意外，但想了想说：这一定是对你不肯演讲的惩罚，后来又说，看来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尽快转学。可是一时又不知能否转、转到什么学校，于是我们母子又平添了一桩心事。虽然同学们没有因此而歧视我，我却一心要离开这个学校。接近期末时，父亲从苏州释放回来，也主张转学。这时私立成美中学②的周西屏校长到家里请父亲去教课，父亲因自己的情况（当时好像是交保释放）不便应允，推荐了自己的学生徐润波（静澜）去兼课，后来经父亲推荐，原中大实中的优秀数学老师沈廷玉先生也被成美聘请。周校长说，只要听说有优秀教师，他就会亲自登门敦请，父亲由此觉得他是位真心办学的教育家，就提起我的转学问题，周先生一口答应；母亲问起学费，周先生已看出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他说成美中学规定：每个班级的第一名学杂费全免，第二名免1/2，第三名免1/3，如果达不到此要求而确有困难，也可以申请减免，这就解除了我们的顾虑，暑假后也没去二临中办理任何手续，我就顺利转入了成美中学的初三，那两大过也就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了。成美的师资的确可算是一流的，但作为私立学校，学生难免良莠不齐，肯用功而又成绩好的寥寥无几，所以我在成美的四个学期就都没有交学费，可惜第五个学期（高二上）开始不久我们就迁往苏州了，至今我还非常怀念周校长和教过我的老师们，我如果在成美读到毕业，高考成绩会好得多，入大学后学习也会轻松得多。
张莘夫是中国的政治动乱中牺牲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之一，其人其事现在已鲜为人知了，但由此事件引起的反苏游行却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被“空前绝后”地记了两大过、促使我离开了二临中（否则我不会想到转学），并且更坚定了我远离政治的观念。在成美时，班上有一位陈健同学，为人很正派，功课也属中上，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曾经接近我，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一直没参加。我却还记得他给我看的一张学运小报上有一则题为〈某校长讲话〉的补白很有意思：“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恐怕不见得，然而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当时也觉得这种领导人胆小怕事，很可笑，现在则认为这活画出当时没有党派背景、夹在政府和学运的压力中办学的校长的尴尬与无奈。陈健还办了一个墙报，有关于时事和学生运动的文章，也向我约稿，我没有学运的实践，也不接触社会，没的可写，就写了一篇〈伽利略的故事〉，虽然也登出来，他大概很失望，后来就和我没什么来往了。另一位L同学，曾是我初一时的同班，但平时并无来往，有一天忽然拿了几张表格要我填，我一看原来是三青团的入团申请表，当即拒绝，没想到这倒使我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逃过一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控制最严的二临中（后改为南京市第五中学）后来成为学生运动最活跃的学校之一，在该校的许多原中大实中的学生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有的还加入了地下党，我若留在那里，不知会走上什么道路；不过，回顾60年的经历，我还是认为我实际走的路是最佳选择。
2009年12月Stamford
注：
① 张贤务当时是班里的小才子，他各门功课都好，英语和语文尤其突出，我们的作文都是凑足字数，敷衍了事，他则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还试写过小说，写字也很快。我们虽然1946年后就失去联系，但我时常想起他。文革中，可能是1974年吧，我看到一则新闻中提到我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张贤务，觉得一定是他，但当时不敢和任何人联系。文革后不久，我就写了一封信，不知确址，信封上只好写外交部询交，一位同事看见后劝我说，外交部是控制很严的地方，你们多年不通音问，不要贸然写信，我当时还是惊弓之鸟，觉得他在文革期间任职，不知会不会牵扯到四人帮；如果他没有问题，我的身份是否会给他带来麻烦，因而信就未寄出，想想我们的道路相差太远，也打消了联系的念头。近来写回忆又想起他，再见他的想法非常强烈，在网上一查，对他的评价很高，说是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却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才57岁！不觉悲从中来，深悔没有早些打听他的消息，和儿时挚友重见的愿望永无实现之日了，痛哉！
② 南京成美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是安徽无为县的周寄高先生于1901年创办的，初名成美学馆，1917年成为有四个年级的中学，更名成美中学，1927年成为有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完全中学，校名改为南京私立成美中学，日寇占领南京后迁往安徽无为，抗战胜利后迁回，所以46年周校长还在为学校聘请教师。我推测周寄高先生应该就是西屏先生的父亲，但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周先生的兄弟姐妹很多，好像有6人或8人，二弟周北屏40年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物理系，曾先后任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三弟周东屏在47年后继任成美中学校长。1956年成美改为南京市第24中学。由于校长的办学诚意，成美的确名师荟萃，我很怀念这些老师，感谢他们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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