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北京特科”才浮出水面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次年8月就把健在的上海中央特科的“老情报”们请到北京开座谈会。会上，来自上海的情报精英人物吴成方透露说，1931年6月，上海中央特科的陈赓到了天津，通过胡鄂公找到他，交给他一个任务，在北方组建上海特科的下属地方组织。他即在北平组建了“北京特科”，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治安保卫情报工作。吴成方的话令与会者大为惊奇，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特科或者中央特科，那是中共最早的情报间谍机关，却从未听说过“北京特科”。
会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托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北京特科的来龙去脉。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带着几位老警察去调查。没想到的是，这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当时，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活动极为保密，再加上北京特科仅存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亲历者和知情者很少，所以，调查进行得很缓慢。他们费尽周折，走遍全国14个大城市，查阅100多卷历史档案，找到了43名北京特科成员，最终认定吴成方和他领导的北京特科的确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5年。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还有小说《红岩》里的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上海特科被毁，陈赓领命北上
1931年6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及家人，在特科人员陈养山等人的陪同下，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情报科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让他立即设法转移到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工作。
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一行又换乘火车抵达天津。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秘密党员胡鄂公和杨献珍。胡鄂公此时正在上海，于是陈养山设法与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向陈赓汇报说，因为中共顺（天）直（隶）省委被毁严重，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平刚刚成立。陈赓本想把天津作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现在事情有变，计划得相机调整。胡鄂公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陈赓说：“特科的要求特殊，还请你在北方帮助物色合适的人选，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是出色的领导者。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来到北京，把陈赓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赓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去天津见陈赓。陈赓和吴成方就组建北方特科进行了研究。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报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在讨论机构名称时，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就这样，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为核心力量的北京特科成立了。在陈赓的指导下，吴成方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时说：“周恩来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争取“变节分子”为党工作
吴成方组建北京特科的魄力是具有开创性的，在物色打入敌人被捕特工人选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些曾被捕、写过悔过书声明脱离中共，而又没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变节分子”。于是，潘东周等人被纳入视线。
潘东周博学多才，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与博古关系很好。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潘东周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做了李立三的秘书。正当潘东周前途光明的时候，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潘东周不幸成为他排挤的对象。随后，潘东周被贬到顺直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不久在北京被捕入狱。潘东周写了悔过书声明退党后，被释放出狱，他情绪消沉，闲在家中。期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赏识他的才华，劝他与国民党合作，被他婉言拒绝。吴成方认为，怀才不遇的潘东周有很好的条件为特科服务，就派人去做潘东周的工作。潘东周经慎重思考后，再次加入中共。
潘东周身份暴露，北京特科遭破坏
这时，特科人员杨青林给北京特科提供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报，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黎天才）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并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阳奉阴违，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潘东周牺牲后，北京特科很快被查出与潘东周的派遣关系，随即，北京特科遭受了毁灭性破坏，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中共损失空前的一次。
1934年11月，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吴成方、肖明、周怡已被召到上海，北京特科由李光伟负责）。经过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等人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穆玉敏/文
摘自《文摘周刊》09.2.1历史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