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谈歌乐山集中营 [复制链接]

       为了介绍革命先烈们的斗争，我首先在这里介绍一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个集中营的概况。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在蒋介石国民党逃到四川来了以后，由蒋介石派他的所谓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签订了一个“中美合作所协定”，就决定在重庆的郊区磁器口附近，歌乐山下，设立这一个人间的魔窟，取名就叫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庞大的特务机构。美帝国主义派了一位海军少将梅乐斯来担任“中美合作所”的副主任。经常到“中美合作所”里边进行特务活动的美国特务有一千多人。先后到中国来，帮助蒋介石训练特务的美国特务有三千多人。而且在全国各地还设立了分支机构，设立了许多监狱。但是比起来，重庆这个集中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是最大的，最现代化的。首先，它是在蒋介石的陪都所在地——重庆。因此里边囚禁的革命者呢，不仅是重庆的、四川的、西南的，而且有全国各地重要的“政治犯”。重要的革命者叶挺将军被囚禁在这里；杨虎城、张学良也被囚禁在这里；罗世文、车耀先也被囚禁在这里。这个监狱是全国性的，不是地方性的。第二个特点呢，这个监狱是现代化的，由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办理的，因此它就是一个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展览馆。我们看见这个监狱，看见这个集中营，就可以看见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在中美合作所里边，他们除了有训练特务的机构，有指挥机构之外，设立了许多大的小的集中营。小的关一个、一家人，大的就象渣滓洞、白公馆。多多少少的不一样，但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渣滓洞和白公馆。周围都是电网、高墙、碉堡、岗哨、警卫，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

       在这些集中营里边，大家最熟悉的是渣滓洞——可以囚禁三百多人，还有一个是白公馆——可以囚禁一百多人。但是据我们知道的牺牲在监狱里的人不是它所容纳的那个数字。比如说白公馆，它的容量只能关一百人，但是牺牲在白公馆的人有多少呢？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十年当中，牺牲在白公馆的革命者就有两千多人。一部分留下了姓名，多数的是无名英雄，他们洒下了自己的鲜血，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被囚禁的革命者一般是三个月，长一点是半年。过了三个月，过了半年，这些革命者就被屠杀了，就牺牲了！然后监狱里又换上一批人。就这样轮流的杀，轮流的关！所以十年当中牺牲在白公馆里的有两千多人。因为白公馆里边还有少数的革命者被长期囚禁，达到了八年、十年、十五年，所以这些被长期囚禁的同志就把牺牲者的人数统计下来，当时我们到监狱里，革命前辈就告诉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渣滓洞比白公馆更大，牺牲的人更多，但是在渣滓洞到底牺牲了多少人？总数没有留下来。那是因为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敌人把渣滓洞的全部革命者都杀害了，一个也没有留下来，所以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到底在渣滓洞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大家都没有办法查清。后来渣滓洞重新关人，到一九四九年底一次屠杀就是三百多人。有许多看守的特务，象那个所谓的奇怪的农民——杨进兴，他就杀过三百多革命先烈。渣滓洞的看守长，我们叫他“猩猩”，叫他“猫头鹰”的叫徐贵林，也杀过三百多个革命先烈。所以从中美合作所里敌人的屠杀来看，我们可以判断，牺牲在集中营里的是上万个人。

       敌人一方面进行屠杀，另一方面就在中美合作所训练大量的特务。他们训练的特务不是一千、两千、一万、两万，而是十万、二十万的这样的训练。全国设立了很多的特务学校，专门训练特务。当那些特务毕业的时候，就要在中美合作所广场上进行阅兵，进行检阅。蒋介石就亲自到场，美帝国主义的战贩梅乐斯也出场检阅，甚至于还有他的战贩海军上将金开得、都克都在中美合作所的那个阅兵场上阅兵，检阅特务。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军犬被训练出来以后，他们进行的都是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们学会了用各种美国的刑罚来对付革命者，他们用的刑罚是很多的，有一百四十种，最古老的，封建时代的刑罚也有，最现代化的，美帝国主义的也有，这些刑罚没法一一介绍。

       大家都知道，老虎凳、水葫芦、电刑、披麻戴孝等等，都是非常残酷的，在这里我讲讲“披麻戴孝”的这种刑罚。在用刑的时候，特务首先把革命者的衣服脱光，然后用一根棍子来鞭打，但那不是一根普通的棍子，不是木头的，也不是钢铁的，而是棍子上扎满了钢针的。用扎满了钢针的棍子来鞭打革命者，那是初刑的开始。当扎满了钢针的棍子打在革命者身上时，被打的地方就是一片针眼！一片鲜血！打一片，红一片，周身打遍了，周身都是针眼！周身都是鲜血！但是，这才是一次刑罚的开始。然后敌人用酒精来涂在你遍体鳞伤的身上，或用盐巴来涂在你的身上，但是刑罚并没有结束！然后用纱布一条一条贴在你的身上，让鲜血和纱布凝结在一起！粘在一起！然后敌人再来审你，你要是不开口，不低头，那么就把一条一条的纱布从革命者的身上撕下来，这样撕下来的不是纱布！血、肉连着纱布都给撕下来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就叫做“披麻戴孝”。

       受这种刑罚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的！

       但是，受这种刑罚而牺牲了的革命先烈，也没有一个低下了革命的头颅！

       真正的革命者把毒刑拷打看成是太小的考验！这个话是江竹筠烈士说的，她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不仅是毒刑拷打，还有各种办法的屠杀！这种屠杀有时用枪，有时用镪水，有时用电刑，有时用匕首，用各种方法杀害了许多革命先烈！

       这些革命先烈被杀害以后，他们的遗体有的被埋藏起来，有些人的就被镪水吃了！有的被埋在花台里边，有的甚至被埋在房间里边。还有一些革命先烈的遗体被敌人拿去喂了他们的军犬！在中美合作所里敌人有三百多条军犬，都是从美国运来的，都是美帝训练的。这些军犬常常是用革命者的肉体来喂养的！

       在监狱里，每一个人在牢房能够得到的地盘有多大呢？大家叫他一脚半，就是一只鞋子的宽度再加上半只鞋子的宽度，叫“一脚半”，大概一尺多一点，因此每一个人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够平躺着，只能侧身睡觉。有的同志还戴上脚镣，为了怕惊动其他的人，晚上睡觉就不翻身，以免脚镣的碰撞声惊醒了其他的同志。夏天大家挤在一起，汗水流在一起。冬天呢？大家挤在一起，互相用体温来取暖。但是，在这样困难的斗争中，他们没有发生埋怨的，大家团结一致，目标都是对着敌人，很清楚地对着敌人的！每天他们放风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二十四小时只有十分钟的放风。每天吃两顿饭，只有两餐，两餐都是霉米煮的稀饭，有没有菜呢？菜就是几颗黑豆，十几颗黑豆，就是一餐的菜。害了病没办法。这样长期的折磨下去，许多同志就得了坏血病，得了夜肓症，得了营养不良的贫血症等等。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想办法曾经送了一批药品进去，监狱里的同志们看见外面送来了东西心里又高兴又激动，但是大家觉得地下党同志冒着危险向监狱里送药品是不安的，宁肯自己害病也不让地下党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大家都共同拒绝了，写信给地下党，请地下党以后再不要送药品来了。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爱护党组织，爱护党的表现。

       以上是罗广斌1966年11月27日在纪念“中美合作所”革命烈士殉难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部分，这次讲话之后只过了70多天，罗广斌就堕楼身亡。

   这篇东西现在已经不容易找到，因此贴一部分上来与大家分享，至于其中的可信度，想来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使是亲历者的回忆也未必都是真实的。

   手上还有些罗广斌文革前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片断，也一并贴在下面。

       我被关进楼七室，实际上是禁闭室。屋里面有三人在下跳棋，……一个老头（何忠发），两个年轻的，我们来的也是两个人。门一响，他们三个人回头一看，我还未进门一眼就认出有个人是领导过我的，我可是高兴了，他的眼睛也睁大了。但他马上离开跳棋到我面前问：“你贵姓?”我说我姓罗，叫罗广斌，说完又问他“你贵姓?”他说叫“张文江”，我知道这是假名字，暗示他的身份没暴露。这样就成了五人。新四军战士是单个的，进去就把床铺铺好了，一个人睡一角。张要我挨着他，何忠发原和袁尊一住一角，五个人就摆成了三个摊，然后讲了些生活规则，大家都参加。
       当天夜里张即向我谈了许多情况，他估计我的社会关系多，可能出得去，向我介绍了些情况，以便将来出去向党汇报。好人坏人全谈了，很急迫，案情的具体情况全讲了，要求与敌人斗争时不要承认身份  ——罗广斌谈(红岩)素材                                    

       我调楼一室，袁、何被调到楼二室，与老杨一室。楼一室是艰苦的，在敌人眼皮下是认为不可教育的地方，徐远举原想我“中毒”不深，想单关来改造我，他们的下级实际上没有执行。
       到楼一室即受罪了，何忠发对我也不过问了，因在楼七室张文江对我放心。楼一室全是青年，20多人最大的不到40岁，一进去空气冷得很，不受欢迎。分给我一个尾角，一坐起来就碰头，还有一个监视我，我一看正是我在西南学院时的同学。他过去是落后分子，曾受特务利用，以后特务要挟他，他不干跑了，跑回家接受进步青年影响，参加斗争被捕的。接着是一个知识分子来审问我……他是这一室的公开指挥人物。我是新去，又成了特嫌分子，从家庭关系一直问到案情，搞了两周。因为他们掌握了我哥哥是国民党兵团司令，我说了他的名字。头一周真痛苦，心里可委屈了，我也不怕，就在等。我给他讲得很清楚，如果我哥哥派我来做特务，那也不值得的呀！他不信，其他人不表示态度，孤立极了。
       我当时完全估计不出来，因为楼一室是有名的有斗争性的，为什么张文江不通知呢？因为我本人没暴露身份，不便通知。第二，组织刚成立怕一下暴露了，他想找可靠的人通知。江姐不知我受审，当时张文江也不知道我在被审问，后来楼一室去各室发通知调查，张才知道我受审，才讲“这个人无问题”。还有我领导过一个社员知道我，西南学院有一个人也在，这样我一共有五条线。过了两个礼拜，就对我松下来了。那个发号施令的人也不来了，后来有一个真正的就来喊我打牌，叫我打牌就是打招呼。我不会打，被拉去的。虽然互相不讲话，双方是默契却理解了。晚上叫我换位子，我不搬，拉扯了半天。原来的监视者也通气了，不了解时感到监视我的人像刺一样刺我，不愿靠他睡。后来才知道他是武装起义被捕的，是自己人，就感到肉碰肉也很温暖了。后来他们采取大调整床位的办法，把我调到中间，和几个农村来的同志睡在一起，关系也清楚了。   ——罗广斌谈《红岩》素材

       受刑后，受同志们的优待感情很复杂，我一次受刑回来，同志们给我一碗饭，当时不想吃，一定要我吃。一吃，发现饭里有一个蛋，我当时眼泪马上流出来了。  ——1962年10月10日于舍饭寺

       那天我被那个叛徒搞了半天，误了吃饭，回来后，周显涛端了饭盒拿着筷子硬要我吃：“你吃吧，吃吧!”手都有点发抖。我接过来一吃，看见饭里埋了个盐蛋，我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了。我知道这个蛋是留了很久的，是给受刑的同志留的，我心里可是不好过，已经剥了又无法再留。  ——1962年10月25日于南河沿

       晚上戴镣睡觉很不舒服，一动“哗啦”响，又怕惊醒别人，我干脆把它脱下来放在毯子下面盖着，敌人一来一下子就带上了，很快。  ——1962年10月20日于老君堂

       我们的衣服、地板、行李都很清洁，没有寄生虫的。这是防止传染病，也是内在精神力量的表现。集中营和普通监狱不同。  ——1962年10月10日于舍饭寺

       渣滓洞是小学，白公馆是中学，息烽是大学，这都是军统直接掌握的几个监狱。抗战时，敌人因政权巩固，处理上稍松一些，可以看书，学习和劳动。白公馆有五六十人，待遇也高一些。息烽是尉官一级的待遇，白公馆也是这样，渣滓洞是上士级的。渣滓洞是上下午各有十分钟的放风，其它什么也没有了，白公馆是上下午各有半小时放风，还可看书。1949年渡江后，白公馆看守所长连办公室也不去了。《中央日报》4月21号全部登载我军渡江新闻。敌人在管理上松多了，等到广州解放时，全天放风不锁门。汉口解放时，全天给肉吃，放风时不多管，我们自由些，他们打败仗时，还给我们报纸看。  ——1962年10月17日于老君堂

       渣滓洞楼一室设感训优待室。渣滓洞犯人是士兵待遇，白公馆是尉官待遇。白公馆比渣滓洞更方便，书籍也很多，医药卫生条件也好些。白公馆逢年过节摆酒席，渣滓洞是没有的。白公馆里可以下围棋、象棋、念经、喝酒。只要有钱，可以换成代金券，到特务的合作社买东西，可以请人洗衣服。渣滓洞的饭不够吃，白公馆的饭吃不完。吃不完的饭我们就发醪糟。我会做甜酒，就是在牢里学的。    ——罗广斌在陪同参观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时的情况介绍

       周显涛和我们关在一起，是个很好玩的人物。高中毕业，家里很有钱，有社会地位，是国民党的高级职员。他叫家里送衣服，送来又分给大家。家里送吃的，他也是一样，采取共产主义，用平均主义办法分给大家。有时也留一点，是留给受刑同志和生病的人吃的……这同志热情极了，像一堆火一样，恨不能把心挖出来给你，经常激动得流了泪，他热情得都有点神经质。  ——1962年10月25日于南河沿

       一会儿就吃饭，张文江去搞饭，多搞了两份，另外两人去搞水。何忠发是德士古经理，菜不好吃，四五颗黄豆，一颗半蚕豆，吃饭时，把多一点的招待我们。在二处是白米饭无菜，这里有菜觉得不错的。张问我有钱没有？说可以改善生活。我被捕时钱被搜去了，在裤腰表包中还有一块金圆券，当时金圆券还值钱，马上拿出去买了三罐蚕豆和两包草纸。要赶快买，否则又涨价了。我的《曾文正公家书》做了桥牌。后来尿罐里面装上土石，外面封上，作越狱的武器。房子低极了，上边有两个天窗，刘德彬室里有三个人，一打肩即可以爬到天窗，往上放东西，敌人看不见，放些石头瓦块准备用。跳棋也做得很好，是何忠发做的，白色、黑色、红色，是黄粘土加稀饭棉花做的。老头专门做，搞得很细致。白的是墙头石灰，红的是红药水。  ——罗广斌回忆渣滓洞楼七室

哪里搞来的？有没有谈到刘国鋕的情况？

罗广斌也受刑了？他的镣铐也能脱下来？

引用第3楼lulu于2010-04-14 20:52发表的  :
哪里搞来的？有没有谈到刘国鋕的情况？

罗广斌关于狱中生活的片断回忆，最早见于文革初期重庆“八·一五”派批判罗的材料中，文革后某研究人员关于罗广斌冤案的文章中也曾加以引用。其中没有谈到刘国鋕的情况。

引用第4楼苗溪于2010-04-15 03:09发表的  :
罗广斌也受刑了？他的镣铐也能脱下来？

罗广斌说话随意性相当强，他在文革初期写给红卫兵的报告中明确写道：我从来没有受过刑。

关于戴镣的事情，他说过的一段话我感觉相当匪夷所思：徐远举审问我时，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他气坏了，用力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破本子往桌子上摔了两下说：“这上面三百多名共产党没有一个假的，你说你不是，不行，你说”我还说“我不是！”他完全失态了，后来也发觉自己不对，又平静下来，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低低地说：“我要你吃点苦头”半小时后给我戴上脚镣，睡觉时觉得很不便，第二天即脱下来了。后来又戴了一副，还可以拿下来，要注意那个脚镣在上，那个在下，戴时不弄错。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戴两副脚镣的，如果确有其事，我觉得他没将此情节写入《红岩》也有点奇怪，这不是更能表现出特务的残暴吗？

引用第5楼若水于2010-04-15 08:57发表的  :
罗广斌说话随意性相当强，他在文革初期写给红卫兵的报告中明确写道：我从来没有受过刑。
关于戴镣的事情，他说过的一段话我感觉相当匪夷所思：徐远举审问我时，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他气坏了，用力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破本子往桌子上摔了两下说：“这上面三百多名共产党没有一个假的，你说你不是，不行，你说”我还说“我不是！”他完全失态了，后来也发觉自己不对，又平静下来，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低低地说：“我要你吃点苦头”半小时后给我戴上脚镣，睡觉时觉得很不便，第二天即脱下来了。后来又戴了一副，还可以拿下来，要注意那个脚镣在上，那个在下，戴时不弄错。
.......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戴两副脚镣的，如果确有其事，我觉得他没将此情节写入《红岩》也有点奇怪，这不是更能表现出特务的残暴吗？

咳~~~

谢谢若水。再问一个问题，这是材料的全部吗？

引用第7楼lulu于2010-04-16 11:21发表的  :
谢谢若水。再问一个问题，这是材料的全部吗？

你问的是主贴的罗广斌讲话还是第2楼的片断资料？

主贴那个讲话很长，我手上的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刻写油印的资料，看起来十分费力，全部录入太花时间，再说值得看的内容很少，意思也不大。

第2楼的资料零星见于文革期间反罗派整理的各种资料，都是些片断，并没有完整的材料。

徐远举是否亲自审问过罗广斌，现在看来都值得怀疑了，因为罗太能“忽悠”了。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意愿，是当时政治气候所要求的吧！好像江姐受钉竹签子酷刑也是从他最先爆料的。

引用第9楼红旗飘飘于2010-04-16 12:29发表的  :
徐远举是否亲自审问过罗广斌，现在看来都值得怀疑了，因为罗太能“忽悠”了。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意愿，是当时政治气候所要求的吧！好像江姐受钉竹签子酷刑也是从他最先爆料的。

以前看到过一份徐远举的回忆，说在他的记忆中未单独找罗广斌谈过话，主要是张界他们问的。只有一次在渣滓洞看守所张界审罗的时候见过罗，劝过他几句。

会忽悠（编故事）是罗广斌的长处，他因此写出了《红岩》，名闻天下；
会忽悠（编故事）也是罗广斌的短处，他因此不受人信任，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英年早逝。
真是成也会忽悠（编故事），败也会忽悠（编故事）！

官先生，您可以点击“编辑”修改帖子里的错字，不必另发一帖的。等您把11楼的“彬”改成“斌”，我就把上边回帖删了。

不明白，难到脚镣是自己想脱便可以脱下来的吗？江姐是因为脚小还得合适的角度才能脱下来，难道罗广斌也是那么小的脚？嗯——或者也许这些刑具是美国人生产的——忽略了没有按中国人的身材来做？
——要真是这样该多好！

咳咳……

    27日下午四时黄显声将军、李英毅(张学良副官)首先被害，枪声一响，我们便知道是“开始”了。晚餐后开始提人，先是我们二室的刘国鋕、谭谟、丁地平，然后四室许谭全部，和单住的周从化、黎又霖……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事实上，在长期牢狱教育中，每个人变成冷静而且倔强，临死，不管是否党员，都一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而且狱内狱外，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在枪声中一直不停，充分表现了革命的坚贞！

    凶手主要是二处雷天元（课长）率领的一个团，其次是白公馆的组长、所长、管理员。但他们只负责杀白公馆的保密局的“人犯”，二处寄押由雷天元负责杀，后来凶手由雷天元率领到渣滓洞“执行”去了。所长、组长把剩下的民革：杨其昌、王国源、尹子勤、周绍轩、江载黎和贺春明、段文明、李荫枫、任可风、秦世楷、李自立、周居正、杜文博、郑业瑞、毛晓初和我关在一室，说：“没有事了，明天释放你们。”但这时候．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有的跪下，有的求饶，丑态毕露。事实上剩下的也真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工作力的民革分子、软弱分子了。这时周养浩（霞民，西南区副主任）来了电话命令白公馆全部枪决，留下罗广斌一个，随二处到成都转台湾。让我到台湾去，已经说了许久，这回决定提走的理由很简单——作为罗广文的“人质”，以后还是在台湾枪决。没有任何饶掉的可能。接电话的是二处留下的一个特务，他委托杨进兴代二处“执行”后，便到渣滓洞传达命令“全部执行”（渣滓洞原来也打算不杀完的）。杨叫管理员“执行”，但经过教育的一些管理员说：“我们不管，这是他们二处的人。”杨没法，便去渣滓洞了。这时所长已走了，杨钦典下楼来告诉我这情况。我当时看见，十来个老头子，又是吓坏了的，剩下几个年轻的，也—筹莫展。我意识到这种混乱的乌合之众，不加以组织，是没法子突围的，但自己也毫无把握，脑子里很快地想到，要是陈然在多好，他一定可以领队冲锋的，还有王朴、刘国鋕、老许、老谭，他们会热情地号召大家组织起来的，可是，他们都死了。而剩下的只有我—个人是共产党员（杜有过关系，其他至多从前是），在这时候是应该起领导作用的。这样，我惶恐地强自镇静，起来发言，坦白说明杨钦典转告的屠杀命令。这时候，等着是死，冲出去也可能死，但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只要团结起来，是可以干—下的，而且杨钦典、李育生也愿和我们一道。我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我写自传的时候，结尾写道：“愿为革命、为党，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在内。”当时我是考虑过是否这样写，但决定这样写了。今天，我相信自己没有说谎，而且，我将被送往台湾，会比大家多活几天，但我宁愿今天冲出去被打死，不愿留着。平时在作苦工的时候，我留心过道路，杨钦典他们也熟，是可能出得去的，但我们中间有许多老先生，岁数大了，还要帮助。还有楼上的蒲太太也得救出来。因此我愿自任领队，由毛晓初、郑、杜、周居正和我分领五个小组，因为这都是年轻人，可以帮助老先生们的……（这些话，白公馆脱险的人都听见了的）结果，五个小组组织好了，准备要动，可是杨进兴从渣滓洞打电话回来了，情形又紧了。李育生把电话线拉断，杨进兴打电话不通（其实拉断的线是不重要的，打不通是总机没有接）。杨钦典造谣说听说共军进城了，杨进兴一直很慌乱，听了便要走，但强迫杨钦典、李育生一路。杨钦典偷偷下楼把钥匙给了我，还有一把铁锤，约定在楼上脚点三下便走了，后来他还告诉白公馆周围的警卫“共军进城了”，警卫也就连忙撤了。

    一点四十分，管理人员走了，一点五十分，我们出来，到楼上找到蒲太太和两个小孩，一道出走。门口，突然看见特务白佑生，我当时想杀他，但也没有全部勇气，别人一拉也就算了。但这时，李荫枫领着几个人，各自走了，李还说“管他们的，我们走。”完全是最自私的为个人打算，但他又偏偏走错了，向有警卫的公路走去。我们不知道这事，接着，我们领着大家（我认为是全部）向左面山上爬去，可是枪声突然一响（后来知道是打李他们），还喊站着。我心里想着真想笑：“我是用自己的手打开了牢门，我是用自己的脚冲出了牢狱。站着？没有那么便宜。”要没有李那一次脱离领导的行为，很可能一声枪都不会打，我们便脱险了，算好没有伤亡。可是天又黑，枪声又密，队伍全散了，我在前面领着，走了半天，一检查，后面同组的只有杨其昌一个，王国源已经不见了，其他各组也不见了。一直，我很惭愧，自己没有完整地把大家带在一道，假如有人没有脱险，在领导上，我是有相当责任的。虽已出中美所，大体上便安全了，至于出来后几天的生活，没有多大重要性，就不写了。这回脱险主要是长期教育特务所得到的一点成绩。至于出来后，是有些偶然机会：①走后五分钟，二处特务到了（坐汽车来的，我们看见），一看，人都没有了，以为是杨进兴等也“执行”了；②杨后来转回白公馆，又以为是二处“执行”了；③警卫是交通警察，他们看见有人跑（李等），但不知多少，怕负责，没有讲；④特务进城周养浩得到情报问：“白公馆跑了人?”陆所长说：“笑话，我亲自执行的，一个也没有跑。”结果第二天并没有搜查，总结起来说，脱险的基本原因是：①教育、改造特务的结果；②特务自己的慌乱，没有计划。 

 
——摘自《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重庆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151~154页。

引用第2楼若水于2010-04-14 17:51发表的 : 
       我当时完全估计不出来，因为楼一室是有名的有斗争性的，为什么张文江不通知呢？因为我本人没暴露身份，不便通知。第二，组织刚成立怕一下暴露了，他想找可靠的人通知。江姐不知我受审，当时张文江也不知道我在被审问，后来楼一室去各室发通知调查，张才知道我受审，才讲“这个人无问题”。.......

前不久那个关于江姐是不是罗广斌入党介绍人的帖子里讨论过到底是谁帮罗洗清了嫌疑的，若水引用的应该就是材料了。罗自己都没说是江姐传话，而是张文江传的话。

引用第2楼若水于2010-04-14 17:51发表的 : 
        周显涛和我们关在一起，是个很好玩的人物。高中毕业，家里很有钱，有社会地位，是国民党的高级职员。他叫家里送衣服，送来又分给大家。家里送吃的，他也是一样，采取共产主义，用平均主义办法分给大家。有时也留一点，是留给受刑同志和生病的人吃的……这同志热情极了，像一堆火一样，恨不能把心挖出来给你，经常激动得流了泪，他热情得都有点神经质。  ——1962年10月25日于南河沿

周显涛烈士的事迹很少见到宣传，某年我在成都拜望江姐的入党介绍人戴克宇老人，她回忆起青年时代的进步朋友，其中就有周显涛、邓兴丰两位烈士。

引用第14楼若水于2011-11-22 12:41发表的 Re:罗广斌谈大屠杀之夜脱险经过 :
平时在作苦工的时候，我留心过道路，杨钦典他们也熟，是可能出得去的.......

不知他们平时都做些什么苦工。

应该是倒马桶，出去担水之类的杂活吧，还有后来垒墙之类的粗活（那是渣滓洞里的做苦工）。

引用第16楼岁寒于2011-11-22 20:46发表的 :
周显涛烈士的事迹很少见到宣传，某年我在成都拜望江姐的入党介绍人戴克宇老人，她回忆起青年时代的进步朋友，其中就有周显涛、邓兴丰两位烈士。

周显涛和邓兴丰是达县同乡，戴克宇老应该也是达县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