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不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 [复制链接]

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中如是介绍罗广斌：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在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关于罗广斌入党，书中载出的《自传》里说：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栖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志（均已栖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其中，罗“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这期间罗很有可能接触过江姐。但是，年底，彭咏梧携江已去万县云阳开展武装斗争，不再负责市委领导的《挺进报》工作。特别是1948年的3月份，彭已经牺牲，“乡下”正搜捕彭的“匪婆”。江竹筠春节后从重庆到万县就住在李承林、曾琼英家里，连“乡下”都去不了，何以与刘国志“便由”介绍远在重庆的罗广斌入党？
《忠诚与背叛》由何建明（执笔）厉华署名。不由得记起由厉华主编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红岩档案解密》书中《红色作家罗广斌》一文对罗入党的介绍：
“1947年，25岁的罗广斌考入重庆西南学院读书，他的组织关系交到了地下党员齐亮手中。齐亮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在齐亮的指导下，罗广斌在学习期间继续从事学运活动。这个时候的罗广斌在开展学运工作中更加理性，他克服了自己冲动、不注意掩护自己的工作缺点。他被学生选出担任新闻系学生会主席。
经过地下党几年考察教育和培养以及实际斗争的锻炼，1948年3月1日，由江竹筠、刘国志介绍，罗广斌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当罗广斌为自己成为革命者而感到骄傲的时候，他正面对着一次非常难以抉择的考验！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的刊物《反攻》和《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并且地下党出现了叛徒。党组织立即要求与《反攻》和《挺进报》有关的人员马上转移，罗广斌也在其中，党组织要求他立即转移到秀山。
而正在这个时候，经党组织同意与罗广斌分开近8年的恋人牟爱莲即将到重庆，是等来了一起转移，还是立即走！罗广斌陷人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为了恋人而离家出走、相恋8年才要见面……
最后，罗广斌执行党组织立即转移的指示，在恋人到重庆之前，去了秀山而放弃了与自己离别8年的恋人相聚的机会！
1948年7月，地下党决定罗广斌回成都与家庭恢复关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做上层统战工作。”
介绍某人入党事先是要谈话的。就连1941年就写过自传停止发展的积极分子都要重新考查。当时重庆市委的许建业就管发展党员忙于与积极分子谈话。无论怎样想象，1948年2月以后江竹筠都没有与罗广斌碰面谈话的机会。江竹筠不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
那么，究竟谁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呢？
一个是刘国志，另一个是陈家俊。在2000年《红岩春秋》第1期载文《说不尽的罗广斌》（文章收入2009年12月出版，中共重庆党史研究室编《胡康民党史研究文集》）三、他究竞是怎样被捕的中提到：
“罗广斌是在成都家中被捕的。关于他的被捕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哥哥知他回家，怕他闹事闯祸，又怕下面小特务不讲情面，把他杀了，因而告诉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加以管教，但不能杀他；另一种说法是他母亲不慎，将他回家情况无意中透露出来，甚至说是他母亲到敌警察机关说明情况，请求保护，反而使他被捕；还有一种说法是冉益智出卖的，连罗广斌自己也这样看，因他在受审时，法官曾交给他看了一份冉益智的‘报告’。
这几种说法都沾边带角地有点关系。但确切地讲，首先出卖他的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在赴秀山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由刘国志（原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与罗广斌熟悉，此时任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陈家俊（西南学院同学，后任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支委员）介绍人党，候补期9个月，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按地下组织的纪律，领导成员对各自领导的组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一般是互不通报的。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心多手长，他知道罗广斌已入党。
1948年4月，刘、冉相继被捕叛变。他们向敌特争功邀宠，竞相出卖党的组织；同时他们也心怀鬼胎，互相戒备，留有后手。刘国定抢先一步，供出了罗广斌，特务却抓不到他；再问冉益智，冉便和盘托出。特务在成都罗家侦伺，恰好罗广斌回家，罗母无意中透露，便撞在特务枪口上了。”
显然，罗广斌1948年被捕前与江竹筠连工作关系都没有，奇怪的是这一研究成果无论是厉华的解密和何建明的纪实都没有采用。
他们可以说“这是罗广斌自己说的。”
罗广斌为什么要拉江竹筠作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呢？这难道不是当由党史研究工作者去解开的谜团吗？

关于江姐是不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今年初暨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一篇研究罗广斌及《红岩》小说的论文中曾提出过疑问。理由是：如果江姐是罗的入党介绍人，那么为什么在任何回忆性的文字资料里，都没有记载他们两人的交往过程？ 作者甚至怀疑“江姐生前究竟是否真的认识罗广斌？”

陈家俊本人生前回忆罗广斌的文章里提到了罗的入党，提到了他们两个人一起由刘国鋕派往秀山工作，但是没有提到江竹筠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当然，没有提并不能证明不是。

但是从常理推测，如果江姐是罗的入党介绍人，跟江姐感情深厚的陈家俊在回忆罗的入党问题时怎会不提江姐呢？

在罗被捕关押在渣滓洞之初，人们对他普遍持怀疑的态度（毕竟他的哥哥是屠杀起义暴动的刽子手），江姐此时写了一张“救命符”——“此人可靠”（大意），现在看江姐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幸亏罗未叛变，此事一直被人津津为江姐具有远见和洞察力。细想一下，如果罗是叛变后而又卧底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对每一个被捕之人，即使之前如何意志坚定，对党无限忠心（冉就是一个例子），很难保被捕后永不叛党，所以对每一个入狱者来说，谨慎的态度应该最重要。

引用第3楼红旗飘飘于2011-10-28 23:27发表的  :
在罗被捕关押在渣滓洞之初，人们对他普遍持怀疑的态度（毕竟他的哥哥是屠杀起义暴动的刽子手），江姐此时写了一张“救命符”——“此人可靠”（大意），现在看江姐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幸亏罗未叛变，此事一直被人津津为江姐具有远见和洞察力。细想一下，如果罗是叛变后而又卧底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对每一个被捕之人，即使之前如何意志坚定，对党无限忠心（冉就是一个例子），很难保被捕后永不叛党，所以对每一个入狱者来说，谨慎的态度应该最重要。

这张“救命符”的作者，有不同说法，一说是江姐，一说是罗广斌在61社的领导人张文江（国维）烈士。两种说法都出自罗广斌自己写的个人自传。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后者。

至于陈家俊是不是罗的入党介绍人，我持怀疑态度，陈本人在回忆中提到罗的入党问题时并未说到自己介绍罗入党，罗的自传也未曾提到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最了解他入党情况的刘国鋕、张文江（罗去秀山之前的直接领导人），也许还有江竹筠都牺牲在解放前，了解他的组织情况的叛徒也在解放初期被处决，所以他的这段历史可能也就由他自己说了算了。唯一了解内情的也许只有他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陈家俊，可是陈也去世许多年了。

复习了一下主贴里罗的自传，发现他在1947年61逮捕之后就撤离西南学院到了民建中学，不知那个时候江姐是否负责联系民建中学的学运（印象中她没有）。

张文江在渣滓洞里论职务和影响力应该无法和被誉为丹娘的江姐相比，在傅伯雍的回忆录中采用的也是江姐给罗广斌出具的证明，所以在这个时刻好像还只有江姐的证明才有说服力，大家想想，其他人有的可能连自己都无法证明，还能证明别人吗？

引用第6楼红旗飘飘于2011-10-29 09:26发表的  :
张文江在渣滓洞里论职务和影响力应该无法和被誉为丹娘的江姐相比，在傅伯雍的回忆录中采用的也是江姐给罗广斌出具的证明，所以在这个时刻好像还只有江姐的证明才有说服力，大家想想，其他人有的可能连自己都无法证明，还能证明别人吗？

红色字体部分我认为没什么根据。首先，关于职务，渣滓洞里根本就没有党组织，因此职务神马的也就都是子虚乌有了。其次，关于影响力，江姐的确因为酷刑之下坚贞不屈而受到难友们的尊敬，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她跟罗根本就没有任何组织关系，那么是她为罗出面说话起的作用大呢还是罗曾经的直接领导人说话作用大呢？恐怕还是张文江吧。第三，“张文江连自己都无法证明”，这个假设的依据何在？罗广斌被捕的时候，作为砂磁学运特支委员的张文江入狱已经大半年了，先他被捕的刘国鋕、曾紫霞对他的情况都很了解，他的女友李惠明就关押在女牢，他的立场如何，难友们难道还不清楚？迄今为止也没听说过有谁怀疑过他吧？

最后，在罗广斌的问题上，傅伯庸的书证明力很小。首先，傅书整体上明显受小说《红岩》的影响，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并不少见。第二，傅书成书是在1980年代，其时关于江竹筠在狱中传纸条证明罗广斌的故事已经到处传扬了。

对于6楼所说的“其他人（这个其他人当然是指我在5楼说的张文江烈士了）连自己都无法证明，还能证明别人吗”我再啰嗦一句。胡康民老师的《狱中意见 警钟长鸣》中曾经说，罗广斌被关押在渣滓洞时，张文江烈士就分析，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罗将来极有可能出狱，因此他暗暗叮嘱罗注意搜集狱中情况，将来有机会向组织上汇报——这也是组成罗写作那篇著名的狱中报告的动因之一。

引用第6楼红旗飘飘于2011-10-29 09:26发表的  :
张文江在渣滓洞里论职务和影响力应该无法和被誉为丹娘的江姐相比

关于影响力，我感觉，当时洞里的情形，与我们后来的了解，不一定match，跟后来的宣传有关。这个不用深入说了。

引用第9楼苗溪于2011-10-29 12:25发表的  :
关于影响力，我感觉，当时洞里的情形，与我们后来的了解，不一定match，跟后来的宣传有关。这个不用深入说了。

恩那，同意。

另外又查了一下资料，修正一下自己前面的说法，罗广斌在61大逮捕之后还在西南学院上了一段时间学，并在那里由陈家俊介绍、江竹筠批准加入61社，不过我在资料上没有看到罗与江有直接接触的说法。最关键的是，罗本人的自传里也未曾提到他与江认识，明确提到认识的有齐亮、马识途、刘国鋕、张文江 罗永晔。

引用第4楼岁寒于2011-10-28 23:41发表的 :
这张“救命符”的作者，有不同说法，一说是江姐，一说是罗广斌在61社的领导人张文江（国维）烈士。两种说法都出自罗广斌自己写的个人自传。我个人倾向于相信后者。
至于陈家俊是不是罗的入党介绍人，我持怀疑态度，陈本人在回忆中提到罗的入党问题时并未说到自己介绍罗入党，罗的自传也未曾提到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最了解他入党情况的刘国鋕、张文江（罗去秀山之前的直接领导人），也许还有江竹筠都牺牲在解放前，了解他的组织情况的叛徒也在解放初期被处决，所以他的这段历史可能也就由他自己说了算了。唯一了解内情的也许只有他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陈家俊，可是陈也去世许多年了。

我看过的罗自传中没有江姐给他写条子神马的内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是在罗去世后杨益言去北京为罗鸣冤，在北京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的。

关于陈家俊是不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我同意岁寒的看法，没有见到过相关资料。可惜胡老师故去了，否则还可以了解一下他老人家此说的依据。

罗广斌回忆在渣滓洞的情况：

         我被关进楼七室，实际上是禁闭室。屋里面有三人在下跳棋，……一个老头（何忠发），两个年轻的，我们来的也是两个人。门一响，他们三个人回头一看，我还未进门一眼就认出有个人是领导过我的，我可是高兴了，他的眼睛也睁大了。但他马上离开跳棋到我面前问：“你贵姓?”我说我姓罗，叫罗广斌，说完又问他“你贵姓?”他说叫“张文江”，我知道这是假名字，暗示他的身份没暴露。这样就成了五人。新四军战士是单个的，进去就把床铺铺好了，一个人睡一角。张要我挨着他，何忠发原和袁尊一住一角，五个人就摆成了三个摊，然后讲了些生活规则，大家都参加。
       当天夜里张即向我谈了许多情况，他估计我的社会关系多，可能出得去，向我介绍了些情况，以便将来出去向党汇报。好人坏人全谈了，很急迫，案情的具体情况全讲了，要求与敌人斗争时不要承认身份 ——罗广斌谈《红岩》素材

    

       我调楼一室，袁、何被调到楼二室，与老杨一室。楼一室是艰苦的，在敌人眼皮下是认为不可教育的地方，徐远举原想我“中毒”不深，想单关来改造我，他们的下级实际上没有执行。
       到楼一室即受罪了，何忠发对我也不过问了，因在楼七室张文江对我放心。楼一室全是青年，20多人最大的不到40岁，一进去空气冷得很，不受欢迎。分给我一个尾角，一坐起来就碰头，还有一个监视我，我一看正是我在西南学院时的同学。他过去是落后分子，曾受特务利用，以后特务要挟他，他不干跑了，跑回家接受进步青年影响，参加斗争被捕的。接着是一个知识分子来审问我……他是这一室的公开指挥人物。我是新去，又成了特嫌分子，从家庭关系一直问到案情，搞了两周。因为他们掌握了我哥哥是国民党兵团司令，我说了他的名字。头一周真痛苦，心里可委屈了，我也不怕，就在等。我给他讲得很清楚，如果我哥哥派我来做特务，那也不值得的呀！他不信，其他人不表示态度，孤立极了。
       我当时完全估计不出来，因为楼一室是有名的有斗争性的，为什么张文江不通知呢？因为我本人没暴露身份，不便通知。第二，组织刚成立怕一下暴露了，他想找可靠的人通知。江姐不知我受审，当时张文江也不知道我在被审问，后来楼一室去各室发通知调查，张才知道我受审，才讲“这个人无问题”。还有我领导过一个社员知道我，西南学院有一个人也在，这样我一共有五条线。过了两个礼拜，就对我松下来了。那个发号施令的人也不来了，后来有一个真正的就来喊我打牌，叫我打牌就是打招呼。我不会打，被拉去的。虽然互相不讲话，双方是默契却理解了。晚上叫我换位子，我不搬，拉扯了半天。原来的监视者也通气了，不了解时感到监视我的人像刺一样刺我，不愿靠他睡。后来才知道他是武装起义被捕的，是自己人，就感到肉碰肉也很温暖了。后来他们采取大调整床位的办法，把我调到中间，和几个农村来的同志睡在一起，关系也清楚了。   ——罗广斌谈《红岩》素材

引用第11楼若水于2011-10-29 20:52发表的  :
我看过的罗自传中没有江姐给他写条子神马的内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说法是在罗去世后杨益言去北京为罗鸣冤，在北京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的。
.......

这这，杨益言不愧是罗广斌的好战友。

      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个青年学生，个子不高，很瘦，被押进了集中营，关在楼上第一号牢房。楼上一号牢房的同志们说：新来的人叫罗广斌，从成都被捕来的；他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集中营斗争很尖锐、复杂，新来的人，同志们都要了解审查。罗广斌当然也不例外。楼上一号牢房的同志们对他更加要进行审查了解。隔了不几天，我们就听说了，女牢房里有同志带信过来（女牢房是栋平房，和男牢房不在一起），信是江竹筠同志带来的。江竹筠同志说：罗广斌是西南学院的学生，在学校表现不错，没有问题。那是监狱斗争的环境，她不可能讲得更多了。

——摘自杨益言1967年4月1日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的揭发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没有看到过关于江姐写条子的一手资料。杨益言的这个是最早提到这件事的文字。

这个条子的内容倒是跟罗本人的历史没有什么大的冲突，跟江姐本人与西南学院的关系也是吻合的。杨本人在渣滓洞坐过牢，遗憾的是他也只是听别人说到这个事情，而且又跟罗广斌谈红岩的那段话不是很对得上，所以证明力似乎还是差了些。

引用第6楼红旗飘飘于2011-10-29 09:26发表的 :
张文江在渣滓洞里论职务和影响力应该无法和被誉为丹娘的江姐相比，在傅伯雍的回忆录中采用的也是江姐给罗广斌出具的证明，所以在这个时刻好像还只有江姐的证明才有说服力，大家想想，其他人有的可能连自己都无法证明，还能证明别人吗？

傅伯雍的回忆录《狱中斗争纪实》里没有这个内容，傅老也许在其他地方说过。刘德彬的回忆文章《生当作人杰——记罗广斌在“中美合作所”》中提到过，但是刘老的这篇回忆文学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