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第8楼岁寒于2007-04-11 22:36发表的“”:
江姐是从何处得到彭咏梧的血衣的？
这个问题江姐最清楚，当时的情景，江姐不会主动说，曾琼英也不会向江姐提出这样的问题。存放彭的血衣和交出血衣都是历史事实，一点儿也不“离谱”。请看曾琼英儿子李显群给青年学生所作报告的讲稿，尽管此文放在这里似乎不太合适。
鲜血迎曙光
李显群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9月3日为10名抗日战争老战士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纪念章由胡锦涛同志题写章名，正面铸有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大团结的5颗五角星，象征人类和平的鸽子和橄榄枝，象征革命圣地的延安宝塔山，以及军民合力抗战的战斗场面。纪念章直径50mm,厚3.0mm，主章为铝合金，镀24K金。
九月三日以后，我母亲也荣幸地戴上了这枚纪念章。据报道，全国有70万老战士，戴上了这枚纪念章。
从木盒里拿起这枚沉甸甸的徽章，一下子，我想起了那个以生命为代价的血腥年代，想起了曙光的到来……
一、天亮前殉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紧接着的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大屠杀之前，徐远举要他的手下放了罗广斌、李承林和韩子重。［1］
夜幕降临，渣滓洞开始清监。从监狱里，第一批提走十人，第二批又提走十人，第三批只提走了两个人。［2］
寒夜,凌晨一点多钟，下着细雨，从渣滓洞监狱提出的两个人被一副手铐连着，就好像手牵着手的两兄弟，戴眼镜的是李承林，年轻一点，穿毛线衣的是韩子重。手电筒的光柱照射着两人走向黑暗，刽子手真要放了他们吗？
在离戴公祠不远的菜地里［3］，骤然，一阵枪声响起……，人体多处中弹，在洞黑而又凛冽的深夜中，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刽子手终于没有放过他们。
大约两点多钟，渣滓洞一声口笛响过，卡宾枪疯狂地吼叫起来，无数子弹向楼下各牢房倾泻……
二、秘密交通
李承林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被杀害？
这,要从我的母亲说起，从重庆地下党银行特别支部说起。
我母亲名叫曾琼英。她1938年在《新蜀报》工作时入党。
1937年，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抗日。在重庆，以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基础重新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党中央成立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1939年时都在重庆的红岩村办公。只不过“办事处”是公开的，南方局呢，当然不能让蒋介石知道，是秘密的。
重庆市区长江边，有个南纪门，南纪门有个叫洄水沟的地方，弯曲的中兴路，把洄水沟分成上下两半，我母亲一家就住在下洄水沟（原21号），斜对门，是四川军阀刘湘的一个公馆。
抗战时期，我母亲家可热闹啦，家中不光是有祖祖、外公外婆、母亲姨妈舅舅七、八口人，重庆和成银行励进会也来这里活动。还有地下党银行特支也经常来这里秘密活动。
银行特支都有那些人呢？有陈为智和我母亲曾琼英，他们发展了吴厚圻入党，陈为智和吴厚圻又发展了后来是我父亲的李承林。那时，地下党的组织部长林蒙和徐景秋曾经领导过这个支部。
银行特支还有一条线，即由赵忍安领导的地下党经济工作。
就在林蒙领导银行特支的时候，母亲曾琼英担任了红岩村的秘密交通。
1941年初，林蒙调到南方局工作，他隐居重庆市内，只和叶剑英保持单线联系。
有一天，叶剑英取出川东地区军用地图，就建立重庆和大竹之间的交通线问题，同林蒙一起，作了这样的计议：
南方局用300元钱，购置一条小船，停在红岩嘴下的嘉陵江江边。从重庆地下党员中，抽调一名会划船的船工，假装摆渡。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红岩村办事处人员可以就近上船，渡过嘉陵江，经江北、长寿县境进入邻水山区。再从邻水调来一个农民党员，让他扮作贩运鸡蛋的小贩，常年往来于重庆--长寿--邻水丰禾场之间，专门走一般人不走的山路，熟悉沿途情况，在撤退时充当向导。邻水丰禾场是林蒙的老家，也是计划中的地下交通线的首站。第二站则向前延伸到大竹。
还有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袁超俊，开辟了一条陆路秘密交通线，能够直达解放区。
他们在小龙坎开设了一家机器厂，又在统景开了家“源庆字号”，做大米、煤炭木炭生意，作为地下交通的第一站。统景沿河上溯90里，为邻水么滩，第二站设在了邻水。第三站是广安载英中学，第四站，渠县，第五站，三汇镇，第六站，达县，第七站，通江。再往前，有个交通员以采购石墨为掩护，长期驻扎在宝鸡，他在那里发现了绕过甘肃边境，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一条偏僻小道。这样，重庆至陕北的秘密交通线全线接通。
另外，走水路交通线也能通陕北。
南方局为开辟交通线所发出的指示，也是一站一站的传递出去的。许多交通线上的同志长年跋山涉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劳动。［4］
我母亲做了信息始发的传递工作。她从红岩村接受指示，有时，要把指示的内容背诵下来，口头传递，有时，要把指示藏在人身体最隐蔽的地方（如月经带里）带走。白天，她从红岩村出来（后来才知道，红岩村的某个楼间里有人目送监视着，如果被国民党特务捕获，文件会从另外的渠道送走），步行到化龙桥，再乘车，回到小十字和成银行的宿舍里，由下一站的同志来宿舍交接，再继续往下传。母亲去红岩村接受任务，多数时间是在晚上，那就全靠走路了，要穿过杂草灌木丛，要经过乱葬坟。
“你怕不怕？”我曾问母亲。
她说：“死人子不怕，就怕狗，不怕狗咬，就怕狗叫，暴露了，完不成任务。”
在执行秘密交通任务中，有同志被捕，就在有人被捕的时候，母亲被紧急通知马上离开和成银行，回到洄水沟家里隐蔽，继续与一自称姓查的同志联系。直到党组织派了交通员和她假伴夫妻，送她到成都，再转送到雅安，这才结束了她在红岩秘密交通线的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先行从重庆转移到雅安，在和成银行的办事处工作。母亲去雅安后，父亲把她安排在雅安电厂做会计工作。
后来据赵忍安说重庆派去雅安联系母亲的交通员，因为交通事故，掉进雅河牺牲了，所以母亲和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一家去了万县，父亲与党也失去了联系。父亲任和成银行万县分行襄理，又兼营业部主任，母亲任出纳，掌管银行金库。他们还掌握了四个行警四条枪。
父亲常常去重庆找党组织。有一天，碰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陈为智，父亲冒险打破“横”的关系，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要求。恰逢陈就在彭咏梧的领导下，他们家里是《挺进报》的一个收音站，于是，彭咏梧恢复了父亲和母亲的组织关系，还把我们家设成重庆至万县党的地下联络点，由父亲负责重庆到万县之间的交通，也叫万县地委交通，指派他为江姐的直接联络员。
在万县，交通站是我们在银行的家，在重庆，交通站设在洄水沟，我母亲的娘家。江姐和其他同志往来于重庆和万州之间，由我父亲护送和掩护。
他们要给党的秘密活动提供经费，买车船票、作接待、搞掩护；给党带送文件、保存文件、运送医药物品等等。在这条交通线上，如果谁因工作需要见江姐，只能通过我父亲给江姐联系，那怕是上级领导来到万县，也不能直接去找江姐，江姐在万县时，用的是江竹君这个名字。
他们还为彭咏梧和江姐准备行装，用现在的话说，叫“包装”。如大家现在都熟知的江姐那身兰旗袍，红毛衣，在万县时，就是我父母亲给做的。
在母亲、父亲、江竹筠和其他几个同志中，母亲年龄最大，江竹筠略小，父亲和其他一些同志更小一些，大家那个时候就称江竹筠为江姐，称我的母亲为英姐。
1947年彭咏梧和江姐回老家云阳，去农村发动武装暴动。他们装着走亲戚的样子，彭咏梧脱下西装，换上了长袍，江姐把红毛衣换成了黑色毛衣。江姐到万县，去重庆，就得换上适应城市的服装。我父亲给江姐买了红毛衣、缎料旗袍和手提的小牛皮箱（纪念馆还在展出的小牛皮箱）。
母亲回忆说，有一天，她和江姐一起去买缎子做旗袍，母亲喜欢细碎花的料子，江姐喜欢大朵花料。其实，真实的江姐性格之中有股泼剌劲儿。
举行武装暴动，需要知识份子干部，彭咏梧决定向上级党组织要求，增派干部下乡，江姐同父亲一道乘船回到重庆。
江姐这一次从重庆带走了四个干部。
头一天，父亲、江姐和一个叫杨小妹的，住进了洄水沟母亲娘家，第二天一大早去朝天门的千厮门赶船，他们走后，我外婆忘记了栓门又睡下了，天亮醒来，发现进了贼，连他们衣服鞋袜都被偷走，床都下不了。
在去乘船的路上，我父亲提着一个大皮箱，走在最前面，隔着三五步，江姐和杨小妹挽着手，款款跟来，再后面约七、八丈远，是另外三个干部（男性），他们远远的跟着江姐。这一行人装着互不认识（另外三个干部就是不认识李承林），陆陆续续上了船。船到万县（现在的万州），三个干部住进事先定好的旅馆，江姐和杨小妹跟着父亲来到和成银行万县分行。门口的行警迎上前， 一边问好，一边接过了父亲手中的皮箱，送到楼上家里。那个杨小妹，可能到过延安，进了家，把门一关，就好像到了解放区似的，兴奋得跳起了陕北的秧歌舞。父亲呢，从皮箱里拿出党的文件，交给母亲，锁进了金库保险柜。
第二天，父亲又把江姐他们送到长江江边，看着他们乘木船顺流下云阳去了。
江姐到了云阳，才知道暴动提前举行，已经失败，彭咏梧也牺牲了，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竹园的一座桥上。江姐与卢光特只好又回到万县，江姐带来了彭咏梧的血衣，藏在了我们家里。父亲又给买好船票，拿了一床棉被给卢光特在船上用。江姐他们匆忙乘船返回重庆，向党组织汇报。
那一年春节刚过，江姐还是赶回了万县。
在万县下船时，码头岗哨林立，敌人严密检查外来乘客。这时，只见从接客的人群中，走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向江姐点头招呼：“表嫂，我迎接来迟，恕罪恕罪！”一边递了个眼色，接上暗号；一边伸手接过对方拎的小皮箱，先后相随向岸上走去。这个中年男子，就是我父亲李承林。
走至盘查哨口，父亲跨前一步，主动和那带队军官拿言语，说声：“辛苦辛苦！敞人是和成银行的，来接舍亲。就带点随身衣服，请过目。”边说边递上香烟，趁势将一根金条塞在对方手中。然后蹲下身子作开箱之状。那军官在我们家里打过牌，认识我父亲，知道他是鼎鼎有名的和成银行经理，又得了好处，当即堆下笑脸，说：“是李经理的亲戚，没来头。请上坡吧，免检了。”［5］
江姐这次来，再也没有去云阳，就住在我家，经常与父亲同进同出。还把我们兄弟仨组织起来下“洋操”，教我们唱“童子军歌”，这样直到四月份，去县法院工作后才搬走（彭咏梧的血衣连同存装着的皮箱仍留置在我们家中）。尽管江姐住到县法院去了，但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的同志，要见江姐，按规定还是先要通过我父亲，然后才安排见面。
三、他们一同被捕
做地下交通是很危险的，党组织一旦被破坏，“交通”难以幸免。
1948年，由于市委领导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重庆地下党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6月14日那天上午，我父亲和万县县委交通，聚兴诚银行的唐慕陶几乎同时在交易市场被捕。
就在父亲被抓的头一天，上海和成银行吴厚圻，通过武汉和成银行赵忍安，委托父亲给一位从武汉来的商人找“头寸”——筹措资金。这个吴厚圻，就是父亲在银行特支时的入党介绍人，没有入党之前他们就是是很要好的朋友。金融系统的消息传递最快，万县一出事， 武汉来的商人马上给赵忍安通电话说：“吴厚圻那个好朋友被抓了！” 赵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南方局从重庆撤离后，周恩来，董必武他们回到了延安，南方局的领导机关就隐蔽在上海，赵忍安立刻通知吴厚圻转移。吴找到了南方局的同志后转移去了香港。［6］
敌人破坏了万县地委和万县县委的交通。叛徒冉益智知道江姐在县法院工作，但不知道她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不好直接去法院抓人，怕惊动了江姐，冉益智于是带上了特务，去万县法院外面的一马路守候。
吃过午饭后，江姐从法院出来，准备去和成银行［7］，当她走过法院街，刚一跨上一马路，突然听到有人叫：“江竹君”，声音很熟，江姐本能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冉益智虽然是市委副书记，但按地下党的规定，他不能直接来找江姐。江姐马上警觉起来，用责备的口吻说：“你怎么来了？”冉吞吞吐吐，假说是上级某某叫来找江姐的。按地下党的规定，在公开的场合说话是不准涉及党的事，江姐立即判断冉已经出了问题，便不理采他，就一直往前走。这时，冉益智原形毕露，跑到前头去，伸开双臂阻拦，江姐推开了他，厉声说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什么？”两个特务这才围了上来，对江姐说：“江小组，对不起，左组长正四处找你，请你走一趟。”［8］
江姐也被捕了。
四、两滴鱼肝油
我的父亲被捕后，和成银行万县分行的经理赵静波主动为父亲开脱，和成银行总经理、四川金融界巨子吴晋航先生也亲自出面作保，并以重金向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疏通，但徐远举以案情严重，不予通融。
因为母亲身上有孕，正怀着老四，我们三兄弟都很小，吴晋航亲自出面找到徐远举斥问：“难道孕妇你们也要抓！”所以，母亲才暂时得到保释。
父亲和江竹筠、李青林等，被押解到了重庆，关押在渣滓洞。
渣滓洞的环境十分恶劣，饭是三多饭（稗子多、沙多、糠多），菜是水煮的小菜，或是几颗胡豆，极端缺乏营养，睡的是一脚半宽。入狱不久，父亲曾经患过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经常咯血。
四妹出生后，母亲变卖了家产，带着我们从万县赶到重庆，四处托关系，进行营救。
1949年初，在陈为智的帮助下，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再次出面，斥巨资贿赂保释。徐远举以案情严重，概不卖帐，但也给了一点小面子，同意家属可以通过二处偶尔送点吃的、穿的、用的进监。这样，母亲给父亲送去了罐头、鱼肝油等营养品。
鱼肝油在当时是名贵药品，特别对肺病有辅助治疗的功用。但父亲却舍不得吃，他把这些营养品送给了左绍英和彭灿碧，她们在狱中生的两个小孩子——监狱之花和卓娅，也极需营养。女牢的难友收下了罐头，考虑到父亲肺病很重，又把几瓶鱼肝油给退了回去。
牢房关着6名难友，父亲提出，这些鱼肝油应该大家吃，其他同志说什么也不同意。当时，有两位同志因受刑过重，身体很虚弱，特别是下川东地委委员杨虞裳，在被捕后，遭受了敌人的老虎凳、铁锤砸裸骨、烧红的铁丝烙脚板心等酷刑。入狱以后，经常卧病不起。父亲于是把鱼肝油送给这两位同志，这两位同志也不愿收下，鱼肝油转了一圈，又回到父亲手中。 经过了反复的给予和推让，最后商定由父亲和这两位同志共同食用，并由父亲掌握，实行平均分配。
过了几天，难友们发现了秘密，父亲“作弊”。原来他用滴管分给那两位同志的是每人每次六滴，而自己却是四滴，少了两滴。两位同志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在同室的民主生活会上大家也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实行不均的分配。这就是一直被难友们传颂的“两滴鱼肝油”的故事。
两滴鱼肝油反映了狱中难友深厚的战斗情谊，凝聚着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对战友无私的爱。［9］
五、永久的悲痛
6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取得胜利。人们欢呼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期望和平。可是，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燃起了战争的硝烟，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四处肆虐。
重庆歌乐山下，国民党反动派折磨死了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杀害了抗日的杨虎城将军、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小萝卜头宋拯中。1949年11月27日，他们在这里集中屠杀了200多人，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进步人士，有无辜的学生，还有流浪儿，甚至连婴儿他们也不放过。
11月28日凌晨的一点多钟，父亲与韩子重一同殉难。
重庆解放后，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已经是人山人海。一些烈士家属，不明自己亲人的生死，怀着亦喜亦惧，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心理，一路狂奔疾呼，四处查找。呼儿唤女、寻夫觅妻，号哭之声，应山应水，声断行云。
我们开始并没有找到父亲，母亲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转移到其它地方，人可能还活着。
车毅英是车耀先烈士的女儿、韩子重烈士的未婚妻，她回忆道：
“11月30日，重庆喜获解放。黑夜过去，曙光来临，解放大军在全市人民夹道欢迎中整队入城。我连一分钟也不能等待，飞奔着跑向歌乐山。
“我大着胆子，跨进‘中美合作所 ’的大门，想亲自砸开牢房，放出亲人、战友，和他们一起欢庆胜利。
“可是，眼前惨景使我惊呆了。从白公馆到渣滓洞，遍地尸骨累累。血迹斑斑，在冒烟的余烬中，烈士们的遗体烧成蜷曲的一团，面目全非。松林坡前，几个大坑里尸首枕籍，血水横流……
“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悲愤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人啦，你在何处？ ’我呼唤着亲人的名字、走遍了这个杀人场的每个角落，也未能找到爹爹和子重的葬身之地。
“直到半月以后，才由一位农民在戴匪祠旁一块菜园里，掘出了子重和李承林的尸体，他们被同一副手铐铐着。十余处枪眼洞穿了他们的躯体，两个人好像没有死，愤恨地紧握着拳头。我脱下子重浸满鲜血的毛衣，止不住放声大哭。”［10］美国制造的US手铐，勒破了他们手腕的皮肉，露出了森森白骨。
原来，从11月27日下午4时到午夜，黄显声和李英毅，周均时和周从化，王白与和黎又霖，李承林和韩子重等两人一批地就义，一副手铐连着俩。杀掉黄显声和李英毅，刽子手去取手铐，他们见财起意，同时解下了黄显声将军手腕上的金手表。杀害父亲和韩子重后，连手铐也没有解掉，就埋到菜地里，上面移栽了萝卜菜掩盖罪行。之后，刽子手们转去渣滓洞，开始了疯狂的集体大屠杀……
萝卜叶蔫了，父亲他俩的尸体才被发掘出来。
母亲抱着四妹，带着我们兄弟仨又来到歌乐山下，去收敛父亲的遗体。重庆和成银行买来了雪白的绸布，母亲去给父亲重新裹尸，解开白布时触摸到父亲的身体，血水顿时流了出来，母亲止不住的泪水不断线地淌下，和着血水深深浸透了父亲身后那片土地。
重庆人民召开了被难烈士追悼大会，父亲李承林是首批认定的革命烈士之一。
在悼念活动中，母亲把父亲给江姐买的小牛皮箱连同彭咏梧的血衣，交给了彭云的养母。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共和国成立也56 周年了，看到母亲戴上抗战胜利的纪念章，我忍不住再一次想起了那些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而献身的英烈们。
这枚闪着金光的徽章，其实是对他们深深的，永久的怀念。
2005年9月
参考文章：
［1］徐远举《血手染红岩》
［2］重庆电视采访：傅伯雍的回忆
［3］有一说在杨家山，又一说在松林坡，采用车毅英《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一文之说。
［4］杨顺仁《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
［5］周军、潘莹斌《中共上海地下金库揭秘》
［6］陈宛因《万县祸变中的李承林》
［7］丁少颖《红岩恋》
［8］卢光特《江姐传》
［9］敖烨《两滴鱼肝油》
［10］车毅英《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
和成银行相关人物
吴晋航（1887～1965），名国琛，四川省仁寿县人。1909年考入四川警务学堂。1911年后任巡官、署员、科长，1916年任重庆警察厅长，次年调任丰都等县县长，与刘文辉关系密切。1927年初任四川省政府及二十四军驻汉口代表，后到南京任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1934年刘文辉战败后，他弃政从商，创办和成银行，任总经理，银行分支行遍布中国南部通商要地。后在香港设分行，把业务引向国外；并投资工商业，先后任四川生丝公司、华通公司总经理，四川畜产公司、四川桐油贸易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董事，重庆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四川省贸易局副局长等职。在政治上逐渐倾向进步，1942年周恩来与刘文辉的秘密会晤，即在其住宅进行。解放战争时，以经费资助中国民主同盟活动。解放后，任公私合营和成银行副董事长、民生轮船公司副董事长、民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赵忍安（1912—1986），四川成都市人。曾任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市民建副主委。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乐山、南充、重庆等地工作。1945年10月被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往武汉开展地下工作，争取了工商界上层人士和一些重要政界人士。武汉解放前夕参加筹备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进行反拆迁、反破坏、维持真空期间社会秩序和迎接解放等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副行长，与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保持联系，并任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商代表团副首席代表，武汉市工商联筹备会副主委，民建武汉分筹会筹备员。1952年调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并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业组副组长。后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还担任上海市民建副主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为党的统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吴厚圻（吴震）脱险
这一年的初秋，刘国定把魔爪伸向了四川境外，他带领特务直奔上海而来。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抓捕一批曾在四川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包括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刘国定的突然出现，同样使肖林、王敏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原来，王敏卿初中毕业后，即和几个女同学一起考入巴县农业高中读书。1938年，她们陆续在该校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刘国定。当了叛徒的刘国定知道，肖林、王敏卿在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他虽然弄不清肖林夫妇在上海的公开职业及住址，但他知道另有一人，名叫吴震，也是中共党员，在上海和成银行任职。吴震的妻子刘碧，是王敏卿很要好的同学。她们之间肯定仍有来往。只要抓住了吴震，就能设法查到肖林夫妇的住址。
危险迫在眉睫。
刘国定一行尚未抵沪，武汉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赵忍安便接到了来自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快通知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迅速转移！刘国定在上海的搜捕行动并不顺利。钱瑛已去了香港，吴震等一些人又找不到。最后，他匆匆抓走了８个共产党员，回重庆领赏去了。
吴震当时并没有走远。他居然住进了肖林家中，躲藏了好几天。吴震与肖林夫妇本是好友，沪上业务亦多有往来。可他并不知道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肖林心中却明白，吴震久住自己家中是危险的。在肖林的安排下，吴震悄悄离开了上海：考虑到火车站可能有特务在监守，于是改行水路，先坐机帆船到达宁波，然后换乘海轮赴香港。
“好险哪！”事隔许多年，肖林仍禁不住连声感叹：“那次要是让刘国定找到了我们，我和敏卿就要进渣滓洞了。个人牺牲还是小事，特务们顺着‘华益’这条线索查下去，我们党的地下经济网络可要遭受大损失了！”
吴震到了香港，即转入联合公司工作。联合公司是中共设在香港的地下经济机构，成立于1938年，经理杨廉安。1948年，联合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据说这个润字暗寓“毛润之”其名，是钱之光亲自提议的。上海的“华益”与香港的“华润”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摘自《中共上海地下金库揭秘》 据《周末》文／周军、潘莹斌 20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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