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英（附照片） [复制链接]

吕英，原名吕永孝，化名刘丹、李维哲，1918年6月出生在四川省汉源县一户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15岁时因家贫失学，去泸定县冷集镇一家杂货铺当学徒。当红军长征路过泸定时，他亲见红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深为敬仰，并回到家中向亲友宣讲。1936年夏，吕英考入西昌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党员教师戴从龙的帮助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于1939年春加入共产党；因发动同学们与反动的训育主任进行斗争，他和几名党员学生被学校开除。1939年秋，吕英奉调到冕宁县，在石龙小学当教师，以此为掩护，清理和发展党的组织。1940年春，他任中共冕宁县特支委员，同年秋，任特支书记。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吕英在向党员传达党的“隐蔽精干”方针的同时，安排十来个党员打入冕宁县政府和教育团体，并疏散了暴露的党员。1942年底，党组织决定让吕英去雅安西康省粮政训练班学习，数月后结业被分配到西康省田粮处，与陈俊卿一起在田粮处当职员。在这个合法职业的掩护下，往来于康定、天全、芦山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47年，吕英与陈俊卿（红岩英烈）领导了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吃大户”运动。
1948年4月份，经中共川康特委批准，以大邑、邛崃等地的三支武装为基础，建立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委员会（简称武工委），及其所属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肖汝霖为武工委主任兼武工队队长，吕英为武工委党支部书记兼武工委副主任。

以前吕英的介绍很少，今天终于看到了。谢谢楼主。

吕英事前得到马识途的转移通知，李青林也亲眼目睹的江竹筠的被捕，吕和李 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但有一说法是筹措路费上耽搁了。

我和他一块出来分了手。但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他和我离开后的不到两个钟头，特务就到他的住处去抓他，结果扑了个空。但是特务在屋里设了埋伏。夜深时分，吕英不知为何又摸回去，结果一进屋就被特务逮了一个正着。
（马识途：《在地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601页）

分手时候已快晚上10点了，王愈文不无忧虑地对吕英说：“恐怕你回原住处有危险，不如随我到实验小学那里住。”吕英则不在意地回答：“我还有东西在那里要取走，再说我只住今晚上，哪有那么合适，特务就来啊！”他们在华兴街分手后，王愈文心里一直不安。果然，吕英落入了敌人早已布置好的陷阱。
（杨喆：《烈火铸丰碑》，重庆出版社2005年8月，第372页）

我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在一九四七年初被学校暗中开除，去重庆读书。一九四八年夏天，婆婆和十二孃离开成都，去重庆，后去上海。大妈和二姐、四姐在书院东街租了一个小独院——实际只有三间住房和一个天井。经地下党一位同志介绍，一个叫李维则的商人，在我们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从雅安来成都时居住的地方。大妈感到李维则文质彬彬，有礼貌、关心人，不像一般商人，与他相处很好。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几个便衣特务，要抓李维则。大妈和四姐(以后还加上二姐)被“软禁”在住房。大妈要四姐“以买烟招待”为借口，出外找机会通知李维则，叫他不要回来。但特务说“只准进，不准出”，拒不同意。李维则回来时，四姐抢先说了一句“双关话”： “有人在等你!”李维则装着不知道，一下进了大妈住房，丢了封信在地上，又退出去。特务立即逮捕了李维则。李维则也用“双关话”招呼大妈： “帮我照顾一下东西!”第二天，四姐把李维则的信交给地下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以后才知道，李维则是地下党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原名吕英，被叛徒出卖，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当时，大妈非常不满，多次说： “这样好的人，居然会被抓走!”

——李致《我的四爸巴金》

为他被捕感到遗憾。

陈万堂整理

1948年8月，陈俊卿同志叫我马上离开夹江，并给我买了60斤盐巴作路费。我就到洪雅山上去搞减租斗争。那里山上的谷子打得迟，还有搞头。但到了洪雅，洗了个冷水澡就病了。住在望山罗跃山(农民党员)家。他对我很不好，还想出卖我的样子，我虽然病得很重，也只得趁他不在，带病走了。走到雅安，把盐巴卖了。那时物价飞涨，卖盐的钱几天就吃光了。实在没法，我就到常洪玉处(我在仁德医院发展的党员)，叫他去找谢绪功，拿点钱来接济我。谢绪功把衣服和钱跟我拿来了，我又在雅安住了半个月养病，陈俊卿才来与我联系，原来约好在东门大十字街茶馆里碰头。

在茶馆里，陈俊卿一看到我便惊诧的说：“你怎么病得这个样子?”我当时确实病得很狼狈，骨瘦如柴，头发很长，衣服稀脏。他说：“组织上现在决定，你还是到大邑去搞武装斗争，那里有一支队伍已经拖到芦山象鼻山上了，你得在5天内赶到大邑王泗，我来或者吕英来与你联系。”我病后走路很困难，坐滑竿嘛，我身上没有钱，组织上也困难，我决定克服一切困难走路。陈俊卿同志把他的生活费挤出了5元给我。那时路费每天最低也要一元钱才能开支得出来，只有尽量节省，才能走拢王泗。

当天陈俊卿还告诉我，他发现有一个人在苍坪山跟到他屁股转，像是一个特务，在文庙街才把他丢掉。当时我劝他：“你赶快离开这里，明天就走，我明天也走。”当天晚上，为了节省开支，我准备了10来斤包谷面面，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雅安，由于我病后身体衰弱，走了5、6天，才走拢王泗，我便到约好的茶馆等他，等到下午两点过，场都要散了，还没见人来，我很耽心他出事。身上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幸好还剩有两三斤包谷面面，饿了可以煮点来吃。实在等不到，我便挑起担担在街上转了转，碰巧在朝大邑方向走的路边茶馆里，看见了吕英，同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在喝茶。我想到自己这副样子，不好意思去招呼他，更怕引起别人怀疑，我就把担担放在茶馆门口，走到他坐的桌子边，要口加班茶来喝(旧社会穷人，没有钱喝茶，常常讨人家喝剩了的茶水来喝，就叫喝加班茶)，让他把我看到，我喝后朝茶铺里的厕所走去，他就跟了来，对我说：“哎呀，你咋个弄得这样了哟!你到唐场，吃的穿的给你解决，工作给你安排。”那时已是农历9月，天已经凉了。

说了几句话，我就离开茶馆，走到离三岔街上还有一里路的样子，又看到吕英背起一个包包，从后面走来了，我想他总要和我多说几句话，我便有意放慢脚步，谁知还有百把步远，他就横起从另条小路走了。

那天，我宿元兴场，第二天走到唐场对面三河场，在约好的茶馆里喝茶等他，但等到天黑，还不见人来，坐得没法，就站起看人家打牌，那晚，唐场街上正在唱戏，我又到唐场街上去找，到处都找不着，便在唐场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只得离开，走到新津卢德盛家住下，我又病倒爬不起来。卢德盛说：“你是太虚弱的缘故。”他把家里的狗打来炖给我吃了，才稍好点，可以爬起床来，我就回到仁寿嘉禾乡，我叔伯妹弟杨国辉(党员)那里，他给我弄了两副中药吃了后，病才好了些，便赶快到成都去找组织，当时与我直接联系的是陈俊卿和吕英。找上级党则要经过苏世沛找马识途。苏世沛住光华大学，当时我穿得太脏太烂，又不好直接去找他，逼得我到梁家巷邹平国(我发展的党员)家暂时住下，喊他去跟我找组织关系，一天，邹平国喊我到“华华茶厅”去，说有一个认得我的人在那里等，我估计不是陈俊卿就是吕英。我到华华茶厅坐了一会儿，吕英就来了，当时我穿得那么褛，就对他眨了一眼，他就走了，我便跟倒他后面，走到三桥南街，他就把我带到陈玉堂(袍哥大爷，当时与地下党有关系)家住下养病，还给我买了些药，他把我安排好后，告诉了一个使我十分震惊的难过的消息：陈俊卿同志已于10月在五通桥被特务逮捕了。

在陈家住到离过年只有十来天的样子，一天下午，吕英突然跟王愈文(党员)来了，他对我说：“现在成都出事了，明天我们就得离开成都。”我问：“到那里?”他说：“先到武侯祠附近茶馆去等。”我说：“我病还没好。”他说：“我到药铺跟你买点药你带起走。”他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晚上电灯亮的时候，他与王愈文又来了，显得有些紧张的说：“今天城里逮捕了50多人。”我说：“你明天赶快离开这里，你要坐包车把帘子放下来!”因为吕英是黄头发，最容易被人认出。当时他说：“万一我出了事，你就到唐场陈玉堂老家去找老赵(周鼎文)。”

商量好了，吕英他们就走了，我仍留住陈家，第二天我就到武侯祠附近的茶铺头喝了一会茶，王愈文来了，她在另一张桌子坐下。等了好多时间，吕英却没有来，王愈文就辗到我坐的茶桌来对我悄悄地说：“老刘(吕英化名)恐怕出了事。”我问：“昨晚，你们在那里分路?”他说：“在棉花街分路后，他是朝华兴街走的。”我问：“你晓不晓得他的住处”?他说：“不晓得。”那时一般情况是你的住处我不晓得，我的住处你也不晓得，只有直接领导的上级才晓得下级的住处。她又接着告诉我：“有个《新新新闻》的记者告诉我说，国民党特务破获了共产党一个重要机关。”我听了更为吕英的安全耽心。又等了一个多钟头，王愈文说：“我们要转移地点。”

当时我在成都没有其他地方转移，只有仍回陈玉堂处。第二天我和王愈文又到武侯祠去等了半天，吕英还是没有来，我们判定吕英多半出了事。王愈文租了两部黄包车，我们坐到双流，在双流吃了饭，走到三江口我们才分手。她约我正月初三在元兴邮政代办所附近的茶铺碰面。

我到了唐场陈玉堂老家，碰见了周鼎文、杨太德(党员)，这时陈家生活已发生困难，过春节啥也没有，吃水烟也要过分。我觉得这个地方太红了，陈俊卿、吕英又出了事，我一旦出了事，下面党的关系就成问题，因此，找周鼎文同志给我另找地方，同时，劝周也要离开。第二天晚上，周把我送到刘佐桥家过春节，并交代由杨太德与我联系。

初三，我到元兴场和王愈文碰头，那个场很小，等到响午过多，赶场的人都走光了，但王愈文却没有来，我只得又回到刘佐桥家。隔了好几天，我才与王愈文碰上了。王愈文一见面便告诉我：“老刘(吕英)已于今年一月在成都被捕!”

我的两个极亲密的战友，老党员，好领导，都不幸相继被捕了，雅乐工委就剩下我一人了!我心情万分沉痛，我感到革命是要用血的代价来支付的，革命的土地也是要用血来浇灌的。

——《中共成都地方历史人物选编（三）》www.cdds.chengdu.gov.cn

         记得在论坛过去一篇详细介绍吕英的文章中，说他被捕后在临时关押的看守所里打碎电灯泡要触电自杀，不知何故？因为在介绍所有红岩英烈中，只有许建业和胡启芬有过自杀行为，但性质和吕英截然不同，一个是受特务蒙蔽给地下党组织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另一个是避免受辱，但一直闹不明白的吕英自杀的动机，好像当时的革命者被捕后即使死也要高抬头颅，昂然就义，就像刘国志一样。甚至有刑场就是战场一说，但吕刚一被捕（文章好像流露出因为他已经接到转移同通知却由于自己的麻痹而导致被捕，非常后悔，所以要自杀，对此观点，我个人深存疑虑），但又不禁令人猜测：莫非畏惧敌人四十八套刑具的折磨？而一死了之吗？

引用第9楼红旗飘飘于2009-02-26 22:09发表的  :
因为在介绍所有红岩英烈中，只有许建业和胡启芬有过自杀行为

曾经试图自杀的还有陶敬之。

引用第10楼岁寒于2009-02-27 08:09发表的  :
曾经试图自杀的还有陶敬之。

      除了陶，还有别人吗，陶又为何要试图自杀呢？难道他们没有对有朝一日被“保释”或释放或解放，而心存出去的一线生机吗？

记得论坛从前说过陶敬之的。

如果说选择自杀也可以理解

引用第13楼乔哥于2009-03-03 15:26发表的  :
如果说选择自杀也可以理解

    我可反对自杀，应该想法活下去，以后好继续为革命做工作。

　“后来吕英从特务的看守所里传出话来，他已经得到通知还是落入虎口，对自己违反纪律非常失悔，以致在看守所里，企图打破灯泡自杀未遂。他还传出话来，他决心一死，要他的同伴们放心。我知道这个同志一直是英勇坚定的，过去曾经接受组织指示，领导藉田铺暴动，又奉命带武装同志到成乐公路一个渡口去救在乐山被捕的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这都是生死斗争的事，他都毫无迟疑地承担了。但是我还是依照党的秘密工作规定，通知他的下级转移。后来吕英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英勇牺牲了。
　　吕英的被捕，给来成都企图破坏川康特委党组织的西南特区特务头子一点希望。本来他们意外地一举攻入川康特委司令部，俘虏了司令员 ——书记蒲华辅，而且软硬兼施，逼迫蒲华辅叛变，以为这一下就可以把川康的党组织，像对重庆和川东的党组织一样给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们搞了半个月，除开抓到了蒲华辅所供出的他直接领导的军事和统战系统十几个党员外，下面成都市委和各地工委的组织系统，都因及时作了疏散和转移，特务都扑了空。特别是我这个掌握川康特委全部组织系统的人，特务虽然千方百计要想抓到，然而也是毫无进展，我们川康特委各个组织系统，仍然保持完整，特务的整个抓捕活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现在却忽然意外地抓到了川康边党组织的负责人吕英，特务以为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向破坏川康党组织作纵深发展，从这里抓到蒲华辅供出的原重庆市委转移到川西大邑隐藏的李维嘉，苒抓到在他下面工作的一批成都疏散到那里去的大学生党员，就可以把线索牵回到成都市来，扩大抓捕对象。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没有打通，吕英这一关就顶住了。　吕英决心以死报党。他未到特务刑讯室，便想触电自杀未遂，所以什么刑法对他都不起作用，特务只好按蒲华辅提供的并不准确的线索，到大邑去抓李维嘉。而李维嘉在和吕英相约的时间内没有见到吕英，他就依照组织纪律，坚决转移到他的隐蔽地去。就因为这样，特务在李维嘉离开后不过两小时到李维嘉原来住的地方三岔小学去抓他，扑了一个空。不过，这仍然给那里另外的几个党员带来被追捕的麻烦，多亏他们警惕性高，先后都设法脱了险。特务们徒劳无功，空手而回成都。”
     看了这一段应该大致清楚我外公当时为什么想要自杀了。可能也跟我们家人性格有点关系，因为自己的失误造成了被捕，心中的悔恨，心中的不甘，也有一丝对自己的气愤和自责，那种激动的时候选择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觉得绝对不会像“红旗飘飘”猜想的那样是惧怕酷刑的折磨，（此处理由省去一万字......）

楼上的朋友是吕烈士的后人吧，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