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凌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薄一波同志溘然长逝，使我不胜悲悼，也引起我的一些回忆。
我1945年入党，1946年到北平作地下工作。1947年春，内线的朋友传来消息，说你已经暴露，敌人注意到你了，我立即交待清地下党的组织关系，办妥一切手续，乘火车到沧县下车，再步行越过封锁线到达泊镇，这里已经是解放区了。在组织的安排下，我横越冀中平原，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军区的首府武安县，在武安师范教书。当时，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副政委是薄一波。由于刘、邓常带兵在外面打仗，日常工作主要由薄一波负责。当地的干部、群众都很敬重他，亲切地称他为薄政委，并且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说他曾被敌人逮捕，但他会武功，从敌人的监狱中飞檐走壁逃了出来；又说他能言善辩，说服了山西王阎锡山，使他拉起了几万人的新军队伍，打得日本小鬼子嗷嗷叫。我对此很感兴趣。
武安师范当时是边区的最高学府，既培养师资，也培训干部，因此配备力量也很强。校长王文彦、支部书记章奋、老师刁搜岩，都曾经在薄一波领导下的游击队打过仗。作过群众工作的章奋在战斗中负伤，后来被迫锯去一条胳膊。谈起薄政委，他们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所历，滔滔不绝。武安师范还有一位教导主任王腾波，她是刘邓领导的二野三纵政治部主任阎红彦的夫人，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对延安情况很熟悉（解放后，她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从他们的叙述中，使我知道许多事情，印象深刻，以此为线索，结合史料，补充一些具体细节，介绍如下：
薄一波是什么样的人？他早期革命活动的情况如何？
薄一波于1925年18岁未到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阎锡山为扩大晋军筹备军饷，要增征房产税，多个县长和各级税收官员随意高估房价以中饱私囊，使民怨沸腾。在中共太原支部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抗税运动。几千名学生游行示威，还包围和冲击了总督府，阎锡山被迫收回成命，取消房产税。这一天，薄一波所在的国师（国立师范学校）因某个思想保守的教师封锁消息，该校的学生们没有参加。学生们很气愤，向学校要求，撤了该教师，换上了开明的校长。从此以后，国师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学校成立了学生会以及多个学生社团，但是右派学生仍有很大力量，国师成了左右两派学生角力的舞台。不久，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帝国主义分子开枪屠杀中国工人。太原市的学生、国师的学生沸腾起来，他们组织了4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宣传爱国反帝的重大意义。接着，由市学联出面，联络各界，成立“沪案声援会”，这些活动，激发了太原各界和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思想。在学生运动中，薄一波政治坚定，才能突出。中共太原地委让他由共青团直接转党，并任命他为国师的党支部书记。
1925年抗税斗争以后，山西的党、团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1925年10月，全省只有30多名党员，到1927年初，仅国师就有30名党员，近200名团员，全省的党员400多人，团员就更多。
薄一波担任支部书记以后，在国师内外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等。
五卅运动以后，太原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各行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晋华纱厂的工人组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许开除工人。国师的学生和省立一中的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同年，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平被军阀杀害。中共山西省委在国师召开追悼李大钊大会，由薄一波负责筹备。阎锡山派大批部队包围镇压，薄一波和许多中共党员被通缉追捕。他们被迫逃亡。薄一波从此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生涯。从1927年到1931年，薄一波被派去平津、唐山一带组织军运工作，发动兵变。他曾四次被捕，两次入狱，当时的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占统治地位。许多地方的条件没有成熟，领导就要求下面发动兵变暴动，结果都失败了。
1927年，薄一波到了天津，找到了顺直省委（有时也叫北方局、河北省委，其工作范围都一样）的组织部长傅懋恭（即彭真），傅曾任太原党支部领导人，此时任省委组织部长，薄因此接上了组织关系。接着通过天津造制厂厂长薄以众（阎锡山的亲戚）的关系，到天津宪兵司令部国民党党部培训处当一名职员。此时，原在山西省工作的共产党员如张友渔、周新民等也来到了天津市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工作，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党支部，由薄一波任支部书记。薄一波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收集到很多党委要的机密材料。后因中共省委机关内部高层领导出现了叛徒，省委及天津地方组织被严重破坏，傅懋恭等领导干部被捕，薄一波被迫离开了宪兵司令部。顺直省委决定，派薄一波到省军委工作，担任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平津铁路、天津到唐山铁路沿线驻军的军运工作，后来通过关系，去阎锡山驻唐山的部队二一四团担任三营的上士文书。
1930年，国民党军阀为消灭异己，争夺地盘，展开了内战，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一些下层军官和士兵也不满。通过薄一波等人的艰苦努力，唐山市的党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京东各县和丰润县的车轴山中学都建立了党团组织，晋军二一四团的党团员也发展到近百人，建立了党的核心组织。就这么点小小的力量，省委和军委的领导人就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坚决要求在二一四团中发动兵变暴动，并准备在成功后再吸收一批工人和学生，组织北方红军第九路军，到北部山区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兵变前又不准基层党组织作营长、连长的发动工作，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不慎泄密，被敌人抢先下手，兵变失败。
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工人出身，在政治领导方面不负实际责任，真正责任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立三。1930年3月，中央发出《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的通知》，说中国革命已有了成熟、复兴的形势，要求各大城市在五一那天举行群众会议和飞行集会，与巡捕、警察、军队急剧反抗，“冲破敌人的防御，夺取街道，举行示威”，“从示威转变到巷战”，这简直就是要占领城市了。按此精神，顺直省委决定在平、津、唐三大城市发动开滦五矿、北京铁路、北京市政工人、天津六大纱厂工人，举行联合大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而且一切活动都采取公开形式，就是说要把罢工、罢课、示威的时间和路线都要告诉敌人，使敌人有所准备。这种活动自然要失败。因叛徒告密，薄一波被捕，被判刑一年零三个月，被关进天津的“新监”中。监狱中有很多党员，他们在狱中组成党支部，薄任支部书记。当时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法西斯统治，有的难友患重病得不到治疗，竟惨死在狱中。1930年7月，在党支部领导下，他们发起了绝食斗争，并和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使狱中的绝食斗争很快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声援，记者要求采访，南开中学的学生要求探望，敌人害怕事态扩大，于是由天津市公安局长出面和“政治犯”谈判，答应了“政治犯”的全部要求，五天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薄一波出狱后，接上了组织关系。薄一波曾工作过的晋军二一四团移驻平汉线北段，因此，党委又命令他赴平汉线北段组织兵变，此时他已经历失败了的唐山兵变，对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路线有了亲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当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昌命令他去搞兵变时，他认为“这种事情党无把握就决定”是“左”倾冒险主义。贺昌严厉地说：“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决不能有任何怀疑动摇，你要坚决服从。”薄一波无奈，只好接受命令。
薄一波原来所在的二一四团此时已改名为晋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师长为陈长捷，驻在石家庄附近。许多士兵不愿意替军阀打内战，愿意跟着共产党干。在这里，薄的工作还算顺利。另一个工作对象是驻在河南新乡的石友三部的军官教育团，该团的学生过去曾有过党团组织，但此时形势大变，有不少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共产党有怀疑，要发动这批人出来兵变显然不可能。发动三十四团在平汉线兵变，本来有希望成功，但因工作疏忽，师长陈长捷的卫士长也参加进来，该卫士长向陈告密，兵变又告失败，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
经过两次兵变失败，薄一波深深体会到当时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其失败是必然的。面临敌人严重的白色恐怖，在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和积聚到足以暴动的情况下，就要求暴动，北方绝大部分地区的暴动没有搞起来，有些勉强搞起来的，也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
1931年4月，省委机关由天津迁回北平，主要任务为恢复已经被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因省委军委廖划平叛变，薄一波等39人被捕，薄被判刑8年，被关在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从1931年8月底到1936年9月初，薄一波在此监狱中度过了五年。
在这里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除女犯外，都带脚镣，大号重七斤半，小号重三斤，亲友来探监只限每月一次，限时十分钟。亲友送来的钱，由监狱当局保管，伙食标准每人每月三元八角，但一半以上已被监狱的管理员克扣去了。
在这里的难友大都是曾经在白区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因此很快就熟悉起来，成立了秘密党支部，选出支部书记，第一任为孔祥桢。不久，孔祥桢因病保外就医；第二任为殷鉴，但三个月后，他就病重住进北平的德国医院。第三任为薄一波。其他骨干还有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赵林、马辉之、廖鲁言、徐子荣等。
他们共同研究，讨论并通过了一个斗争口号：“红旗出狱”。其含义为：（1）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2）想尽办法争取改善生活环境，锻炼身体，以求得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3）牢狱中空闲时间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监狱办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
关在狱中的还有一些是拥护王明路线的党员，另有一些是曾在地方作实际工作的党员，某些观点不一致。后来经过讨论，在抗日救亡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写了一份呈文，要求监狱方面转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呈文的内容大致为：一、控诉日寇侵华罪行；二、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三、指出我们都是抗日青年，现在都被关在狱中，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共赴国难。
呈文呈上去十多天后，一个姓高的处长来讲话，他承认“政治犯”都是“有为的青年”，“心地纯洁”，“我很钦佩你们的才能”等，但一句不提抗日。大概这个东北军军官自己也要求抗日，要求打回老家去，但当时提抗日就有罪，所以他也就不敢提了，第一次呈文取得了成功。
后来监狱当局采取了所谓精神感化的方式，第一招是请一位法官来讲三民主义，薄一波他们就反问：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现在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这符合民族主义吗？问得法官无法回答。
他们第二招是请神甫布道，说什么“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难友们提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又是谁创造的？”“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烧杀掳掠，上帝造出这样的人来干什么？”
又是把神甫问得哑口无言。
他们第三招就是要求每个人每个月必须写一篇“反省”文章。对此，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文章揭露敌人，有人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议，干事会决定不写，但为了斗争的策略，不让敌人看出我们内部的分歧，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接受，决定：（1）凡是能找出理由拒绝的，一律拒绝；（2）找不出理由的，可以口头答应的，便采取拖的办法，最后做到不写；（3）非写不可的，文章写好后，不允许立即上交，要经过党小组内传阅，大家同意，认为可以后才上交。
草岚子监狱内的党支部还成功地争取了管理员和看守班长，让他们帮助“政治犯”们买书买报，传递信件，有时还提供秘密情报。
敌人为了分化“政治犯”，逐个进行审查，使某些人在《反共启事》签了名，按手印出了狱；敌人又进一步动员“政治犯”的家属、亲友来劝降，甚至可以代办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有较多的人出去了，但这些出狱的人有的并不是甘心情愿的，有的人出狱后找到党组织，继续为革命工作，有的还因此牺牲。
由于监狱生活条件太恶劣，1934年12月，党支部领导过一次绝食斗争，并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许多大报发表了消息和评论。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最后得到胜利。敌人同意：病号可以下脚镣，一般“政治犯”只戴小镣，室内小火炉改为大火炉。
敌人为了使“政治犯”们“反省”，只许他们阅读《三民主义》及中国历史、文学、小说。后来“政治犯”通过各种渠道弄来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家都认真阅读，懂外文的杨献珍、刘尊棋、刘群、殷鉴等人还翻译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廖鲁言、彭德、王玉堂等许多同志在后来的自传中承认，在草岚子监狱中学习到马列主义。
61人是怎样走出草岚子监狱的
1931年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继续南犯，蒋介石政府节节退让和日军签订 “何梅协定”，蒋介石承诺国民党及其军队退出河北部分地区，日军可以进驻北平等地。此时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到处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领导。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胡服（刘少奇）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问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何时能派出一些领导干部？柯庆施答复说：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几十名老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因此出不来。胡服认为：日寇打进来，这批同志必遭杀害，他们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应赶快营救出狱。于是胡服、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批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按国民党规定屡行手续。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了他们的建议，毛泽东也知道并且同意。
柯庆施找到徐冰让他通知监狱中的几十名同志，徐找到他单线联系的孔祥桢办此事。孔曾任监狱中的支部书记，有办法把这个决议写成信通知到狱中的党支部去。
但党支部认为可疑，决定“不付讨论”。
隔了三四个月，狱中的党支部收到第二封信，说明第一封信是中央代表胡服要写的，表扬他们过去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表现了崇高的气节，是正确的，是经受了考验的，但如果现在还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犯了严重错误。接到第二封信后，党支部又向外面知情的同志打听，知道此事确实是中央批准的，应该坚决执行。这时，北平的党组织又设法安排了一个新的监狱管理员，帮助他们在1936年9月前后办好手续，出了狱。
我记起在武安师范谈到薄一波时，王腾波说过，1943年薄一波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在山西建立起太岳、太行两大片抗日根据地，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当时许多人知道他们的出狱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还表扬过他。
薄一波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能获得阎锡山的信任，建立起特殊的统一战线呢？
阎锡山号称山西王，他统治山西30多年，在山西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千方百计确保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如前所述，日军的铁骑已经侵犯到晋绥，直接威胁到他的利益。另一方面，1936年红军曾组成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蒋介石以“援助”为借口，派关麟征率五个师进入山西，红军为顾全大局，撤回陕北。以后，五个师的中央军却赖着不走，使阎锡山感到南北两面受威胁，他手下的晋绥军力量又小，不足以抗衡，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日、能干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的面目出现，仿照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办法，组织新的力量，以此来帮他对付危机。薄一波早年在山西领导学运、工运时，表现得精明能干，誉满三晋，阎心中对他是十分器重的。因此当阎知道薄关在草岚子监狱时，就派自己心腹、又是薄一波的老乡、老同学郭挺一携重金到北平，意图贿赂当时在北平的统治者宋哲元，把薄放出来，然后请他到山西工作。当郭挺一到草岚子把这个打算告诉薄时，薄一口拒绝。此事被胡服知道后，严肃批评薄是“左”倾关门主义。他说明，当时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现在阎锡山主动送上门来是求之不得的良机，薄一波明白这个道理后欣然同意。他出狱后就先到山西考察情况，知道大有可为，然后和阎锡山、郭挺一谈判，约法三章。他首先亮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说明自己回山西，还要带一批共产党员来一起工作，希望阎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并给予方便。阎、郭对此都允诺，并要求薄不要在晋绥军和省政府内发展中共党员，薄也承诺了。阎锡山认为薄一波开诚布公，十分满意，于是把他创办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交给薄一波领导。有了这些保证和支持，薄一波就公开合法地放手大干起来，在继续和阎保持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的条件下，大力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青、妇各种群众团体。到1939年，这些由牺盟会领导的群众团体会员已达300万人。在此基础上，也掌握了部分政权机关，在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是由牺盟会委派的。以决死队、工人自卫队、暂编师、政治保卫旅等名义组成的“新军”已达5万多人，其实力已超过阎的晋绥军。在八路军的支援和领导下，新军抗击日寇侵犯，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多次，并开辟了太岳和太行两大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阎锡山老谋深算，为了控制新军，他往新军派了大量晋绥军的旧军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薄一波等看得更远，在订立新军的规章时，就规定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政委是最高领导。政委都是中共党员，所以当1939年12月，阎锡山企图把新军拉回自己手中时，党已有所准备，除了小部分受损失外，新军绝大部分在党的领导下，给予反击，并继续发展壮大。其后中共中央又写信给阎，表示愿意保持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诚意，阎以后就有所收敛。
以后的一些情况
我于1947年秋，从武安调到平山向中共中央青委汇报昆明和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情况，汇报完后留在青委，参加平山的土改。这时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兼任平山县委书记，负责平山的土改，当时在青委的还有杨述、韦君宜、荣高棠等，土改结束后，我留在青委。
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边区已连成一片，于1948年5月，合组成华北解放区。军区司令员为聂荣臻，政委为薄一波。
此时，解放军捷报频传，解放了很多城市，平津也解放在即。平山干部云集，包括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大家都急于了解我党的城市政策，此时我听了一次薄一波的报告。
大意是说：进城以后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士，以及民主党派，共同努力建立新中国。在经济上，要允许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和发展，但又要在经营领域、税收、劳资关系等方面对他们加以限制，使他们只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展。
不久又听到毛主席关于“四面八方”的内部传达，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主席说公私必须兼顾，劳资必须两利，否则就不能持久。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思想。我们听了以后，十分兴奋，觉得中央政策十分正确，找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大道，只要循此前往，必然能很快地把中国建成民主富强的国家。
“文革”期间，从红卫兵的小报中，我知道正在揪斗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我记得，1947年在武安师范的时候，从延安来的老干部王腾波在谈到薄政委时曾说到，薄一波等人出狱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毛主席也是知道的，为什么现在又揪出来批斗呢？
不过我虽然有这些想法，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我当时还是摘帽右派，如果说出来还不被整死？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冤案使薄一波等人受尽苦难。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巨大勇气，顶着压力，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以及因此受到牵连的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
历史还他们以清白。薄一波同志则重新在党的领导岗位上为国家作出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