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劳改茶场
黄禹康
2006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177
潘汉年在劳改茶场黄禹康
潘汉年，一位参与过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传奇人物。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１９５５年４月，他突然以“内奸”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１９８２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１９７５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劳改。１９７７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终于含冤去世。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分开关押８年的患难夫妇，相聚在江茶场
１９７５年５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潘汉年于５月２７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２９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３天前已赶到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８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这次重又相逢的喜悦。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井冈山下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人。当时，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革”前的一些“右派分子”，“文革”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是要在关押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小平房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大约有２５平方米，内隔成两间，其中一间为灶屋，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这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４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１年９个月又５天。
患难夫妇相依为命，依依亲情苦撑余生
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５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潘汉年还读些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因而董慧常开玩笑说，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在谈到他１９７６年初见到潘汉年的情况时，回忆道：我第一次在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１９７６年春节的前一天。当时场部要举办文艺汇演，我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声声长叹……
潘汉年夫妇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作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茶场的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两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食品招待他们，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夫妇每月各有生活费１００元。为照顾董慧行动不便，茶场特征求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生活上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她们夫妇情况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居住在香港，有的还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又很爱国的人士。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劳改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１９３０至１９４９年这段时间，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感谢的。”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董慧的弟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这年１２月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９月２７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２０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到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苍苍的人了。”“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潘汉年夫妇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的弟弟、弟媳在１２月到湖南来探望时，被挡在离洣江茶场几百里的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１１月再来，那时‘四人帮’的事总该结束了。”但他们后来再次到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董慧。
久病不医酿成重疴，一代英才含冤去世
１９７６年１月，公安部的专案组作出了潘汉年复查书面结论，并且到洣江茶场向潘汉年本人作了正式宣布。这份复查结论写明了１９６３年的判决和１９７０年的重判以及前后两次的批准过程等。虽然其中有矛盾、有破绽，但也没有再过多地顾及了。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一个含混不清、根本不理会一切法律程序和手续的决定：关于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事，不再重新起诉，也不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都予以省略，而一切由专案组包办代替，由专案组向潘汉年本人宣布。所做的书面结论也不必再和本人见面，不再要求本人签字，等等。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都在欢呼。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也非常高兴，董慧兴奋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有一次，董慧对人说：“老潘这人，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他１０年前就预计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自取灭亡。‘四人帮’倒台后，问他为什么看得这么准？他回答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康生这伙人已是恶贯满盈了！”
然而，不幸的是，潘汉年的冤案问题还没有重新审查，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病倒了，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到茶场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病，两手麻木，双脚浮肿，后来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他被送进茶场医院后，又由于行动不便，医院缺乏护理，两次摔倒在地上，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在茶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茶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好，无法进一步全面检查。为此，潘汉年要求转入省城大医院去治病。对此请求，茶场领导固然不能决定，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不能作出决定，因为据说这涉及到保密问题，要请示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后，还要经湖南省委批准。如此上下请示研究，层层审批，经过两个多月的周转，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４日，潘汉年才被送到长沙市治疗。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到达长沙后，他由省公安厅的人员陪同，被送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１４病室，住１１０床。１４病室是干部病房。
进医院时，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
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经用过的“肖淑安”的化名。住进医院后，潘汉年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近１个月时间几乎吃不进东西，全凭输液。但这时他神志仍然十分清醒，精神状态也还算好，还经常要医护人员读报给他听，有时自己拿着报纸反复浏览。然而他当时的心情是苦闷压抑的，常常仰望着天空，怅然若失。
经过检查，才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早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还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到这时候，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据查阅当时的病历档案发现，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９日的病历单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问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４月６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妻子。４月８日，使用冻干血浆２００ＣＣ。４月９日输血５００ＣＣ。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医治时，作为妻子的董慧竟连看望和陪同的权利也没有。她天天焦急不安地等着潘汉年的消息。直到潘汉年病危时，有关方面才匆匆通知还在数百里之外的董慧赶赴长沙。还算幸运，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４日下午，董慧终于能够赶来和潘汉年见上最后一面。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当天晚上７点４５分，潘汉年就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才含冤去世了，终年７１岁。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就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之事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腹腔与胃部全部都是紫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医生认为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４月１７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董慧请求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董慧只好用潘汉年曾用过的化名肖淑安为潘汉年立了一块墓碑。
为夫昭雪疾呼号：“老潘没有死！”
料理完潘汉年的后事，董慧又返回农场。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之后，她更加孤苦寂寞。她向中央写信，请求为潘汉年平反纠正。她还向专案组询问：她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从没有被宣布开除党籍，而是说“停止党籍”。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落实政策，重新成为一名党员，继续为党工作。
董慧下肢一直没有治好，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茶场派王芝兰同志帮助照料她的生活。王芝兰性情温和，很体贴这位不幸的老人，为了让董慧能够多吃点饭，常为她做一些爱吃的菜。董慧每次吃饭，都要留下一半饭菜，多摆一副碗筷，说要等老潘回来吃。她对王芝兰说：“我刚才看见老潘了，老潘没有死，他会回来的。”然后又拿出潘汉年的遗诗说：“你看，他给我写的诗，写得多清楚。”接着她又念起诗来。当每月发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留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董慧喜欢孩子，为了减轻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痛苦，王芝兰便叫自己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课余时间来陪伴董妈妈，董慧很喜欢聪明伶俐的“燕子”，燕子晚上也留在董妈妈房里睡觉。有几次，燕子从睡梦中惊醒，只听董妈妈高声呼喊：“老潘回来了！”有时说：“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自言自语：“老潘你回来吧！你回来吧！”而后伴随着一阵隐隐的哭泣声，直到她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当燕子放学回到董妈妈屋里，劝她“少吃点花生，免得增加脂肪，血压升高”的时候，董慧就抱着燕子，深情地说：“好孩子，你是真心疼爱我的。”董慧眼里闪着泪花，马上把装花生米的食品盒盖上，继续读着《安娜·卡列尼娜》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有时向燕子讲述周总理、陈毅等革命前辈的故事，要燕子以这些老革命老前辈为楷模，做个党的好孩子。她还告诉燕子：看过的《参考消息》要好好保存起来，以免落到外人手里。
当燕子拿着英语课本在门外读单词时，董慧便靠着门仔细听着，而后说：“燕子，这样读不对，你要按照英语的发音规律，才能读准确。”说着要过课本，带燕子逐字逐句读起来。对难读的单词，反复耐心地给燕子纠正发音。从此，董慧每天教燕子读英语，帮助她理解课文，当董慧看到燕子克服了英语学习上的难关，不断取得进步时，脸上便泛起了愉快的笑容。燕子在董慧的循循善诱的辅导下，对英语有了特殊的爱好。
１９７８年国庆节，燕子陪伴在董妈妈身边看书。突然听到董妈妈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燕子听得莫名其妙，便问道：“董妈妈你说什么呀！”董慧用手轻轻地抚着燕子的头，出神地述说着：“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学会了自己原来不会的东西。延安当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男的开荒种地，女的纺纱织布，开始我纺不出来。当我第一次纺出纱来的时候，恰巧，毛主席走到我身边，他弯着腰，拿着我纺的纱，高兴地说道：‘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说到这时，董慧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手绢，揩着红润的双眼。
１９７８年５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英、美、澳洲等地亲人的委托，来到湖南探望姐姐。茶场派专车由王芝兰同志陪同董慧到长沙，在湖南宾馆同董锡权夫妇聚首５天。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兄弟姐妹们的心愿：“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的身体健康好转。”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董慧紧握着董锡权夫妇的手说：“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１６岁，今年６０岁了！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至此，董锡权夫妇忍不住落泪了。董锡权了解和敬重他的这位大姐，她坚持不出国就医，是她刚毅坚韧的性格所必然作出的决定，便示意他的夫人不要勉强劝说了。他提议：“我们陪大姐拍几张照片，带给海外的亲人吧！”拍照时，董慧把王芝兰拉到身边同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她说：“这位姐妹，是我国内的亲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信息，给董慧很大鼓舞。她连续向党的一些老同志写信，希望潘汉年的冤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由于思想高度紧张，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了。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４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洣江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６０岁。
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如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２０余首，内容大多是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和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从秦城监狱到洣江茶场时，这箱书是随身带来的。董慧常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箱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写好后刻出来的。
１９８２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根据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湖南省委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取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的董慧的骨灰盒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４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夫妇骨灰的火车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以及潘汉年生前在湖南的友好。４月１５日，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举行了为潘汉年夫妇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骨灰盒然后被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的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
２７载的沉冤终于昭雪，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