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fc1ae90100zn1z.html 张永青 我认识杜心源老师已有半个世纪。1933年我在太原成成中学读书时，他是我的国文老师，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又同在晋绥边区工作。1949年又一起南下到四川。特别是1954年我调西南师范学院工作后，由于工作关系，与杜心源老师接触的机会较多。
回忆第一次见到杜心源老师是1933年，那时他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到太原成成中学任教师并担任教务主任。他上任后经常到我们班上查自习。他在查自习时给我们讲时事，给我们介绍一些课外阅读的书籍，加强我们的民族意识，启发我们的革命觉悟和信心。学生们很愿意听他非常生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讲到日寇占领东三省时对我们说：“你们究竟是要‘流血’还是要‘流脓’？‘流血’是不怕牺牲，与他们奋斗，去打日寇；‘流脓’则是让国民党把东北国土拱手送给日本，向敌人妥协下跪，实行不抵抗主义。”他的讲话使同学们深受教育，一致表示不愿“流脓”要“流血”。在杜老师的帮助教育下，学生们认识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增强了爱国民族意识。
有一次杜老师把我找到他的宿舍，问了我们学生的活动情况。我就把我们组织的“前夜研究社”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愿不愿意和外边的团体发生联系？”我说：“也想和外边做实际工作的（意思是指党的组织）发生联系，但是找不到。”当时杜老师回答说：“搞理论的好联系，做实际工作的不好联系，要对你们考验后才行。”又问愿不愿意参加“社会科学联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简称“社联”），我回答说，可以再和几个可靠的同学商量一下。后来杜老师便介绍我、阎伟（阎秀峰）、龚允济（龚子荣）、龚允恭（龚子荣的亲弟弟）四位同学参加了“社联”，成立了成成中学“社联”支部，“社联”支部由校外领导。但是杜老师和其它革命教师，始终关心着学生们的活动。
当时“社联”的领导“左”得很，对成成中学这个革命据点不注意保护，相反认为学生是“小布尔乔亚”，不重视在校内开展学生工作，叫我们在班上反对应付国民党的考试，提出不读那些资产阶级的课程（把自然科学课都当成资产阶级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杜心源老师谆谆教导我们说：“参加考试是应付国民党的，又不是卡学生，不考一下，用什么学习成绩上报学校，继续在校读书呢?其实考题老师出得都很宽容，你们一定要保持住优秀学生的称号，才能不脱离同学、掩护同学，不然很快就暴露了。要灰色一些，要把成中这个革命据点保住。”有一次刘墉如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说：“你们怎么搞的，成成中学又不是苏区，谁给你们布置的这些东西?成中这个地方要保住么！”他们的意见我从思想上完全接受，但又不能讲，憋闷在心里，因为“社联”上级的提法、布置不是这样的，要服从组织。就是这样，我还被“社联”戴上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学校一些革命教师的意见，“社联”不采纳，还说老师们右倾。在此情况下他们以教师的身份和威信影响、关心爱护学生，却不能制止“左”的错误和造成的恶果。我本是一个优秀学生，连续两年在班上都是考第一，到了三年级下期功课就日益生疏。几何用的是英文课本，后半册在复习时连题也看不懂了，“社联”支部领导成员的功课更是掉得一塌糊涂。成成中学的“社联”领导(都是学生)奉命迁到校外居住，由于活动暴露，“五一”前夕组织遭到破坏，我失掉了“社联”的关系。我找“抗日反帝同盟”的同学常国选(我当时任“抗日反帝同盟”的支部书记)，告诉他和“抗日反帝同盟”接头的办法。后来“抗日反帝同盟”的领导李雪峰同志告诉我，要我暂时回家去，还托常国选找到杜老师告诉了几个同学被捕的情况。杜老师找到我要我赶快离开太原，并给了几块钱作路费。我就此告别了我的学生生活，以后就进入了社会大学--地下工作和抗日战争的战斗中去。
我离开学校后，于1935年3月12日入党后，上级派我到到五台县工作，在大建安村小学任教师作掩护。大建安村是杜老师的家乡，他在北平上学时，寒暑假经常回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建安村小学就是在他直接领导下，由新派组织的教育促进会办起来的。聘请的校长和教师除少数老先生外，其他都是革命分子和党员。校长赵益三(于林)同志是从太原国民师范毕业的党员，作为他的助手我担任了高一班的国文教师和级主任(班主任)。我们在大建安村陆续听到关于杜老师不少传说。原来他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读书时，担任学生会的负责人，因为反对学校压制学生爱国运动而被开除。后来他进入太原一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寒暑假回家时，每次从北平回来都要购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革命的文艺作品，捐给河边村川至中学和大建安村小学及部分群众，并且帮助社团组织开展活动。1935年夏天，杜老师回到大建安村和我们进行了交谈，询问了工作情况，帮助我们想了许多开展工作的方法。如他让我们以参观的方式到各校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交流经验。这样的做法，使我们在五台县的工作有了发展，使东冶镇、槐荫村有了革命的种子和党员，对我的帮助极大。
相隔几年，1940年晋西事变后，杜老师从延安派到晋西北，先后任教育处长、民政教育处长。我当时在晋西区党委宣传部任秘书，和教育处接触不多，但是师生之间还是有些来往。晋西北建立成成学院时，我和杜老师还通过一次信。杜老师为晋绥地区的教育事业、政权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晋绥分局率干部南下到四川。进入成都后，拟派杜老师担任成都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他要我做他的助手，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由于某种原因，不想去成都。他也了解我的情况，就不怎么“说服”我了。以后，我就到了川北工作。
四川合省后我到了西南局宣传部工作。杜老师仍在四川省委任宣传部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接触较多。
1954 年西南局撤销，我调到西南师范学院，直到1984年离休。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杜老师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杜老师任四川省委文教书记）。因为工作关系和师生关系，来往较多。他毕业于北师大，又亲自任教多年，一直在宣传文教战线担任领导。他对办教育很内行，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从我和他多年的接触，感受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办学，他提出办学校要掌握“办什么样的学校”、“依靠什么人办学校”、“怎么办学校”，这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要明确的问题。这样就通俗生动地把办学校的原则描绘出来了。他还说：“学校性质--社会主义，学校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学校的管理方法---现代科学的管理，绝不能依靠主观主义、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办事。”心源同志对下级的汇报，很认真，边听边问，从群众中吸取经验。在1962年学校收缩“大肚子”(指“大跃进”时扩招的人太多)，贯彻调整、整顿、提高方针时，我汇报了西师打算把有经验的水平高的师资安排上教学第一线，同时抽调部分青年教师在校脱产进修，组织文、理两个进修班，配备了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又能对学生严格要求的老师做班主任，管理进修班；开始有些人不愿脱产学习，想边工作边学习，但通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觉得专门进修能学到许多知识，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他听后认为这是一个积蓄力量，培养提高教师水平的好经验，值得其他学校参考执行。又如我校教育系有段时间国家不再招生了，有人提出取消教育系。我觉得以后教育系还是需要的，应把它保留下来，在不招生的情况下，可以把教育系转为研究所性质，教师们可以进行教学科学研究。我把我的意见向杜老师汇报后，他说：无产阶级要办教育，也要研究教育，你们教育系的教师多，力量强，如把这批力量分散了，再聚集起来就很难了。在他的支持下，我把教育系的力量保存了下来，给后来教育系的发展准备了师资，打下了教育系发展的基础。
在学习方面，杜老师抓得很紧。他不仅自己精读马列和毛泽东原著，而且还再三提倡我们也要读原著，深刻领会原著中的精神实质；而不要用精力去阅读二三手资料的文章，那些东西有些有参考价值，但有些传说、故事或谣言，就不能相信和传播，这方面要引起注意。在运用方面，他说：“要把马列主义精神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只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于自己的工作，指导自己的思想，那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这才叫做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此外还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学习外国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我们的素质；不提高干部的素质，就休想搞现代化；学习国外的东西，不能囫囵吞枣，而是要经过消化，去其糟粕才能变成自己有用的东西，而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要把教育工作做好，必须终身学习，学习各方面的知识，要有自然科学的知识，还要有社会科学的和哲学的知识，否则是不称职的学校领导。”杜老师特别强调做管理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他说：“管理者与某一方面很强的专家教授有所不同，管理工作者要把握全局，把教学工作组织好、领导好，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把学校办好，培养出合格的国家建设人才。领导要为人师表，道德高尚，作风正派，办事认真负责，不说空话，要办实事，更不能搞小圈子，贪污腐化。领导的威信是靠你自己的言行、靠人家信得过树立起来的。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要讲团结，团结才有力量。”这些话他经常对我们讲。
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杜老师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关心，提出要在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够党员条件的应吸收入党，不能排斥；还要安排他们学习政治理论，在工作上要创造条件使他们的教学科研工作能顺利进行，对他们的成果应予以肯定或表扬。教育我们的干部党员要尊重、团结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朋友；在生活上、工资待遇方面也应给以关心照顾，使其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培养学生。他说，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工作很重视。1956年工资改革把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提到与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干部相一致，如一级教授可享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一样的工资待遇。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决定八级以上干部的工资，连续降了三次，而教师的工资则不降、不动，这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关心、照顾。杜老师再三强调说：“要办好学校，培养人才，必须依靠千千万万的教师。你尊重他，他才心情舒畅；关心照顾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他才能无后顾之忧，工作才能有积极性，教学工作才能搞好，才能给国家培养好建设人才。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应该懂得，要团结他们、信任他们、依靠他们。”
杜老师对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极左错误，谈起来很痛心，他感到内疚。虽然自己是执行问题，但也有责任，很对不起被错划的同志。还说学校在“反右”扩大化中是执行问题，他应该负责任，不能全怪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时，那些极左派向杜老师外调学校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材料时，尽管他的处境不好，被关押审查，但他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说干部的优点，也说缺点。对那些要求他写“诬陷材料”的人，他顶住威胁，绝不随波逐流。杜老师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些外调者，学校的干部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对这些错误他负有责任，你们要我写的那些材料我不能写。把外调的人顶了回去，表现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不畏强暴，坚持实事求是，爱护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当他被“解放”出来回到家时，我们去看他，他关心地询问了各个学校干部的情况。当谈到郑思群同志被迫害致死和不少干部被疯狂批斗、无限上纲时，他很难过，并安慰大家，要往前看，真理始终是真理，事实胜于雄辩。
杜老师一贯以党的事业为重，组织观念很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作风民主，办事公道，平易近人，搞五湖四海，能团结各方面的同志一道工作。他担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和文教书记几十年，主管全省的宣传文教工作。四川省是由解放初期的川西、川北、川东、川南及后来的西康省合并而建立的一个大省，他很尊重这些省区来的干部。合并到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干部他很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教育原川西区宣传部的干部要和合并来的干部搞好团结，共同工作；如搞不好团结，原川西区的干部要负主要责任。在他的领导下，宣传部的干部比较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共同完成任务。
杜老师数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识大体顾大局，尽管个人受委曲，他也不计较，为了党的工作他任劳任怨。虽然他是省委书记，但是像起草讲话稿(给主要领导人)一类的工作，也有时要他去做，本来是秘书做的工作，有时也要他去干，好像是一个“大秘书”。他为了维护省委班子的团结和工作，对这些事他都努力去完成。他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生活艰苦朴素，不搞任何特殊。我们去成都开会时常去他家串门，他每次都是亲切接见和我们摆谈，问这问那，谈话很随便，像一个长辈和老朋友。他家里的陈设，都是一些生活上使用的普通家具。他的生活多年来主要靠夫人照料。半个多世纪相依的夫人去世后，给他精神上生活上打击很大。1982年他生病住院治疗，我去看望，他精神还好。见了我非常高兴，但医生嘱咐，只能看望半小时。半小时过了，他还没把话说完，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医生几次打断，才被迫停止。他生病了还始终关怀着学校的情况。
1983年春，四川省高教局召开了全省大专学校党委书记会议，研究高校调整班子的准备工作。这时杜老师已经不主持宣传文教工作了，但参加会议的这些大学老书记在会议将要结束时，一致要求请杜老师到会与大家见面。因为这些年来在他领导下的老同志，对他很敬重，都想念他。这次会议尽管没有讲是这些老书记们最后开的一次会，但大家都感到这是最后团聚的一次会议。杜老师很高兴地被邀请来了，大家见面后共同照了一张合影。接着许多人便和他单独照相留念，这次我和他在一起也照了多张相片留念。这次会见气氛很热烈，在大家的掌声中，杜老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召开会议的宾馆。
1983年四川省召开了党代会，调整了领导班子，杜老师退居二线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后来他因病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我到省顾委开会时去医院看他，正遇他输液，他的身体极虚弱，在他小女儿陪同下，他接见了我们，只简单地和我断断续续地讲了几句话，但内容还是关心教育工作方面的事。谁知道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1985年12月他就离开了我们。他去世时恰巧我外出去了广东，未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实乃终身憾事。
杜老师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是我党的一个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生关心我成长的好老师。我们纪念杜老师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高风亮节，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努力地加速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为实现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原则，为实现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努力创新、稳定大局精神，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该文写于1986年5月，原发表于《四川党史》1994年第6期，后收入《永青文札》。作者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