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最后的红西路军女战士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援助，未经休整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共两万一千八百余名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在棉衣弹药奇缺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里,与超过数倍于己的西北马家军部队及民团进行血战。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八十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惨烈的一页。
在这支部队里，有一支中国红军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女性军人建制，这就是由1300 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当年，她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岁．．．．．．
2006年八月间，在甘肃省妇联的组织下，对甘肃境内幸存的西路军女战士们进行了一次电视专题采访，采访中了解到，甘肃境内还幸存有10余名西路军女战士，她们是甘肃最后的西路军女战士 ……
爱美的红军老人
这是一个爱美的老人，她有一张张戴着红军帽的照片，是她专门去照相馆照的，而红军帽是她亲手缝制的。在武威市和平街，我们见到了这个叫叫李文英的老人，李文英今年九十岁了。一九一六年，李文英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十七岁的李文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并跟随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走完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李文英：“这帽子是自己做的，我就是当过红军的嘛，一直到现在性格没改变过。”
在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的日子，深深地印在老人的脑海中，尤其是战斗最为艰难的临泽、高台战事。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而这些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女战士们，则担负了坚守临泽城的任务。
李文英：“在高台、临泽，唉,打得确实太孽障了，吃不上，在临泽城里，我们女的搭人梯。马匪用炮把城墙打垮了，晚上我们一个个搭人梯，把土块放到城墙上，再把水送到城墙上冻成冰。给你说不完，多得很，几天都说不完。”
在老人的心里，最痛的并不是战争的艰难和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是战友的牺牲和被俘的经历。
……
被俘后的回忆……
李文英：“妈呀，把我打得昏死过去再缓过来。昏死过去又缓过来。打着我就骂，骂得厉害，说：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老子们是革命来的，不是给你们当女人来的。”
因为李文英性格刚烈出了名，马步芳部队中竟然没人敢把她带回家，这让李文英暂时逃过一劫。 但是，不堪忍受屈辱的李文英，更加坚定了要逃出去寻找红军的想法。在被关押期间，李文英曾四次逃跑，但每次都被抓了回来。
李文英：“我跑了四次，把我捅了几刀，这里、这里（指着腿、背）。这么粗的打马的鞭子打我，用皮带打。”
文革中，李文英又一次遭受到非人的待遇，好几次被打得几乎断了气。但是凭着她那股子执拗劲，硬是挺了过来。七十多年了，她始终是这样一个人。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在无数的变故之后，她坚强地活了下来。如今，年逾九旬的李文英，戴上那顶军帽，依然像个女兵。
布包里的红军证
在兰州市郊一个偏僻的院落里，住着一位孤独的老人。她就是王秀贞，七十多年前，她从川北老家跟随红军出来，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长征。会宁会师后，她又随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西征。在武威的一场战斗中她与大部队失散，历经磨难。老人的家很贫寒，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在这个老旧的木箱里，有一样老人视若珍宝的东西。
采访中，王秀贞打开一个布包告诉笔者：“这就是红军证。”
这个本红军证老人保存了好多年。
现在，老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耳朵几乎听不见了。但她知道我们来就是想听她讲述那段难忘的岁月。
王秀贞：我们在靖远过河，走的是一条山，走的路多，艰苦得很，雪这么厚，雪里走雪里睡，一晚往亮里走，一天往黑里走。七十年了，我把这过程没忘掉，晚上睡下，领导人同志们，我一个人睡不着就想，那还能忘掉吗？我们的战友，一路走下的，走过长征的，哪里打过仗的，哪儿抓过反动派的，老在我心里。
这个当年清灵的川妹子，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回族的生活习惯。她婚姻生活坎坷，无儿无女。她珍藏的红军证见证了那段非凡的经历，只有当红军的那段经历，是支撑她活下去的精神寄托。
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一营三连指导员刘汉润现在景泰县城居住，90岁的人了，依然爽爽快快，依然像个军人。反应迅速，思维敏捷，说话掷地有声，音调铿锵有力。她16岁参加红军，河西走廊给她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印象。
刘汉润：“女子工兵营和妇女独立团守临泽，守不住。一个礼拜打开了，一个小城，最后敌人把我们包围到里头了，吃不上喝不上。水从外头取，出去取水就被打掉或被俘虏。“
刘汉润：“女子工兵营80%都是女的，他们（马家军）就说：弟兄们，抢往天上打，捉活的。捉上了一人一个老婆。这样枪往天上打就不伤我们，我们就跑。又冻又哈气。嘴里哈的气冻成冰棒棒，眼睫毛也是白的。”
梨园口一战，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三千人突出重围，撤往祁连山腹地。在祁连山躲避马家军围剿的日子同样艰难。冰雪覆盖的祁连山上只有松树柏树，但是松柏不能吃，他们只能依靠挖红土充饥，吃冰雪解渴。但是，艰苦的自然条件，是不能将刘汉润的意志打垮的。
刘汉润：我还编了顺口溜呢：“上了祁连山，住在老林边，烤的转转火，吃的红土垛，喝的冰雪水，以充军粮来。”
刘汉润：那是最艰苦的，那比过草地还艰苦，过草地是吃不上穿不上，冻得很，走的地形不好，在这还要打仗，还要跑呢。还要牺牲那么多人，还要做好多工作，尤其是我们又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还要救伤员。
在祁连山中，饥寒交迫、缺少武器的西路军留守部队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被俘后，刘汉润两次出逃，又两次被抓回。
1949年，刘汉润盼来了胜利的一天。解放后，刘汉润找到当地政府，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于是，她成了一名妇联干部，从乡、区到县，她干了大半辈子，直到七十二岁离休
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刘汉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
。
依然是那颗红军心
女红军冯培珍十五岁她就参加了红军，三过雪山草地，又在河西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一九三六年底，冯培珍在高台与大部队失散。
对于战士来说，当兵打仗出生入死，那是无怨无悔的选择，可是在各自逃生的时候，却是那么无助。回忆起高台战斗，老人说：“高台吃早饭时没吃，打散了，东一个西一个走了。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在林子里转着出不去了（哭）”。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在举目无亲的异乡，不知道是以怎样的心情走过了那些孤独、饥寒、疲劳、恐惧的日子。她找不到部队了，再也看不见战友的踪影，还要躲避马家军的搜捕。她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仓惶而无助。
冯培珍告诉笔者，“我走到山上，遇到几个老汉，那是个红军丫头，说丫头你哪去呢？我说找红军去呢。一个山里没有，一个山里也没有。我就走到这里了，他们说，红军走了，丫头你别走，你把阿爷跟上给你寻个家。”
就这样，几经波折，冯培珍成了回族人家的媳妇。时光流逝，她完全融入了这个原本陌生的民族。冯培珍在这个山村里静静的生活了几十年，但当年唱过的红军歌曲，老人依然记得。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主力红军是我们……”（流泪）
我们离开的时候，老人站在山坡上久久不肯离去，她说，你们拍的这个片子我看了以后，就再也不想了……
女红军张绍清老人是一副典型的回族阿奶打扮，她当年是全家一起参加红军的，母亲曾任工会妇女部长，她和妹妹张绍益都是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新剧团的演员。会宁会师的时候，她曾见过母亲一面。多少年过去了，亲人和红军成了她永远的思念。
每一位女红军都有一段坎坷辛酸的历史！
……
但采访中我们发现，尽管她们中大多数都成了普通百姓，她们的体貌和语言有了极大的改变，但她们当初参加革命的信仰没变，她们中不少人在日后的岁月虽然遭受了很多委屈和不平，遭受了很多苦难和辛酸，但她们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始终没有变。她们胸膛里跳动的心依然是那颗红军心。
李文英：“不后悔，越这样越坚固。”
潘仲美：“不后悔，高兴参加红军。我愿意参加红军。”
陈桂香：“我不后悔，我还高兴得不得了，那会我们唱跳，高兴得不得了。”
刘汉润：“我看打仗的故事片时说，我要是年轻，让上前线我还去呢。我这一辈子是跟党走的，我是共产党救下的。”
……
幸存的女红军中还有：吴清香、陈桂香、王兰英、陈慧芳、牟炳贞、潘仲美
采访过程中，我们常常被感动着、震撼着，一次次地被这些垂暮老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精神光芒所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