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不知道是否合适这里？不适合，请删除。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绣呀呒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这是已经唱了几十年的歌剧《江姐》中的绣红旗的一小段儿。
关于江姐的这一段源于《红岩》，先要明确的是，江姐并不是向壁虚构的人物，一直说她是或者基本上是江竹筠。相对标准化的绣红旗故事大致是：江姐和她的难/友们在中美合作所的魔窟里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的消息；虽然她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仍旧决定绣制一面象征解放的旗帜，作为她们向新中国的献礼；于是，她们凭想象绣出了这面红旗；然后，她们在大/屠/杀中或此前全部遇难，用鲜血将这面旗帜染得更红。
事实并不如此。咱们先把红旗是不是可以绣出来，以及绣红旗为啥还要凭想象等等抛开不谈，在重庆集中营中真地曾经“绣红旗”的也不是渣滓洞里的江竹筠等等，他们是白公馆中的丁地平（地下党员，1947年仁寿“吃大户”民变的组织者，1949年在重庆被捕，在狱中殉难）、陈然（地下党员，曾担任挺进报的印刷和分送工作，1948年在重庆被捕，在狱中殉难）和罗广斌（地下党员，1948年在成都被捕，1949年脱险，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1967年受迫害致死）等人。
罗广斌《红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在写《红岩》的时候，那“绣红旗”明明是他罗广斌自己做的事，为啥非要拉扯到江姐头上呢？一个可能是作者深受英雄形象要完美的教条影响，而且自己也晕在这种创作里面了，于是一面说江姐即江竹筠烈士，一面把各位难/友的优秀都集中给了她，混淆了历史真实与小说创作的区别，违背了规律。另外一个可能是，罗广斌（以及他的合作者杨益言等人）完全明白他们自己在《红岩》中的位置就是没位置，完全知道根本就不存在把“绣红旗”这个精彩的事迹留在自家名下的可能——罗广斌是11.27那天从白公馆脱险的，重庆解放后参加“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并不像它的大名那样简单，它的核心机构是这个委员会的常委会，常委会承担根据标准进行烈士资格审查的工作（标准有三条：生前斗争过；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所以，在罗广斌的简历里，后来干脆写着“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对于他或否曾任委员有争议，有人提出他当时只是负责联络和组织烈士事迹的整理，不是委员）。他审查人家的同时，党也在审查他，而且这审查结果对他来说并不是很妙，有关部门对“罗广斌在11.27如何出的监狱”存疑（至于杨益言，他连脱险经历都没有，是被蒋匪释放的，那就更不堪了，参见孙曙文章，不赘）。此后，他当过重庆团市委的统战部长，然后又被自愿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先当场党委委员，然后当下属渔场的场长，等到农场场长的位子空出来了也不能给他，他只能代理，很是不得烟儿抽（悍然相当于老盐头的内部控制不得重用哈），于是发奋著书写《红岩》……因此，只要他稍微与时俱进想一想，就不会不明白在《红岩》这一把里谁该发扬光大，谁该忍辱负重，把好情节们分配给谁是彻底不用说的。附带说一下，即使到了《红岩》大红大紫之时，虽然罗广斌是小说所描写的那场斗争与屠杀的幸存者之一，小日子仍旧不好过——全国青联提名他参加访日代表团，有关部门以“历史问题还有个别疑点”不批准；团中央建议他为共青团九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有关部门“建议不做这种安排”……所以，罗广斌的心情在十七年的多数时间里大概是郁闷的，而这种郁闷恐怕就是他在文革初期被伟大的造反精神所感召，成为重庆反到底的重要成员，到头来反丧了卿卿性命，在关押审查中坠楼身亡，究竟是自杀还是遇害也存疑的原因之一。
该说“绣红旗”了。红旗不可能绣出来是常识，在重庆集中营中诞生的那旗帜也确实不存在绣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的消息传入狱中之后，罗广斌向难友们建议制作一面新中国的国旗迎接解放。狱中找不到红布，罗就把他的红底绣花被面拆了下来，和难友们一道把被面上的彩色绣花全部抠下来，做成了一面红旗，也就是说那红旗是拆成的。然后，陈然找到黄纸，用铁钉磨成的小刀刻出了五颗星。但是，因为有关新中国和五星红旗的消息当时是通过广播传到重庆，然后传进白公馆的，参加做国旗的谁都不知道这五颗星应该怎么摆，有人认为这五颗星应该排成圆圈放在红旗的中间，象征党和人民团结和国家的坚强；有人认为应该是一颗星放在中央象征党，另外四颗放在四角象征祖国大地全解放。后来，大家一致认可“一颗星放在红旗正中间象征党中央，四颗星放在四边既象征全国解放又象征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党的儿女，其中也包括在狱中的我们心向党中央”的方案，用饭粒儿把这五颗星星粘在了红被面上，也就是说这国旗是贴成的，并将“我们有一面五星红旗”的消息传递到其它牢房。1949年12月4日对白公馆初步清理，根据罗广斌等幸存者提供的线索，掀开了白公馆一层的牢房楼板，找出了在11.27大屠杀前夕藏在楼板下面的这面五星红旗。五十多年后，郭德贤（地下党员，1949年在成都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白公馆脱险，重庆广播电台离休干部）对这面旗帜仍旧是记忆犹新：当时只知道是五个五角星，也不晓得怎么摆。罗广斌他们关在我楼下的牢房里，他们做了红旗，不晓得五角星怎么摆，就说摆上吧，就摆起来了……我们有国旗了的消息悄悄传到了所有牢房，大家说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扛着这面国旗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我们的新国家。那时候已经临近了，都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可是还不知道旗子上的五星怎么摆，只晓得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大家有牺牲的准备，但是希望能够活着出去，出去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所以，等到解放后掀开楼板，看到这面旗，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号啕大哭，喊着死去的那些同志的名字……
这面旗上的星星就是贴错了，正是因为这些星星贴错了，才是个非常伟大的故事啊……可是，因为这面五星红旗的星星位置不对，那些星星的意义也不是像这些用生命去殉事业殉理想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它居然成了藏藏掖掖的对象——在美蒋罪行展览和文字宣传工作的初期，干脆就不提有过白公馆里做国旗这件事，仿佛这面旗帜不存在；后来决定宣传，但是不要有损烈士形象，不要让人看到旗上的星星贴错了，于是把它折叠得很小，只露出一颗星星见人；后来又制作了所谓复制品，把被认为显得不够庄重的纸星星换成了布星星，仍旧折叠得很小……到1990年代，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内容的红岩展全国巡展，使我有机会再次见到了这面旗帜的布星星复制品，它仍旧被折叠得很小，放在玻璃柜子里面。我和随展的说，这么多年了，明明是个催人落泪的事实，非要讲成歪七扭八的故事，简直就没有你们这么*蛋这么傻x的。那人儿可一点儿也不糊涂，他说您说的你们是我们吗？不是，当然不是。听说近年改革了，已经在重庆把旗展开给大家看了，是否确实，我未见到。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绣呀呒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这段词经过多次改动。当然起初就没有用贴，贴不雅，不严肃，起初就是绣，但是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国旗”，与事实或逻辑都没有冲突。可是有的人不带眼镜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提出那面旗不能算国旗，十多年都对付过来了的事情，你们一唱绣国旗就乱套了；那绣什么呢，只好改成绣红旗，就甭管啥逻辑不逻辑了。“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也是被改动过了的，当初是“热泪随着针线走，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心理活动复杂些，也更接近真实些，悲喜交集，因为那时候“都能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了……大家有牺牲的准备，但是希望能够活着出去，出去建设我们的新国家”。结果首长（这首长就是缺奶奶那个热爱扮演穿大皮靴子的阶级敌人的那位老同学的爸爸-啦）关心说：怎么会有悲呢，当然是喜，一生奋斗求解放，理想就要实现了，没有悲，是喜——原来境界这么高，那就改吧，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