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女儿传：钟复光
钟复光（1903——1992）
1903年5月5日，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仁沱场汪家村。祖上曾是地主，到祖父辈时已衰败。祖母去世后，祖父又讨了继室，她父亲被赶出家门，只分得几亩薄田和几间破房。父亲身体羸弱，不会种田，靠办私塾来维持一家生计。她从小也跟着那些村童诵读了《三字经》、《女儿经》。后来私塾办不下去，父亲只好将田地典当给亲戚，自己则代人写信，勉强糊口。1911年，她父亲过世，最小的弟弟还不满一岁，母亲以纺麻纱来维持全家最低生活。不久，她的小弟弟被富人家的孩子打死。典当了她家田地的亲戚，欺侮她家孤儿寡母，不仅不给粮食，还根本否认典当的事。她们家因当初都是亲戚，没有立字据，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全家人抱头痛哭，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她自幼就离经叛道，读私塾时，经常顶撞讲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的私塾先生，挨了不少责打。她坚决不肯缠足，重打也不缠。母亲强行为她穿了耳孔，她拒绝戴耳环。7岁时，家里为她订了“娃娃亲”。她问母亲，什么叫订亲？母亲告诉她，就是给她找了一个男人。她说：“我不要男人！”到学校念书后，多次向母亲提出自己婚姻自己做主，反对包办婚姻，多次拒绝与男方见面。由于她反抗激烈，加上老师在中间交涉，男方终于同意解除婚约。
家庭发生变故，亲戚欺贫背义，富人凌辱孤儿弱女，更使她恨透了这个社会，反抗意识油然而生。
1919年，16岁的钟复光考入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从乡村到城市，从江津到重庆，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学校是公费学校，不要学费，还提供膳宿，对她这个穷孩子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她认认真真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做人，多次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受新思潮影响，她和同学们冲出课堂，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每次宣传，她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演讲。她从同学处悄悄借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她被选为省立二女师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们组织宣传队开展爱国宣传，并办起平民夜校。她又被推选为夜校校长。
1921年夏，她参加川东教育界知名进步人士陈愚生、王德熙等举办的“夏令讲习会”，著名革命家邓中夏、王德熙在会上给大家讲为什么要反帝、反封建军阀；讲新文化、新思想；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他们深入浅出，诲人不倦的讲解，让大家兴奋不已。长期郁积在胸中的许多疑问烟消云散，顿感一片清朗。她开始明白：本是富庶之地的江津老家为什么民不聊生，一片荒凉？自己家里为什么受穷，受欺凌？地主老财为什么能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
此时，二女师的校长邓梦修在学校推行贤妻良母式的封建教育，反对新文化、新思想在学校传布。钟复光向邓中夏讲到这个问题后，邓中夏鼓励她们“你们革命嘛！”于是，钟复光便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分头联系，推动学生自治会举行大会，决定开展“择师运动”，通过“撤换校长，改变培养贤妻良母、歧视妇女的教育方针。”同学们向川东道尹请愿，同时罢课。重庆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都派来代表声援，声势越来越大。川东道尹公署怕风潮扩大，无法收拾，只好下令撤销邓梦修的校长职务，由仍旧是旧思想的学监胡鹤珍任校长。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花招，同学们当然不答应，坚持不复课，直到换来一个有新思想、又有办学经验的校长，才作罢。这以后，重庆省立二女师逐渐发展为一所进步和革命的学校，萧楚女等革命家先后来这里任教。
经过共同斗争，钟复光有了好几位良师益友。她和同学赵君陶（赵士炎妹，曾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的母亲）等同学发誓，要把全部精力用在革命事业上，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决不结婚，以免妨碍革命工作。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革命思想，她们在1923年初，几经辗转，来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想的发祥地北京。但她还没有考学，就得了肺结核病，只好休养一段。她们到北京的路费是几个进步老师资助的。她因病不能上学，身体、学业、生活都面临很大困难。在对前景茫然时，只得写信向她敬仰的邓中夏倾诉自己的烦恼和苦闷。
邓中夏收到她的信后，介绍她到上海，进入国共合作创办，实际由共产党人主持的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是于右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邓中夏任总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钟复光读的是社会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教授多为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学者和革命家，如张太雷、蒋光赤、彭述之、施存统、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萧楚女、恽代英、安体诚等。在他们的教育和熏陶下，钟复光进步很快。她在向工人宣传，出版革命书刊、印刷革命传单，创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学校等活动中，处处走在前面。开始，她住在兴业里一号向警予处。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也住在向警予的楼上。她们成了邻居。后来她又搬到淡水路青年团机关，与萧楚女作了邻居。大家在一起吃饭和讨论，使她受益匪浅。邓中夏和恽代英经常来这里办公，钟复光也帮他们作些《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务工作。
1924年秋，向警予交代钟复光，为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让她牵头组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向警予领导下，她积极联络女界同志，起草与国民会议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宣传。因为工作出色，经邓中夏和向警予的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实际上已成为一名党的干部。1924年冬，孙中山经上海到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钟复光按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到码头迎接。她是学校方阵的指挥者，也是上海妇女界的联络和协调者。不久，向警予、刘清扬和她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全国国民会议的代表。她和刘清扬先期到了北京。因刘已有身孕，对外联系多靠她。她在和北京党组织联系时，见到赵世炎，通过赵世炎，又见到中共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她又参加治丧委员会，和邓颖超等4人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
治丧结束，钟复光和刘清扬又奉党的指示，趁全国各地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组建中国妇女联合会。她们立即行动，白天到各省代表处联系，晚上加班加点起草文件。经过20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北京《晨报》报道：“4月12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璠、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于4月29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副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妇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钟复光启程返沪时，赵世炎送来一包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革命宣传传单，要求她沿途散发。回到上海，又接受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的任务。1926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议间歇，钟复光向孙夫人述说自己在北京参与孙先生治丧活动的经历。孙夫人拉着她的手，勉励她一定要牢记孙先生的遗嘱，为唤起民众，贯彻三民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而努力奋斗。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定加强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她深入到小沙河一带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组织“包身工”和“养成工”学习文化知识，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与她们交上了朋友。“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钟复光组织工人到南京路示威游行。她走在队伍前面，发传单，作演讲，到当街的商店内宣传。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她同班的四川同学何炳彝当场牺牲。大家义愤填膺，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宣传的人员越来越多，她和4位散发传单的女同学被巡捕抓进了捕房。她们没有被吓倒，高喊口号。由于不断斗争，晚上终于被放回。
同学牺牲，瞿秋白被通缉，学校被占领，师生们被赶出校门。但罢工、罢课、罢市的高潮在全国掀起，各省发来电报声援她们。她们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感到疲倦。
接着，她接受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作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集会，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宣传革命。她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当地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由于劳累，演讲时又过于激动，以至痰中带血。到中秋时，她完成任务回到上海，但肺病复发，而且出现吐血症状，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一个人突然闯进她的感情世界，她恋爱了。在生病住院期间，她敬重的老师之一，著名的学者和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袖、任过团中央总书记的施存统，多次来医院探望，并和她谈理想、谈人生、谈社会。经过多次交往，俩人有更深的了解，感情日增。她曾发誓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结婚的，惟恐恋爱结婚影响工作和学习，也违背了誓言。她向施存统提出“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的问题，施存统立刻雕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回答，并为表达自己的一片深情，特将施存统的名字改为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
“复光复亮，宗旨一样。
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这充满革命情怀的恋情，当时被传为佳话。1926年春，她们在上海结为革命伴侣。
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后，所向披靡，节节胜利。盘踞东南五省的北洋军阀孙传芳，畏惧共产党人在江浙发动起义，响应北伐军，对施存统等共产党人进行通缉。组织上安排施到广州工作，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钟复光也随同前往。知道黄埔军校在武汉招收女兵的消息后，钟复光心情无比振奋，恨不得马上前往武汉报考。但她这时怀孕已有七个多月，眼巴巴地失去了这么个机会。她曾向施抱怨：“不是和你结婚，我也去当女兵了。”
1927年2月初，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让施存统从广州返上海，到武汉转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根据钟的能力和过往经历，让她到武汉分校女生队任指导员。他们到汉后，开始住在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兼武汉分校代校长邓演达家里。她怕自己有小孩，又刚从学校出来，难以胜任指导员的工作。邓告诉她，“恽代英在上海大学是你的老师，现任军校政治总教官，仍然是你的老师，有事你可以请教他。”于是，她为孩子找了奶妈，托人在武昌阅马场租了几间房子，再请老母来汉帮她料理家务。到军校报到后，恽代英教导她说：“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责任重大，必须努力工作，“过去你当学生，现在当教官，作为指导员，首先要遵纪守法，为人师表，什么事情都要以身作则，走在大家前头。你上大学是党培养的，你到女生队当指导员也是党的安排，一定要尽心尽责。”
当时，为了照顾她有孩子，军校有人让她打了饭到楼上吃。她知道学生吃饭是军事化的，自己应自觉遵守军纪，不能特殊，坚持在楼下饭堂和学生一道用餐。其他如学生上课和训练，她都争取参加，和大家打成一片。学生在外宣传和社会上安排的社会活动，她都积极参加。
1927年5月初，军校在大操场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大会由恽代英主持。那天阳光强烈，晒得大家口干舌燥。此时她正怀上第二个孩子，渐渐支持不住，可又不愿失去亲耳聆听这次报告的机会，仍然坚持不离开会场。当美国代表白劳德讲话时，她当场晕倒，不省人事。吓得女学员游牺和施存统赶忙抬她去急救。另有一次，学生野外活动，天下着滂沱大雨，大家都披着斗篷，她不顾身体虚弱，也跟着去参加。街上的老乡看见她们穿灰布军装、蹬灰布绑腿、戴灰布军帽，都感到十分新奇，不断叫喊，快来看“女兵！女兵！”。因为自古妇女受封建礼教约束，一般都是“大门不许出，二门不敢进”，现在居然当起兵，还冒雨到街上操练了。她跟在队伍后面，因为身材高大，有人就说：“你看，最后面那个大高个，是个押队的男军官。”看着雨中英姿飒爽地行进的队伍，她有说不出的自豪感。因为她经常以女生队指导员的身份与湖北省妇女协会的领导人李文宜、赵君陶联系，省妇协还安排她任《湖北妇女》的编辑委员。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主力在河南与奉系军阀作战，武汉兵力空虚，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分别从西面和南面围攻武汉。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为迎击叛军，紧急地将军校师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配合卫戍武昌的叶挺部队迎击叛军。女生队除少数有病的和小脚的学员留在后方外，其余全都上了前线。她因怀有第二个孩子，行动不便，但想到学员们都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作为她们的指导员，自己必须上战场。于是随队出发，并做好牺牲准备。她们坐闷罐车（火车货车）出发，先到纸坊，接着到土地堂。那里刚进行了战斗，远处还不时传来枪炮声。她带领女兵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抬下受伤的战友，为她们换药、喂药、包扎。忙完一阵后用饭，只有很少咸菜，个别人有怨言，她即严肃地告诉大家，为了革命、为了中国广大老百姓不再受苦，这点苦不算什么，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到了咸宁，她们抓紧时机制作宣传品，编写壁报，演出节目，向百姓宣传国民革命，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开始，老百姓见到军队，吓得四处逃散。经过她们反复的宣传，终于理解和爱戴她们。妇女们还主动给她们送茶、送水，和她们讲知心话。老百姓向她们检举当地一个名叫何颜旺（活阎王）的恶霸后，她们立即派胡兰畦、李淑宁去抓捕。当天在打谷场召开的斗争土豪劣绅大会上，恽代英、施存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她也代表女生队讲了话。抓捕土豪劣绅有功的游牺、李淑宁等女兵受到了表扬。部队到嘉鱼附近时，施存统交给她一个任务：到矿山去动员工人，帮助革命军运输截获叛军留下的枪支弹药和辎重。那天是端午节，她们天亮就起身，路上饿了就吃点冷馒头，渴了就捧着田边的水喝，一直到傍晚才到达矿工聚居的地方。每个人汗水湿透了衣服，腿疼得抬不起来。她们向工人的领袖说明情况后，很快组织了一批人出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队伍不久从嘉鱼渡江，到仙桃、新堤一带讨伐军阀杨森的军队。此时天气炎热，许多人中了暑，病号也越来越多。她怀孕已有三个多月，仍旧坚持往前走。施存统命令她带着重病号先回武汉，她坚持不回去。在认识到“必须服从命令”、“军令如山”的情况下，她才带着李淑宁等七八个伤员，回到武汉。
讨伐杨、夏归来，武汉形势变得异常险恶。汪精卫、唐生智一方面高喊“东征讨蒋”，一方面准备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猖獗一时。这个时候，施存统写下所谓《悲痛中的自白》，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她也离开革命队伍，在上海从事翻译、出版和教育工作。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曾和胡兰畦一道，亲临前线慰问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以后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8月22日，在重庆生下第三个孩子，取名光南，寓“光照南山”之意。同时，与施复亮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里，参加要求对外抗日、对内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活动。1945年9月5日，作为妇女界抗日宣传领导人之一，在重庆曾家岩50号，受到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抗战结束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
建国后，历任劳动学院副秘书长，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主任、学院办公室副主任。担任过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妇联执委。1992年2月去世。
1980年77岁寿辰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老战友和学员，为她写了一首祝寿诗，概括了她追求进步和从事教育的一生：“少年胆气凌云，投笔革命超群，踏过秦岭雪山，延水岸边耕耘。育成天下桃李，园丁半生殷勤，仆仆七十半世，国事历尽苦心。黄埔女中之瑞，巾帼英雄闪辉。”
她自己也自豪地地回顾：“我年轻时入党，中间经历了一段爱国民主斗争的曲折道路。晚年重新提出入党的要求被批准了。恢复党籍，是我一生最大的期望和幸福！……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看到我们千灾百难的国家终于走上了振兴的道路，心里多么高兴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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