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狱中意见”第一条
徐迅雷
都知道红岩，都知道渣滓洞，都知道江姐，都知道小说中电影里的小萝卜头，但此前还真不知道《狱中情况报告》、不知道“狱中八条意见”。
2006年岁末，一批尘封了57年的红岩档案解密并展出。央视12月7日播出《焦点访谈》，题目——“红岩档案解密”。解密的档案里，重要的一份是《狱中情况报告》，由幸存者罗广斌按照回忆写出，翔实记录了集中营里难友们鲜为人知的斗争经历；狱中志士集思广益，总结了经验与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是《狱中情况报告》中最令人震撼的内容。
知道“狱中八条意见”的第一条是什么吗？如果您就是当时狱中志士之一，您会把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列为八条中的第一条？
那“狱中八条意见”的第一条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其他二至八条分别是：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
除了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第八条“惩办叛徒特务”，是属于当时斗争环境下的“现实选择”，其他六条全部都是说“党”自己的，核心是在革命成功后如何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在57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狱中志士们的深刻洞察力。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区区八个字，它的穿透力不仅至今未减，相信将来很长时间都不会衰竭。密切相关的另外五条，同样至今有巨大的警示意义：“党内教育”是防止腐化的必要路径；“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的正确要求，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现实蹂躏成了“对上级拍马”、“对上级买官”、“对上上级崇拜”，众所周知的是，对最高领袖甚至演化成了“个人崇拜”；“不要从右跳到‘左’”，而我们恰恰在很长时间里被“极左”折磨得生不如死，危险的是，至今“左”的思潮时时沉渣泛起；“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已被贪腐高官一次次“印证”，他们如今在经济上是动辄贪污受贿千万甚至上亿了，而“恋爱”也弄得很出色，譬如恋上爱上“二奶”“三奶”之类，至于生活作风方面，情妇数量只有一个“加强排”的那算是毛毛雨了；“整党整风”在后来现实中好歹也是整过几整的，理论上说也是挺“严格”的，虽然有人说那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面对今日的官场生态，不知当年在渣滓洞、白公馆惨遭杀害的300多名革命志士，若是地下有知，会作如何感想？
57年过去，不知算不算“弹指一挥间”。这当然是巧合：2006年是新中国成立57周年，也是“11•27烈士殉难”57周年，而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到11月27日烈士殉难，恰好也是57天。“57”这个数字本身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能告诉我们：这是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在这漫漫岁月里，地下英灵若是看见了一场场以“极左”为特色的运动，害苦了多少同志多少百姓，那该是如何的焦急和煎熬；而在跨过了57年之后，依然看见这许多党员领导干部昏昏然陶醉于贪腐之乐，该是如何的悲伤与愤怒。
走过57年漫漫时光，经过57年漫长探索，我们今天面对红岩英烈，应该扪心自问：“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的道路，我们找到了吗？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话说得没错。应该说，我们出台了很多很多“防止领导腐化”的规章制度，一个接一个，一件接一件，如果集纳中央和全国各地有关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恐怕是有成百上千件了，但我们仍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显然，我们没有掌握起体制制度的“牛鼻子”，似乎更没有勇气运用它。于是，我们看到了枝梢末节的制度规章层出不穷，一个规定不够用，再弄一个补上去，这就是制度的“补丁打补丁”，也是“钱穆制度陷阱”的现实演绎。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发现，我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制度变得一天更比一天繁密；越来越多的制度积累，最终恰恰是制度出漏洞、规章无效率。如今我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就进入了这样的“制度陷阱”。
早在一个世纪前，著名的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就在他的《盛世危言》里，剖析了现代社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体制制度；《盛世危言》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康有为、孙中山深受影响，青年毛泽东则更是对其爱不释手。不用多说，让我们细细品味书中这一句话吧，就应该知道今日问题出在哪里：“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
是啊，红岩英烈的狱中报告、八条意见，就是在“危世”写给未来盛世的“盛世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