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烈士是否曾在涪陵任教 [复制链接]

陈然是著名的革命烈士，1949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公开枪杀于重庆大坪。他被捕前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代理特支书记，公开身份是中国粮食公司驻重庆一个机器修理厂的管理员。这是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背景。

2011年，笔者在“巴渝传媒网”看到一则报道（下文简称2011巴文），称陈然烈士曾于1944-1946年先后在涪凌石沱乡和新妙镇任小学教师。当年发表这篇报道的网页已不可见，但我们依然在网上找到了2011年另一个网站的转帖。

笔者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非常震惊。作为对陈然烈士生平较为熟悉的人，我们从未听说过陈然有过当教师而且是音乐教师的经历，于是继续在互联网上搜索。在涪陵宣传部门的官方网站，我们搜到一篇具有更多细节的文章，文章称，有好几位当年在石沱和新妙上学的小学生都对陈然老师有印象，他们甚至还记得陈然还教唱《古怪歌》、《王大娘补锅》等抗战胜利之后才在国统区流行的进步歌曲（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所在的网页也已消失，但我们记录了文章当时的网址）[1]。为此我们曾在2011年写过博客文章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涪陵地区党史部门不应匆忙采信几位当年小学生的说法，而应寻求更多证据来证明该传说的真伪。

然而，涪陵新妙镇中心小学很快就根据当年几位小学生的回忆，将一首名为“我们要做未来的主人翁”的歌曲确认为陈然的作品，并将这首歌确定为今天新妙镇中心小学的校歌。

搜索互联网可以发现，涪陵方面对于陈然烈士这个经历的发掘，似乎并未得到重庆党史部门、特别是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响应，因此陈然“曾在涪陵新妙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就是涪陵地区单方面的说法。但这一说法似乎已经越来越被当地人当成既定史实。例如2017年“巴渝传媒网”再度发表相关报道，称“红岩英烈陈然谱写的校歌 新妙师生今天依然深情演唱”（下文简称2017巴文），文章说：“据陈然的学生、今年80岁的廖光涵回忆：1944年，21岁的陈然来到涪陵新妙，在当地中心校（今新妙镇中心小学）任音乐教员，以掩护自己从事革命工作。期间，多才多艺的他为该校写下了《我们要做未来的主人翁》这首校歌。重庆市政协原副主席、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是陈然的学生，他和廖光涵至今都能熟练地演唱这首歌，并清晰回忆当时陈然老师教唱的情景。”而新妙镇中心小学在其微信公众号的学校简介中也把陈然作为一张重要的宣传名片，称1945年陈然曾以音乐教员的身份在该校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到了2020年，重庆市级传媒开始参与对陈然在新妙经历的宣传。5月1日，《重庆政协报》第三版发表署名“胡雁冰”的文章“陈然在新庙”（下文简称“2020胡文”），认为陈然在1944年-1945年期间曾在涪陵新庙（今新妙）镇石沱乡中心小学担任音乐教师，胡文同样认为今新妙镇中心小学校歌就是由陈然在当年作词作曲的，显然，胡文的消息来源应该就是2011年涪陵方面的报道。

鉴于涪陵官方特别是党史部门已确信陈然曾在石沱和新妙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而且这种宣传似有升级之趋势，作为从小就对陈然烈士十分崇敬和热爱的我们，觉得有必要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考证和看法公开写出来，供重庆和涪陵方面的党史工作者和宣传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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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经在网络上消失的第二篇文章的网址为http://flwxw.cqnews.net/html/2011-03/10/content_5878245.htm，从主页看是涪陵官方宣传部门的网址。

迄今为止，对陈然烈士生平经历记述最为详细和可靠的，当属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陈然烈士传略》。这部传记的作者是蒋一苇、陈崇基和林彦。蒋一苇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他当年和陈然烈士一同创办《挺进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陈崇基是烈士兄长，林彦是烈士的朋友兼战友。根据《传略》，陈然先后当过演员、汽车售票员、合作社营业员、仓库提运员和修理厂管理员。尽管他做售票员和营业员的时间都非常短暂（只有几个月），但《传略》对这两个工作何人介绍、因何离职等具体情况均有所介绍。然而，关于陈然1944-1946年在新妙（时间段根据2011巴文的说法）的任教经历，《传略》却只字未提。那么，《传略》对于1944-1946年的陈然又是如何记述的呢？


一个令人意外的巧合是，陈然在1944年一整年的活动，《传略》都没有直接的记载，这似乎能与陈然1944年在外地工作形成印证，但我们下面另有一节对这个问题加以专门分析，这里先按下不表，让我们先从1945年看起。《传略》提到，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周刊号召蒋管区青年开展“民主青年运动”，对于这段时间陈然的活动，《传略》是这样写的：


“陈然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用‘读书会’的形式把周围的青年朋友组织起来。他们采取‘分头自学，集体讨论’的办法，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们聚会时为了避免引起敌特的注意，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是装做聚餐、请客，有时是远足旅行……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后来，这个‘读书会’逐步形成了一支‘民主青年’的有组织的力量。”


显然，陈然既然积极参加了重庆的读书会，而且和朋友们每周都聚会一次，那么他就不大可能是在外地工作。这是因为，涪陵新妙中心校距离重庆市区近70公里，即便是现在自驾车走高速公路，最快也要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在道路交通和运输工具都远不如今天方便发达的的1940年代，单程可能就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另外，如果陈然真是常住外地为了读书会每周辛苦地在重庆和涪陵之间来回奔波，《传略》就不可能不有所记述。
对于1945年夏秋之际陈然的活动，《传略》就写得更加详细，兹引若干片段如下：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飞抵重庆，全市人民欢欣鼓舞。陈然和读书会的青年同志奔走相告……他们又聚在一起，以茶代酒，举杯预祝我党在谈判斗争中取得胜利。……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多天里，陈然的情绪一直很兴奋。有两桩心事使他不得安宁：一是急切地想知道和谈的进展情况。他除了每天看《新华日报》外，几乎天天进城走访和《新华日报》有联系的同志，盼望能听到一些更直接的消息。二是热切盼望能见到毛主席……风闻毛主席可能到《新华日报》门市部看看，他就每天进城，到门市部去转几次，希望能幸运地碰上这个机会。”


重庆谈判始于1945年8月29日，结束于1945年10月10日。显然，1945年的夏秋之际，陈然一直在重庆市而不是涪陵的某个小镇上。也许有人会说，陈然会不会是在夏天回重庆过暑假呢？作为小学教师当然会有有这个可能，但是8月28日已经临近秋季学期开学，陈然怎么可能一直到10月上旬还不回新妙去任教呢？


如前文所述，笔者2011年第一次从网上看到涪陵新妙有关人士向当地党史部门报告陈然曾在新妙担任小学音乐教师的信息，曾经写过一篇博客对2011巴文中陈然在新妙任教的时间提出质疑，并认为这是爆料者说法中的硬伤。这几年有关方面又对陈然任教的时间改变了说法，把他离开新妙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例如，上文提到的2017巴文称陈然是在1945年的9月离开新妙的，这个说法虽然和前面引用的《传略》中关于陈然在1945年8月的活动依然矛盾，但硬伤的程度总算稍微减弱了一点。


关于陈然的生活和工作，与之一起生活的家人的说法无疑是最重要的证据。2006年笔者曾采访陈然之妹陈佩瑶女士，她回忆说：1945年上半年，父亲突患脑溢血，是大哥陈崇基和小哥陈然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的。若此间陈然在外地任教，怎么可能赶得上送父亲这一程？也许有人会说，父亲病情突发时陈然碰巧回重庆探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考证历史问题的真伪，一个小概率的巧合是很难作为违背时间逻辑和事件逻辑的证据的。

涪陵新妙方面在宣传陈然与新妙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新妙中心小学的校歌就是陈然作词作曲的，2017巴文称陈然还为新妙中心小学写过《乌江船夫曲》、《送别毕业同学歌》，胡雁冰在《重庆政协报》上的文章称陈然还在新妙教唱过自编的《布谷鸟歌》。由此看来，这位在新妙镇担任小学教师的陈老师是一位既擅作诗又擅度曲的诗人兼音乐家了，那么这些专长是否与我们所熟悉的革命烈士陈然、与亲人和好友心中的青年陈然相契合呢？
　　
从现存史料看，陈然本人没有任何文学和艺术作品遗存，《我的“自白书”》早已被证明是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本人的诗作，后由重庆文人杨本泉对此诗进行了加工润色。托名于陈然的《论气节》，根据《陈然烈士传略》的记载，也是陈然与《彷徨》编辑部的其他同志合作写成的，执笔者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蒋一苇先生[1]，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署名“平方”，出自蒋一苇两个儿子蒋平和蒋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从认识烈士的战友们的回忆看，陈然也不是一个爱好写作的人。至于作曲，尽管陈然本人曾经担任过职业歌唱演员，但从未有人提到过他的乐理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作曲的地步。而从常理来说，一个喜欢创作的人，无论他在哪里生活和工作，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作品。涪陵方面称陈然在新妙有过若干创作作品，仿佛他的词曲创作欲望和才华是专门留给在新妙的这一年的，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在查阅重庆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档案时，我们注意到烈士生前一位好友马琴在1950-1960年间写的回忆[2]。他说：“你（笔者注，指陈然）平凡，你没有闪光夺目的华彩，不是神童也不是天才……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禀赋和天才……”。如果陈然真的能词擅曲，他的好友断不会在解放之后的追忆文章中作如此描述。著名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先生也是陈然烈士生前好友，他们1938年至1940年曾在湖北宜昌抗战剧团共事，其间程介绍陈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程季华先生的回忆中，也没有任何关于陈然会写诗作曲的信息，相反，笔者2005年采访程老时他亲口回忆，陈然“有一些艺术天赋，但他对艺术没有兴趣，一直没有兴趣”。这里也顺便说一下，程季华在写给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材料中说，他和陈然1942年冬在重庆重逢，1944年冬程离开重庆之后再也没有和陈见过面[3]。这个说法也暗示着程季华1944年冬天离开重庆时，陈然还是在重庆的。


如同陈然在新妙的任教经历一样，涪陵方面的宣传材料中所提到的陈然创作的歌曲也都没有任何书证。被新妙方面高调宣传的《新妙小学校歌》并非从史料上找到，而是根据当年会唱此歌的小学生的回忆由今人记词记谱，而当年的小学生是否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唱歌曲的词曲作者，也需要打一个问号。对比不同作者的文章以及镌刻于新妙中心校墙壁上的歌词，文字上还多少有些不同。例如，2017巴文里提到一句歌词是“多难的祖国要我们来挽救，要我们来创造、牺牲，向前冲锋”；新妙中心小学呈现的这一句是“伟大的祖国要我们来保卫，要我们来建设、牺牲、战斗，向前冲”；而2020胡文记述的是“多难的祖国要我们来挽救，要我们来磋商（本文作者注：“磋商“恐为“嗟伤”之误）、牺牲、战斗，向前冲”。


我们还顺便考证了一下当年新妙中心校小学生们记忆中陈老师创作的《乌江船夫曲》和《送别毕业同学歌》。根据我们获得的资料，解放前在西南地区的革命青年中的确有一首流行的《乌江船夫曲》[4]，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分别是商学礼和熊大瀛。至于《送别毕业同学歌》，想必是为送别新妙中心校毕业生的一首歌曲。非常凑巧的是，笔者查阅资料时正好读到过一位当年新妙中心校毕业生的文章，题为“涪陵民国时期小学教育杂记”[5]。这位毕业生名叫陶代仁，出生于教育世家，其父陶奠九自1935年起在涪陵地区各地小学任教，直至1950年病逝。陶代仁本人1944年秋毕业于新妙中心校，根据前述各种报道，这正是陈然在新妙中心校任教满一学期的时候。一个在学校如此活跃、还专门为毕业生创作过歌曲的青年教师，1960年代之后又是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从常理来说，陶代仁在回忆文章中应该对这位杰出的青年教师提上一笔，更何况陶老先生本人解放后又一直雅好舞文弄墨、且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遗憾的是，我们翻遍了陶代仁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只字未提新妙中心校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后来成为著名革命烈士的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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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品，“难以忘怀的一段战斗历程”，《改革》杂志社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1996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陈然档案材料。

[3]同3。
[4]参见思南县委党史办，“把青春奉献给理想——记思南地下党第二任书记熊大瀛”，刊载于《思南地下党的回忆》（中国思南县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思南县文物局编），2018年内部刊行。

[5]“涪陵民国时期小学教育杂记”，刊载于《涪陵文史资料选辑》1989年第1辑，发表时署名列兵。

现在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陈然烈士传略》中为何会出现1944年的空白档？


让我们姑且把陈然在1944年春到1945年秋转任外地乡镇小学教师作为陈然职业生涯中的一种可能。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然是否也有可能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陈然烈士传略》用第十章“到工人中去”记述了陈然在在中国粮食工业公司的工作经历。根据《传略》，陈然的二姐夫冷善昌于1943年10月给他在中粮公司介绍了一个器材库提运员的工作。由于这个职务让陈然有机会接触到底层工人，了解到他们的疾苦，他因此萌生了搞工人运动的想法。《传略》说：“陈然自觉地找机会接近工人，了解工人，把自己的心和工人阶级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因此他除了一直向往参军搞武装斗争外，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理想，就是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既然此刻陈然已经决定投身工人运动，他有什么理由工作几个月之后就离开家人到外地某个人地两疏的乡镇上去从事教育工作呢？


在陈述了陈然新的理想之后，《传略》介绍了抗战胜利之后陈然在中粮公司职务的变迁，并交代了这一变迁的缘由。陈然约在1945年10月就任中粮公司留在重庆的一个修理厂的管理员，职务显然是得到了升迁。试想，陈然如果只在押运员的位置上做了半年左右（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春）就前往外地寻找工作，他怎么可能回到公司后立刻就获得晋升？《传略》提到陈然到南岸的修理厂当管理员时，用的是“委派”一词。显然，被委派去修理厂做管理工作时，身份必然是中粮公司的职员而不是从外地回来找工作的待业人员，否则“委派”二字就无从谈起。


因此，关于陈然在中粮公司的工作，最合乎事件逻辑和时间逻辑的可能是，自1943年10月起，陈然一直在中粮公司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原籍在外地的工作人员纷纷预备返乡，陈然作为老员工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传略》专门用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来记述他这段经历，未对1944年加以专门记录的原因有二：1，工作没有变动；2，未有重要革命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传略》虽然自谦地命名为“传略”，实际上已经尽最大努力对烈士生平事迹进行了挖掘、搜索和整理。如前文所述，即便是非常短暂的生活、工作和革命经历，《传略》也都给予了记载。换言之，《传略》其实是不轻易给主人公的历史留白的——实际上，从1944年之后在中粮公司连续工作，已经不算是个人历史的留白了。


再来分析涪陵区有关部门的说法的可靠性。按照他们的说法，陈然在中粮公司短暂工作几个月之后就去往外地一到两年，而他一回重庆就谋到一个类似经理的厂管理员的职务，这样的好运气，在陈然坎坷的求职生涯中从未遇见，这难道又是一个小概率的巧合吗？《传略》的作者之一、陈然的哥哥陈崇基1940-1946年一直在重庆和家人住在一起[1]，如果1944-1945/1946年陈然有去外地任教且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他怎么可能在烈士传记中只字不提？难道这是第三个小概率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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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崇基，《忆我的弟弟陈然烈士（上）》，《重庆日报》1962年7月20日第三版。

也许有人会说，你们从头到尾的考证，似乎都很依赖《陈然烈士传略》，这是否会有“偏听偏信”之嫌？其实，考证任何历史细节，都存在对材料的采信问题。在《陈然烈士传略》以及陈然烈士亲友撰写的其他的回忆与涪陵新妙方面有关人士的看法之间，我们选择相信前者而不是后者，理由如下。


其一，材料出现的时间。
《陈然烈士传略》出版于1983年，据作者之一林彦回忆[1]，《传略》初稿在1980年10月就已完成，而第一作者蒋一苇更是早在1978年就已油印和分发了多份征求意见稿，此时距陈然牺牲不足30年；而陈崇基1962年在《重庆日报》撰文追忆弟弟时，距陈然牺牲只有13年。


陈然曾在新妙任教的消息，最早见于2011年，这比《陈然烈士传略》成稿晚了31年，距离“陈然执教石沱和新妙”已有67年。从时间上说，《传略》的可信度当然更大。为慎重起见，我们又搜索了1984年至2009年的《重庆文史资料》、《涪陵文史资料》和《涪陵文史资料选辑》，均无陈然和石沱或新妙相关的任何结果。涪陵地方的这些重要文史资料上从未出现过与革命烈士陈然直接相关的回忆文章，这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近些年来新妙方面有关人士说法的可疑性。


其二，与烈士关系的亲疏。
《陈然烈士传略》的三位作者前文已有介绍，他们无疑是对陈然生平事迹最了解的人。另外，2011巴文发表时，虽然陈然最后一位同辈血亲、烈士胞妹陈佩瑶已于前一年的五月去世，但陈然的嫂子，即陈崇基的夫人仍然健在，笔者读到2011巴文的第一时间就请她女儿向她求证，她回复说并不记得陈崇基说过陈然曾经做过小学老师。陈崇基夫人曾参与《陈然烈士传略》的写作工作，所以她的记忆应该是准确可靠的。
与烈士亲属、挚友和亲密战友形成对照，2011巴文、2017巴文及2020胡文所采信的，均为当年只有6-12岁的小学生的证言。按照目前新妙方面的说法，新妙中心校那位活跃的陈老师只在那里执教一年左右，这些年幼的小学生在60余年之才回忆起他的身份，从可信度上说，这种回忆与长期相处的亲友的回忆完全不具备可比性。此外，陈然如果真有这段经历，在小说《红岩》出版之后，与他共事的石沱和新妙两所中心校的同事、他教过的学生、他组织的各种活动的参与者，没有一人写过相关回忆文章，从逻辑上来说难以解释。


其三，材料的严谨性。
对历史材料或者证人证言的是否采信，还要看这些材料或者证人的说法是否严谨、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在我们看来，新妙方面的证人证言自相矛盾并存在明显的常识漏洞，其中不乏“想当然耳”之处，兹举谬如下。


首先，关于陈然在涪陵地区的停留时间，2011巴文认为陈从1944年到1946年在石沱以及新妙工作了两年多；2017巴文称陈然1944年5月左右到新妙，1945年9月左右离开，工作时间变成了一年多；2020胡文又说陈然1944年春到达石沱，在此间工作一年，相当于在2017巴文基础上又缩短了半年。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认为陈然曾在涪陵地区工作过的人士，把陈然在此地的执教时间一再缩短，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其次，关于陈然去涪陵的缘由，新妙方面的说法也令人困惑。2011巴文言必称“组织安排”，如“1944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陈然来到涪陵新妙镇开展地下斗争。”又如“在新妙工作两年多后，组织上又将陈然调至重庆。”新妙方面的爆料人士大概还不知道，1944-1946年间，陈然依然处于失去组织关系的状态，怎么可能有组织安排他去某地从事革命活动？2017巴文对这一硬伤进行了修补，文中说，“1944年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陈然来到新妙。当时，年仅21岁的陈然利用自己的才艺在新妙中心校任教，以掩护自己的党员身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作者此刻虽然知道了陈然是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人，但却无视了另一个重要的史实：陈然自失去组织关系之后就一直期待着重新与组织接上关系，而重庆是他最为熟悉、最有希望重新找到组织的地方。离开好容易获得的重庆中粮公司提运员的位置，去一个人生地疏的地方重新找工作，本来已经很难从逻辑上说得通了，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找党，更是与陈然渴望重新回到组织的心情相悖。此外，2017巴文称陈然前往涪陵任教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党员身份，这种说法也颇为荒诞——陈然此时失去党员身份已经两年，他即便在重庆工作也不是为了“掩护党员身份”而是为了在社会上自立，又哪里谈得上为了掩护身份而去外地找工作呢？


至于2020胡文关于陈然前往涪陵的缘由，就更像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了：“1944年春，陈然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去涪陵的船。沿江而下，顺风顺水，很快就到了涪陵前一个渡口：石沱。陈然走出码头，向涪陵县新庙乡走去。当他经过石沱乡中心小学时，看到招聘音乐老师的启示（本文作者注：应为“启事”），前去应聘，遂被录取。”在作者的这段描述中，陈然俨然是一个云游四方随遇而安的隐者或者侠士，哪里是一位一边苦苦等待着组织的召唤、一边在现实生活中工作屡遭挫折的革命者？而根据前文所提到的陶代仁的回忆，民国时期若想在涪陵地区的小学求得一个教师的职位如果不认识校长或者没有过硬的关系托人请求校长，是非常艰难的。陈然如果真的曾在石沱、新妙任教，又是托什么人的关系找到的这个职位？


第三，其他方面。新妙镇中心小学一直高调宣称陈然烈士是他们校史上的员工，是学校校歌的作者。但是在该校镌刻的校歌碑石上，却有两处非常扎眼的曲谱错误：倒数第8小节“向前冲”中的“3”和”1”上面都缺少了高音点，歌曲最后一个音符“1”也缺少了高音点——难道曲谱被镌刻在学校墙壁上之后，该校就从未有人对着这个曲谱唱一下这首歌吗？曲谱下面的烈士简介中，又把小说《红岩》中成岗创作的“我的自白书”当成了陈然烈士诗作。退一万步说，陈然烈士即便真的曾在新妙中心校任教，该校也不应以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烈士“遗作”和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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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彦，“生活在朋辈之间的一苇老友”，《改革》杂志社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纪念经济学家蒋一苇》，1996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陈然烈士无疑是一位对革命、对党绝对忠诚的战士，是“红岩”烈士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广大青年学习的光辉典范。但在过去，有关部门在关于陈然烈士的宣传工作中出现过失误，这就是因为“文史不分”而把诗歌《我的“自白书”》算作陈然的遗作。1980年代，该诗的作者问题被公开提出并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讨论[1]，从尊重烈士、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好事。无论烈士是否创作过“自白书”，他的勇敢、坚定、忠诚、纯洁都是毫无疑问的。今天我们当然要警惕极少数人的历史虚无论，但是也应该看到，既往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浮夸往往会成为历史虚无论者的杀手锏，他们手握这些“杀手锏”去证明一切宣传都不可信。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有关部门深思和牢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和书写烈士，是我们对烈士真正的尊重，也是我们对后代应负的历史责任。


逻辑学向来是“证有不证无”，而要证明一个历史事件的“有”，除了必须有可靠的、距历史事件未远的人证，还需要有直接的书证和物证，所有的证据也都应该形成彼此印证的链条。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并无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办过《挺进报》、牺牲在重庆歌乐山的陈然烈士就是1940年代中期曾在涪陵做过小学音乐老师、会填词作曲的青年陈老师。地方政府和有关学校在修地方志和校史的时候，如果关涉革命烈士，特别是著名革命烈士，应该把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放在第一位，面对各种传说，审慎的做法是“暂且存疑”而不是真伪未辨就匆忙认定写入地方党史。那位给涪陵石沱、新妙两所小学若干小学生留下美好印象的小陈老师到底是谁，笔者也希望能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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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峻晨，“《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纵横》1984年第1期。

时下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有的没的就拉烈士做虎皮给地方贴金。

本站公众号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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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被难烈士登记表》让真相明晰起来 ”
在所有的证据中，第一手的材料是最具有证明力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