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盛国玉的疑问 [复制链接]

在11.27大屠杀中，女牢中唯一幸存的盛国玉同志，关于她的报道一直鲜见于各种报道，印象中傅伯雍一书中好像捎带脚点到她和傅伯雍是一批从垫江押解到重庆的，但具体因谁而被捕，是不是共产党员，狱中表现如何，是否受过酷刑折磨和考验，一概不知，目前她应该是大屠杀中幸存者里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为什么所有收录的文集中没有她的回忆录呢？

好奇怪呀~~~你自己没看过就说人家没有过,你没见多的东西多呢,你都说没有嘛~~~

有关盛国玉的疑问

在11.27大屠杀中，女牢中唯一幸存的盛国玉同志，关于她的报道一直鲜见于各种报道，印象中傅伯雍一书中好像捎带脚点到她和傅伯雍是一批从垫江押解到重庆的，但具体因谁而被捕，是不是共产党员，......

    “醒来以后，大野决定到巴县中学找一个垫江县的老同学，打听陈鼎华的消息，准备下一步到他那里去。
  “可是，就在垫江的老同学那里，他得到了一个令他们非常震惊的消息：白市党支部垫江党小组的陈鼎华和党小组培养的积极分子盛国玉，不久前已经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后来他才知道，两人是因为华蓥山游击队一位被捕的同志不慎在一个笔记本中暴露了他们的姓名和单位，因受牵连而被捕的。）”

  ——摘自《风雨黎明》p65、p66(邝忠炽著 渝内字准印证［2003］－048703)

引用第0楼红旗飘飘于2007-12-21 17:38发表的“有关盛国玉的疑问”:
在11.27大屠杀中，女牢中唯一幸存的盛国玉同志，关于她的报道一直鲜见于各种报道，印象中傅伯雍一书中好像捎带脚点到她和傅伯雍是一批从垫江押解到重庆的，但具体因谁而被捕，是不是共产党员，狱中表现如何，是否受过酷刑折磨和考验，一概不知，目前她应该是大屠杀中幸存者里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为什么所有收录的文集中没有她的回忆录呢？

盛老多次表示要写些回忆材料, 但苦于文笔生疏而每每抱憾.

“党小组培养的积极分子盛国玉，不久前已经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当时这种身份和情况如果有钱应该能保释出来的，毕竟不是叛徒咬出来的，笔记本上记载的人名或地址不能就肯定是共产党员吧！

渣滓洞脱险者盛国玉

渣滓洞的屠杀，虽经过了前后窗的扫射、进入房间补枪，最后纵火焚烧，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刽子手们忙于逃命，对屠杀的执行比较慌张，仍有部份同志未中弹，他们从尸堆里爬起来，打烂燃烧的牢门，互相搀扶，从被大雨冲垮的围墙处突围。这时，在岗楼上尚未撤走的敌人发现火光中有人影晃动，又开枪扫射，又有十多人中弹牺牲。最后仅15人突围成功：肖钟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张泽厚、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盛国玉（女）。

虎口余生忆当年

盛国玉

1949年11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重庆的隆隆炮声中仓皇溃逃的国民党反动派孤注一掷。这天深夜，他们对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歌乐山上顿时腥风血雨，渣滓洞监狱200多人转瞬间焚于敌人的机枪和毒火之中，仅有15人虎口余生，我是脱险者中唯一的女同志。而今，每当想起那个夜晚，那些被敌人机枪横扫、饮弹而亡，倒在我身边的姐妹们，我就禁不住热泪长流，激愤之情难以平复。我想提笔记下这个充满血腥罪恶的日子，算是我这个幸存者对烈士们的一种哀思和祭奠。

当然，我这个普通的妇女，那时也算是党的的一般革命群众，怎么会被关进人间魔窟——渣滓洞，又怎么会经历“11·27”这场惨案呢？

1947年，经亲戚介绍，我与在重庆读书的余梓成结了婚，当时我已从垫江简易师范校毕业，但长期找不到工作，成天在家干家务，思想很苦闷。1948年余梓成从重庆回垫江教书后，常把我接到县上，让我同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接触。1948年4月，余梓成介绍我认识了共产党员龚大野和龚芷扬（女），同他们虽然只相处了六、七天，但他们对我谈了不少关于社会黑暗、妇女解放、改造社会等革命道理，引起了我的共鸣，使我倾向革命。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及我丈夫都是共产党员。1948年9月，余梓成通过各种关系，给我谋到了垫江桂阳小学教半席课的位置，他要我利用这个身份帮助他们做一些联络工作，并在老师中开展一些进步活动。9月底，大竹后山区队员游中象在垫江被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发现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也被抓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傅伯雍和陈鼎华。我们四人在垫江监狱里关押了半月之久，10月中旬作为重大政治犯押往重庆。先关在老街32号“慈居”（即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几天后转送进了渣滓洞监狱，我被关在女牢二号。

第二女牢里关着江姐、胡启芬、左绍英、张静芳、黄玉清、邓惠中等人，她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也有同我经历大致相同的人，如罗娟华，因为丈夫是共产党员，敌人没有抓住她丈夫，就把她抓来了。我一去，大家对我很热情，上前问长问短。胡芳玉对我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这是我被捕后第二次听到素不相识的女同志对我谈的同样的话。初到重庆关押二处，碰见了杨汉秀，我并不认识她，一次我们同在厕所里，她轻轻对我说：“我们是一样的人。”一进渣滓洞，又听到了这熟悉的话语，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我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垫江，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少，出来才看到，还有这么多和我一般年轻的姐妹们在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奋斗，这使我思想上震动极大。我被关进渣滓洞不久，就同左绍英、罗娟华等一起学习党的知识、政治经济学、妇女解放理论，还学习英语等文化知识，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眼界大大地开阔起来。

渣滓洞监狱是敌人禁锢最严，黑暗透顶的地方，但意志刚强的共产党员并没有屈服。江姐被敌人严施酷刑，伤势严重，但稍有好转，她就每天在床上用竹签子默写《新民主主义论》，供狱中同志们学习。江姐的事迹在当时整个监狱中传颂，她是我们女牢室的骄傲。女牢室的姐妹们在监狱的革命斗争中非常活跃，如龙光章烈士追悼会，春节大联欢等集体斗争，都有我们参加。我们还做了不少传递消息、瓦解敌人工作，如黄茂才、刘医官。由于女同志对他们做了多次教育工作，他们暗中为我们送信，同外面地下党取得联系。特务看守班长赵正清是垫江人，当时，我在同志们的授意下主动与他攀谈同乡关系，为他织毛背心，争取他对我们的同情。后来。他值班时延长放风时间，女牢难友们可到厨房去打热水和找米汤喝。在狱中，每一个同志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尽力相助。左绍英、彭灿壁生了小孩，男牢室的同志们送来了各种各样平时舍不得吃穿的食品和衣物，我们更是忙得团团转。大家轮流给小孩洗尿布，狱方发的开水，大家不喝，全部用来供产妇洗用。这种亲如骨肉的革命大家庭生活把我们同狱中的姐妹紧紧相连。姐妹们这种无比勇敢、乐观向上，临危不惧的崇高品质给了我莫大的教育和鼓舞。尤其是每当我看到杨汉秀同志，总是那么坦然，带着微笑，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就想，她一个大军阀（杨森）的侄女，有钱有文化，本可以过着豪华舒适的好生活，但她却抛家别子，选择了坐牢杀头这条道路，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世界的诞生吗？不就是为了更多的人不再受欺凌压迫吗？我虽然没有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个光明的社会，也是万分值得的。也许正是自己抱定了不怕死的念头和一年监狱生活中革命思想的熏陶，才使我在“11·27”的枪弹、烈火与热血中，精神上没有崩溃，最后得以虎口余生。

解放军强渡长江后，以势如破竹向中国西南部挺进，敌人一方面在假和谈中释放了不少关押的同志（如女牢的曾紫霞等），另一方面却加紧了对监狱的看管。11月14日下午，江姐和李青林被提出牢房，敌人说是转移，大家预感到凶多吉少（后来才知道她们出去就被杀害于电台岚垭）。这以后，监狱里不再放风了，我们女牢的门每天只是早上倒罐才打开，连小院也不准去，空气十分紧张。

11月27日，白天与往常并无异样，只是天阴沉沉的，到了晚上，竟飘洒起纷纷细雨来，本来就潮湿的牢房显得更加寒冷和阴森。男牢室的同志有的住在二楼上的，他们观察到外院特务的办公室换上了大灯泡，发现敌人比往常乱，进进出出，还隐约看见敌人烧文件的火光。有同志联系前几天赵正清曾偷偷告诉他们解放军已于24日对重庆下了总攻令的情况，推测敌人是否要撤退，可没有想到敌人的集体大屠杀已迫在眉睫。大家吃了晚饭后，象平常那样唱了一会儿歌，又扭了一回秧歌，怯于天寒，早早地上床睡觉了。睡了不久，就听到特务喊提人，不到一个小时，提了两批，女牢的邓惠中、陈继贤也被提出去了。这时，大家已经没有什么睡意了，夜越来越深，歌乐山上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突然院内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又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特务李福祥、余相柏走进女牢大声喊叫：“起来，起来，办移交了”。一听到叫喊声，大家马上默默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出牢门外。

“把我们交给谁？”有人这样问。

“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的杨森。”

“动作快点，女的全部到楼下八室集中。”特务又吼道。

女牢室的门朝后开，到楼下八楼有很长一段距离，要穿过小院，进了院门，还要通过放风的院坝，我们排成单行，敌人站在两旁押送。这时住在楼上八室牢房的难友，也分别被敌人押往楼下一至七室合并。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大家都还来不及思考，没有任何人说话，整个院子里只有脚步移动声。我们两间女牢的十多名同志被集中关进楼下八室后，特务马上用铁锁把门锁上。不一会儿，听到一阵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一群持枪匪徒冲进内院走廊上，站在每间牢房的门口，随着一声尖利的口笛，敌人的机枪响了，“哒哒哒，哒哒哒……”火舌向牢房里喷吐进来。

进八室后一直站在牢门观望动静的胡启芬在敌人枪响的同时首先开始呼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时牢房里中弹的姐妹东倒西斜，左绍英和彭灿壁忙把两个孩子往右边床下死角里藏，她们及其他同志用自己的身体遮压在孩子身上，希图保护两个幼小的生命。倒在地上的姐妹们有的仍还在用最后的力量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有的狠狠诅咒敌人。

开枪时我同罗娟华正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枪一响，我们同时倒下。我扑倒在靠后窗左角的一张床上，那时敌人的子弹在我身旁嗖嗖作响，打得墙壁上的泥土横飞。机枪在门前扫射一阵，又转到后窗扫射，我从一种昏死的状态中醒过来，又昏厥过来。牢房里的口号声，诅咒声逐渐平息了。迷迷糊糊中，我感到有几个人走进牢房内，这是敌人进来补枪。他们对准早倒在血泊中的姐妹们一阵乱打。突然，（不知是监狱之花还是彭灿壁的小孩）在床下死角里的小孩哇哇叫起来。门口大概是猩猩（渣滓洞监狱长李磊）恶狠狠地吼了一声“斩草除根！”，于是听到有人把孩子从角落里拖出来，放了一梭子弹，孩子顿时就没有声音了。这群恶狼，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

照一般常情，我是在必死之列的，我的床正对着牢门，敌人从门前倾泻了那么多子弹，可以说每颗子弹都有可能致我于死，却没有打中我，后来敌人进房补枪时，有人用枪托在我的腰部打了几下，我没有动，他们以为我被打死了，没有给我补枪。敌人补了枪，又把牢门锁上，开始纵火烧毁整个监狱。这时，女牢里只有我和胡芳玉同志还活着，我正尝试着坐起来，小胡听到我的床响，以为我是张静芳，叫了几声：“张大（张静芳的别名），张大，走啊”。她素来性急，还不等我回答，就走到了门边。这时门口火光摇曳，还没有撤走的敌人看到了她的身影，听到“砰”的一枪，胡芳玉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我便不敢贸然往外走。过了好一会儿，火越烧越旺，牢门被烧掉了，楼板眼看就要烧掉下来，我实在受不了烟火的熏烤，想到反正是死，冲出去象胡芳玉那样被打死总比烧死好过。于是我冲出烧掉的门，门前燃烧着熊熊的两堆大火，当时不知哪来那股劲，用力一跳，竟越过火堆，从米多高的台阶上跳到了院坝里，把脚上的鞋也跳掉了，奇怪的是没有听到枪声，我不知道特务那时已经撤走了。惊慌失措之中，我躲进了离八室不远的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这时才升起一线求生的希望……

不知又过了好久，天已蒙蒙亮了。这时住在离渣滓洞不远的二十一兵工厂的家属宋臻祥、徐超等人跑到渣滓洞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们发现了我，冒着风险把我救到他的家里。兵工厂在敌人的警戒范围内，时常有人要去查问。宋臻祥他们让我脱下身上的前后有“×”的囚服，换上一身平常打扮，把我送出了警戒区，当时重庆还没有解放，我在这里不仅举目无亲，而且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只好随着逃难的人在山上乱跑了两天。直到11月30日，听大家说“重庆解放了”，我才慢慢问路往磁器口一带走去。我的身体已是极度虚弱，发着高烧，幸好路上遇到了宣传队的学生，他们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主动把我接到学校去住，并与重庆军管会设立的脱险同志登记处取得联系，及时把我送进高滩岩陆军医院治疗。就这样，我才脱离险境，回到了党和人民温暖的怀抱……

重庆解放后，市人民政府组织收殓，隆重安埋了烈士们的遗骸，当时渣滓洞已化为一片灰烬，惨不忍睹。那些曾同我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哥姐们被烧得只剩下残肢碎骨，但他们英勇不屈、美好高尚的灵魂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了永生，历史将记下他们的英名：胡启芳、彭灿壁、李惠明、马秀英、胡芳玉、罗娟华、朱世君、张静芳、黄玉清、左绍英、荣增明。

还有监狱之花（左绍英之女）、彭灿壁的女儿。

这是“11·27”渣滓洞大屠杀时牺牲在楼下八室的全体人员名单。



盛国玉：女，垫江县沙河乡，生于1926年1月，1943年毕业于垫江简师。1948年10月在垫江桂阳小学被捕，不久转至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在1949年“11·27”大屠杀中虎口余生。解放后，曾先后在垫江县群运会、周嘉区、县工商科、土产公司、日杂公司工作，于198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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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这些情况。

其实本色很好。关于回忆文文，只要表述没有歧义就可以了，大家未必有多在乎文笔的。

引用第11楼铿尔于2008-01-08 22:15发表的“”:
其实本色很好。关于回忆文文，只要表述没有歧义就可以了，大家未必有多在乎文笔的。
[表情]

嗯....偶同意...越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好像越是不可信@=@

据我所知，基本属实。其时年龄相对小一点，且是群众。表现只能说一般，因此曾被狱中部分人不是（很？？？）放心。文中所提及的罗娟华之丈夫者叫王逸平。罗的被捕是因为王所属的中共地下组织掩护企业成都“大有字号”被破坏，王让罗去公司打探情况，中守侯埋伏而致。罗本人应该也是群众，但是为共产党的事情而死的。据说在狱中表现尚可，牺牲时是为保护小孩一说。

“其时年龄相对小一点，且是群众。表现只能说一般，因此曾被狱中部分人不是（很？？？）放心。”
此话怎讲，年龄23岁，好像比余新江和曾紫霞等还要大一些，从回忆文章中，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否和她一起被捕还是坚持到胜利？表现一般，我想只要坚守了党的秘密，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自首情节，就应该是表现不错的，不一定以江姐那种风范要求所有被捕者。还有，曾被狱中人不是很放心？是令哪些狱中人不放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再说，盛大姐当时毕竟不是领导人物或交通员，又能掌握多少机密而令其他同志不放心呢？实在想不通？

杨喆书所述情节应该基本是符合实情的。只是据我所闻是王逸平让罗去打探消息，而非拿小孩衣服。此说源于当时当事相关人士；且其时因此有对王非议的情况。所以，我个人倾向我所知道的说法。王解放后一直较失意潦倒，甚至神志有些不是很清。至少20多年前我本人所见如此。不知杨喆此说源自何处，不好评价。但跟我的说法也算“大同小异”罢。
  罗牺牲情节，源于难得一见的重庆渣滓洞展览观“官方”材料所述。其定论依据不知道。

引用第17楼可父于2008-01-14 15:17发表的“”:
  罗牺牲情节，源于难得一见的重庆渣滓洞展览观“官方”材料所述。其定论依据不知道。

在很多地方看到过罗救小孩的说法，我一直以为是盛国玉说的，否则别个怎么知道哇？

听同事说，当时从死人堆里，大火里冲出来的应该还有个谭谟？

19楼：谭谟是被提出后身中3枪，未死，从尸坑中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