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地下最高领导人－－钱瑛其人 [复制链接]

在马识途的《九死一生脱虎口》及《长篇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究竟是谁？》中多次提到党的地下组织一个高级领导人物钱瑛，当时应该是南方局主要负责人，想必也是叛徒蒲华辅的直接领导人，文中介绍马到香港和蒲到上海都是直接去跟她联系和汇报工作的，没想到此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韩英”原型（电影《红湖赤卫队》），甚至解放后做了国家监察部长。以下是有关钱瑛的介绍——


    钱瑛（1903—1973），祖籍湖北咸宁，出生于湖北潜江周家矶。
　　钱瑛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土地革命时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洪湖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位威震敌胆的传奇式女英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出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立党为公，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被人民群众称赞为“女包公”。
　　钱瑛同志的一生是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战斗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一、周家矶的秀英姑娘
　　钱瑛从小聪明颖慧，勤奋好学，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走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钱瑛，原名钱秀英，又名生桂，号海霞，曾用名彭友姑、陈萍等。1903年5月出生于湖北潜江县周家矶。
　　钱瑛从小聪明颖慧，从《女儿经》、《教儿经》启蒙，读到“四书”、“五经”。既能吟诗、属文，又会编织、绣花，当年一说起周家矶的秀英姑娘，十里八乡人人称赞。
　　钱瑛天生丽质，端庄秀丽，溺爱她的父母在她几岁时就为她“拿了八字”（订亲），男方是附近黄家场大户陈老板的儿子。她十三四岁时，那个小少爷死了，家长和族人却无端要她去“吊孝”。依封建习俗吊孝就得守寡，钱瑛气愤极了，死活不愿去吊孝，父母没法，只得作罢。随着年龄的增长，钱瑛逐渐懂得要真正摆脱封建婚姻的枷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决定冲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二、投身革命
　　青年钱瑛思想活跃，忧国忧民，在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走了上革命的道路。
　　1923年，20岁的钱瑛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她思想活跃、成绩拔尖，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如饥似渴地研读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懂得了年轻一代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恋爱婚姻等问题。1925年，她参加了学生运动，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组织把她派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担任干事。“七·一五”之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指示她赶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南昌起义受挫。她又赶往广州，找到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在恽代英同志的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7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这期间她和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相识、相受，结为革命伴侣。新婚未满三个月，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要她赴苏联学习。为了革命的需要她没有丝毫的犹豫，谭寿林也坚决支持她去。1931年春，钱瑛由苏联回国，党组织决定派她和谭寿林到洪湖苏区去工作，正待出发，党在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破坏，谭寿林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主动请求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他让钱瑛先去洪湖，并约好，事毕即刻赶赴洪湖。不料，钱瑛走后不几天，谭寿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瑛到洪湖不久，即得知丈夫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一时间如万箭穿胸，悲痛万分，但她没有被击倒。她把巨大的悲痛化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她担任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飒爽英姿、威风凛凛，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传奇式人物。张执一同志在他的《听〈洪湖赤卫队〉歌剧，遥忆江汉湖区》一诗中写道：“一面红旗向日擎，几多鲜血染将成！韩英已死钱瑛在，赢得英雄儿女名。”
　　三、狱中斗争
　　因叛徒出卖，钱瑛在敌人的监狱里整整被关押了五个年头。铁窗高墙没有动摇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脚镣手铐没能击垮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钱瑛在狱中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
　　1933年初，钱瑛到江苏省委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当年7月，她被解押到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她鼓励难友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放远眼光，为祖国的明天奋斗。当时，国际友人牛兰和汪德利珍夫妇被无罪判刑关进监狱，牛、汪不服，进行绝食，狱方不予理睬，钱瑛组织同监的政治犯以绝食援助国际友人。到第四天典狱长答应了全部要求。经过这次绝食斗争，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夏之栩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同时也使难友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斗争的意志和信心。
　　一个多月后，互济会派人给难友何宝珍送来饼干，监狱方违背诺言，出尔反尔，不仅将饼干退了回去，还把何宝珍拉出牢房毒打，钱瑛在二号牢房看到敌人的兽行，就大声地喊：“政治犯不受污辱，不许罚跪，不许打人！”因此，她组织难友们绝食。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三天，狱方答应不再打犯人，才复食。
　　1935年1月，钱瑛见难友彭镜秋带着孩子，衣着单薄，担心她母子受冻，就托人把一条棉被捎给彭镜秋。敌人不知从哪里得知棉被是钱瑛送的，就把钱瑛叫去讯问，钱瑛理直气壮地说：“棉被是我给她的，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有什么错？这么冷的天，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敌人自知理屈，又不肯认输，竟恼羞成怒把钱瑛的两手也铐了起来。钱瑛回到牢房后，同难友们一起绝食，两天后典狱长给钱瑛解了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当年8月周恩来到了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钱瑛被释放出狱。
　　四、战斗在“白区”
　　1939年至1946年，钱瑛在“白区”坚持战斗了七年，她英勇机智，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钱瑛调到南方局工作，担任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皖南事变”前后，特务头子康泽带着一批叛徒、特务到成都，部署对共产党人的大捕杀，情势十分危急。钱瑛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工作部署：她让一批革命者迅速转移，让那些“尚未暴露的”长期潜伏，并要求有进步倾向同情革命的人改变工作方式以迷惑敌人。在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中，钱瑛头脑清醒，高度警惕，处理问题沉着、冷静，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6年，八路军办事处由重庆迁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重庆局改为南京局，钱瑛跟随周恩来同机到达南京，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当时，国统区的许多地下党员纷纷到南京来接关系，在敌特横行的“白区”，既不能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钱瑛就靠她那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不但对分布在国统区的广大党员的姓名、职业熟记无误，而且对他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也都能如数家珍。
　　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分批撤退，钱瑛奉命转到上海，开辟第二战线，继续坚持白区斗争。她被任命为上海局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及学生运动、青年工作。在领导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时，她非常注意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又引导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
　　五、铁面无私的监察部长
　　全国解放后，钱瑛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为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她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公正执法，刚直不阿，被人们誉为铁面无私的“女包公”。
　　1954年冬，钱瑛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她坚持原则，维护正义。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的指示，带工作组到安徽去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对当时的省委领导干部李世农、张凯帆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那样的“铁案”，也予以平反。
　　在四川，复查审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的案件，尽管康生这样的大人物为二人叫屈，但她认为中共监委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维持原开除二人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了中央的赞扬。
　　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检查、甄别案件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坚决地维护党纪，保护好人，打击坏人。
　　“文化大革命”中，64岁的钱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隔离审查”，受到残酷的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1978年3月23日，经中央批准，为钱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她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重用刘国定、蒲华辅之流的领导人，华蓥山履次盲目暴动、《挺进报》的大肆发行，这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不是都跟这位南方局的领导人的指导方针有关，用现在话说，领导用人失察，决策错误。

引用第2楼红旗飘飘于2008-01-09 08:23发表的“”:
重用刘国定、蒲华辅之流的领导人，华蓥山履次盲目暴动、《挺进报》的大肆发行，这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不是都跟这位南方局的领导人的指导方针有关，用现在话说，领导用人失察，决策错误。

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了，领导人失误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当时中共中央有几个文件都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配合解决战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设法拖住国民党的军队，以减轻解放区的压力。当时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等这些指示传达到国民党统治区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新的精神又需要若干时间才能到达。而且怎么灵活执行上级的指示也需要斗争经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大部分是30左右的年轻人，也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难免出问题啊，还是换位思考比较好。对刘国定、蒲华辅的“重用”，也不能一概而论，蒲华辅是三十年代的老党员，并且经过狱中的考验，他的叛变确实意外；至于重用刘国定的问题，确实有些失察。个人之见，不对之处，欢迎批评。

在那种特殊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出什么问题都要领导负责显然是不行的.不象今天,对一个干部的考察是经过"严格的程序",充裕的时间的;而且那时的干部面临的是自己或者家人的生死选择而产生动摇、背叛的；今天的干部却都是面对的是金钱美色而已。今天的干部出事了，其领导基本上没有因此而承担责任的。可见，以此来要求那时的领导，的确说不过去。
  蒲志高并非源于蒲华辅，这一点我认为需要说一说。而既然许建业烈士被捕的历史情节今天都可以讨论，那蒲华辅实际上被捕的历史事实，在情节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看来也可以讨论。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似乎这段历史已成“铁案”——主要原因是当时川康特委的唯一一个尚存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当然就失去讨论的条件了。有几个许烈士的战友，谈许烈士的事情还客观，但对蒲华辅及川康特委遭破坏的情况，他们似乎是“人云亦云”罢了。我很尊敬他们，只是希望这些对60多年前历史有话语权的老人家对历史、对历史上的人应该“一视同仁”。知道的就是知道的，听说的就是听说的。上个世纪50 年代那种情况下的“结论”是限于那时的政治环境。今天恐怕就真的该“实事求是”了——如果还有兴趣、有精力的话。

引用第3楼可父于2008-01-10 14:02发表的“”:
在那种特殊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出什么问题都要领导负责显然是不行的.不象今天,对一个干部的考察是经过"严格的程序",充裕的时间的;而且那时的干部面临的是自己或者家人的生死选择而产生动摇、背叛的；今天的干部却都是面对的是金钱美色而已。今天的干部出事了，其领导基本上没有因此而承担责任的。可见，以此来要求那时的领导，的确说不过去。
  蒲志高并非源于蒲华辅，这一点我认为需要说一说。而既然许建业烈士被捕的历史情节今天都可以讨论，那蒲华辅实际上被捕的历史事实，在情节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看来也可以讨论。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似乎这段历史已成“铁案”——主要原因是当时川康特委的唯一一个尚存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当然就失去讨论的条件了。有几个许烈士的战友，谈许烈士的事情还客观，但对蒲华辅及川康特委遭破坏的情况，他们似乎是“人云亦云”罢了。我很尊敬他们，只是希望这些对60多年前历史有话语权的老人家对历史、对历史上的人应该“一视同仁”。知道的就是知道的，听说的就是听说的。上个世纪50 年代那种情况下的“结论”是限于那时的政治环境。今天恐怕就真的该“实事求是”了——如果还有兴趣、有精力的话。

我们这一代不是亲历者，都是听当事人说的或是从80年代以后的史料上看到的，“知道”和“听说”怎么区别呢？如果你是亲历者或者听亲历者说的不同的史实，可以告诉大家啊，我想论坛上的同学们都会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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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瑛同志，湖北咸宁县马桥乡钱家庄人。原名钱镜霞。与钱亦石、钱仲衡、钱道厚、钱道权、钱定梓、钱定梯、钱定荣、钱定松、钱远孙、钱远镜、钱远洁等被誉为钱氏12英烈。

我是烈火红岩论坛的忠实读者,很想多看有劳关文章

钱瑛并没有牺牲，能称得上钱氏“12英烈”吗？

引用第2楼紫裳于2008-01-10 09:50发表的“”:
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了，领导人失误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当时中共中央有几个文件都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配合解决战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设法拖住国民党的军队，以减轻解放区的压力。当时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等这些指示传达到国民党统治区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新的精神又需要若干时间才能到达。而且怎么灵活执行上级的指示也需要斗争经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大部分是30左右的年轻人，也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难免出问题啊，还是换位思考比较好。对刘国定、蒲华辅的“重用”，也不能一概而论，蒲华辅是三十年代的老党员，并且经过狱中的考验，他的叛变确实意外；至于重用刘国定的问题，确实有些失察。个人之见，不对之处，欢迎批评。

看过一本书，说中共南方局领导是位女流，其易容术高超，而且会轻功，所以军统中统根本抓不住她。不知道是不是钱英同志。

专门在本论坛注册,向我父母的最为尊敬的领导人,我敬爱的钱瑛妈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