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任南（整理）
曾希圣是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牵牛坳人，他早年投身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率领红军情报局，首开我军破译敌军密码的先河，为红军反“围剿”提供绝密军事情报。在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中央军委二局，又不负众望，及时破译追堵敌军的密码，为中央军委及时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毛泽东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主持治理淮河工作，并在安徽首创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1968年7 月15 日，曾希圣因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含冤去世。2004年10 月11日，是曾希圣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的片断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巧识“天书”建奇功
1931 年12 月，一位乔装打一扮的年轻人，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日夜兼程，穿行于江西的林间小道，顺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严密封锁线和关卡，终于到达当时中央苏区的红都― 瑞金。这位年轻人，目光炯炯有神，眉宇间不时透出机智的神色。他就是曾希圣，在上海时一直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从事侦察机要工作，是一位出色的“ 红色特工”。这次，他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从事更为艰巨的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曾希圣秘密离开上海，辗转迁回，先乘船到香港，然后经汕头、潮州、长汀等地，秘密前往江西。
曾希圣到达中央苏区后，党组织根据他的特长，首先分配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部任侦察科科长。不久后，又安排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当情报局局长，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正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大显身手。战争期间，所谓情报，就是敌我双方互相刺探对方的军事机密，给军事决策者起参谋作用；往往在战争中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曾希圣身在苏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性，战火洗礼的地方，断壁残垣，瓦砾遍地，废墟一片；敌人烧杀抢掠，老百姓惨遭屠戳，许多民众流离失所，荒废了家园，被迫背井离乡逃难在外……眼见苏区敌我战争日趋激烈，参加“围剿”的敌人兵力如“虫蚁出巢”，越来越多。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日日夜夜想方设法拒敌。当时，红军参谋总部遇到了一大难题：敌人“进剿”日夜增兵，而我军原有的侦察手段和取得情报的方法又非常原始，只能派些侦察兵化装去打探消息，仅能摸清楚敌军的驻扎地和开拔去向，面对敌军的兵力部署、作战命令、战略意图等一类核心机密却无法获取。这样一来，信息情报不灵，己无法适应红军反“围剿”作战和对敌斗争的需要。令红军指挥员大伤脑筋的是，红军派出去的侦察员，常常被抓，有的失踪，有的被敌残酷杀害，个别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甚至叛变投敌，给根据地带来损失……
有什么途径和捷径能获取敌人的情报？
曾希圣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那机灵的大脑高速运转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好的手段，又不流血牺牲，又能获取敌军的核心军事情报，就成为了曾希圣日思夜想以至梦想成真的重特大问题了。连日来，曾希圣将眼光死死盯着一份份敌人往来的加急密码电报，总想在那一组又一组的阿拉伯数码中找出一点什么破绽甚或有价值的东西。他眼睛熬红了，身体瘦削了，仍然指示着无线电台把侦收到的敌人密码电报不停的往他那里送… 他在脑海中苦苦思索着一个新的课题― 如果能把无线电台侦收到的敌人密码电报破译出来，那就一定能够迅速及时准确地知道敌人的核心机密，进而向红军参谋总部提供十分有价值的情报… …
可是，那嘀嘀哒哒抄收下来的一组组数码是那样的高深莫测，要破译敌军的密码谈何容易，真是难乎其难。曾希圣仍然没有放弃，他那倔强的性格只认准了一个理：只要功夫深，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曾希圣瞑思苦想着，茶饭不思，夜不安寝。突然，曾希圣眼前一亮，睿智的心灵一下想起自己在烟台做兵运工作时，曾经认识一个在电报局工作的报务员，一次不经意的闲谈中，那人曾经很神秘地说过，密码电报是可以用一种方法破译出来的。当时，因为是闲聊，这个报务员也没有讲用什么方法可以破译，曾希圣也就没有细问其过程，但这件事深深的印在脑海里，始终不能忘记。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曾希圣己铁了心了，他立志做中国工农红军的“孙悟空”，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里”获取过“火焰山”的“芭蕉扇”。于是，一个破译敌人密码获取敌人核心机密的大胆设想在胸中酝酿成熟。曾希圣喜不自禁，马上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朱德和周恩来等红军领导。曾希圣满面春风地来到周恩来住处，周恩来是他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老领导，相信会支持他的。曾希圣坐定后，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希圣同志，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老领导，我想搞一下敌人密电码的破译工作… … ”曾希圣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周恩来在上海期间，长期领导着隐蔽战线的工作，深谙此举的重要性，当即给予支持和鼓励。
周恩来高兴地说：“希圣同志，这个想法很好嘛，我支持你试一试。” “有领导支持我，我的信心更足了！”曾希圣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随即大步流星的赶回了驻地。
得到了红军高层领导的支待后，曾希圣刻不容缓，马上布置情报局的侦察电台正式大量抄收敌人电台之向拍发的密码电报，并分部队别称，按时间顺序等进行登记编号，从总体上掌握敌军之间来往电报的来龙去脉，通过战地实践和前因后果分析证明敌军电报的大概内容，伺机寻找敌人密码电报往来的内在活动规律。一时来了兴趣，曾希圣对密码的破译工作已是如醉如痴，把它当作了读“天书”，往往睡梦中也常念叨着密码… … 要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必须有充足的报源去分析研讨。为了增加密码电报的来源，扩大对敌军的无线电侦察范围，于1932 年5 月，红军情报局又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因业务之需，红三军团一名年轻的报务员曹祥仁被选调到侦察科侦察电台工作。曹祥仁思路敏捷，钻研精神强，业务熟悉，对破译敌密码充满着浓厚兴趣。曹祥仁的到来，让曾希圣如虎添翼，劲头更足。两人携手合作，互相切磋技艺，把主要精力和智慧都倾注到了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上面。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刚一开始，破译敌人密码不得要领，犹如盲人摸象，一下子很难抓住敌人密电的基本规律，至于直接译成汉字，则是难乎其难。此时，前方战事越来越频繁，战斗越来越激烈，各级指挥员等着要情报，大家都很着急。但是，谁也没有比曾希圣更着急，他想啊想啊，恨不得一下子变成神通广大的“孙大圣”，钻到敌人的司令部里搞到密码本，但这终归是一种幻想。
心有灵犀一点通。曾希圣忽然想到，前方频繁作战，很有可能缴获到敌人的密码本、电报底稿或与破译有关联之类的资料。是啊，千万不能“闭门造车”抑或“守株待兔” , 应当主动出击，立即到前方去搞这些资料，哪怕能搞到只言片语说不定也能找到突破口啊！一次，曾希圣听说红一军团在前方打了胜仗，便急忙赶到前线，可是战斗己经结束，空欢喜一场，没有半点收获，他懊悔自己迟到了一步，感到十分遗憾。
机遇总是垂青于勤奋和不懈努力的人。1932 年8 月21 日，红一方面军攻占了江西宜黄县城，敌高树勋部大部被我红军歼灭，一部分向北仓皇逃窜了。利用敌人溃逃之机，曾希圣带着勤务员，冒着枪林弹雨，随部队一起冲进城去，争分抢秒地直奔敌人的指挥部机要室和电台所在地，他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精心搜寻着敌人遗弃的机密文字材料，经过一番翻箱倒柜，直到装满了两大箱子才返回。可回来仔细查阅这些材料时，又大失所望，没有发现敌人的密码本，大部分是敌军往来电报的底稿，仍未找到破译敌密码的蛛丝马迹。一次次的困难和障碍，并没有难倒曾希圣他们，反而使他们的决心更大，愈挫愈奋。他们持之以恒，没有半点松懈，始终坚持抄收敌人的电报，绞尽脑汁反复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不断捉摸电报的内容和敌人密码的规律。
曾希圣他们相信，机遇和希望还是会有的。
又一次机遇来临了，这是一次真正的希望火花。有一次，在缴获敌人的电报底稿中，竟意外的发现了一份国民党部队第25 师孙连仲致吉鸿昌的密码电报中，其中有20 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他们如获至宝，非常高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根据这一新的线索，曾希圣立即布置侦察电台调整监控对象，重点抄收吉鸿昌部电台拍发的密码电报，寄希望于以此打开破译的缺口。曾希圣兴趣大增，和曹祥仁将密码、汉字反复比对，精心琢磨推敲，研讨其破译诀窍，把突破的字与未突破的字进行排列组合式填空，然后根据其意，反复进行前后连句。慢慢地，破译工作就有了些眉目。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听说破译工作有进展，有时候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指挥员也来参加推敲分析，确定破译方向，指导破译工作。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反复推敲，我红军情报部门终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份密码电报全文破译成功。曾希圣等人大功告成。这次破译成功非同小可，因为这份密码电报是敌人马上进行的一份作战命令，且军情非常紧急。当时，红军情报局对破译成功的这份电文其准确性也没有绝对把握，为周全起见，经商量后又请示上级领导同意，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的提示字样，分别发往鄂豫皖和湘赣根据地。根据地的领导人接到这份情报后，部署部队出击迎敌，都打了一个个漂亮仗，消灭了不少敌人。他们很快给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回捷报，称红一方面军所提供的情报特别准确，特别灵验，就像诸葛亮在用兵一样，料事如神，没有半点走样。
从此以后，红军情报局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既有电台侦收，又有密码破译，相得益彰，队伍不断壮大，己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组建和卓有成效的特种工作实绩，以至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总部和高级指挥员提供大量的军事情报，在反“围剿”作战中，充分发挥了“耳目”作用，此种作战技能，较之于地面侦察，既迅速又准确，且更加安全可靠。
为了加强破译力量，不久，红军总部又遴选精英人才充实这一特殊队伍。于是，又从红三军团调来年轻的报务员邹毕兆。这样，在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等人的联合“攻关”下，国民党军队的通用密码，一个接一个地被破译出来。
破译敌密码的成功，在以后的战斗中屡建奇功。那是1932 年11 月，红一方面军发起金（溪）资（溪）战役。敌人当时集结了9 个师的兵力于抚河流域，伺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我红军情报局利用破译的优势，又当起了“千里眼，顺风耳”，及时提供了准确的军事情报，红一方面军乘敌调整部署立足未稳之际，于1 933 年l 月4 日至5 日，出奇制胜，一举歼灭了驻守在黄狮渡的敌第5 师第13 旅。敌人吃了亏，恼羞成怒，又迅速增调3 个主力师至浒湾，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对我军进行报复性攻击。这时，情报局又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日夜监控的侦察电台及时截获了敌左路军指挥官吴奇伟下达的作战命令，我军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决定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22军予以迎敌。不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狡猾的敌人很快觉察了我军的作战意图，又一次悄悄的改变了主攻方向和其兵力部署……此时，战斗的序幕己悄然拉开。7 日晚上12 时，茫茫的夜空万籁俱寂，曹祥仁还像往日一样兢兢业业的在值班守机，突然发现敌人电台活动异常，5 个敌台同时出现，一齐紧急呼叫发送十万火急的电报。曹祥仁高度警觉起来，他凭借其熟练的侦收技术和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冷静沉着，机动灵活地截获了敌吴奇伟改变作战部署的命令。密码迅速破译后，情报局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事不疑迟，曾希圣连夜将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方面军司令部。司令部首长根据敌情变化，你变我也变，连夜再次调整作战方案，命令红一军团和红22 军星夜赶到枫山埠附近埋伏，待机歼敌。与此同时，总部又命令红三军团向琅琚方向进击，红五军团进至黄狮渡西南，以阻击敌第14 师、第5 师进犯。8 日拂晓，我红军同进至枫山埠地区之敌展开激战，歼敌大半，并于黄昏之际占领浒湾。红22 军沿抚河东岸追歼逃敌，直抵抚州对岸；红五军团将由浒湾南逃之敌第14 师阻截于黄狮渡以西，继而在红三军团及红3 军的密切配合下，将其一举击溃。
枫山埠之战，由于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又迅速又准确无误，使得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能及时掌握敌情，变更战役部署，不仅使我军免遭敌军围歼的危险，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重创了号称“铁军”的吴奇伟的第90 师，为金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样，历时两个月的金资战役，以红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红军情报局智破敌军密码，如鱼得水，使得国民党政府当局对红军的“围剿”屡屡遭到失败，蒋介石觉察到很可能是无线电通讯泄露了军事机密。于是，他特地请来外国通讯情报专家，制订防范措施，帮助其改进密码编制。这样一来，敌军的密码几乎全部改用“特别本”，基本上废弃了以明码做底本的普通密码。确实，敌人的“特别本”机密程度高，破译难度大。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于是，曾希圣经过一番思索后，又果断地决定，破译人员由过去的侦收兼破译，改为破译工作专业化，由曹祥云、邹毕兆两人专搞破译工作。曾希圣又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把主要精力也放在了破译工作上。按照分工，每个侦听电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不放，什么时候都侦听它，日夜监控。在曾希圣的领导下，不久，曹祥仁、邹毕兆破译出了敌军第一个“特别本”密电码，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对敌作战。
长征路上的“灯笼”
1934 年10 月中旬，中央苏区红军经过一年英勇奋战，未能打破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不得不退出福建和江西两地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的曾希圣率部随中央军委机关行动。此时，曾希圣的心情异常沉重，离开中央根据地，情报局没有固定的驻地和场所，部队不停的行军和打仗，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这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决不能出任何问题，否则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夫。为了做好长征途中的情报保障工作，曾希圣绞尽脑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灵活安排，把二局所有侦收译电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根据时间计算路程，安排前后两队的宿营和出发时间。于是规定，第一梯队行军时，第二梯队在原地坚持工作；第一梯队到达目的地架起天线调好机器正常工作后，第二梯队马上拆下天线机器装箱进行行军，赶过第一梯队，到达下一个宿营地进行架设天线安装机器开始工作。这样，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持24 小时侦收敌人电报不断线，破译敌人密码照样进行。12 月上旬，二局侦获敌人已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企图围歼红军去湘西的途中这一重要情报，在这紧急关头，为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毛泽东等人不顾“左”倾路线的高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力主改变行军路线，得到了中革军委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红军占领通道后，立即进入贵州，占领黎平，促使党中央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后，红军拨开迷雾见晴天。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由此，毛泽东对技术侦察工作更加予以高度重视和关心，并亲自过问二局的工作，给二局的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和鞭策。随后，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毛泽东指挥红军占领娄山关，二占遵义城，俘敌三千，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最大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根据二局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充分运用其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巧渡金沙，不断地调动敌人，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大踏步地机动作战，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史上的光辉范例；长征途中，敌军又发觉红军情报人员可能破译了他们的来往密码电报，决定实行“狡兔三窟”的办法，一天换一种密码，有时一天换三次密码，甚至一报一密。这样一来，虽然增加了军委二局情报工作的难度，但也时常被二局破译出来。敌人大为震惊，惊呼道：“共军真是神乎其神，我们的部队赶往作战地点，还在半路，他们就知道了！”
为了让二局全面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更好地分析敌情，以便给总部及时提供情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毅然决定，凡中革军委发给各军团的重要电报，均抄送一份给二局。
爬雪山开始了。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地图上标注的海拔高度主峰是4500 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道路险峻难行，它就像一条身藏浓雾之中而昂首窥视的巨蟒横亘在中央红军的面前。从山下到山顶，蜿蜒曲折，距离有10 多公里。上午爬山，呈现眼前的景色是偌大的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从，铺撒在茫茫浩瀚的“六月雪”中，这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但一过中午，队伍刚走到半山腰时，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狂风呼啸，雪花飞舞，随后又是毛毛细雨，霎时，四周银装素裹，成了一座银白的世界。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由于山上空气越来越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路，不管多累，也不能停下来休息。否则，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不少人呼吸困难，脸色苍白，冻得直打哆嗦。二局的指战员们随着大部队行军，不畏艰难，坚持一步一步地踏着冰雪奋勇前进。曾希圣和报务员、译电员以及机务员们，除背着自己工作生活所用的物品行李外，还争先恐后地帮着运输队员们抬机器、扛行李、拉牲口，艰难地爬上山顶。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爬雪山，是上山不易，下山也难。从山顶往下行走时，坡陡路滑，有的双脚一伸，干脆坐倒在地，两只手紧紧地抱着机器和行李，顺着山势一溜滑下，既快又省力。刚到宿营地，二局的人员又不顾疲倦，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情报工作中去了。待整个宿营地簧火四起、鼾声一片时，曾希圣已把审核完毕的一份份军事情报，拖着疲倦的身躯，送往中革军委的领导……
1935 年6 月12 日，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军委二局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右路军，于8 月21 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整个草地的景象，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不见人烟，只见水草莽莽”，千里沼泽，“夐不见人”, “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的真实写照。我们的红色战士，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舞火，食青稞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路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二局的同志在曾希圣的率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一致，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看着二局的队伍带着机器设备都过来了，曾希圣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正当部队准备北上之时，张国焘却拥兵自重，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竞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诬指北上是右倾逃跑，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张国焘同时电令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也全部南下，电报发到了右路军司令部。曾希圣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当即报告了时任右路军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剑英连夜骑马赶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当即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事不疑迟，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北上甘南。部队出发前，毛泽东特别指示叶剑英秘密通知二局做好转移的应急准备，并特别强调要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3 人先行一步，以便缩小目标。接着，为慎重起见，叶剑英和彭德怀又商量了二局如何整体转移的细节办法。
叶剑英向曾希圣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境地，曾希圣沉着平稳，冷静机智地进行着周密安排。他立即派人骑马追回二局外出背粮的2 0余人，并叫二局人员晚饭后提前休息睡觉，并提前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安排妥当以后，曾希圣便同曹祥仁、邹毕兆一起，以夜间查铺查哨的名义悄悄离开了二局的驻地，连夜赶到了中央机关所在地。半夜里，万籁俱寂，天空黑乎乎的。按照预先安排，二局的其他同志，既不吹号，也不点灯，一个叫醒一个，收拾好行李，用麻布片绑上马蹄，悄悄走出了驻地。这支队伍，行军时既听不到一个人的说话声，也听不到牲口的鸣叫和马蹄声，于天亮前全部赶到中央机关驻地。
曾希圣集合队伍，向早已等候在山坡上迎接二局的同志的彭德怀军团长报告说：“军团长，我们二局的同志都过来了！”
彭德怀见二局人员一个都不少，且全部脱离险境，顿时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放心了，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了！”
曾希圣笑笑，说：“我们二局时刻听从党中央号令，时刻跟着党中央走… … 随后，彭德怀又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共同跟着党中央走。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一大功啊！既保证了二局全体同志的安全，又保证了往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情报供应。”
1935 年10 月19 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零九天，纵横11 个省，行程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在此期间，二局也分秒不停地工作了一年零九天，胜利完成了艰巨而伟大的情报工作任务。曾希圣和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二局，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为保证部队行军安全和作战胜利，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重重困难，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怕疲劳，顽强拼搏，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严密监控敌台，及时破译密码，想尽一切办法，迅速、准确地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出色地完成了技术侦察任务，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军委二局在长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叶剑英于1975 年回忆长征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 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毛泽东对二局的工作很赏识，评价很高，称赞二局是“好的二局”。他很形象地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他还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时特别提到曾希圣的二局，说：“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朱德和我了。”毛泽东经常对人说，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 “我们和蒋介石打一仗，好像玻璃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叶剑英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曾希圣不简单，可以识得天书（指无线电密码）。”他还幽默地说曾希圣是“能读天书的人”。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二局的工作十分重视，对二局人员的安全和生活关怀备至，红军进入甘南地区，敌情比较复杂，毛泽东亲自向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交待，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这样，红军视二局为革命的“宝贝”，每天队伍出发时，左权参谋长都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人员全部走完了，才动身去追赶部队。在一次休整期间，毛泽东将他的马匹和担架，让给二局患病的同志乘坐，他自己则随部队步行前进。曾希圣始终不能忘记，每当部队或群众给毛泽东送来战利品或慰问品时，毛泽东总是惦念着二局，总要分‘些给二局的同志。中央领导的关怀和照顾，让二局全体人员深受鼓舞和教育，进一步增强了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甘做革命的“鲁班石”
1935 年12 月2 日，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在陕北保安会合，大家都很高兴，情报队伍又壮大了，大家欢聚一堂，进行友谊联欢。军委主席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勉励大家要“搞好团结，安心工作，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曾希圣十分高兴，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大家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努力，把二局的工作做得更好。
当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净，共同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请示有关二、三局的组织调整问题。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为便利开展工作，形成合力，决定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3 个技术侦察部门正式合并，于12 月5 日这天成立了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罗舜初任副局长。
12月8 日，军委二局和三局在保安举行联欢庆祝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出席。开会之前，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情报队伍合二而一，你这个当局一长的可更加神通广大啰！”
曾希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报告毛主席，家是大了，可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组合型家庭，这个家长不好当啊！”
毛泽东一怔，忙问道：“你这个能识天书的人，又碰到什么问题呀？” “是这样的，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安于位的情绪，想换换工种……”
毛泽东说：“那我得好好讲一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帮你排忧解难。”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在讲话时，针对二局和三局一些同志在长征结束后产生的不安于位的情绪作了一番开导和教育，并且特别强调了技术侦察和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像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学识渊博，喜欢引经据典去说明问题和讲清道理，知道他肯定要讲“鲁班石”的故事，于是都竖起耳朵聆听着。
果然，毛泽东给与会者讲述了一个民间流传的修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这样，辛辛苦苦千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于是，匠人们四处寻找，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锤草用的石头挺合适。搬去一试，正好不大不小。石桥终于修成了。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的。鲁班从此路过，量量桥身，又看着准备的石料，就知道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偷偷地按尺码量好一块丢下，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鲁班石’……”
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停了一停又说道：“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毛泽东寓意深长，借用这个故事说明二局和三局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大家要充分认识技侦和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要树立革命事业心，安心本职工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那以后，大家深受感动，二局和三局的同志就常用“要做革命的鲁班石’，这句话来激励和鞭策自己。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上空，风云骤变。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安危，东北军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过程中，国民党内部各派活动频繁，国民党军各部电报往来密集，都被军委二局侦收到了。
12月13 日清晨8 时许，二局电译股股长陈初福刚走进窑洞办公，值班译电员交过来一份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报，说：“这份电报很奇怪，缺字很多，连不成句。”陈股长接过来一看，译电稿上断断续续显示着“兵谏”、“留省、反省”等字样，按其意思，有的还没有看懂，他大吃一惊，觉得这份奇怪的电文非同小可。他马上摇通了曾希圣的电话，曾希圣立马赶过来了，陈福元汇报说：“曾局长，这份电报很重要，但缺字断句太多，还没有完全破译出来… … ”
曾希圣接过来一看，眉头马上皱了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进行琢磨，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按着字的本义，喃喃自语道：“谏也，意为对君主或上司的规劝；留，意为不使离去，或挽留，或扣留；省也，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
曾希圣凭着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和日常观察分析能力，马上兴奋起来。根据前些时候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发现蒋介石准备在12 月中旬在西安召开作战会议，撤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职务，让蒋鼎文和卫立煌两人取而代之。曾希圣想，是不是张杨两人被逼“犯上”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兵变？
曾希圣的脑海高速地运转起来，凭着娴熟的侦破技能和造诣颇深的文字功底，他反复往电报上填字进行连句，待有几分把握之后，郑重其事地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起来。此时，曾希圣觉得事关重大，马上拿起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朱德，然后将电报内容稍加整理，径直去军委当面汇报情况，接受军委的指示。曾希圣从军委回来后，把译出来的和没有译出来的电文又检查了一遍，并说如有急报，要尽快译出来。曾希圣又告知三科胡立教科长，严密监控东北军、西北军和在甘肃的中央军以及驻河南的各中央军电台动态，同时要特别密切注视何应钦指挥的中央军和胡宗南部队的行动，防止“亲日派”利用张扬扣押蒋介石的机会，投靠日本，制造新的内战。 在那段非常时间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曾希圣和军委二局不负众望，日以继夜的工作，想方设法汇集各方面的反应，了解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西安的情况，密切注视和掌握有关军队的动向，将所获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配合党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统内部的“红色电波”
1939 年5 月的一天，素有“雾都”之称的重庆市，又是大雾弥漫，几米开外就看不清人影。这时，位于重庆市曾家岩50 号的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团驻地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曾家岩50 号，因周恩来常在此办公和居住，人们又称之为“周公馆”。这两位不速之客在会客单上写下了各自的姓名和身份，一个是张蔚林，一个是冯传庆，两位西装革履，均是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俩对接待人员说，两人均系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的工作人员，因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心里已产生怨恨情绪，困难当头，他们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工作，驱逐日本侵略者… …
面对两个国民党的军统人员来访，接待人员感到事关重大，将两位年青人安置在会客室休息后，立即向领导汇报去了。
当时，中共中央驻重庆市代表团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正是赫赫有名的“情报专家”曾希圣。1 938 年秋，中央机关在延安开展发扬民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整风学习。在学习中，中央军委二局的同志对曾希圣提了不少意见，多是针对他那火爆脾气的。熟悉他性格的人都知道，他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同事和部下的钦佩；但他对部下要求很严，办事性子又急，今天的事决不能拖到明天，训起人来就不太讲究方法和场合，往往弄得别人下不了台。正因为如此，部下对他的意见也不少。当然，所提意见，难免有过火、不实之词。曾希圣对此有些想不通，便去见毛泽东，诉说着自己的想法，说是在二局工作时间长了，要求严格，很不自由，希望调动一下工作，变动一下工作单位。毛泽东一向重视人才，他很器重和关心这位出色的情报专家，也很清楚曾希圣的个性和特点，便很幽默地说：“讲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里都要受限制呀……”一番风趣的语言，使曾希圣解开了思想疙瘩，心中不平之气顿消。以后，曾希圣不再提调动工作之事。1938 年12 月，因工作之需，中共中央调曾希圣到中央社会工作部工作。社会工作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在革命斗争时期，主要负责隐蔽战线的工作，外国人称之为“中共情报总局”。曾希圣到任后，他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业务迅速了解工作情况，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不久，中央领导又找曾希圣分配新的工作，派他到重庆执行新的使命。他服从组织，决定，很愉快地接受了。
重庆，当时被被称为西南的重要山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美丽的嘉陵江缠绕着山城，日夜奔流。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了陪都。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非同一般，如同这座城里的浓雾一样，时而变化莫测，时而扑朔迷离，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都在这里粉墨登场，争相表演。1938 年10 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西迁重庆。为了确保重庆这块反共基地的稳固，身居军统局局长的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故此，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确定要加强重庆的革命力量，以促进形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局面。曾希圣临危受命，肩负着党的重托，人民的希望，于1939 年4 月经中央军委安排，秘密前往重庆，住在曾家岩50 号，直接受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
曾希圣到达重庆后，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局面，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千方百计地获取各方面的情报，以揭露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他夜以继日利用各种渠道搜寻查阅各种报刊，收听各方面的新闻广播，精心研究和分析各种情报资料，以便为我所用… …
当时，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听了接待人员的汇报后，觉得以前常有青年学生来中共代表团驻地，要求去延安，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考虑到作为戴笠手下的电讯处人员要投奔延安，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经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商量，认为曾希圣富有对敌斗争经验，决定由他去与两位不速之客进行正面接触。
曾希圣受领任务后，脑际急速地思考着问话的诀窍，以便试探出真假。在此之前，曾希圣通过调研有关资料知悉，戴笠是个搞情报的老手。戴笠经常对特务们说，概括而论，做特务工作，收集情报，并无一定技巧，而在善于做人做事，调察人情世故。如何调察人情世故，戴笠的经验就是“五字秘诀”，即“裙、办、师、财、干”。戴笠说，干特工工作，离不了裙带关系，一定要四处活动，八方联系，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朋友要交……为了对特务严密监控，戴笠还对军统宣布了“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按照军统的“五字秘诀”和“六不准”，曾希圣想，两位年轻人如果真是贸然来访，追求进步，虽然危险性大，但能为我所用，也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两位年轻人与我方接触，按“六不准”显然违纪犯规，可按“五秘诀”军统特务“广交朋友”之方法，是否为戴笠所设置的圈套呢？想到这里，曾希圣觉得还是采用“投石问路”的方法比较稳妥。曾希圣与两位年轻人见面后，两位来者将他们去延安的愿望侃侃叙述了一番，热情很高，迫切心很强。曾希圣听后，微笑着说道：“你们去延安的愿望是好的，可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戴老板最恨投靠共产党的人，处罚是很严厉的，抓到后不是杀头，就是送白公馆关起来，连家属也难幸免… … ”
曾希圣边说边观察他们的神态和反应。
张蔚林听了曾希圣的分析，知道他在搞“投石问路”式的试探，心中暗暗佩服。张蔚林瞥了冯传庆一眼，低头不说话了。
冯传庆见张蔚林示意自己回答问题，于是很坚决地说：“我在重庆就是有家的。不过，我走之前一定会把家安顿好，不能叫他们受到牵连’。”
“那，恐怕不容易做到吧。”曾希圣沉默了一会，静静的说道。
听曾希圣这么一说，两人有些发急了。冯传庆恳求着说道：“我们是下了决心的，否则也决不会冒险到这里来！"
张蔚林也补充着说道：“我们来之前是作了一番考虑的，请贵党相信我们，希望你们收下我们吧！"
曾希圣察言观色，从他们两人的眼神和口气里，看不出有什么鬼鬼崇崇的迹像，不像是奉命来搞特务活动的。但初次接触，仅凭言语和表象也不宜完全相信，在鱼龙混杂的重庆，在疑点未完全排除之前，是不能轻下结论的。于是，曾希圣又采用试探的语气说；“你们想到延安去，这很好，是为了参加我们的工作。那么，根据工作需要，发挥你们的特长，利用工作之便，在重庆这个地方也一样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呀！”
曾希圣不愧为对敌斗争的“情报专家”，他的一番试探言语，等于是“一箭双雕”, 如果你是真来投奔，那么我要你提供情报，为我所用，且情报的价值，我可以甄别；如果是假投奔，一是不敢提供情报，二是虚情假意提供的情报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两人听了曾希圣“婉留”之言，心中自然高兴。张蔚林急迫地说：“对！我俩都属军统电讯处的，在电台工作，我们今后可以给你们提供重要的情报。”
经过一番交流，曾希圣心中稍稍有数，下一步就只好看两人的行动了。曾希圣同他们握手告别时说：“好，两位既然决心己定，那就一言为定，让我们共同为抗日事业尽心尽力吧。”
为稳妥起见，曾希圣又通过种种渠道调查了解张蔚林和冯传庆的身世。调查证实，张蔚林出生于江南一个绅士家庭里。他在读中学时，因受一位国文教师的启迪和熏陶，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初步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抗战前夕，他投笔从戎，怀着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开始以为可以为抗日救国出力作贡献，没料到后来竟成为了军统特务机关的电讯员。当时在沦陷区，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节节败退；而日寇日渐凶残，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张蔚林身为一个热血青年，感到无比愤慨。同时，他发现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弱小且装备低劣，却始终活跃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游击战，英勇地打击敌人，不禁令他大为惊叹和敬佩。张蔚林到达重庆后，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特务机关的种种丑行，更加使他忧虑和迷惘。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他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古训是每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应有的道德水准，他很后悔自己深陷迷途，盼望找到一条能为中华民族作贡献的光明之路。
同在军统局电讯处工作的冯传庆，也出生于江南，是江苏扬州人，他比张蔚林大几岁。升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威海卫电台和天津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强，记码快，技术高超，发收报准确无误，被军统特务看中，软硬兼施将他调到了重庆军统特务的电讯总台，不久便升为报务主任。军统电讯处，在军统内部称为“四处”，是由原特务处电讯科升格而成，后在美国谍报机关援助下，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通讯指挥系统，其电台遍布全国。它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并单独设有一个人事科，负责管理和监控该处的电讯人员。由于该处工作的特殊性，戴笠将其视为军统的“耳朵”和“眼睛”，将该处安排在重庆马鞍山独立办公，与军统局各大处室分开活动。这里地处偏僻、环境幽静、葱郁的树木遮天蔽日。林荫处，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小型楼房顶部，密布着各式各样的天线。入口处，岗哨林立，戒备森林。远望去，只见洋房藏匿于林荫处，微风乍起，时隐时现，人们还以为是重庆达官贵人居住的别墅群呢！该处处长魏大铭，是特务处时期的“老军统”，他对无线电技术谙熟，是著名的电讯专家，同时还主管规摸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特务头子戴笠，就是通过这个中心来指挥和控制着分布在国内外的几十万特务，为蒋介石提供国内外以及国民党军内和党政要职人员活动的情报，并发布秘密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