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红岩春秋》2004年01期 作者：曾伯炎
记得那夜,风雪凉山的沙坪茶场,正放着那年才问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由罗广斌等写的那部小说《红岩》改编,大部分镜头集中在囚牢渣滓洞。
坐在银幕下一位50岁左右的人,看着便动容了,先是泪洒襟怀,继之是痛哭失声。
他叫王庸,原名王夔,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地下党开县中心县委书记,职业是开县师范学校教师。电影中介绍的头挂奉节城门的彭咏梧,江姐的丈夫,就是他发展介绍入党的。电影里讴歌的人物,几乎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此刻王庸却是被强迫“劳动教养”的右派,坐在银幕下,接受自己参与和制造过的历史教育,怎不悲痛呢?
王庸出身川东奉节的书香门第,他不是那种肚皮饿急了被逼去造反、革命,为翻身求解放的人,而是哀民生之多艰、痛民族之多危的书生,寻找济世兴国真理而不惜献身的志士型人物。他从哲学与经济学及社会学合铸的《资本论》,找到马克思学说,又从民主与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追求中找到共产党,他做了川东的红色种子,在学生与平民知识分子中,如牧师般布革命之道,如战士般擎革命之火炬。他不仅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还是革命斗争实践者,他参与过华蓥山的地下武装斗争,第三次国内战争中,还参与民运学运军运等群众运动与策反活动。50年代初,他过去在开县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的交通员杜之祥,分配做万县日报总编辑时,王庸被任命为奉节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却不嫌位低职小,热情地为政权初创工作。不久,他调重庆西南党校学习,被发现是理论修养很深的学员,还有教书历史,便留校任教员。只有革命理想、淡薄名位与权力的王庸,倒认为是在用其所长,他认为从前在地下时期,只能隐蔽地迂回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现在,可以在讲台上公开地高谈阔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亦快哉!他受到当时党校校长龚逢春的重视,也受到一批批学员的欢迎。
王庸离开了权力核心,几乎是恢复了他从前的教书职业,怎么又逃不脱1957年那张网右派的大网、还被网在小凉山的劳教营呢?在凉山,王庸从来就不吐一字,不怨一声,甚至他是彭咏梧的入党介绍人也隐而不露。他的蒙冤缘故,还是许多年后我的同学曾宪治(原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与杜之祥(原万县地区党史办负责人)给我透露出真相,我才从更多角度与更深层面,认识了这位前辈。
1955年由胡风的文学流派,升格为反党集团后,很快再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全国在清查与这集团相关的一切人的同时,又展开内部肃反与审干运动。王庸即受到审查,审查的重点是他当年在奉节被捕以后,是否有叛党言行。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有当时也在党校任教员的曾宪治,他们一行在奉节寻找证人证据,从敌伪档案中查到当年王庸受审问的记录——问:你是共产党吗?答:我是教书的。问: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吗?答:我这教书匠,只信奉孔夫子。全部审讯记录,未发现任何暴露自己与同志的话语。找到当年看守监牢的人,谈到王庸逃出监牢的情形也与王庸说的相同:即由王庸在万县专署任秘书的舅父,花了一笔钱,买通了狱官,趁日本飞机轰炸,全城惊慌跑警报时,开监让王庸悄悄地出逃。王庸出逃后,找到组织,就隐身华蓥山去进行武装斗争了。这段被捕的历史,没有叛变的任何形迹,应是坚持了信仰,且从出狱后几年的地下斗争可作证。偏就有那么一种刁钻古怪的人,长于猜疑与忌妒并以专找别人的麻烦为乐,对王庸的清白历史,依然想抹些污浊栽些尾巴。不是党校校长龚逢春干预,王庸在1955—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就会戴上革命叛徒的帽子了。但是,1957年张大网网右派时,不仅王庸逃不脱,就连因参与调查王庸被捕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曾宪治,也网入右派去凑数了。
在那凉山大相岭上,彭咏梧烈士的引路人王庸被囚,并非特殊的孤例。这里还有《红岩》中孙明霞原型的丈夫王旷石,乃至早期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王右木烈士的儿子王泽丰,他们都是党龄不短、斗争历史颇长的地下党人,所区别的只是书生与大老粗耳。
王庸上凉山,在我们这批少壮中是长者了,开荒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白岩作业区去当保管,管工具管物资,少了浴风沐雨日晒雪淋,就少了熬煎与折磨,也是不幸中之幸了。
大跃进后是大饥荒,这不产粮的荒山加上集中了成、渝等地上万的右派分子与“反社会主义”分子,饥荒就来得更早,营养不良出现的水肿,使这些瘦猴型的书生,变成胖胖的熊相,连走路也偏偏倒倒了。这天,我正歪倒在路边的土坎,背着一个药箱的陶在廉走来,歇下脚同我攀谈起来,这位重庆市农林局原畜牧科长,此时做了场里兽医,虽然专业是畜牧,也就凑合着用他了。他是浙江名门之后,祖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时,鲁迅敬为乡贤常去拜谒。他的叔祖父陶成章,是民国元勋,与胡汉民、廖仲恺齐名,就是这些家庭背景,成了他划右派的历史根源,何况他的父亲在台湾的空军中做军医!陶在廉本人曾在史迪威警卫连,代表战胜国远赴印度接受日本投降,这段历史,1957年时竟成了弥天大罪!后随着我国对美政策逆转、客观评价二战历史,史迪威将军之孙邀其访美,陶又成反法西斯英雄,媒体以“老兵陶在廉的晚年生活”为题详加介绍,去年辞世前,他多舛的政治生命终于回光返照了一回。
现在,有他这兽医职务,经常巡回去各中队为猪牛防疫治病,就得到各中队的照顾,开饭时,给他的青菜萝卜多添一瓢,或者玉米粥也添半碗,他那一米八的大块头食量比我大,还没遭水肿。此时他对我说,今天去白岩作业区,顺便帮我们实验区干部食堂领点菜油,把我在歇台子党校学习时给我讲课的王庸遇见了,他在当保管员哩!
我说,那你的运气来了,今天不只肚皮打胀,还跳“丰收舞”。老陶一顿足:别说了,这老头不知该说他古板哩,还是占典呢?你看他管粮油,自己却在水肿。他给我这瓶子装菜油时,我这瓶子要装一斤二两,我求他多给二两,他笑一笑说:你的领条,不是只有一斤吗?我给他磨一阵嘴皮,全是浪费唇舌。后来我看到库房里堆了不少洋芋,求他撮些给我救急。他说,收时,登记入账,将来数量少了,怎么交待?我说,报点鼠耗就敷衍过去了嘛!王庸正色道:人,怎么能学老鼠?!老陶给我叙述时,一半是埋怨、一半是称道,称道在这种生死关头,还有这种公私不苟的君子。
那么,当局者淘汰王庸这种有君子作风的人出局,又有多少小人在钻营入局呢?把王庸这种洁身自好者革除,又有多少卖身求荣求富者神气了呢?
那次大饥饿过去后,许多熟面孔不见了。我以为王庸没有去“阴国”,也该回到巴县他妻子教书的地方了。谁知他还留在山上,出现在制茶车间。饥荒年间半老的人,转眼就是十足的王老头了。采茶季节,他在磅秤前一坐,给全场送去的鲜叶打收据,更重要的是给茶叶定级,成了总质检员,大约上面也知
此人非常认真,“唯才是举”、“物尽其用”吧。把一级鲜叶铺在面上,二三级的藏在底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那种负责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依然如故,这个右派在这严酷与困危的环境下,似乎从来没有被改造,不少人在此折磨中,学会圆滑世故,敷衍塞责,王庸以他的精神人格,却在影响人们、改造别人哩!但是,在他的同侪眼里,这王老头只是一个“方脑壳”,在劳教所的干部眼里,他也只是一条很会把家的狗而已。少有人发现这种精神人格的价值。
1972年,我探亲回成都时,还去乡下亲故中访问,看到听到甚至遇到许多污浊的事畸形的人,那时把一切非正常现象,一概称之为:不正之风。探亲转去,悄悄与王庸说私房话,扯到我见闻的那些不正之风,包括“知青”返城与招工,家中父母必须从村支书乡书记到县一级层层送礼行贿,才能脱离乡村。他听了,瞠目结舌,摇着脑袋,一再说:“不可能!”这个书生,囚在荒山上10多年,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经过阶级斗争的无情打击,经过饥馑的折磨,还经过这运动那运动一波又一波对是非的颠倒,早已不是他梦里的世界了。
1975年,王庸已60好几的人了,也许是使用价值越来越少,在这凉山已18年,也缺乏再囚囿他的借口,终于让他回到巴县,他妻子是那里的中学教师。送他去入户的人回来说:下火车,他的儿子来接他,看见父亲挑着一担行李,歪歪倒倒,也不敢帮父亲挑着,怕别人看见了,认为是同情摘帽右派的父亲,没有站稳革命立场,那时,正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还在革哩!
1979年春夏之交,我已回报社重操旧业数月了。一天,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叫住,一看,是王庸,穿一身旧的蓝色哔叽中山服,气色很好,笑容满面,我们握着手,我邀他去我家,他说要去看邓止戈。邓止戈是老地下党,也是四川理论界著名人物,我年青时就知道。我忖测:王庸该早就回歇台子党校了,他的理论修养又派上用场了。过了几年,陶在廉从渝来蓉,我问起王庸,他说王老头不知为何,工作未落实,有两年是挂在党史办,最近才安排在西南农大任系总支书记。我说,去重庆时,一定去农大看望他,这位长者是我尊敬的。
80年代前后,去过几次重庆,皆因事烦,没有空出时间去北碚西南农大访问。到了90年代中期,还是陶在廉来告诉我:王庸走了。我很失悔,这么多年,就没挤出时间去拜望他,这类忠厚谨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是越来越稀少了啊!再一想,王庸没有命丧小凉山,总算以高龄寿终正寝,又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