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们联系到陈佩瑶的杨老师开车将我们送到陈家所住的大院，然后在楼下给她打电话，不知怎的，突然有些忐忑，毕竟，她是我们将见到的第一位，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熟悉陈然并与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人。
上得楼去，陈阿姨已经在门口迎接了，她个子不高，微胖，梳着整齐的直短发，仔细看去，她五官周正、气质娴静，眉目间与照片中的陈然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杨老师将我们稍加介绍，便匆忙告辞上班去了，陈阿姨忙着招呼我们坐下，还要去倒水，我们连说不必。大家落座，我觉得大脑有几秒钟停止了工作，不知如何开头才好，顿了一顿，我把制作的“陈然纪念馆”纪念册拿出来，先给陈阿姨介绍了一下网上的“陈然纪念馆”，以及这本纪念册的几个部分的主题，我发现我居然有些呼吸急促，岁寒在我介绍纪念册时，为我们抓拍了几张照片，(谢谢！)
很快，采访转入正题，以下是采访摘要：
我小哥这个人，很可亲，很活跃，性格开朗，整天都快快乐乐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焦虑。他向往苏联，爱穿半统皮靴和夹克，而且喜欢把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显得很精神。他爱唱苏联歌曲、喜欢跳哥萨克舞，有时在家里表演给我们看，我和妈妈看了都笑得不得了，“你是在哪里学的哟？” “总还是有地方学的。”
我大姐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演剧队，我印象里头他们演过<雷雨>，后来就悄悄和演剧队南下走了，为此我妈妈哭得不行，我记得我父母还吵了架，我父亲就说她，你不要哭了，我相信女儿走的是正道。有次小哥和我说起来，自己参加抗日救亡，走上革命这条路，全是大姐引导的，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哪怕有什么不幸。我的二姐结婚以后就去过自己的生活去了，放弃了她的话剧事业，小哥很为她惋惜，二姐是很有演戏的天分的。
在家里，我和小哥年龄最近，什么话都愿意和他讲，他也常和我谈话，当然没有直接说跟着共产党走，就讲国民党很黑暗，他说，你也知道谁是代表人民的，你应该走哪条路。他向往我们也能过上像苏联一样幸福的生活，“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他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当时问，不牺牲不行吗？他说，那怎么行，你看苏联牺牲了多少人，为了解放，就是要付出代价。
我小哥从来没谈过恋爱，我有一次问他是不是恋爱了，“哪个说的？”“我在外面听说的。”他很不高兴地说：“瞎说，我不会的，你今后看嘛，如果有这些事，我就没法做我的事情了，你不要乱讲。”后来我就再没问过。
我曾经和小哥一起送过<挺进报>，自己也单独送过，送之前小哥拍着装有报纸的书包说，这里边的东西可是危险品哦，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很高兴，笑着轻声说，好，走吧。他告诉我把东西送到“开明书局”，交给里边出来的人就走，什么也不要说，“你不要问他，他也不会问你”。我从南岸过江，上朝天门码头，然后坐人力车到“开明书局”。我那时候小，就15、6岁，一个学生提个包包很不引人注意，印象里没有被跟踪过。
出事前几天，小哥好像预计到自己会被捕，他把我叫到他印<挺进报>的那间屋里，给我讲了他的预感，我听后就哭了，说那你现在就走嘛，他说是要走，要等到这期报纸印好以后。他说如果自己出事，要我好好照顾妈妈，我说你放心，我晓得，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我去人家家里做丫头，总是能挣钱供养母亲的。那次长谈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小哥被捕时，我母亲哭得很厉害，还被特务打了。我小哥就对特务说，你们在外面等着，我要换件衣服，吃点东西，把特务关在了门外。他进去穿了件毛背心在身上，倒了开水，吃了馒头，就给特务带走了，这都是后来我妈妈和我说的，她说其实他哪里吃得下嘛，主要是为了劝我，他说你放心，相信你儿子走的是正道，我妈妈说我晓得。
“小哥出事您是怎么知道的？”那时我家被特务包围了，谁都不能出去，后来我姐姐请的保姆钱嫂就说，我要出去买菜，我一个老太婆又不识字，干什么不让出去，这样我二姐就写了封信，由保姆买菜时带出来，寄到我学校，我得信后就知道家里出事了。钱嫂对我母亲非常好，当时我小哥被带走，母亲要跳楼，还是钱嫂抱住的。我小哥早就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曾和钱嫂说，如果我以后出了什么事，请你好好照顾我的母亲，好像还给了她一些钱。保姆一说起小哥就说陈先生是个好人。
家里出事后我就再也没回野猫溪的家里住过，偶尔回去看看母亲，都被她催着离开，怕被特务看到。小哥被捕时，我大哥在汉口，已经有小半年没和家里联系了。
我后来去了育才学校读书，育才和别的学校不同，老师教我们<大众哲学>，还给我们讲革命的道理。那期间，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好多学生队伍，一直游行到重庆市中心，国民党也没有办法，那么多学生，他去抓谁嘛。我们学校还有一点好，一有生人来，全校很快就传遍了，就说“有尾巴来了”，这样大家都提高警惕了。我们上晚自习的时候，国民党经常拉闸断电，同学们就在操场上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简直就是个小解放区。我们自己种菜，炊事员还自己养猪，给学生改善伙食，对学生非常关心，我们解放后才知道，炊事员中有几个就是共产党员。我在那里读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非常深刻、非常美好。同学们互相帮助，感情很深。
“营救您小哥时，您还去和特务谈判过？”当时也不知道是特务，以为只是个有门路的人，后来越谈越不对头，我那时虽然人小，警惕性还是比较高，因为在育才这样的学校读过书，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没再多说就走了。另外因为从小和小哥住在一起，他经常在这方面提醒我、教育我，遇到什么样的人就要注意了、什么话不能听信，所以我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学校嘴也挺紧，从来不和别人摆这些事。
1949年10月28号，小哥他们被押着在精神堡垒那个广场游街游了一圈，那时候小吕(吕培滔)一直跟着那个游街的车子走，听见他们喊口号，不过不知道都是谁。后来才知道有陈然，都在大坪枪毙了。收殓遗体都是小吕他们收的。
抗战期间，为躲轰炸，我们没有住在城里，而是住在朝阳河，乡下东西也便宜一些。我父亲当时失业，靠失业金(？)养活我和我妈。我的两个哥哥都住在城里，可能住在一起，也可能各自有宿舍，我不太清楚。
小哥为什么改名我不清楚，朋友们都叫他“老德”，我叫他“小哥”，母亲、姐姐叫他的小名“香哥”。我的两个哥哥都讲普通话，姐姐讲四川话，因为要和保姆讲话，保姆听不懂普通话。我母亲是扬州人，烧得一手好菜，像蒋一苇等朋友来，都是我母亲下厨房。蒋一苇、陈曦、蒋真，都是很好的人，我以前经常到他们家耍，那时候他们和母亲孩子一大家住在一起。解放后蒋一苇来我家，说我小哥是个好人，很了不起，我的母亲是个革命母亲。
我母亲是1951年上半年去世的，她是气管炎，一发作起来，很快就不行了。我父亲是1945年上半年去世的，脑充血，我的两个哥哥把他抬到七星岗的一家“市民医院”，还遭了医生骂了，说人都死了还抬来干什么。
“<红岩>里的成岗和您小哥像吗？”我觉得不是太像，人物好像还不够深刻。罗广斌我见过几回，他说他和陈然在牢里非常要好，可以说是生死之情，他敬佩我小哥的一切，他说他自己和小哥就不能相比了，他总是对他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背了很大的思想包袱，后来和我们就没什么联系了。
“小说里的成瑶和您像吗？”经历当然不像，我没有上过重庆大学，不过和我的性格倒有点儿像，我参加游行，领头喊口号，那时候也不怕死。
罗广斌送给我好几本<红岩>，可是都被人拿跑了，我现在一本也没有了。还有那些老照片，我也一张都没有了，以前还放大过一张贴在墙上，就有人从墙上揭起走了，说你反正有底片可以再放，我又不能喊他放下。
“您孩子这一辈对他们这位叔叔、舅舅怎么看？”他们都是很崇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