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川东地下党口述实录 [复制链接]

2011年04月10日 02:44
来源：重庆晨报



冒雨，上午9点半，终于在重庆出版社老宿舍楼找到了林梅侠老人的家。推门进去，老家具、家居用品、各式书籍填满了屋子，83岁的林梅侠婆婆和88岁的老伴周爷爷正在喝粥。家里的书排得相当整齐，不过好多已经泛黄，一看就有些年生了，映着墙上木相框里同样也泛黄的老照片。黑白照片全是集体照，从照片上标的字和日期不难看出，屋里两位老人都是见证过一些历史转折点的。
林梅侠婆婆当年就是川东地下党员，从抗日战争时的“娃娃剧团”，到解放战争的华蓥山起义，林梅侠婆婆一直都在“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而努力。
往板凳上一站就宣讲抗日
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是共产党员，我其实是在他们引领下才认识到共产主义信仰的。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哥哥林向北比我大10岁，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清楚，只知道爸爸和哥哥是“进步人士”，他们都有“进步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我还在云阳县云安镇河南小学读书。我哥哥林向北当过我的班主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校长、我几任班主任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一直都在为了新生活而奋斗。当时在我思想里他们都叫“进步力量”，而“进步思想”就是团结一致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因为我们镇也多次受到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大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极深。所以我和我的同学都参加了一个进步组织叫“云阳儿童抗日宣传团”，我们叫它“娃娃剧团”。每天放学后，老师就组织我们学抗日歌曲，编排抗日话剧，然后我们就在镇上表演、宣讲。《放下你的鞭子》、《小勇士》、《沦亡之后》……好多话剧情节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们手上提个小板凳，在热闹之处小板凳一摆，站上去就可以宣讲抗日。
1939年7月，上海的孩子剧团来到我们学校，我们就和他们一起，在暑假里下到农村去宣传抗日，表演抗日节目，也慰问伤兵。开学后，早上我们就集合，跑步去学校，边跑边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称之为“晨呼”，也是为了唤起镇上人们的抗日激情。晚上就上街宣传，讲抗日故事。
你看，我家里墙上有一张照片就是1984年孩子剧团成立四十七周年时，我作为重庆代表去北京，邓颖超接见孩子剧团的成员们一起合的影。
那些书籍让我看到了希望
娃娃剧团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0年，我小学毕业去云阳简易师范学校附属女子中学念书。
在中学里我有一个同学叫魏谷芬，比我们大好几岁，她是共产党员，她爸爸就是我小学的校长，当然这些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魏谷芬在中学时借给我一些“进步书籍”，那是我第一次从书本上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虽然不太懂，却感觉很振奋人心。
1943年我中学毕业后，就回到我以前的河南小学当了老师。于是又接触到了一些同事，其实他们都是进步青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借给我好多书，《大众哲学》、《一个新中国的女战士》、《一个女兵的自传》、《寄小读者》……那时候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看书上，这些书籍里的故事、人物给人以鼓励，让我觉得即便是女子也该有所作为，对国家对民族有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时我爸爸和我哥哥都已经离开云阳了，1944年我哥哥写信给我，鼓励我要走出去，拓宽眼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在我哥哥的安排下，去了成都彭县（现在的彭州），又在那里一所小学教书。我在家访时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竟然也认识我哥哥，是我哥哥的朋友，于是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进步人士”。那对夫妇家里有很多书，都很慷慨地借给我看，高尔基的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的苏联文学全部都是那期间接触到的。这些书籍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觉得苦难的社会里希望没有泯灭，我们应该为了希望而奋斗。
我凑了路费来重庆继续读书
终于抗战胜利了，我写信给哥哥（当时他已经上了华蓥山），说我渴望继续读书。于是在哥哥朋友的帮助下，我凑了路费于1946年2月底来到了重庆。那时候的重庆刚刚发生了“较场口惨案”，气氛很紧张，社会环境也很乱，物价飞涨、抓壮丁、强征口粮……百姓怨声载道。
我想去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中学念书，可惜没钱。幸好，当时陶行知先生和李公朴先生创办了“社会大学”，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管理，专门培养开创新中国的进步青年，传授民主进步的思想。我上“社会大学”几乎是半工半读，不要钱的，白天去给人教书、代课，晚上就上学。同时，在这些进步人士的带领下，我也参加了很多学生民主运动。
从小我就特别信任我哥哥林向北，我坚信，哥哥和爸爸一直在为所有人的幸福而奋斗，至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敢问，问了也不可能说。但在我心里早就认定他们就是为百姓谋幸福的共产党员。
后来，通过我哥哥林向北，我和共产党员陈作仪结婚了。江竹筠和我们住得很近，经常他们在屋里开会，我就在门口望风。我身边全都是川东地下党员，这时我终于可以看到不少共产党的文献了，比如《整风文献》。陈作仪搞《挺进报》的时候我也一起帮忙。
这样的生活直到1948年老陈被捕。
下山后，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老陈被捕了，我成天都想着如何把老陈救出来。哥哥对我说，“要用积极的战斗代替营救”，于是我跟着哥哥一起上了华蓥山。
那是1948年7月，我乔装成放暑假回家的学生，还专门学了几句当地话，这才把一路上国民党设置的层层关卡蒙混过去。在华蓥山上，共产党员都被分散安排在老乡家里，全部都化装成当地农民的样子。在山上我只待了一个月，就下来了，一方面是因为我有孕在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下山有重要任务要完成。
我回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华蓥山起义筹备电台，给地下党员送信。因为老陈被捕，就是被叛徒出卖的，所以我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只能暂住在一位护士家里，在那位护士的掩护下执行任务，联系进步青年参加华蓥山游击队，并筹备采购秘密电台通讯用的零件等。
不到一个月，就得到消息说华蓥山起义失败了，大批游击队员都要转移和撤退。所以我们下山执行任务的同志也必须要就地找职业掩护自己。我怀着身孕，在幼儿园当起了老师。
1949年1月13日的傍晚，我感觉孩子快要出来了，房东有忌讳，我只能在废弃的厨房里生。厨房里布满扬尘吊吊，除了凉板和谷草就是一条烧火用的矮板凳，还有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这让我想起我读过的苏联小说《虹》，里面的苏联女游击队员娥琳娜生孩子时比我还艰苦。孩子出生后，隔壁的郭大娘才赶来帮忙，找不到东西剪脐带，只能把瓦瓢羹打破了，用碎片把脐带割断。这是我和陈作仪的第二个儿子，后来老陈直到在渣滓洞牺牲也没见过这孩子一眼。
啊，原来我还不是党员啊？
生完孩子后，我必须要出去工作了，革命需要钱，带孩子也需要钱，更何况老陈被捕后外面风声很紧，已经有人盯上我了，我不能继续住在那位护士家里了。
我们迅速在偏僻的弹子石找了一套屋子，成立了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直属支部，由陈联诗（《红岩》“双枪老太婆”原型）任支部书记。表面上我们几个成员是一大家子人，表亲关系。在弹子石地下室里住着“四对夫妻”，事实上其中三对都是为了掩护身份假扮的，只有我哥哥林向北和陈联诗的女儿宁君是真夫妻。
支部也成立了，生活也暂时安顿了，1949年6月，他们让我入党，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啊，原来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啊？”我一直在进步力量中成长，又和川东地下党一起出生入死，完成任务，我早就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了。陈联诗笑着给我解释，虽然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党做事，早已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思想，但一直没有组织关系，程序上还不能算党员。鉴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大家决定直接让我入党，免去一年的预备党员期，按规定入党介绍人需要两名，我也特殊处理了，只有一名介绍人，就是我哥哥林向北。从此，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抱着小儿子去渣滓洞认遗体
那时已经是重庆解放前夕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报复，四处搜寻地下党的行踪，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紧张，一旦遇到熟人就要搬家。我一直盼着解放了，陈作仪就能回来，一家团聚。
可惜，在“11·27”大屠杀中，陈作仪牺牲了，直到死，他也没能见上小儿子一面。后来我跟着我哥哥他们一起去渣滓洞清理尸体时，我专门把10个多月大的儿子抱着一路，就是为了让他见爸爸最后一面，当然，也是第一面。
我和陈作仪的小儿子叫“普罗”，我取的，根据希腊神话中一位神的名字取的，“普罗米修斯”是“取火者”，为人类带来光明的意思。大儿子“咏白”是陈作仪起的，我们都是在黑暗社会里歌咏白天的前行者。
本版文图/重庆晨报记者 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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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林梅侠曾是川东地下党员。
人物简介>
林梅侠，女，汉族，1927年生于云阳县。少年时曾参加云阳县抗日儿童宣传团，读中学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1946年就读于重庆社会大学时，先后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实践社。1948年夏参加华蓥山游击队。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曾在重庆市妇联、中共重庆市委高干班和市委党校、市博物馆等单位工作。

陈太侯，从绿林好汉到游击队司令

19 　　“前段时间，全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白狼》，以曲折跌宕、惊心动魄的情节，描述了解放前四川东部一个小县城的富家女子白晓月，如何由大家闺秀变成一个凶悍女土匪头子的传奇一生。这让我再次想起我曾经整理过的彭咏梧领导的奉大巫起义资料中的陈太侯。剧中与现实生活的不同点有两处：一是剧中主人公白晓月是女的，历史中的陈太侯是男的。二是剧中的白晓月在解放时蒙冤入狱，在判处死刑后获救了；陈太侯蒙冤入狱，被判处死刑。”近日，奉节县委党史研究室专家王远林，向记者详细介绍了陈太侯从绿林好汉到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的悲壮人生。 　　除暴安良，威震下川东 　　他召集闯荡江湖的好汉组建“金兰社”，专门与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作对。他直奔国民党奉节县法院院长办公室，用枪警告对方“少在我身上打主意”。消息传开，官吏土豪十分惊慌。 　　陈太侯，1917年出生于奉节县昙花乡（今公平镇）板屋村，排行老四，人称“侯四爷”。父亲陈子谦是晚清武秀才，自幼随父习武，养成抑强扶弱、英勇豪侠的性格，人缘极好。  　　1937年，陈太侯因妻兄王华抢劫而受株连，被国民党政府冤判15年。后由保、甲长联名担保，他于1939年获释，回家后又多次遭诬陷，被官府通缉，虽然逃脱了，但有家难回。  　　陈太侯深感在黑暗社会孤雁难飞， 1943年他组建“金兰社”，其成员多是闯荡社会的江湖好汉。他们除暴安良，专门与国民党政府和土豪劣绅作对。  　　陈太侯被推举为“大爷”，自然要维持“金兰社”的开销。1943年他将自己家的7石旱田（地）当得5两鸦片，拿到竹园场换包谷酿酒。不料，鸦片被国民党竹园区区员刘赐禄没收，还被罚款300块大洋。陈太侯几次找人求情索还，均遭刘赐禄拒绝。忍无可忍之下，他借了一支手枪，在竹园场一家烟馆门前将刘赐禄击毙。  　　事发后，国民党奉节县法院全力追捕陈太侯。一天上午，陈太侯叫上几个帮会兄弟随他一道去县城。 　　他们大摇大摆来到县法院门口，手持名片向门卫一晃说：“我们是李院长的朋友，专程前来拜访。”门卫信以为真，放他们进去。  　　陈太侯等直抵院长办公室。正在批阅案件的院长一抬头，手枪已对准了他。  　　陈太侯戴着墨镜幽默地说：“我就是你要捉拿的陈太侯，今天是找上门来投案的，请院长发落!”此时，院长已被吓得目瞪口呆。  　　陈太侯用枪指着院长的鼻子说：“你以后少在我身上打主意，你若要动我一根汗毛，我就请你吃‘花生米米’！”末了，他命令院长：“赶快送我们出城!”院长赶快起身，将陈太侯一行送到城外。分手时，陈太侯对县法院院长说：“请你回去报告曹县长，就说我陈太侯来拜望过你，改日再来拜望曹大人!”消息传开，官吏和土豪十分惊慌，陈太侯因此名声威震下川东。 　　弃暗投明，发誓跟党走 　　他拒绝官府请他参与乡政管理的邀请，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太好了，决心跟共产党走，就是杀头也要跟着共产党。他被批准入党，被委任为川东纵队副司令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官府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提出让陈太侯参与乡政管理，想用这种办法逼陈太侯就范，但遭到陈太侯的拒绝。 　　陈太侯一面支持好友彭汝中出任乡长，为他做上层掩护；同时，他还打听1941年初从国民党狱中逃跑的共产党人王庸的下落。他仰慕王庸的为人，想跟着王庸干革命。  　　1947年，川东临委决定在下川东开展游击活动，派卢光特同志在奉大巫一带清理党组织关系并壮大组织。卢光特听了地下党员张休甫介绍陈太侯的情况后，即向汤溪特支汇报，并和张休甫一道以王庸的名义同陈太侯见面。陈太侯讲述了失学、失业以及与官府对立的经历。他说：“我一生乱闯，没人指路。共产党的主张太好了。我坚决跟共产党走，就是杀头也要跟着共产党。” 　　1947年10月，王庸同陈太侯见面。陈太侯接受党领导后，把昙花乡乡长彭汝中也带上革命道路。后来彭被捕入狱，囚禁于渣滓洞，1949年牺牲于“11·27”大屠杀。  　　1947年12月，彭咏梧、蒋仁风、江竹筠、吴子见等来到奉节青莲中学，对陈太侯进行考察。彭对陈太侯十分赞赏，不仅批准了他和10余名武装骨干的入党要求，还代表川东临委任命陈太侯为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兼第三支队（即奉大巫支队）司令员，彭咏梧担任支队政委。  　　指挥起义，血战奉大巫 　　奉大巫武装暴动，引起国民党政府震动。敌人围剿奉大巫支队抓捕陈太侯。他率队掩护队员突围，然后找准机会袭敌，打完又消失在崇山峻岭。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1947年12月15日晚，在昙花乡母圣垭田湾陶家，由陈太侯主持召开了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170余人出席。陈太侯和大家喝雄鸡血酒立誓: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赴汤蹈火，不怕牺牲流血。  　　支队成立不久，彭咏梧决定1948年1月8日举行起义，然后与巴北支队联合，开辟从云阳经奉节至巫溪长达400余里的游击战区。  　　游击队员攻打云阳南溪，还在西宁桥打响奉大巫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在国民党政府中引起震动。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命令国民党79师师长方靖派兵，与第九区（万县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涛所部一道，清剿奉大巫支队，抓捕陈太侯。  　　方靖的一个正规营从巫溪北下，李鸿涛调集保安中队联袂南上，对青莲、昙花等地游击队实行围剿。  　　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彭咏梧和陈太侯把队伍拉上青莲乡最高的老寨子，避开敌人锋芒，然后将4个中队缩编为两个大队和一个后勤支队。由陈太侯率队掩护一、二大队突围，然后  陈太侯带领部分队员继续开展游击斗争。他们打完又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敌人在奉节与巫溪设立剿共联防指挥部，悬赏捉拿陈太侯；一边逐山逐岭围剿，挨家挨户搜查。敌人把陈太侯的家属和周围群众抓到昙花寺，捆绑吊打，逼他们交出陈太侯，陈太侯的妻弟邱红桂受尽酷刑后被当众枪杀。 　　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陈太侯和游击队员谭国保等扮成货郎，找到了川东临委联络员周仲祥。周让陈太侯派人到重庆电力公司找刘德惠接头。陈太侯即派其弟陈元凯去重庆，自己则到巫溪县汤家坝找彭咏梧等带领的游击队，但到了预定的联络地点，却不见游击队下落。  　　焦急之中，陈太侯碰见到汤家坝弄粮食的游击队员罗先宽，决定向鄂西北投奔李先念的部队。可惜，陈太侯率领仅存的队伍转战到城口菜坝子时，被城口县保安中队发现。敌人把游击队重重包围。夜幕降临时，陈太侯等边打边冲，突出重围，但两名队员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此时敌人已堵住了各要道口，陈太侯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他只身回到了老家昙花乡。  　　孤身遭袭，逃出包围圈 　　藏身处暴露，遭敌人机枪扫射。他从楼上投下一物吓得敌人卧倒，他拔腿逃脱。途中，将血裤扔进池塘，丢一只鞋在塘边，制造投塘假象。然后，他跑到一尼姑庵扮尼姑养伤。 　　此时，派到重庆寻找党组织的陈元凯也回到昙花乡。他告诉陈太侯，川东临委遭受破坏。陈太侯心中十分焦急，他决定亲自去重庆找党组织。  　　陈太侯先到了寂静乡龙坡藏在队员刘国的家里。不想消息走漏，1948年3月5日晚，伪县警察中队包围了刘国的住宅。敌人3挺机枪、10多支步枪一起对准刘国的房子扫射。 　　敌人在外面疯狂地叫喊：“陈太侯你再不出来缴枪投降，我们就要放火烧房子了！” 　　陈太侯回答说：“枪是要缴的，把你们的长官喊来再说!” 　　敌人停止了射击。趁这间隙，陈太侯将房屋的后山墙掀开，从楼上投下一物，砰然落地，敌人大骇，纷纷卧倒。几乎同时，陈太侯从山墙豁口跃出，站在岩石上端起机枪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 　　趁这难得的瞬间，陈太侯抽身就跑。摆脱敌人跑到一堰塘时，陈太侯发现自己左腋负伤。他机灵一动，将衣服撕成布条包扎好伤口，然后脱下血裤包着石头扔进塘里，还丢下一只鞋在塘边，制造投塘自尽的假象。 　　敌人追到此，以为他投水自尽，于是放水捞尸。此时，陈太侯穿着短裤，赤脚奔跑转移到郭家沟后面一尼姑庵。在尼姑寅贵的掩护下，陈太侯化装成尼姑在此养伤。  　　虎口脱险，加入解放军 　　在登船赴重庆找党组织时被发现，敌人拿着他的照片，持枪查乘客，他扮成伙夫下船脱险。最终，他投奔解放军，随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参加了解放和接管重庆的工作。 　　陈太侯在尼姑庵养好伤后，决定到重庆去找党组织。他向好友黄允中借了路费，又通过黄的关系，说通了“民来”号轮船上管伙食的张光彩，由张光彩带他上船。 　　不料，在奉节县城小东门一茶馆候船时，他被敌人盯上。陈太侯看对方单枪匹马，知道对方暂时还不敢对自己怎样，于是大胆地邀请对方打牌，先缠住对方，再想法脱身。打牌时，陈太侯故意输钱，对方赢得忘乎所以，陈太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轮船快开航时，他借故小便，让别人替他打牌，自己则快步来到江边，在张光彩的帮助下上了轮船，当那个敌人发现时，轮船已开离开码头。  　　万县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到报告，在“民来”轮到达万县港时，派兵围住码头。陈太侯见状，给张光彩摊牌：“我是黄先生托你带到重庆做生意的人，现在你们船上搜捕共产党，如果把我当成共产党的话，恐怕张先生也要受到株连。”陈太侯一语双关提醒张光彩。 　　张光彩急忙问：“老兄，事到如今，你看该怎么办？”陈太侯说：“你给我拿一套伙夫衣服和一双拖鞋来，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轮船在万县港一靠岸，敌兵蜂拥而上，拿着陈太侯照片，对下船旅客一一对照。陈太侯等旅客全部下完，身穿着伙夫衣服，趿着拖鞋，提着菜篮油壶，直接跨过船舷上了囤船。  　　陈太侯没有进城，在一个观音寺门口，陈太侯借故避雨躲了进去。他打听到重庆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于是打消了赴渝的念头，决定沿江而下，投奔解放军。1949年8月，陈太侯辗转到湖北保康县找到江汉军区，经军区司令员张庭华安排，到中原军政大学一总队三大队十中队学习。结业后陈太侯被分配到陈赓部队。1949年12月，陈太侯随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参加了解放和接管重庆的工作。 　　1950年7月，陈太侯奉命调回奉节，任县公安局侦察股长。1951年12月3日，他被错判为“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而被处决。1984年2月，中共万县地委为其冤案平反昭雪，承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陈太侯生前照片。

唉，这样的事何止一个两个的陈太侯呢。

重庆晨报的这个专题不错的，一共做了14期。可惜我从网上只找到这两篇的电子版，哪位坛友能够找到其余的12篇，欢迎补充。

川东地下党党员孔繁禄讲述当年峥嵘岁月。 重庆晨报记者 何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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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在垫江普顺镇，历史上曾有‘孔半场’之称，在川东名望很高。虽田产不多，但父亲系晚清秀才，对子女读书非常重视。八哥孔繁祜1930年去上海，1933年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活动，1938年春去延安抗大学习，回到重庆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地下党普顺支部就建在我家里。”日前，87岁的川东地下党员孔繁禄在垫江的家里，对重庆晨报记者口述了地下党普顺支部及其亲人的地下斗争经历。

我奉命打入了敌人内部
地下党普顺支部是1949年4月，忠梁垫工委在忠县同德场罗守初家开会决定建立的。当时，周嘉和大坪寨的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外来同志不能再坚持在边区工作，被迫转移。因此，经党组织决定，将周嘉党小组与普顺党小组合并，建立普顺党支部。

普顺支部由工委委员钟鼎铭指定我八哥孔繁祜任书记，严永炎任副书记。委员有我的姐夫石盛全、孔繁祜的内弟樊孝荣、樊孝礼，党员有我、王盛槐、王盛英（女）等人，支部设在我的家里，地下中心联络站设在石盛全家中。

党支部成立后，由钟鼎铭主持在孔繁祜家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议，明确了支委分工：支书孔繁祜除抓全面工作，兼管普顺，石盛全以算命先生身份作掩护负责交通联络。我则奉命打入了敌人内部负责“两面武装”斗争。

“清乡”前紧急转移干部
1949年6月，长寿中心县委得知敌军罗广文部到垫、梁、忠、邻、竹等县“清乡”，敌军一个营驻垫江，普顺是敌人“清乡”的重点消息后，于6月16日派钟鼎铭来普顺，在我姐夫石盛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外地干部和本地有影响的党员全部撤离普顺。

当晚，由钟鼎铭扮成敌军便衣队长，我以普顺乡民众自卫大队副的身份，以检查沿途哨卡为名，把外地干部范远慎、刘辅高等安全转移出普顺地区，又立即将钟鼎铭送到梁山（今梁平）县王天亮家里。

一天，敌军指导员李英带队来抓我八哥孔繁祜，一进门见我家中堂悬挂着罗广文（我三哥孔繁祺留学日本时的同学）亲笔书赠的硬匾，未敢动手，但敌人并未放弃对我们的怀疑，随即撤去我“民众自卫大队副”的职务，另委以“反共宣传队长”职务。我则利用到梁山云龙等地“反共”宣传的机会，将孔繁祜护送到屏锦铺，再转移到万县隐藏。

敌狱看守为我们传信
为了除掉抓捕川东地下党员的军统特务邓乐群，上级党组织筹集了20石黄谷的旧币作为行刺人员的酬金。支部研究决定，把行刺任务交给了武功队员严远山。严多次潜至邓的住宅附近，窥探邓的行踪，但终因邓的行踪诡秘未达到目的。

罗广文部队“清乡”开始后，由于国民党地方官员及反动地主的告密，地下党员樊孝荣、樊孝礼、王绍清、姜德安、钟鼎万及农翻会员欧祖田、张廷芝等同志先后被捕，关押于广德中学（现普顺小学）内。

钟鼎铭及时赶到普顺，设法营救同志。农历七月初四深夜，我们开始“惊营”，想在混乱中声东击西，但闹了一个通宵，劫狱计划未能实现。

七月初五晚上，钟鼎铭又和一位外地同志前往王兴虞家。他很担心“二樊”（樊孝荣、樊孝礼）经不起考验，危及更多的同志。经反复考虑后，钟鼎铭写了一张“必要时咬住敌人同归于尽”的字条交王兴虞，由我将字条设法交到狱中的“二樊”手中。

钟走后，我把字条交给看守狱门的自卫队员陈登华（农翻会员），趁送饭的机会，将字条传到“二樊”手中。“二樊”得到指示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假意受刑不过，借机“供出”了他们的“领导人”———密告他们的伪保长陈明言，伪保民代表陈洪恩等人。

敌人如获至宝，立即逮捕陈洪恩等人，陈明言闻风而逃，伪保民代表陈洪恩、伪副保长朱贤银、保干事陈天相、甲长胡少清等4人，均被罗世文的突击五连以“共匪”罪枪杀。

在敌人的大清剿中，樊孝荣、樊孝礼等5名党员被敌人枪杀于普顺场。欧祖田等5名农翻会员经多方营救得以脱险。

八哥带我走上革命路
八哥孔繁祜，字羽瀚，1908年5月出生。幼年在家读旧制小学，后入垫江中学，在垫中毕业后，考入万县师范学校。

他的早期教育，深受共产党员何超腾的影响。正值军阀割据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蓬勃兴起，军阀杨森驻防万县，朱德曾在杨森办的政治军事学校作过演讲。1929年，何超腾受聘曾在万县师范任教，向师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八哥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感动，决心毕业后参加共产党。

1930年，八哥去上海寻找救国出路，不久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从法国回来，他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要求学生有远大理想，把爱国当做首要任务。

八哥曾告诉我，他是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参加了宋庆龄在上海组织的反帝大同盟。1936年，他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被三哥孔繁祺救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哥受党组织派遣到下川东发展党的组织。是年下半年，他去梁平中学任教，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到垫江从事地下活动。

1938年春节后，八哥离开垫江，经川北、西安、广元等地去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年底，因猩红热病回南方治疗。

1948年10月，忠、梁、垫边区工委和梁垫边区特支遭到破坏。1949年1月，川东临委代理书记邓照明派钟鼎铭等人组织清理小组恢复忠、梁、垫党的工作，决定将周嘉、普顺两个地下党小组合并成立普顺支部，八哥任支部书记。

普顺支部成立后，他发展党员，开展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壮大党的力量。他将我和他的内弟樊孝荣、樊孝礼发展为党员，组织农民参加农翻会，以生辰会、姊妹会、喝血酒等方式，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宣传活动。建立两面政权，两面武装，做好统战、策反工作，准备武装斗争。

解放后，孔繁祜出任普顺乡政治指导员、乡农会主席，领导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受三哥孔繁祺在台湾的影响，加上组织上个别人的工作失误，他被停止了党籍，后调高安小学当校长，作统战对象看待。1961年6月，孔繁祜病逝，终年54岁。

普顺出了“二樊”英烈
在孔繁祜的影响下，我们家好几个亲戚都加入了地下党。其中有他的内弟樊孝荣和樊孝礼，我的姐夫石盛全以及我的内弟刘天校。樊孝荣和樊孝礼，更是在地下斗争中书写了普顺支部的《“二樊”英烈传》。

樊孝荣、樊孝礼是同胞兄弟，出生在垫江县大顺乡（今金华乡）。1947年至1949年间，兄弟俩随地下党员陈以文、陈帮文、蓝蒂裕等（均系渣滓洞殉难烈士）在垫江周嘉、大顺、普顺、晓兴、复兴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地下组织掩护外来同志，为党除霸安良，进行“三抗”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8年冬的一个夜晚，梁垫特支书记蓝蒂裕，带着紧急任务，在樊孝荣、樊孝礼护送下，到当时的普顺党小组组长孔繁祜家圆满地完成了传达任务。

1948年夏，忠、梁、垫工委领导同志到垫江周嘉一带活动，经常去忠县开展工作，途中要翻越地势险要的大垭口。当时把持这个要道的匪首是黄崇举，他手下有20余人。组织决定，先由陈以文等人登门拜访，说服教育。哪知黄崇举本性难移，不听规劝。党组织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二樊”接到任务后，把黄诱到大竹林上面的草坪里，将其就地处决。从此，我地下党同志来回大垭口一带，畅行无阻了。

1949年6月23日，“二樊”被伪保长陈明言密报，监禁于广德中学的临时监狱。他们在狱中遭遇了“坐飞机”、“坐老虎凳”、“灌水窟窿”（用石灰水、海椒面水、朝鼻孔里浇灌）等酷刑。1949年7月16日，“二樊”被枪杀于普顺乡，樊孝荣年仅38岁，樊孝礼年仅35岁。　　

11月底，垫江解放前夕，支书孔繁祜从万县回到普顺，领导党员发动群众洗刷反动标语，排练文艺节目，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从此，地下党支部就此结束，支部的主要负责人都安排在区、乡任职，其余同志则在保（村）上担任各项工作。
我们本应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当时地下党负责人钟鼎铭在向新县委交关系时，没有交普顺支部的关系，使我们的党籍未能得到承认。

就这样普顺支部和全体党员的组织关系便长期搁置下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3年落实政策过程中，才公正地承认了我们支部。
本组文/重庆晨报记者 赵君辉

敌军住所旁，就是我们的联络点！ 83岁川东地下党陈庆惠讲述1949年他打入敌人内部，策划伪县长起义的难忘经历

“我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川东地下党的。自从参加青莲中学学生运动转移到云阳后，主要担任川东游击纵队云奉通讯联络工作。关于川东游击纵队的史实，你们所采访的其他川东地下党员已经有所回忆，今天我重点讲述黎明前我是怎样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心脏里创建两个地下党支部的故事。”6月9日中午，83岁高龄的川东地下党员陈庆惠在他万州王家坡的家里，向重庆晨报记者简述了奉节解放前夕他那段惊心动魄的潜伏经历。 　　受命潜伏奉节军政内部 　　1949年7月上旬，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派陈祝南通知我去竹园区桃柑坪甘茂林家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由赵唯主持，陈恒之（巴北支队司令员），沈凯（川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和我4人参加。会议决定：一、扩大根据地，去公坪一带开辟工作；二、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做好统战策反工作。 　　会后第六天左右，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建成派交通员黄一志（周朗之的化名）来我家传达组织决定：“根据中央指示，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为了加强城市工作，组织决定派你进城打入敌人内部展开策反工作……” 　　第二天，我与周郎之步行进了奉节县城。我找到叔房姐夫邵骏声，请他帮我介绍一个掩护职业。他很快回话：“趁冯斌副县长调走，新任县长屈进修未到任之机，与教育科潘科长商量，同意你在教育科任办事员，立即报到上班。” 　　在伪县政府建地下支部 　　上班后，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交通员周郎之单线联系。当时，我举目无亲在税捐处秘书科职员邵荣那里吃住，每天按时去县府上班。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周郎之化装成长工来奉节县伪县政府收发室询问：“请问陈科员在不在?” 　　收发室主任蔡铁民（蔡旭东的化名）大吃一惊。反问：“你是他家的什么人？有什么事？” 　　周郎之说：“我是他家的长工，老板娘叫我来找他买盐巴回去……”说完，转身就走了。蔡忍不住过去一起在华蓥山打游击的患难之交的感情冲动，边追边喊：“老周，你回来坐一下……”周郎之支支吾吾的边答边跑。蔡旭东忽然觉醒过来：“我是在重庆失掉关系的地下党员，未经过组织审查，他们怎么能承认我呢？” 　　1949年8月中旬，我搬到县府内住宿，吃饭在县府门口李伯诫家，并在此建立起联络点。与周郎之接头时，我向他汇报了对蔡铁民多方审查的情况：蔡在重庆失掉关系，主要是党组织负责人转移所致，不应由蔡负责。我与周郎之商量后，决定恢复蔡的组织关系，并策划在国民党伪县府建立地下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接着周郎之将地下党员杨大志、李慎中、张斌的组织关系转给我，我们正式组建了国民党县府地下党支部。 　　成立城关特支展开策反 　　重庆“九·二”火灾后两三天，周郎之给我介绍了一位个子不高的陌生人。他头包白帕，衣袋里装着一本中草药验方的书，满口的川东腔，谈笑自如。我与他相处的五个多月受益匪浅。 　　这位化名覃胡子人，真实姓名叫谭剑啸，广安县人，1938年入党，先后任广安县委书记，华蓥山游击纵队副政委，起义受挫后，受到国民党特务通缉。1949年秋，调万县中心县委为委员，分管奉节工作。 　　1949年9月10日下午，谭剑啸约我去木牌坊原永安镇小学隔壁吴耕历家开会，谭宣布组建城关特支，谭任书记，吴耕历任副书记，我任委员。 　　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吴耕历家召开第二次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研究了统战和策反工作。谭说：“老吴已暴露，必须迅速撤离城区，由陈庆惠接任副书记，协助全面工作……” 　　从此，城区的工作与吴断了线。我与谭剑啸研究后决定在小东门三号李逢春栈房建立新的联络点。谭说：“这个联络点很理想，栈房老板是白皮红心，信得过。寝室隔壁住的就是敌军127军的刘团总，楼上住着一个排的兵力，前后有三道岗哨。看起来像在敌人的心脏，实际上最安全。” 　　当天晚上，吴耕历转移到龙潭沱民主人士张伯仁家里隐蔽下来，城区党组织得以转危为安。 　　为了掌握孙元良的底细，我通过同乡王明哲和陈庆忠在竹园四县联防办事处发展的兰交兄弟刘世朝的关系，潜入孙元良兵团粮秣供给处（又名九县铁肩大队，地址设在城隍庙），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我兼任书记，王明哲、刘世朝与我单线联系。 　　躲过特务搜查机智转移 　　在一个不足两万人口的奉节城，国民党军队从1949年3月起，先后驻扎了孙元良兵团、127军近3万人，地方武装l万人。特务有奉节特委会、万县专区驻奉军警督察处、警察局便衣队等公开挂牌的特务组织，不挂牌的特务组织还有军统、中统和三青团。国民党党部的情报机关那就更多，无法统计。 　　1949年11月20日前后，特务曾两次到我的住地，即小东门三号李逢春栈房搜查。第一次陈庆恩在我室内，敌人未搜出任何东西。等敌人走后，我们秘密销毁了一切文件。第二天晚上，特务又进行第二次搜查，他们发觉我皮箱内有两份万师的寒暑假通知书。便问：“赵侯光是你的什么人？”我答：“爱人”。一个姓何的特务说：“我在该校任过训育主任，是我的学生。”说完转身就走了。 　　次日傍晚，趁特务交接班之际，我们由大东门转移到中华路去华家街。到了县府收发室，当晚与蔡旭东研究决定次日晨转移。我们从县府后门的甘夫人墓到了北门坡上杨大治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派杨大治给陈庆恩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四哥，原计划无效，接信后火速赶回昙花乡组织农民自治会阻击127军撤退，现送来大洋三元做路费……” 　　据杨大治说，送信时，四哥陈庆恩正在哭泣，四处寻找我的下落，还托人在军警督查处打听，据说我已丢在镪水池牺牲了。哪知我也安全摆脱了特务的纠缠。 　　策划伪县长屈进修起义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收发室与蔡旭东一起商量如何对县长屈进修进行策反工作。屈进修从协台坝检阅基干团回县府，侧身瞪了我们一眼进办公室去了。当时我对老蔡说：“屈会不会怀疑我们？”蔡说：“没关系，屈的弟弟是共产党员，关押在渣滓洞。我是他带来的人，出了事他有责任。” 　　晚上，屈的警卫员来通知蔡去县长室有事。一个小时左右，蔡回来高兴地说：“老陈，屈县长的态度转变了。” 　　老蔡详细地跟我说了屈与他的谈话内容。屈说：“我知道来奉节做县长是给国民党送终的。现在全国大势已去，张治中、傅作义起义了。看你与中共地下组织有关系没有？请你转告中共地下组织，我愿意起义投诚，为奉节和平解放立功。”蔡答复：“我愿意去为您打听中共地下组织，转告您的态度。” 　　这个情报非常，我立即向谭剑啸、周朗之汇报。组织决定派周朗之作党代表去谈判，并由蔡旭东请邓肃初（邓蜀平化名，县府民政科长兼军法官，邓小平的同胞三弟）配合，协助对屈的策反，扩大上层领域的策反力量。 　　9月26日，我们约定了一个晚上在屈进修办公室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有周朗之、蔡旭东、邓蜀平、屈进修4个，经过两个多小时谈判，屈接受了谈判条件，顺利地达成了协议。 　　12月2日上午，国民党基干团参谋长赵子立挟持屈进修率县府官员随逃。屈进修请示谭剑啸怎么办？谭同意屈进修带领特务排及警卫班人员，假撤到北门山上伺机进城起义，并约写了暗号联络。12月3日下午，解放军42军124师37l团政委张山峰率部队进城，和平解放了奉节，把红旗插到了奉节城。 　　记者手记> 　　患糖尿病17年手术4次 　　陈老仍坚持写作、锻炼 　　早听说陈庆惠是川东游击纵队的活档案。6月9日，记者采访这位曾经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后，才觉得真是如此。 　　中午12点，当我们来到万州区王家坡时，陈老早已等在公路边。经过几道拐弯的巷子，我们走进陈老位于王家坡上街10号的家。这是一套非常陈旧而简朴的二居室。正墙上，段挂着四幅照片。一幅彭咏梧的全家福，一幅是毛主席身着军装的照片，一幅是他与郭沫若等人的合影，另一幅就是三峡蓄水前的奉节老县城全景。 　　“这四张照片，是我从奉节带到万州来的，无论搬家搬到哪里我们都要带着。因为这里面凝聚着我的四种特殊情感：我对川东地下党的情感，我对党和毛主席的情感，我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情感和我对奉节古城的情感，这都是我终身不可割舍的情结。”陈庆惠说。 　　离休后的陈庆惠，读书、写书变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记者看到，《难忘的岁月》一书就是关于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副司令员陈太侯以及自己担任川东地下党交通员的革命回忆录。 　　83岁的陈庆惠，身患糖尿病17年，先后动过4次手术，他依然坚持学习锻炼。如今，他与第四任妻子冯多秀一起安度晚年，每天早上牵手去爬太白岩，晚饭后携手散步万州滨江路。他说：“离休后，我已经写了10多篇关于川东地下党的回忆录，还要继续写下去，把真实的历史抢救发掘出来，让死去的战友安息！” 　　重庆晨报记者 赵君辉 　　18 　　川东地下党陈庆惠接受重庆晨报记者专访。  通讯员 王海 摄 　　陈庆惠（第二排右一）和郭沫若合影。（翻拍） 　　【人物简介】 　　陈庆惠，曾用名陈惠民，男，1929年2月生奉节县公坪镇中坪村。1945年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奉节青莲中学学生运动转移至云阳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游击纵队交通联络员（1949年改名中共川东游击纵队）。 　　他曾担任奉节地下党特支委员、城关特支副书记。1949年7月，他临危受命，被派到敌人营垒工作，在国民党奉节县政府和驻军16兵团孙元良的粮秣供给处（又名九县一市铁肩大队）两处重要军事机关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并任书记，成功策反国民党奉节县县长屈进修起义。   　　建国后，先后担任副区长、区委委员、县政府合作科科长、县供销社副主任、商业局长、县委财贸部长等职。1992年离休，享受县处级领导干部待遇。

傅伯雍

④

傅伯雍，男，1919年8月出生于垫江县桂溪镇傅家老湾。1938年，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热衷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41年6月，在成都光华大学第一次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得以出狱。1947年初回垫江县女中任教，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在女中第二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经统战人士营救脱险。1948年10月17日，第三次被捕。10月底被送往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在监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绝食斗争、饮水斗争，组织铁窗诗社，开展狱中春节大联欢，从事统战和策反工作。 　　傅伯雍在1949年11月27日深夜2点开始的大屠杀中，有幸躲过敌人的机枪扫射，与难友刘翰钦一起从打米厂下水道中逃出魔窟。 　　解放后，傅伯雍为垫江县教育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享受县处级离休干部待遇。 傅伯雍：名诗人沙鸥为我做媒 　　92岁的傅伯雍和86岁的张正履同是川东地下党员，一对携手革命的夫妻。 　　“在渣滓洞监狱的那段经历，我想其他同志都已经回忆到了。我1984年出版的《狱中斗争纪实》一书也对这段历史有清楚的记录。今天，我想谈谈我的成长，谈谈我的妻子。”3月19日下午，“11·27”大屠杀脱险志士傅伯雍在垫江家里，向重庆晨报记者口述他进入渣滓洞监狱前和出狱后的两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傅伯雍与妻子张正履，是一对革命夫妻。  重庆晨报记者 赵君辉 摄 　　启蒙 　　我一心向往陕北延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还是垫江中学的一个初中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我，无意间接触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全民抗战》等进步刊物。我开始有意了解共产党方针政策，并开始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1938年底初中毕业，我就迫不及待地筹划着与几名进步同学相约去延安学习。  　　1939年初，我来到成都祠堂街八路军办事处，正要办手续去延安，却因国民党开始对解放区进行封锁而被办事处的同志劝阻下来。这期间，我考入成都天府高中读书。 　　1939年底，陕北“民族革命大学”来四川招生，我又前去报了名，却不幸落第。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几乎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但我无意间发现成都抗日运动领导人车耀先正在给广大爱国青年作报告，我急忙上前仔细聆听。这段报告，让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那些激情洋溢、热血澎湃的话语似乎至今还萦绕在耳边：“不去前线也要革命，在后方、在学校同样需要革命。同学们千万不要气馁，为了自己的理想要奋斗一到底……” 　　一刹那，我豁然开朗，只要有信念在，在哪里不都一样吗?我决定沉下心来好好学习，争取用先进的思想理念武装自己，随时等待党的召唤! 　　进步 　　张家花园听周恩来作报告 　　在成都天府高中，我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民族先锋队”(属于党的外围组织)直接从事进步活动。很快，我被学校纳人“黑名单”，并被勒令退学。 　　1940年下半年，我转入气氛比较自由、民主的重庆南岸区东方中学，并很快结识了沙鸥、许可、白丁等一批进步学生。大家一起写新诗，看《新华日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针贬时弊，好不痛快。 　　这期间，我在抗建堂听过郭沫若关于文艺工作的报告，在张家花园听过周恩来同志关于中苏外交问题的报告，在中苏友好协会听过茅盾、夏衍等人谈苏联文艺工作的报告。丰富的社会活动，拓宽了我的视野，我逐渐对校内学习感到不满足，四处托朋友帮着寻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在实践中磨炼自己，同时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状。 　　1941年，我如愿以偿地来到重庆一家私营报馆———《商务日报》做副刊《笔花》编辑。可好景不长，由于《笔花》以发表进步青年创作的诗文为主，很快就被当局勒令停刊。我不得不离开了报馆。 　　成长 　　以笔为枪与敌人斗争 　　1942年，我去成都光华大学读书，与好朋友许可重逢。我们一起编辑诗刊《星之歌》，大家以笔为枪，表达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要求社会进步，渴望未来的解放；我们在校门外创办“心知”书店，从重庆《新华日报》组织了《新华日报》合订本、《解放》、《群众》、《论持久战》等大批进步书刊出售，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 　　我们将诗刊《星之歌》交由成都地下党的出版机构“莽原出版社”发行，销路很好。1943年初，我们的刊物遭到了查封，许可被迫离开学校。同年6月30日，我和李仁宇被四个持枪特务押走。同时，特务还逮捕了和我一起开书店、办诗刊的何维克、陈泽昆等同学。 　　我们在成都西胜街集中营被关了50余天后，朋友赵枫野(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将我取保出狱了。 　　入党 　　在垫江结婚入党两次被捕 　　1946年12月，我又回到了垫江，在垫江女中当教员。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创办进步刊物的过程中，以文会友结识了进步女青年张正履。诗稿与书信往来，彼此产生好感。但最后的一层意思还是没有捅破。这事被著名诗人沙鸥发现，主动出面做媒，让我和张正履建立了恋爱关系。回到垫江后，我与张正履结为夫妻。 　　我开始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为党搞学运工作。1947年8月2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傍晚时分，在垫江西湖坝的傅家老湾，党组织派陈以文来吸收我人党，张秋军、雷泽宏为人党介绍人。 　　同年11月，我的妻子张正履也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们俩真正成为了红色革命夫妻。 　　经虎南特区批准，地下党组织以垫江女中为据点，成立了女中特别支部，雷泽洪为女中特支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垫江女中特别支部作为重庆与游击区的转运站，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只能在校内发展党员。女中特支成立后，在校内发展了张正履、李增霞、周月平、曹光碧等为共产党员。 　　1947年底，我在上川东参加了达(县)、大(竹)、梁(山)武装斗争。我们夫妻竭尽全力为党工作，将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和家人给的钱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并在家里设据点，掩护同志们转移。这一年，不断听到有同志被捕或失踪的消息，我顾不了自己的安危，但反复告诫自己：凡事小心谨慎，随时做好被捕甚至牺牲的准备。 　　终于，这一天还是来了。我在女中教师宿舍第二次被捕。后经统战人士女中校长龙守则、教导主任何瑞五等人四处奔走营救，校方立字据保证我非共产党员，敌伪政府才同意我取保释放回校。 　　1948年10月17日，地下党员游宗相被捕。国民党特务从他的一个没来得及销毁的笔记本中找到了有关我的线索，迅速将我和陈鼎华、盛国玉逮捕，将我们一起送往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 　　离休 　　夫妻携手撰写党史资料 　　我从“11·27”大屠杀脱险后，回到垫江。先后在垫江县委宣传部和文教科工作，担任文教科副科长；1956年被错定为叛党反子，接受劳动改造；1962年，重新回到垫江第三初级中学任教直到退休；1981年12月，我的冤案得以昭雪平反。 　　从1981起，我和夫人张正履应邀参加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整理烈士资料和相关档案的工作。工作之余，独立完成出版了16万字的回亿录《狱中斗争纪实》。 　　这些年，我们夫妻俩采访、调研、查阅各种文献，撰写了大量史实确凿的党史资料。公开发表地方党史和与红岩历史相关的回忆录共计30余篇，累计近50万字。 　　对于晚年生活，我和夫人张正履撰写了一副对联携手共勉： 　　余热生辉再为中华振兴喜做贡献;夕阳放彩还与天地同寿欢度晚年。

亲历过那段历史并且仍然健在的老人已经屈指可数了，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多做点这种口述记录的工作。

彭月阳：我亲手找回彭咏梧烈士遗骸

⑥ 　　“彭咏梧是著名革命烈士江竹筠的丈夫，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彭松涛就是以他为生活原型的。现在安葬在这里的烈士遗骸，我们经历17年的艰苦努力才找到的。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工作，是我亲手将烈士的遗骨一块一块地找回，最终让他身首归一。”3月26日，奉节县老干局原局长彭月阳带着21位退休干部，来到彭咏梧烈士陵园为其扫墓，并给大家讲述这段历史。 　　“前些日子，媒体上报道了有关彭咏梧烈士遗骸的文章，但是多多少少都有些出入。我是亲历者，为还原历史，正在写这一段传奇经过。初稿已经出来，算是通过重庆晨报首次向外界公开。”彭月阳说。 　　3月30日，73岁的彭月阳在接受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将寻找彭咏梧烈士遗骸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娓娓道来。 　　73岁的彭月阳讲述寻找彭咏梧烈士遗骸的经过。 　　千方百计寻找彭咏梧遗骸 　　1948年1月16日，作为川东游击队政委的彭咏梧，被敌伏击，突围时他为掩护战友，英勇牺牲在奉节巫溪交界的鞍子山黑沟淌。敌人砍下彭咏梧及另外几位游击队员的头颅，挑到了五六十里外的奉节竹园坪场镇上。先是将烈士的头颅悬挂在竹园小学球场边的洋槐树上，因学生害怕，移挂到现在下街的下辕门（又叫中拱桥。该门今立有石碑纪念）上“示众”。后来，烈士的头颅和身躯都悄然消失，不知去向。 　　“1953年冬，川东地下党员陈祝南调任竹园区区委书记，他和区长沈凯都是彭咏梧的战友。那时，我在竹园区任文书。他俩利用工作之余千方百计寻找彭咏梧的头颅和遗体。那时虽然解放几年了，但大山区群众与外界接触不多，访问了许多人都不敢说。”彭月阳回忆说。 　　与牺牲5年的彭咏梧聚“首” 　　彭月阳告诉记者，不知走了多少路，寻访了多少人，终于有一天得知彭咏梧遗骨失踪“有隐情”。 　　据知情人回忆：“彭政委”的头颅在中拱桥木栅门上挂了一段时间后，慢慢腐烂了，掉在冬水田里。镇上有一个叫陶世品的好心人从水田里捞起后，用撮箕装上，在镇后红沙梁上悄悄埋了。 　　“通过这个线索，我们找到这位姓陶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竹园区公所背后一个叫红沙梁的地方取出烈士的头骨，分别用木箱装好，重新并排安葬在牛场梁宝塔附近，还垒起一座新坟头。从此，每年清明节，还有人自发地去扫墓，学校也常组织学生到那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当时，并没有确定哪一具头颅是彭咏梧的。”彭月阳说。 　　再寻当年游击队宿营地 　　彭月阳回忆说，1962年冬天，陈祝南带他去奉节双店﹑平安﹑桃树几个公社检查工作。离开双店时，公社书记潘海清送他们。陈书记邀请他一道去黑沟淌。他们走了20多里山路，找到当年游击队宿营的那户人家。据说当年游击队员就是住在这里面的。房东叫胡福太，年事已高。大家开始和他交谈说明来意时，老人家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不是“师爷”？潘海清指着陈祝南介绍说，这就是竹园区的区委书记，是专门来了解彭咏梧的。 　　陈祝南自我介绍说：“我就是竹园桃树人。”，还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姓名，并问胡是否认识。胡福太说：“认识，当年娶你娘时我还去抬过花轿呢！”这下子老人没顾虑了，才讲述了当年发生在他家的事。 　　当年收尸人冒死葬烈士 　　1948年1月15日，当彭咏梧政委带领的游击队员到他家时，大家已经精疲力竭，当晚就在他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正做早饭，只见放哨的回来报告说，前山来了好多国民党军队。彭政委立即安排大家从后门出去，只要撤到后山梁上就安全了。彭咏梧自己则和一位战士从前门出去，向敌人来的相反的方向跑。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怕死，不敢进屋，把机枪架到大门对面的山坡上，向屋里猛射。当他们发现有人向大门的另一边跑，就集中火力向他俩射击，两人中弹倒地。 　　敌人走后，胡福太看见屋前边岩坡上横摆着两具没有头颅的尸首。听人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还放出话来，这就是共产党的头子，不准收尸。老人家实在不忍心让他们暴尸野外，出于做善事，他将两具尸体拖到地势稍高一点的半坡上，挖了一个大坑，抱来两捆包谷杆，一捆铺在下面。然后将两人横放下去，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再在上面盖一捆包谷杆，掩上土。怕别人发现遭杀身之祸，胡福太只是填平地面，没敢垒坟头，也不敢向外声张。 　　“临别时，陈祝南从身上摸了一些钱给他，老人要推辞，陈说这点钱是我真诚感谢您为革命做的这件好事，你一定要收下。”彭月阳说，就这样，彭咏梧烈士遗骸有了下落的消息不胫而走，幸存的战友纷纷向奉节县委建议：将烈士身首迁葬一起，以慰烈士忠魂。 　　埋葬烈士处不见忠骨显 　　1965年冬天，陈祝南调任奉节县委副书记。县委决定将彭咏梧烈士遗骨迁葬奉节县城。县民政局派干部杨奎、彭月阳和竹园区的干部赵树生一起去完成这项任务。 　　“临行前，我们请木匠做了一个一米多长的木匣子，中间用木板隔成两个长方形。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们扛着木匣子翻山越岭来到黑沟淌时，社员还在坡上干活。一听说是来取彭政委遗骸的，都说不要钱帮忙挖，一下子来了八个人协助我们挖取。”彭月阳回忆说。 　　“按照胡福太老人的指点，我们挖了一米多深仍不见骨骸。有人说是不是地方弄错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势，判断是水土流失使坟上的土越堆越厚的原因。我坚持继续往下挖，又挖了一尺多深。突然两条筷子长的红蛇往外窜，有人喊打，有人说打不得，说是‘吉兆’。当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那两条蛇又溜进了旁边的岩缝里。这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因为凭老百姓的经验，若有这种红蛇生存的地方，一般来说下面埋有尸骨的可能性大。” 　　亲手将遗骨一块块收起 　　彭月阳说，果然不出所料，又往下再挖了不到一尺深，一排新鲜的包谷杆出现了。他们把包谷杆掀开，下面横着两具无头尸骨，不一会，新鲜的包谷杆渐渐变成深褐色。 　　“彭咏梧烈士的遗骨，是我一块一块从泥里收起的，一小块也没有遗漏！”彭月阳稍作停顿后说：“我和杨奎亲手按照顺序从尸坑里一块一块取出遗骨，按原样放在木箱内摆好，一块也不少。结束后，我们带着木匣子原路返回，一路上凛冽的寒风刮得我们全身像泡在凉水里。两只手和身上开始发痒。这时我们才想起急于启坟，毫无防护准备。但我们每个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回到区里已经是深夜了。” 　　靠金牙判定彭咏梧之首 　　彭月阳说，回竹园区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又从牛场梁上宝塔旁边的坟墓里取出两个头颅，完成烈士遗骸身首归一的夙愿。但这却费了一番周折。 　　“两具无头遗骸，从1948年春到1965年冬，已快18年了，怎样判定哪一具是彭咏梧呢？我们找来当年的老同志，请他们回忆彭咏梧的体态特征，又查阅相关档案，才大致得以确认。” 　　彭月阳回忆说，从两具无头遗骸看，其中一具明显比较长一些。根据突围出来的同志回忆，和彭咏梧一起牺牲的是巫溪县游击队战士刘景太，他个子比彭咏梧要矮一些，因此确定骨骸长的是彭咏梧的身躯。又根据目睹者回忆，当时悬挂着的两个头颅中，其中一个留长发，镶金牙的头要大一些，这正是彭咏梧烈士的特征。因此确定稍大的头颅为彭咏梧烈士。然后遗骸尸首归一分别装箱后，他同杨奎一道将其运回奉节县城，安葬于城北烈士墓。 　　专款建“彭咏梧烈士陵园” 　　彭月阳称，1966年，奉节县委拨专款3万元，在县城人民广场北面新建“彭咏梧烈士陵园”，再次从北门坡烈士墓中移出彭咏梧烈士的遗骸，用红绸包裹着安放在奉节老县城人民广场原中山堂里（原老县城农业局大门处），由县建筑公司漆匠叶瑞卿在旁边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一遍一遍给棺木刷着当地的土漆。后叶漆匠为彭咏梧烈士入殓，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全城人民抬棺游街（当地风俗），然后锣鼓喧天把彭咏梧烈士安葬在“彭咏梧烈士陵园”里。 　　“后因三峡工程建设，彭咏梧烈士遗骸于2004年再次迁葬在位于奉节白帝城风景区的彭咏梧烈士陵园。”彭月阳说。重庆晨报记者 赵君辉 文/图 　　彭咏梧和江竹筠 （资料图片）

口述人说以前的报道有出入，我看了感觉没有太大差别。

吃莴笋叶办学，周恩来当面致谢 渝州大学首任校长张仲明回忆革命历程，93岁的他如今热爱爬山、写诗

一柄高倍放大镜搁在一张打印纸上，镜中“永远跟党走”的字样在放大之后很醒目。这是张仲明在审校中国现代史学会主编的《永远跟党走》一书中自己的小传。 　　老爷子现在和大儿子一家住在北滨路重庆工商大学的教师宿舍楼，阳台正对嘉陵江和对岸黛蓝色的鹅岭，他说，有山有水，很好。 　　客厅墙上挂着梅、兰、竹、菊“四君子”条屏，93岁的老爷子人淡如菊，清瘦若竹。记忆力之好，口齿之清楚，近一个世纪的人名、地名、重要日子和细节，如数家珍。老爷子兴致很高，我们的采访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他不肯停歇，毫无倦意。 　　每天都要去附近他33年前创办的大学校园里走一走，每周二还要去重庆图书馆看杂志。去年以前，每年都要出去旅游。去年闹着要去上海看世博，“但他们说，天气太热，排队要排四五个钟头，你老头子吃不消的。你年纪恁个大了，保险公司都不得给你保了！我就没有去！”老爷子笑谈他的未遂世博行，又朗诵了一首他前年爬华山的口占小诗： 　　九十老翁上华山，五峰高耸白云边。 　　先上北峰取经验，四峰留待百岁攀。 　　他说，北峰是最低的，风景最好的，我先突破一点，以后再去。 　　缘起： 　　参加抗日救国会 　　我出生在铜梁县维新乡一个小地主家庭，维新乡的名字，就出自梁启超他们搞的那个“维新”，听起来很新潮，但地方很偏僻，在维新读完小学后，就到铜梁县城养正中学读书。当时，杨闇公被杀害的“三·三一”惨案已经过了，听说我们的英文老师冉欣向、蒲天任、生物老师任汉光、养正小学校长杨德成，都被抓过，后来都放了，只有任汉光不知下落。 　　他们被捕的原因，说这些人是共产党。大家平时对他们都很尊敬，他们教书又教得好。当时我就想，这些教书教得好，威望又高的老师为什么都是共产党呢？他们为什么被抓呢？这时心里就有了一个共产党的概念了。但当时我心头想的还是把书读好、书中自有黄金屋、光宗耀祖那一套，因为成绩好，可以免学费，为家里减轻负担。所以我在班上的成绩都是第一，在铜梁全县中文竞考也是第一。 　　1934年考入川东师范，学校原来在较场口，我们读的时候刚搬到现在的文化宫那里，叫石马岗。读到1935年，北京发生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重庆学生比较沉寂，我的同班同学李忠慎（解放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党史办副主任）就写了一篇《重庆的学生到哪里去了？》，《新蜀报》编辑周钦岳（解放后当过重庆副市长）就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影响很大，重庆也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我在秘书处工作。我们到农村、街道去宣传抗日救亡、募捐，重庆也就这样搞起来了。 　　后来，省主席、大军阀刘湘开始镇压，宣布解散学联，公开活动停止，我们就成了学联的地下工作者了。1936年下半年，重庆来了一个从江西撤退回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是《新蜀报》主笔，10月鲁迅逝世，我们在西三街《商务日报》礼堂举行悼念大会，漆鲁鱼在会上宣布：凡是过去学联的成员，都可以参加抗日救国会。我们就参加了，解放后，中央肯定抗日救国会是革命组织。 　　找党： 　　桂花园露天宣誓 　　在川东师范读三年高中，我的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毕业时，铜梁县任命我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的委任状，托人带给我了，工资20块大洋。我把委任状接了，但又不想离开重庆。 　　这时候我也在《新蜀报》“青年副刊”发表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青年学生应该向哪里走”之类的。我毕业时，主编蒋成坤介绍我到江北贫儿院教书，工资有32个大洋，比铜梁的多。这时，重庆有个聚兴诚银行，办了一个依仁小学，就在大阳沟那个地方，校长是川东师范校友，要我去。我一看，学校恰好处于重庆中心地带，学校又很有钱，工资是40个大洋（当时像我的老家铜梁县这样的县份，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只要两块大洋，我们读川东师范，一个月的伙食费是5个大洋，吃得很好，每个礼拜都要打牙祭，吃炖鸡、凤尾鱼这些），用的老师思想都很开明，符合我在重庆继续做抗日救亡活动，继续找党的条件。 　　1937年，我就去依仁小学当高小班班主任，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这时“七七”抗战打响，上海、南京都很紧张，南京救国会的刘志刚回来了，我们划归他领导。1937年快12月的时候，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重庆，当时我们对轰炸和飞机知识懂得很少，警报响，挂红球，不躲起来，还想去看个稀奇。当时大梁子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茶亭可以望见朝天门，是看飞机的好地方。 　　1938年上半年抗日高潮时期，刘志刚问我，你愿不愿意找共产党，我说当然愿意哟！他也才入党不久，但没说。他说，我也想入党，你写个情况，我俩同时去申请，同时参加。我对他很信任，就写了。过了一两周，他说，党已经批准我们两个同时加入，决定宣誓。 　　我现在都还记得，监誓人是省立高工的训导主任黄蜀澄。我们没有预备期，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为党做了几年工作了。宣誓地点是上清寺大田湾桂花园重庆职中背后，当时马路都还没修通，附近有些坟山堡堡，有些竹子，就在露天，没挂党旗。 　　见到周恩来： 　　受鼓舞于抗战前途 　　1943年，我们酝酿兴办了蜀都中学，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还为我们提供了办学经费。1944年12月初，蜀都中学开办三个月，南方局青工组组长刘光通知我们，周恩来要约见我们蜀都中学校董张仲明、陈俊逸、姜瑄，中大的团干部孙稚礼也去了。 　　见周恩来，不能随随便便就去，要我们当天早上8点到求精中学（就是现在的六中）操场上等候，因为操场上各种人来来住往，不引人注目。我们等了一会儿，刘光来了，我们中只有陈俊逸认识他，他说：你们四个跟着我，但不要跟得太紧，走到周公馆门口，不要停，要快步走进去。 　　孙稚礼当时才进中大一年级，穿的红毛衣，刘光说，你脱下来，出来再穿上，这样盯梢的特务才会看走眼。 　　那天雾沉沉的，我们进去后就坐在救亡室，陪我们的南方局干部朱语今说，周恩来正在接见外国记者，我们从窗户看出去，周恩来正在天井里面和几个外国人谈话，拍照。 　　这是我第二次见周恩来，1939年春天，我刚考进中央大学，南方局（当时还叫长江局）从武汉撤退，中大和重大中苏友好协会联合请周恩来在中大环山公路第一食堂（就是现在的松林坡）作报告，我们动员全校的积极分子都去听，人山人海，连窗户上都站满了人。周恩来讲抗战前途，讲持久战，大家很受鼓舞。 　　周恩来接见外国记者后，就进来给我们谈话。他说，听说你们办学很艰苦，发起人不要工资，只吃饭，吃菜吃莴笋叶，洗脸在溪沟里洗，生活很艰苦，我对同志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表示感谢。我们早就该办一所革命学校，在教育战线上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蜀都中学办起来了，就要办好。要以“抗大”精神来办，发扬革命实践精神。教学要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结合，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教育结合，把蜀都中学办成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堡垒，成为输送干部、掩护和转移同志的一个据点！ 　　那天周恩来穿的是一身青灰色的中山服，中等偏高的个子，40多岁，魅力十足，目光远大，全身散发出一种强有力的领袖气质，我终身难忘！ 　　从周公馆出来，我们是分两路走的：一部分从地道到河边，走到牛角沱过河，回到蜀都中学；我和姜瑄，还有又穿上红毛衣的孙稚礼，从大门出来就上了周恩来的一辆黑色小轿车，马上把窗帘拉起。周恩来的司机是陶同仕，解放后当过重庆交通局局长。他把车开得飞快，开到两路口现在的急救中心上面一点就停下来让我们下了。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因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就在附近，而周恩来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陈诚是部长。车往这里开，盯梢的特务就会以为是送周恩来上班。 　　执教志达中学： 　　“王朴到香港做生意去了” 　　1948年春，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刘国定叛变，致使王朴同志被捕。当时我已中大毕业，在沙坪坝南开中学教书，特务开起吉普车到学校抓人。当时正下课，学生看见老师遭抓，都围上去追赶，特务开枪后才得以逃脱。 　　1949年5月，我被任命到江北县去当地下党负责人，我领导的地下党员有800人。我的公开身份是到王朴被捕前担任校长的志达中学工作，先任校务主任，后任校长。王朴被捕后，王朴的家人和志达中学上下一致对外说，王朴到香港做生意去了。我到志达后，和上级刘兆丰和王朴妈妈金永华研究决定，仍然用这一口径对外。当时，国民党疯狂镇压我地下党，罗广文和内二警在静观场我们志达中学对面的胡家花园，设立了“华蓥山清剿前进指挥部”，周围都驻扎了一些兵。白色恐怖气氛浓厚。 　　1949年10月，特务在大坪杀害了王朴，噩耗传来，王朴一家和我们都不胜悲痛。但为了保护党的事业，我们立即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王朴烈士的遗体由我们派人和王朴住在城里的二姨妈等亲友收殓安葬。但社会上的传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带有危险性，比如说志达中学追悼王朴，要暴动了。我们分析，这很可能是敌人想借此下毒手，因此立即采取措施：志达的十几个党员每一个都要做好一套口供的准备，立即烧毁一切党内文件，实在不能烧毁的，就藏在庙内菩萨肚子里。党员带动全校师生沉着冷静，一点不要惊慌。 　　创办渝州大学 　　出任首任校长 　　“文革”十年浩劫，江青一句话“川东地下党没一个好人”，我们川东地下党就在劫难逃了，我也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受尽折磨。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我被解放了，上级让我选一个文教单位回去，当时重庆师专校长和西南师范学院院长的职位，任我选，我都不去。我说，本来对党忠心耿耿，莫明其妙被打成“叛徒”，文教单位去不得，什么帽子都可以给你戴，我愿到工商部门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出来主管文教，批转了天津市高校扩大招生的经验,希望各地试行。1978年9月，四川省委领导决定在成都、重庆各新办一所大学，我服从市委组织部的调动去办重庆这所大学。 　　渝州大学，就这样诞生了，定位于“地方性综合大学”，这正是渝大之所以为渝大的地方。首届招收工科、医科、师范、外语四类学生，都是“文革”后重庆最需要的人才。渝大为地方建设培养了多学科、多层次的实用性人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国家教委主编的《中国教育年鉴》,认定四川省两所综合性大学是四川大学和渝州大学,这就是极好的证明。 　　渝大后来和商学院合并，发展成现在的重庆工商大学。 　　文/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图/王海 　　⑦ 　　张仲明，生于1918年11月，重庆铜梁人。1934年下半年在重庆川东师范读书，1935年在重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学联。 　　1938年5月入党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曾任重庆城中区党的中心小组组长、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党支委、支部书记，中共沙磁区区委书记。1944年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与一批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创办了蜀都中学。 　　1949年江北志达中学校长王朴被捕遇难，川东地下党派张仲明任江北县地下党负责人，担任志达中学校务主任,后任校长。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参加重庆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以后在市委市府领导下，直接管理重庆市文教工作，曾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78年在市委市府领导下，筹办渝州大学并出任首任党委书记、校长。 　　1983年当选为中共重庆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倡议并建立重庆老年高等教育工作者协会并任理事长,主办重庆科技进修大学。1986年在市妇代会上被选为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1995年被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授予优秀老科技工作者称号。1996年被全国妇联、国家教委授予全国家庭教育园丁奖。 　　致谢 　　本文写作参考了张仲明同志提供的回忆录《解放前夕江北县地下党组织》和重庆工商大学学报朱德东先生提供的《艰难起步 玉汝于成———渝大首任校长张仲明同志访谈录》（作者杨妮），特此致谢。

张仲明老1982年卸任渝州大学校长，接任校长的是刘国鋕、张文江烈士的战友，地下党沙磁学运特支委员邓平。这个学校后来与重庆商学院合并为重庆工商大学。

狱友趁机把它修成豆腐渣2011年03月31日 05:21
来源：重庆晨报

⑤
“严格说，我不属于川东地下党，我是川北地下党。由于川东武装斗争失败，我被叛徒出卖逮捕后，关在了有人间‘活棺材’之称的国民党渣滓洞监狱。在这里，我与狱中的川东地下党并肩战斗。在‘11·27’大屠杀中，我身中两枪后死里逃生。因此，我这辈子就与红岩和川东地下党有着无法割舍的生死情缘。”3月24日，渣滓洞“11·27”大屠杀仅存世的4位脱险志士之一———李泽海在遂宁的家中，向重庆晨报记者讲述了他在这次大屠杀前后所经历的残酷斗争史实。
李泽海和老伴尹崇秀现在过着闲适的生活。

“入党时，我只差一周满18岁”

我是1929年6月15日出生的，老家在遂宁横山镇。我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李春和排行老三，是当地有名的卖油郎。
我8岁那年，父亲因患痨病，加上几个叔叔不争气，他气急而亡。从此，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幸亏我们李氏家族的族长替我说话：“李春和只有这样一根独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送他读书，把他培养成人。”

1944年，只有15岁的我，背着米步行30公里到遂宁参加考试，一举考中了遂宁私立明耻中学。学校的董事、好几位老师都是从东北、北平等沦陷区逃亡过来的知识分子。学校抗日救亡的氛围很浓，在这里，我有幸接触到了《新华日报》、《国民日报》等很多进步报刊，积极参与学生运动。

当时我们一批进步学生看不惯国民党到学校来发展“三青团”，我们就和他们斗争。1944年初，我们18个进步学生在离学校4公里远的凤阁寺，喝雄鸡血酒成立“十八兄弟会”，立誓：“政治上团结进步，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不久，学校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我们就与“三青团”展开了辩论和拉票斗争，成功推举进步青年雷金声担任主席。后来才知道，他是川北地下党员。

1947年6月8日，我在遂宁河沙场秘密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雷金声。当我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时，距离我18岁生日还有一周。


“被捕时，母亲以为是抓壮丁”

加入川北地下党以后，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各界进步人士在遂宁等地大搞抗粮、抗税、抗丁的“三抗”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掌握武装枪支。

1948年，我担任遂宁县常理乡支部书记，发展了3位川北地下党员。11月，正当我接到组织通知，将担任射洪县大明寺区委书记，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川东武装起义失败了。因时任中共遂南地委委员袁儒杰的叛变，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治犯。

国民党特务来抓我时，我和妻子尹崇秀都在家里。我是当年4月结的婚，妻子也不知道我是地下党员。当时，母亲以为是抓壮丁，拦着国民党的军警哀求：“我只有一个儿子，请你们不要抓他。”军警一把推开我母亲，将我五花大绑押回了警局。我被带走前，国民党遂宁专署专员李成名给我看了一道“手令”，上面写着“李泽海系共匪犯，应予逮捕！”

在国民党遂宁监狱，我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尽管特务已把我抽得全身鲜血直流，但是我咬紧牙关坚定一个信念：不能出卖同志。敌人见我什么都不说，就用绳子套住我的双脚倒挂在梁上，一边抽打，一边审讯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因为我的案子是上报总统府蒋介石的，敌人见我昏死，就往我身上浇冷水，让我慢慢苏醒。隔了一天，我依然只字不说。重庆行辕二处派来的特务把袁儒杰带到我面前“对质”。这时，我才知道袁儒杰已经叛变。为保护同志，我坦然承认：“没错，我就是共产党！来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敌人威逼利诱，要我交出上级和下级的名单，我纹丝不动，敌人无计可施。1948年12月22日，我和另外６名共产党员被送往渣滓洞监狱。


“坐牢时，难友修围墙作假谋越狱”

“穿的是‘叉叉衣’，吃的是‘三多饭’，住的是‘笼笼屋’，睡的是‘一脚半’。”李泽海回想起当年难友们编的这段顺口溜，在渣滓洞的那段日子历历在目。“我们穿的是国民党兵换下来的破军装，特务在每件衣服的前胸后背划两个叉叉，所以叫‘叉叉衣’。‘三多饭’是指每天两顿饭耗子屎多、沙子多、炭渣渣多。而‘一脚半’和“‘笼笼屋’的由来，则是因为牢房小，能轻易碰到屋顶，晚上睡觉时，难友只能蜷缩着躺下的缘故。”

“尽管狱中的生活像被关在活棺材里，但是我们同特务的斗争从没间断过。我们每天有一两次的十分钟放风时间，难友们就抓紧时间彼此交流信息。我们将小纸条用竹签穿起，放在厕所土墙的缝隙里互通信息。渣滓洞共有18间牢房，分为上下两层，我们还通过上下楼板的缝隙传送纸条。”李泽海说，“解放后，我看过《红岩》，书中说渣滓洞的围墙是‘11·27’大屠杀时，被难友们推倒的。实际上，在大屠杀之前围墙就垮过两次，那是因为难友们在修复围墙时做了手脚，为越狱创造条件。”

1949年6月，渣滓洞左侧的一段围墙被雷阵雨冲垮，特务不准从外面请民工，就命令狱中的政治犯去修筑。狱中的几位党员暗中决定把围墙筑得一推就倒。那两天，太阳很大，特务都躲在屋里歇凉去了，难友们在筑墙时尽可能让里面的泥土越松越好。两天功夫，他们就把围墙修补好了。当时有的难友不了解实际情况，还讽刺他们“筑墙自围犹如作茧自缚”。难友杨虞裳为此写诗《咏“筑墙自围”》，其中一首写道：“筑墙自围莫笑咱，只为挣断铁锁枷！越狱脱险成功日，神州开遍自由花。”

是年10月，这段围墙再次被雨水冲垮一丈多宽的口子。也许是特务意识到国民党垮台的时间来临了，并没有及时将围墙修复。“11·27”大屠杀时，冲出牢房的难友们，合力推倒的围墙，实际上是将原来的口子扩大了。
“屠杀时，我身中两枪逃出虎口”

国民党的末日越来越近。1949年11月27日，我们在渣滓洞听见了解放重庆的炮声，狱友们异常振奋。而此时，看守所气氛紧张而诡秘。

27日深夜，特务将关押在二楼牢房的政治犯押到一楼囚室，加锁了铁门。一个中将来看了一下，看守所所长吹响了哨子，机枪响了。伴着枪声，各室响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我踉跄地往前一扑，一枪打飞我后脑勺一块肉，一枪打在我肩胛上。我就地一滚，滚到了床底下。特务们用汽油点火烧楼想毁尸灭迹。我因中弹痛昏，苏醒后拼命撬后墙的墙壁。眼看火烧到隔壁了，正好难友孙重听见了我撬墙的声音，他使劲用木凳打穿牢门中间那堵墙，孙重跑第一，我跑第二，周洪礼跑第三，拼命从垮掉的围墙口往下跳。

当年，从这堵围墙及下水沟突围的15人，成了亲历大屠杀的见证人。


“逃亡时，苟大姐送上萝卜饭”

“11月28日凌晨，我不顾一切地往北斗星指示的歌乐山上逃跑，逢沟跳沟，逢坎跳坎。心中想即使被抓住打死，也比死在监狱的难友们多活了几小时。我跑到离监狱三四公里远的江家湾，天微亮。远处的垭口处，一个特务狠狠地喊道：‘有犯人跑来没有？’群众答道：‘没有！’特务走了，我还躲在草丛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我听到一阵狗叫声后，一个脚步声朝我走来。我拨开草丛，看清那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我才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大姐，你不要怕，我给连长当勤务兵，和他吵嘴就被关了起来，我是刚逃出来的。”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说：“大姐，你做做好事，让我在你家躲几天吧。”妇女答应了我。

她很快给我端来了一碗热的萝卜干饭，还送来了衣服，并用铺盖撕成的布块，给我包扎好伤口。让我天黑到她家去住。
1999年，我重回故地找到了当年给我送饭的好心大姐，才知道她叫苟维芹。现在回想起来，那萝卜干饭真香啊！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香！

随后，我混入逃难的人流一路乞讨，经过7天7夜跋涉，于1949年12月4日回到家乡。


“返乡时，生理课老师帮我取子弹”

回家后，我迅速将自己脱险和其他地下党员被杀害的消息报告组织。组织上立即派人送来三块钱作医药费。我被送到卫生院，遇见另一位地下党员，他将我送到一个僻静的房间，由我中学时的生理卫生老师陶理智主刀手术，帮我取出了右肩胛骨里的子弹。

1949年12月8日，遂宁解放。1952年，我被选为遂宁县南强区区长，1953年任永兴区区长。我努力工作，心中有一个美好的心愿：“让人民过得更好，让祖国更强大。”

其后，我的传奇经历却在1956年“肃反审干”中成为“说不清楚”的历史，被下放到白马乡劳动。28年后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我已55岁。这么多的劫难，没有改变我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现在我是遂宁市机关工委宣传报告团的宣讲员，到学校工厂做报告不下一百场，用“红岩精神”告诉年轻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他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

http://hi.baidu.com/%D0%A1%CB%B5%CF%C2%D4%D8%B9%A4%BE%DF/blog/item/7d6964dffee01674d0164eb2.html这个链接是百度里面的一片文章，说韩子重是叛徒，不会吧，有知情人吗，谢谢

引用第14楼dddbn于2012-07-26 20:58发表的  :
http://hi.baidu.com/%D0%A1%CB%B5%CF%C2%D4%D8%B9%A4%BE%DF/blog/item/7d6964dffee01674d0164eb2.html这个链接是百度里面的一片文章，说韩子重是叛徒，不会吧，有知情人吗，谢谢

关于韩子重的问题，本站很早就有帖子专门讨论过，你可以去看看：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67&page=1

从目前史料看，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大家充分讨论之后我把那个帖子锁了，因为我们不希望从本站流传出去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也请这位网友不要在这个帖子里继续讨论韩子重了。

八十年风雨沉浮 两袖清风到白头

⑨

人物简介> 　　彭树诚，男，祖籍湖南湘阴。1925年8月26日出生于奉节县吐祥乡。先后在前清秀才王迪果和宋伯禄门下读私学，受到开明思想影响。 　　1947年10月，由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孟伉介绍加入川东地下党。先后任中共吐祥特支委员会军事委员,中共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党代表。1949年11月，云阳和平解放后，彭树诚所在整个游击队伍编入云阳警卫营，他担任警卫营管理员。1952年，彭树诚被调回奉节县公安局做政治协议员。后任奉节县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1992年离休。 　　记者手记> 　　八十年风雨沉浮 　　两袖清风到白头 　　和百万三峡移民一样，彭树诚老人的家很普通，简单的家具，老式的家电，与妻子梅品和携手相伴，生活很满足。墙上的书画，给这个家庭并不宽敞的客厅平添了几多书香气息。 　　与许多川东地下党一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场阶级斗争浪潮中，他同样没能从历史的漩涡中抽身出来，“冷板凳”一直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一晃即逝，树诚老矣!但我大难不死，可算是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地下党员中少有的幸存者，没想到垂暮之年还欣逢盛世。晚景如斯，我愿足矣!夫复何求?”彭老对自己曾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没有半点抱怨。 　　彭树诚告诉记者，自己八旬又六，且耳无闻目无见。晚景一刻值千金! 然而，他仍是老当益壮，常叫老伴大声给他读书、读报。高兴时听听音乐，烦闷时邀三两知己促膝谈心。每逢节假日，招来弟妹、儿孙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那么一天，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人们说：我的一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为，我已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走出彭树诚家很远很远，老人家的这番话依然在记者的耳边回荡。 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党代表彭树诚回忆七曜山下峥嵘岁月 妻离子散，我继续打游击 1954年12月8日，彭树诚（前排左二）在奉节送别川东游击队员。 　　“十年寒窗苦读，立志大展宏图。良师益友多教诲，踏上革命征途；三年游击战争，转战高山峡谷，打败顽敌惩恶棍，终于迎来幸福。”2011年3月29日，在奉节县商业局家属宿舍，86岁高龄的中共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党代表彭树诚接受重庆晨报记者的寻访时，一口气背诵出为自己人生总结而作的《西江月》。 　　彭老已经双目失明，但他的思维非常清晰，记忆惊人。在动情地背诵《西江月》时，他的思绪回到了62年前发生在七曜山南边的枪林弹雨之中…… 　　投身革命 　　七曜山，位于长江以南川鄂交界处。它像一条巨龙与长江以北的大巴山脉遥相对峙蜿蜒千里，将万州、石柱、云阳、奉节和利川五县（市、区）紧紧拥抱。 　　七曜山南麓，有个叫吐祥坝的小镇，素有奉节南岸首场之称，也是川鄂湘的交通要道，来往行人络绎不绝。距吐祥十来里的铜鼓村，有个很出名的脚不干松园。这就是我的家。1925年8月26日，我的母亲就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下了我。 　　我们的家庭算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每年可以收上百多石地租。因此，我有机会上私塾寒窗苦读十年。有了一点文化，曾写诗赞誉我家环境：“千年古松不畏寒，十里延绵别有天。茂林深处闻啼鸟，涛声阵阵胜丝弦。” 　　十年私塾后，我受老师的启蒙，毅然决定投奔革命。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刘孟伉、陈仕仲。 　　刘孟伉，云阳清水塘人。他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的。1926年，曾随刘伯承发动泸顺起义。由于他天资聪明，深谙天文地理，卜地、算命、无所不能，就以“风水先生”身份在川鄂湘交界地带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刘孟伉到吐祥后，见我为人忠厚正直。主动和我接触交谈，讲述革命道理，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劝我彻底背叛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勇敢地投奔革命。 　　是年10月，我经刘孟伉介绍，在阳合山庄王泽舟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分配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资金，资助外来同志生活费用;负责掩护外来同志，设法确保他们的安全。这就使我零距离接触了“管账先生”陈仕仲。 　　陈仕仲，开县太平乡人。1938年，投奔延安，考入延安军政大学。抗大毕业，被分配到贺龙120师358团做见习参谋。因患严重胃病回开县治疗。是时，被川东临委任命为开县游击队司令员。 　　1948年4月，中共万县地工委调陈仕仲（化名傅德祥），以万县大药房管账先生的身份到吐祥接替刘孟伉的工作。在吐祥，陈仕仲就住在我家。不久，我以30石谷子的价格把邻居王寡妇的厚朴山买了，雇请药农住在山上种植加工中药材，以掩护陈仕仲的身份。 　　1948年5月29日，我们在吐祥建立了中共脚不干支部，我被任命为支部书记。接下来，我走去相继建立了荒草坪、均田、麻山等党支部。1948年10月10日，中共吐祥特支委员会成立，陈仕仲任特支书记。我任军事委员，主要负责游击队的组建工作。 　　1948年冬，我们以吐祥地区地下党员为主建立起游击队。因吐祥位于七曜山之南，所以，这支游击队被命名为七南游击队，后来发展为中共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 　　首战票草 　　我们七南支队在七曜山下创造了很多辉煌的战绩。第一枪在票草打响。 　　票草是位于云阳县长江以南七曜山下的重要场镇。1948年l2月8日夜，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朱大月大队长带着30多人的游击队，踏着崎岖山路的泞泥，摸黑前进。我们大半夜的急行军后，到达离票草20来里路的云龙乡都亭堰后山，天还没亮。 　　我们在就近一家农户停下来，甜甜地睡了一整天。不知什么时候风雪已经停止，朱大月从包谷叶堆里把队员们叫醒。大家吃过晚饭，分成八个小组，向票草方向跑步前进。 　　没过多久，我们的队伍便赶到了目的地。战士们借着淡淡的月光，很快熟悉了地形，辨清了方位。朱大月一声令下，手枪组、梭镖组冲在前面，直抵伪乡公所；步枪组随后掩护，其它组来回接应、放哨警戒。 　　当手枪组冲进伪乡公所大门时，里面人声鼎沸，以胖子伪乡长为首的赌徒们正围在桌旁赌得起劲。朱大月用枪顶住胖子伪乡长的大脑袋，大声喝道：“不许动，把手举起来。”胖子伪乡长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腰间的盒子炮早已被朱大队长缴了过来。 　　手枪组队员们用枪指着在场的赌徒，大声吼道：“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哪个敢动，莫怪子弹不长眼睛！”在场的乡丁赌徒一个个面如土色，呆若木鸡。伪乡长“啊”的一声瘫软倒地再也站不住了。 　　就这样，票草伪乡公所30多支长枪、几千发子弹、70多枚手榴弹和胖子伪乡长的几百块大洋，全部落入我川东游击纵队七南支队的手中。同时，步枪组的队员砸了伪乡公所的牢房，把20余名被关押的壮丁放出来，并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 　　血溅板桥 　　七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孟伉一直未到职，基本上是陈仕仲代理司令员，李君明代理政委，我被任命为党代表。 　　1949年2月20日，陈仕仲在芳草坪朱自东家召开中共吐祥特支扩大会议，着重研究部署攻打湖北恩施所属的板桥场。 　　板桥位于川鄂交界之处，距吐祥50多里。伪乡长田希明，外号“田大麻子”，土匪出身，无恶不作。拥有乡丁百余，长短枪80余支，还有两挺机枪。因此，攻打板桥，既能为民除害，又能获得大批武器。 　　1949年2月21日，李君明和我率七南支队的百余名游击队员从芳草坪朱自东家整装出发，冒着严寒越过太和坪，拂晓前才赶到离场镇不远的一个叫冉光陶的农户家里。 　　冉听说我们是为民除害的游击队，这次是专门从四川过来找“田大麻子”算账的，他惊喜极了，连忙把我们让到屋里，把妻女喊起来生火、烧茶、煮饭…… 　　2月22日，正逢板桥赶场，我们在冉家吃过早饭，分别扮成赶场的、卖柴的、做生意的，先后混入场上。 　　板桥场镇仅为一条蛇形独街，进口处就能望见出口处。四周有围墙，街两头各有一道栅门。忽然一声信号，街两头的栅门全被我游击队员堵住。接着街上的电线被剪断。短枪班打头阵，好似神兵天降。游击队员们一冲进伪乡公所便高喊：“不准动，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时，两个站在角落里的家伙，掏枪准备射击。游击队员眼疾手快，只听见“叭叭”两声，两个家伙便应声倒地。其他的乡丁被游击队员的神威震住，一个个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队员们趁势把乡丁们的枪一一缴了。 　　俘虏一大群，却不见罪魁祸首“田大麻子”。我命令队员：“挖地三尺，也要把‘田大麻子’揪出来!” 　　这时，只见一个伙夫老人伸出头来朝厕所方向嘟了嘟嘴，游击队员戴敦榜飞一般向厕所方向扑去。只见一个麻脸大个子正蹲在粪坑边上。小戴不假思索，举枪就朝他打去。狡猾的“田大麻子”，一见小戴举枪，慌忙低头窜过去用手向上一抬，只听“叭”的一声，子弹穿过屋顶飞向天空。 　　“田大麻子顾不得去擦屁股，腾出另一只手来就去夺枪，两人扭打在一起。危急之时，忽然一个身影闪至，人到枪响，“田大麻子”应声倒下去。原来，朱大月大队长听到厕所方向传出枪声后，立即飞身赶来救援。他一枪就撂倒了“田大麻子”。 　　这次打板桥，缴获4支短枪，80多支长枪，子弹若干。 　　智取安坪 　　七南支队突袭票草、攻打板桥，捷报频传。川鄂军政界惊恐惶惶。国民党派遣122师364、365两个团重兵进驻吐祥，奉节县伪县长冯斌也带领两个保安队和一些便衣特务前来围剿游击队。霎时，吐祥周围数十里变成了兵山将海，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 　　我和地下党员朱自东被定为“匪首”，他们悬赏3000大洋通缉我俩。我家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妻子梅品和带着大女儿彭寿康到娘家梅友竹家避难，二弟彭月阳改名换姓躲到小河坝当放牛娃，三弟彭定泽偕母亲张光雪躲到万县小周溪老表家。 　　敌人虽然搞得我们妻离子散，但我们没有被敌人吓倒。 　　1949年3月18日晚，陈仕仲到黄泗营召开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他说：“大敌当前，敌强我弱，我们对敌策略应该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把敌人拉出去，哄回来，牵着敌人的鼻子打。” 　　于是，我建议调虎离山攻打安坪。1949年3月19日，七南支队在刘尔训、李君明、朱大月和我的率领下，从黄泗营起程向安坪进发。 　　两地相距80华里，我们百多名游击队员沿着山间小路经白岩直插大垭口，下到新村坝。 　　拂晓前，我们在平坝上稍事休息。我突发灵感，向身旁的刘尔训副司令员献计说：“我们来一个黄盖的苦肉计吧：先把几个队员捆起来，到了那里说是送的壮丁，既便于诱开大门，进去后也便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天亮了，刘尔训命朱大月押着几个“壮丁”先行一步，其余人员稍后跟进。因安坪离奉节城仅60华里水路，敌人援军容易及时赶到。所以游击队一到安坪，首先就割断电话线，封锁信息。紧接着封锁渡口和道路。然后，直抵安坪伪乡公所。 　　朱大月押着“壮丁”来到安平乡，正要前去喊门，恰巧大门不喊自开，里面走出一个挑着水桶的伙夫来。他抬头看见门外荷枪实弹的队伍，直吓得水桶都掉了。他颤抖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朱大月便接过话头：“你没看见?我们不是送壮丁来了么?” 　　伙夫仍在惊愕之际，我们队员早已涌了进去，冲上乡丁睡觉的木楼。那些乡丁还在呼呼大睡，枪就放在身旁。我们的游击队员麻利地把敌人的枪支收缴起来。 　　缴枪过程中发出声响，惊醒了隔壁的伪乡干事曹怀保，这个家伙举枪就向我们射击，游击队员陈耀武不幸牺牲。 　　又是那个在板桥力斗“田大麻子”的游击队员戴敦榜眼疾手快，循声甩手一枪，就把曹怀保的脑袋打了一个大洞，讨回了血债! 　　这次战斗，我们活捉了伪乡长王耀东，共缴获手枪4支，长枪50多支，子弹近万发，手榴弹40余枚，十门电话总机一部。 　　两三年的游击战争，我们转战七曜山区的高山峡谷，在敌军的重兵围剿下，成功实现三路突围；我们神兵北上，与长江北岸的巴北支队奔袭开县温泉盐厂……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当年我们留下传奇故事，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广为传颂。 　　本版文图/重庆晨报记者 赵君辉

引用第15楼岁寒于2012-07-27 08:54发表的 :
“穿的是‘叉叉衣’，吃的是‘三多饭’，住的是‘笼笼屋’，睡的是‘一脚半’。”李泽海回想起当年难友们编的这段顺口溜，在渣滓洞的那段日子历历在目。“我们穿的是国民党兵换下来的破军装，特务在每件衣服的前胸后背划两个叉叉，所以叫‘叉叉衣’。‘三多饭’是指每天两顿饭耗子屎多、沙子多、炭渣渣多。而‘一脚半’和“‘笼笼屋’的由来，则是因为牢房小，能轻易碰到屋顶，晚上睡觉时，难友只能蜷缩着躺下的缘故。”
 

当年国民党兵的军装是黄色还是灰色的？

中央军序列的是黄色，地方杂牌军着装可能比较乱。

王玉成：刑场边写生，记录烈士英容 81岁的离休干部王玉成向重庆晨报记者讲述了奉节解放前夕那段白色恐怖的历史

王玉成说：“奉中地下党支部的全家福，后排右三就是我。”

“你们了解川东地下党的情况啊？我知道一些。你们工作忙，我离休了没事，我到党史研究室来。”3月29日下午，81岁的奉节县委组织部离休干部王玉成接到重庆晨报的采访联系电话后，亲自赶到奉节县委党史研究室，向记者讲述了奉节解放前夕那段白色恐怖的历史。 　　白色恐怖下成立党支部 　　1945年4月，川东游击纵队的巴北、七南两支队合力攻打开县温泉盐场后，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停止敌后武装斗争，保存实力，作好迎接解放军入川的准备。从此，革命斗争实行了新的战略转移。 　　1949年5月，恢复了下川东党组织，成立了下川东工委（后改为万县中心县委），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1945年以来受党的教育的彭之印，与原来曾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同学、同乡吴国林、张正国、史明亮和我进行接触串联，在奉节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谈剑啸同志（化名覃胡子）和陈庆惠同志的领导下，大家紧密地学习在一起，活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谈剑啸多次利用行医看病的机会，直接对我们布置工作。1949年秋天，我和吴国林、张正国、彭之印、史明亮等五位同学被发展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成立党支部，彭之印为支部书记。 　　奉中地下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要求每个党员利用与学校师生员工的各种关系，以学生会、班务活动和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在校内敌特严密的监视下，斗争是十分艰巨复杂的，但由于我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当时支部主要有五项任务：第一，加强党对青年学生的教育，逐步提高他们对形势的认识，激励他们反对黑暗的旧社会，以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第二，积极培养和发展党的外围群众和核心群众，壮大党的力量。第三，开展反对学校当局摧残进步、控制思想、限制自由、体罚学生、贪污克扣学生伙食费和损害学生健康的斗争。第四，做好护校工作，防止敌特破坏。第五，配合社会力量，进行抗粮、抗丁、抗夫、抗税等方面的革命斗争，促进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迎接全国解放。 　　学校地下活动有声有色 　　我们组织青年学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提高师生的觉悟，加深他们对形势的认识，引导他们向往光明，向往新中国。 　　我们在严守党的机密、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积极培养和发展党的核心群众和外围群众组织。先后发展核心群众20多人、党的外围群众100多人。大家在学校里相互关心，互相帮助，团结战斗，结下了亲密的感情，形成了较为坚强和团结的进步力量。 　　我们在学校开展了争温饱、反贪污的斗争。奉中总务处不顾学生健康，大肆克扣学生伙食费。我们抓住这些事实，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学生会出面开展斗争，清查了学校总务处伙食账，使学生伙食得到改善。 　　我们在学校一面读书，一面以不同形式深入发展群众。我们通过班会出面，在学校办了个名叫《卧龙岗》的壁报。在内容上，着重反映青年学生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要学习、要温饱的心声，揭露国民党欺压百姓、残害人民、镇压进步人士、造谣破坏等罪行。我们组织了40多人参加，发稿50多篇，共出刊五期，张贴在校内三期，在校外二期。 　　我们派同学打入敌人的心脏刺探军情。1949年9月，党组织决定派彭之印打入学运组掌握敌情。他通过参加学运组的一些活动，了解敌特的情况，及时报告上级党组织。由于准确掌握了敌人的情报，使党组织未受到任何损失。 　　我们借助学校的行政力量，开展党的工作。我们特别注意做好教师的工作。我们有意与秦礼林校长、冯耿光训育主任经常接近，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工作。1949年10月，孙元良派军警特工人员到校了解清查学生思想活动情况，秦校长在校长、主任办公室公开拉开嗓子对特工人员讲，“我校学生思想纯正，未发现有异政不轨言行。”使敌人未捞到半根稻草。 　　现场写生记录烈士英容 　　1949年6月，川鄂绥署副主任、16兵团司令孙元良在云阳南溪乡设立了云阳、开县、奉节、巫溪等6县北岸清剿指挥部，加紧对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进行清剿。8月，南溪乡向家湾党支部的“川纵”后勤部负责人赵学稼、支部书记赵北星、交通联络员赵学廉等人开会时被捕。随后，黄石支部书记宋海章、河口支部委员朱宗发等人也先后被捕。 　　是年9月下旬，这些同志被送交兵团司令孙元良处理，由云阳押到奉节县城监狱。10月13日转押到帝王宫兵团特设监狱。孙元良得到刘邓大军进军川黔的情报后，惶恐不安，逃跑前于11月5日下令枪杀被关押的游击队员。当天下午将赵学稼等18名革命者绑到城北大水井荒草地杀害。 　　当时，支部决定组织悼念烈士，激励斗志。于是派图画成绩较好的我跑到刑场附近现场写生，用图画纸画出了18位烈士壮烈牺牲的情景，记录下了18位烈士的英容。然后，由陈庆惠安排县奉中党支部全体党员在学校后坡上开了追悼会。同时，谈剑啸还派打入县伪自卫总队的地下党员杨大志以自卫总队为防尸体腐臭为名，雇人掩埋了烈士。 　　川东地下党策反敌舰 　　1949年下半年，蒋介石在重庆妄图垂死挣扎，重兵把守三峡门户军事要地，在重庆、万县、奉节布满了军队。在奉节这个小小的县城，就驻守着孙元良兵团、王增祺的基干团，以及被老百姓称为“吃光队”的赵子立的127军。 　　孙元良的部队1949年10月初，残忍杀害从云阳到奉节来的赵学稼等18位川东地下党员后，奉节上空黑云滚滚，人心惶惶。但川东地下党并没有被敌人的气焰所吓倒，一方面积极组织武装斗争，一方面派人到万县武陵做国民党江防舰队的策反工作。 　　这段历史，我记得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参阅《中共奉节县党史大事记》有关章节进行校准。 　　蒋介石的江防舰队在万县有7艘兵舰，我们川东地下党做通了其中两艘的策反工作。1949年11月29日这天，乌云密布，雾满长江。这些兵舰接到开往重庆的命令，我们策反成功的郝穴、永安两艘兵舰借此机会迅速掉头往下游开动，奔赴宜昌解放区。蒋介石军队得知情报，即令驻沿江部队围剿起义兵舰，并派飞机轰炸。 　　这时，奉节中学进步人士、校长秦礼林得知此情，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学生疏散到校外，避免飞机轰炸。散会后，我们支部即派邬荣辉等同志跑到学校外的卧龙岗、梅溪河岸上端的大沟里埋伏，盯着长江江面上的变化。 　　不久，两艘起义兵舰出现在奉节江段。也许是为了避免和岸上敌军的纠缠，兵舰马力开得很足，在嘟嘟嘟的马达声中，郝穴、永安两艘兵舰像猛虎一般从上游冲下来，舰首和舰侧掀起丈多高的浪花，舰体左右颠簸惊险万分。 　　下午4点多，两艘起义军舰通过奉节，国民党127军如临大敌，乱成一团。就在兵舰即将冲出夔门时，驻守在奉节城的伪军一窝蜂地在长江岸边阻截，他们用机枪等武器向郝穴、永安两艘起义兵舰猛烈扫射，顿时江面上硝烟四起，枪弹火花在江边连成一片。起义兵舰钢板又硬又厚，子弹被甲板挡了回去。敌军还想将炮弹打进兵舰的烟囱里，可惜枪法不准，只落在江水中，掀起数丈高的水柱。 　　郝穴、永安两艘兵舰为了不伤及无辜百姓，没有用机枪还击，只发了两颗炮弹落在后山莲花池下面的荒坡上，威胁了一下伪军。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郝穴、永安两艘兵舰冲出夔门，经三峡到达宜昌。 　　这天下午，伪军在炮打起义兵舰的战火停息时，秦礼林校长对我们说，国民党军队派的飞机只飞到万县、云阳等地，轰炸了两艘煤炭趸船便飞回了重庆。这时，我们寄宿在学校的同学紧张的思想稍微平静下来。奉中地下支部觉得城内兵荒马乱，岗哨林立，处境十分危险。于是，陈庆惠、彭之印两人从学校后坡小路去公平吴士均处组织武装力量，然后我和张正国等分批撤离。 　　到了公平后，我们积极组织力量维护地方秩序，建立新政权。不久，伪军“吃光队”由奉节逃跑路过公平红土乡马军梁时，川东地下党游击队队员田大光等将“吃光队”打得仓皇逃跑，并丢下许多枪支。此战，为奉节解放拉开了序幕。 　　协助解放军接管奉节 　　1949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奉节中队到达奉节县城。当晚，在中队指导员张海亭主持下开会，会议决定按划设7区的方案，立即建立县区两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以便全面接管，及时开展工作。 　　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奉节县委员会成立。当天上午9时，西南服务团接管工作队在县城协台坝召开庆祝奉节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5000多人到会，军民一片欢腾。张海亭宣布杨正禄任县长，韩广民任副县长。 　　12月17日，县委召开接管工作队（西南服务团奉节中队）与解放奉节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当地的地下党员会师会。万县地委民运部副部长燕汉民主持会议，解放军官兵、工作队干部党员20多人和地下党员在城内的干部及部分党员30多人参加。 　　12月19日，县人民政府发布政字第1号布告并在城区开始进行全面建政接管工作，至12月底接管顺利结束。当时将省立和县立两所中学合并为川东区奉节中学，教职员39人，学生361人，附设中师班60人，当时我就在中师班。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记者手记> 　　离休后 　　带出先进党支部 　　“我们奉中地下党支部的五个同学，彭之印已经去世。吴国林在万州，张正国在重庆，史明亮和我还在奉节。”王玉成边说边拿出随时揣在衣袋里的小本本，上面记着几位同学的电话号码。 　　“张正国和史明亮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我也患有支气管炎、肺气肿。我们隔三岔五都要打个电话互致问候。今天，史明亮正在输液，不然他就会和我一起来讲述我们那段历史。”王玉成和妻子王伦芬住在奉节县委宿舍，100多平米的房子宽敞明亮。“我们一儿三女4个孩子都各自成家，家里请了一个保姆，生活得非常好。”王玉成说，他的孩子有个下岗。有人说，他是老革命，应该去找组织，但是他从来没有去给组织添麻烦。他家的情况被时任奉节县委书记的刘本荣知道后，才将他的儿子王跃雄安排在县养路段。 　　王玉成的精神状态很好。别看他年过八旬，工作热情并不比年轻人差。2002年，他担任奉节县委机关退休党支部书记后，10年来一直任劳任怨，他所带领的退休党支部曾获得重庆市委先进党支部。 　　本版文·图/重庆晨报记者 赵君辉 人物简介>　　王玉成，男，1930年1月出生于奉节县青龙乡。初中毕业到奉节中学读高中、师范。1949年7月，由奉节地下党负责人谈剑啸、陈庆惠介绍加入川东地下党。 　　1949年12月3日奉节解放后，参加征粮剿匪。1951年任共青团奉节县委书记；1952年任奉节县草堂区委指导员，1953年任奉节县草堂区区委书记；1955年又调任共青团奉节县委书记。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基层当农经员、农技员指挥中场。1978年“平反”，重新回到奉节县草堂区先后任区委书记、区长；1983年调奉节县委机关任机关党委书记、工委书记。1990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