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 [复制链接]

         孙丹年老师的新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内容简介：抗战时期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中美两国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训练机构，分别由中美两国的最高当局（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由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军统局、美国海军部联合组建，1943年4月15日正式成立，总部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美合作所总部由重庆逐渐移往上海，12月美方人员陆续分批回国。1946年1月底，中美合作所宣告结束。1946年10月，中美合作所的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中国。
        由于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梅乐斯顽固的反共立场，抗战胜利后，在中美合作所结束、美国人全部回国的同时，由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军统10万武装部队，与另外两支队伍共同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他们程度不同地参与了随后爆发的内战。中美合作所遗留的武器也由军统局接管用于镇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运动。        《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编辑推荐：在小说《红岩》中，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描绘成穷凶极恶之所，但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贡献至少包括：为太平洋战争搜集、传递大量气象情报；搜集、侦听、破译、传递大量重要军事情报；训练抗日武装部队进行敌后破坏活动；协助美国空军作战；参与从日寇手中收复东南沿海地区的多项军事行动。
        多年以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相关史料仍有待披露，它在成立、发展、结束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个问题牵扯着一段波诡云谲的战争历史。虽然资料十分有限，但对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啻为一个有益的开始。

    几年前，一些被扭曲的历史信息呈爆炸状态流行时，我对孙丹年女士说：会有一位勇于澄清历史的人在应该的历史时刻出现。2011年春天，当她把书稿《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交到我手中并要我作序时，那份惊喜可想而知。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作为中美联合抗日的情报机构，它到底干了些什么，它与后来发生血案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又是如何发生关系、产生如此巨大误解的，本书渐次展开论述，铺陈众多历史资料，从雾里海里把读者带回到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地方。作为读者，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智气，此二气合在一起，就叫实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学术良知。有良知多好啊！

       按照中美协定，对日作战结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立即结束。“蒋介石向美国要求延长中美情报合作，遭到美国最高当局即杜鲁门总统拒绝”；“1945年12月，中美合作所进行会计结算”；“1946年10月，中美合作所的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中国”（见书稿第120—123页）。既然如此，那以后的“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这其中的历史根源绝不简单。一是由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卷入了中国的内战，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二是在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同一空间，确实杀害了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三是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主任，与杀害许多共产党员的恶魔军统头子同为一人。四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反美反蒋的斗争需要，情绪使然。如果说新中国建国初期将中美合作所等同于“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派）罪行”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语却不能不发人深思。这不是用一句思想惯性、行为惯性可以解释的，尽管人们深知这种惯性的巨大力量。

        其实历史也有许多偶然，许多无奈。就在中美合作所总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后来被执政的国民党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军代表用来关押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这种历史的幽默，可能连孙丹年也不曾知道吧。

        当我同意写这个不成样子的“序”的时候，适逢欧美的炸弹正在利比亚土地上开花，本·拉登又被美国击毙，巴基斯坦正受困于与美国的情报合作问题。清理一下上个世纪40年代中美合作所短短四年的情报合作，或许还有更大的价值吧。我是这样以为的。不信，试试。

                                                2011年5月
本文原刊于电子网刊《巴山夜雨》第17期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那一片山麓下有一座人间魔窟。

    那里没有阳光和花朵，只有满山荆棘，遍地虎狼。

    那片山麓叫歌乐山，我们重庆长大的人很少想到那山原来的名字意味着快乐与歌唱。心里都有魔窟的浓浓的阴影，阴影下有清晰的“USA”的字样。

    我们从记事起就被组织到那里参观，看阴森森的刑讯室，看沉重的铁镣手铐、带血的皮鞭和老虎凳、看灌进鼻腔的辣椒水，看钉进手指的竹签……回到学校还要开会谈感想，在课堂上还要写作文。

    我们小小的心田就种下了仇恨，对于我来说，还有恐惧。

    仇恨的对象不仅有国民党，还有美国人，我们亲眼看到，曾铐住烈士手腕的手铐上有“USA”字样。

    与这片山麓有关的小说、电影、歌剧，写得真是好，演员也演得真是好。我特别喜欢那部具中西方音乐特色的歌剧的音乐。那些歌曲流行全国之前，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同学、江姐的儿子彭云拿到了歌单，得到了唱片，在学校里播放，在每一个班里教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诵读、歌唱，一次又一次地激动，流泪。仇恨和恐惧便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刻在我们的骨头里了。这样的血液铸造着我们的思想性格、气质教养、行为模式，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选择。

    以后我做了老师，便复制自己受过的教育，领着学生去到那山下，把仇恨和恐惧的种子种进他们的心灵。回到学校，也指导学生写下仇恨的作文。

    现在孙丹年写了一本书，说那座山下曾经有的那个机构是中国与美国合作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的机关。虽说早些年我们已知道，杀人魔窟渣滓洞白公馆和中美合作所没有关系，与中国人杀害中国人的那些残酷和惨痛没有关系；但是，早年的教育毕竟进入了骨里血里。读了孙丹年的书才能比较彻底地知道，那个几乎影响我一生的传说不但是片面的，甚至是荒谬的。她的材料那样详尽，无可辩驳，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中美合作所对太平洋海战的巨大贡献，而是她讲述了梅乐斯和他带领的美国大兵在中国英勇卓绝的斗争和牺牲，他们的光荣与功勋一点不比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些战友差。而那个在我们的历史教育里臭名昭著的军统头子戴笠，也功不可没！

    梅乐斯善于与中国人合作，在来华参加抗战的美国将军中，他最少对中国人的岐视。最令我惊讶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游击部队。

    我们看过了那么多电影电视，从来没有看到过江南的敌后游击队由操着英语的美国小伙子带领着，拿着美式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只记得沙奶奶在《沙家浜》里骂“忠义救国军”是“不救中国救东洋，忠在哪里义在何方”！谁知那时候，竟有上千美国人活跃在江南的敌后游击战场！

    梅乐斯和戴笠也去到那里，他们挨过日本人轰炸，还差点被汉奸暗杀。梅乐斯为保护中国翻译官受过伤，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极度的紧张劳累中，他病得很严重，同时，这个单纯的美国人还要对付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尽管他后来被美国人误会，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误会了很多很多年，以至于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梅乐斯的贡献。但是他在晚年仍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他说：

    不能使用共通的语言，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在文化背景，在军事传统，在政治演变等各方面都有这样大的差别，而居然能够顺利草拟出一个有关联合情报机构的设置方案……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都具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亟待完成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打垮日本鬼子！

    相信这本书会让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读者心绪难平。

    因为我们是非常奇特的一代，我们对灾难与屈辱熟视无睹，见惯不惊，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是“母亲打孩子”，是误会，是大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光荣的代价。

    仇恨让我们充满戾气，我们会把一点点错误或是差异上升为矛盾和冲突，为了“政治的正确”，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传承了千百年的优秀文明。“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们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对于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特别不了解。

    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在能够思考的时代，我们的一生已过去了多半。

    但是有一些人固执地要思考，要寻找真相。

    孙丹年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

    孙丹年的父亲孙铭勋是一位早年就追随革命，也追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家，在50年代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他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是错误。因此孙先生不但自己吃尽了苦头，也让妻子和女儿吃了苦头。

    孙丹年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回到内地后就在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工作让她充满激情而又珍惜。然而，当她发现自已竞竞业业一字字写出的宣传材料并不真实时，她非常痛苦。为了生计，她不敢贸然放弃这份工作，但她终究是她父亲的固执的女儿，她最不可能放弃的是诚实。她做到副馆长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就要赶上评职称了，她说，高级职称，不评也罢。

    歌乐山下的故事却选择了孙丹年。她不仅是不再撒谎，而且要寻找真相。

    我和她是因为文学交往的，我读过她的小说，以我的专业眼光看，她的语言，她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对细节的捕捉，真的很有才华。

    我问过她，怎么不写小说了？

    她说：没有动力。

    她别无选择地走向了历史。

    孙丹年命中注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写这本书是她最好的自我救赎。

    孙丹年认为，中美合作所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这或许不是一本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著作，但我知道，这是一本可靠可读的书。

    曾经受过的仇恨的残酷的教育，让寻求真相的过程，充满疑虑和恐惧，这是孙丹年的压力，也是动力。她说“胆怯地伸手，悚然扣问历史”，不是在海峡的这一边长大的中国人，不能体会这“胆怯”“悚然”背后的辛酸与心悸。“胆怯”“悚然”也让孙丹讲述她发现的历史，交代她的判断的时候，难免絮絮叨叨，一反她过去明快的语言风格。这就将作者探索真相的困难，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让读者一揽无余。

    这本书对于我的同代人来说，是珍贵的，对于受过与我相似的历史教育的上一代与下一代来说，是必须要读的。因为我们与孙丹年一样，需要再教育，需要一个自我的救赎。

                                                    2011-6-11
本文原刊于电子网刊《巴山夜雨》第17期

当下有两种意义的“还原历史”多数所谓的“还原”是编造，极少数的还原是真正的还原。

从赵晓铃的《孙丹年的自我救赎》里透露的家庭背景信息来看，孙应该就是上一篇旅美作家文中的S了。

是的，孙老师花了近20年心血的大作也终于出版了

奇怪，即使红岩小说及其衍生作品屡次提到中美合作所，我也只当它是个名称，并没有跟美国怎么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只要烈士的舍身殉难是真实的，那么其他都是浮云。

引用第7楼苗溪于2012-07-20 21:51发表的 :
奇怪，即使红岩小说及其衍生作品屡次提到中美合作所，我也只当它是个名称，并没有跟美国怎么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只要烈士的舍身殉难是真实的，那么其他都是浮云。

受众的感觉有个体差异很正常吧。但官方在1949之后的几十年里刻意将渣滓洞白公馆与中美所等同起来的事实是存在的，就连电影《烈火中永生》都刻意弄出一个美国特务威尔逊来，因此很难说其他受众不会将美国人与这两个看守所有所联系。

对于历史来说，所有的细节都一样重要，不存在这个是根基那个是浮云的差别。一旦受众发现他们在部分问题上被欺骗，他们很可能对全部都不相信。

引用第8楼岁寒于2012-07-21 10:22发表的 :
受众的感觉有个体差异很正常吧。但官方在1949之后的几十年里刻意将渣滓洞白公馆与中美所等同起来的事实是存在的，就连电影《烈火中永生》都刻意弄出一个美国特务威尔逊来，因此很难说其他受众不会将美国人与这两个看守所有所联系。
对于历史来说，所有的细节都一样重要，不存在这个是根基那个是浮云的差别。一旦受众发现他们在部分问题上被欺骗，他们很可能对全部都不相信。

嗯，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把所有细节都钻透说清才是科学的精神，才是研究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