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荣华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国成立了，正当刘、邓大军进逼重庆，隆隆炮声在嘉陵江边响起。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下令对重庆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黎明前的血腥大屠杀，上至将军，下至妇女小孩惨死在血泊中。在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腥大屠杀中，最残忍、狠毒的就是杨进兴、徐贵林、张界、漆玉麟等臭名昭著的四大杀手。他们杀人后自知罪孽深重，伪装隐藏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清匪反霸和追逃行动，他们最终先后落入法网，被押上历史审判台处决。
一号杀手杨进兴
一号杀手杨进兴系浙江宣平人，出生于１９１７年，从２３岁起进入军统。由于他枪法准，加上凶残成性，很快便由看守所特务队队员变成军统行动队队员，后被军统局长戴笠看中，提拔为自己的便衣卫士，不久又升任戴笠侍从副官，曾经负责“监管”过叶挺将军。但“好景”不长，戴笠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上午１１时从青岛乘机返渝，因飞机失事摔死在南京附近板桥镇。戴笠死后，杨进兴到渣滓洞监狱当了一名看守员。
杨进兴奉命杀人出了名，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在派人杀害革命志士时，第一个就想到他。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８日，杨进兴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押去松林坡的戴公馆，一阵乱枪扫射之后，杨进兴便让特务们提过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浇上后放上一把火焚尸，然后仓皇挖了一个坑，将两者的遗骸埋到戴公馆车库后面的松林里。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３日，杨进兴奉命把尚承文、张占鳌、朱念群三人从白公馆解押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用美国人发明的电刑实施杀害。不料设备失灵，三人中有两人没断气。杨进兴冲过去，操起旁边的十字镐，残忍地将尚有余息的二人打死。
在杀害杨虎城将军时，杨进兴为使他牺牲前经受沉痛的身心折磨，先杀害他的家属，随后，联同张静甫、熊祥等特务挥刀朝杨虎城刺去，杨虎城前胸致命的一刀，正是杨进兴刺进去的。另外两个特务陈宝琪和张鹄则冲到另外一间屋子杀害了宋绮云将军和他的妻子徐林侠。丧尽天良的杨进兴还亲手杀害了“小萝卜头”宋振中。“１１·２７”大屠杀时，杨进兴以换地点为由，把黄显声将军和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骗去步云桥，亲自开枪将其杀害，并偷走黄将军手上的金表。在“１１·２７”大屠杀中，杨进兴腰插十多支手枪，身背十几个弹匣，对白公馆、新世界关押的数百名革命志士疯狂扫射，又欠下了８０多条人命。
犯下滔天大罪之后，杨进兴自知乘机逃台湾不可能，便与保密局其他杀手一起，跳上重庆警备司令部准备好的汽车，朝成都方向逃去。按事先西南特区的编组计划上山。途中，得知华蓥山已获得解放，便只身逃到南充永安乡下，躲进一户姓张的农户家中。他谎称自己是广安人，名叫杨大发，父母早已双亡成了孤儿，给地主家当放牛娃，四处飘泊混碗饭吃……众人被他的假象所蒙骗，答应让他暂住下来。
杨进兴不管刮风下雨，都在田间地头劳作。村民们哪里想到，就是这个会过日子的“庄稼人”，却是保密局的杀人魔王。不久，杨进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干得十分“卖力”，在定出身成分时被评定为贫农，分得田地３亩多，房屋一间半，粮食５担（一担十斗）。互助组成立后，杨进兴被村民们选为互助组组长。１９５３年６月，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永安乡政府发函去广安调查，广安县公安局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杨大发有可能是国民党漏网特务杨进兴。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随便抓人。侦察员们带着相机来到杨大发所在的永安乡，说杨大发所领导的互助组是先进社，要照一张全社社员合影照上报县政府搞宣传。杨大发见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立即组织全体社员拍照。重庆市公安局一个老侦察员看过照片说：“他就是杨进兴，这个杀人魔王化成灰我也认得。”
重庆市公安局吴国成等人来到永安乡，带了一张四川省全国劳模审批表，由乡政府通知杨大发前来村公所填表以便实施就地抓捕。杨大发进了村公所，把填写好的“全国劳模审批表”递了过去。吴国成接过表看了看上面贴的那张照片，大吼一声：“漏网特务杨进兴，你被捕了！”与此同时，公安局的两个便衣警察冲了过去，将杨进兴扭住双手制服。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６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人民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审大会。逃匿近十多年的杨进兴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二号杀手徐贵林
二号杀手徐贵林（小说《红岩》中的“猫头鹰”原型），河南安阳人，出生于１９１９年，２０岁参加国民党军，历任重庆望龙门看守队队员，巡警总队警务组组员、分队副，白公馆看守所看守，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务组组员，渣滓洞监狱看守长。
徐贵林身体硕大肥壮，号称“大黑熊”，打人一耳光下去就是五个手指血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毛人凤、徐远举下令屠杀３０名革命志士，徐贵林指挥一群看守，将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革命志士亲自绑好后，押往电台垭口枪杀。在“１１·２７”大屠杀中，杀人最多的就是渣滓洞监狱，共计１８０人（其中包括两名叛徒）。徐贵林和李磊（小说中“猩猩”的原型）不但指挥特务射杀，而且手提卡宾枪亲自扫射。然后火烧牢房毁尸灭迹。
渣滓洞大屠杀刚结束，刘邓大军的炮声即逼近山城。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徐贵林与李磊率领一伙特务爬上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几辆大卡车，向广安方向窜去。这群残兵败将正往华蓥山走时，突然接到情报，华蓥山一带已被解放军解放，县城正在召开祝捷大会。特务们顿时心慌意乱，徐贵林灵机一动，伙同几十个人投奔胡宗南的七十六军八十师。不久，这个师在南充境内被解放军包围，生者尽皆举手投降。按照当时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下，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徐贵林就这样被当成蒋军士兵资遣回家。
徐贵林经此惊吓后头脑反倒清醒了，他知道与其东奔西跑担惊受怕，不如躲到乡下。他又跑回重庆较远的郊区，藏到岳父王德功家，大约躲了半个月之后，他发现这地方很安静，没有熟人能认出自己，居然大摇大摆做起了小菜生意。他没想到没过几天时间，就被纱厂托儿所的所长叶兰英发现。叶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重庆市公安局旋即派出便衣侦察员，带上通缉“猫头鹰”的照片找到叶兰英，经过调查取证，确认这个菜贩子就是徐贵林。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２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向所属１８分局发出逮捕令，并叮嘱公安人员，由于徐贵林经过特工训练，身上可能藏有防身武器，抓捕时动作一定要快。两名便衣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将徐贵林掀翻在地。另外两名公安人员用棕绳将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果然，后来从徐贵林身上搜出２０响驳壳枪一支，子弹２０发，军用匕首一把。徐贵林在审讯时终于低下头，彻底交代屠杀革命志士的犯罪事实。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８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公审大会，屠杀革命志士们的凶手徐贵林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三号杀手张界
三号杀手张界（化名张宝兴），江苏浦江人。进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后，几乎一直干军法、司法审判，人称“催命判官”。关押在重庆集中营所有的著名共产党员，他几乎都主持或参与过审讯。在审讯陈然、刘国志、罗广斌、许建业（许云峰）时，他指挥特务动过酷刑。就是他在审讯江姐时，遭到江姐痛骂，然后改用竹签钉手指。动刑时，其他特务认为实在残忍，吓得缩在一边。丧尽天良的张界用竹签插进江姐十个手指，使她昏死在审讯室。张界下令用冷水泼醒后，又继续审讯。但江姐却坚强地说：“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他没法，只能将遍体鳞伤的江姐拖去监牢。
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破获《挺进报》案时，张界夜以继日审讯被捕的中共党员，不久，他又在复兴门参与杀害许建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８日，特务们杀害陈然、陈善谋、华键等烈士时，张界充任了“监斩官”；１１月１４日杀害江姐、李青林等３０位革命志士时，张界亲自负责“验明正身”、摄影备案。解放大军逼近重庆，张界随杨元森率领的“四一”部队败逃，在逃往华蓥山和盐亭途中，“四一”部队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张界骗到了解放军发给的“被俘人员遣散证”后，逃进一个村子，把那身“黄狗皮”（老百姓戏称国民党军装）脱掉，找了一套破烂的农民服装穿在身上，逃回到老家清江浦县建设乡躲起来。但他万万没想到，事情坏在他大老婆身上。
原来，张界自从混进军统后，又当上了“催命判官”，对农村那个父母包办的“土包子”横竖看不顺眼，就在外找了一个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洋小姐”，长期将大老婆冷落在家。当地有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名叫王二柱，与之一拍即合。张界突然回到家中，吓得王二柱不敢上门。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界听到了一些关于二者的传言，回家抓住大老婆拳打脚踢。谁知这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于是把张界当国民党特务、杀害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告诉王二柱，并向人民政府写了揭发材料。江浦县公安机关很快将其逮捕，解押到重庆市公安局。这个丧心病狂的“催命判官”，终于在潜逃７年多之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四号杀手漆玉麟
漆玉麟（本名宋玉成），湖南株洲人，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特训班，从此走上他近２０年的特务生涯。在侦破《挺进报》案过程中，重庆市工委副书记任达哉（小说中的“甫志高”）叛变，漆玉麟带着叛徒前往川东，夜以继日地四处抓人，很快逮捕了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十多名党员骨干，使川东临委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优秀党员被捕入狱。仅在《挺进报》案中，由他率特务抓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达５８人之多。此后，漆玉麟又随徐远举前往昆明参加“九九”肃整，逮捕了４００余名民主党派人士和无辜群众。这一时期，他因抓捕共产党人“有功”，连获国防部嘉奖，捞了不少奖金。被他在川内抓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后来在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中大部分被杀害。就是在重庆面临解放之际，他还亲手指挥杀死了江姐、王敏、许建业等３０多名共产党员。
重庆解放后，他随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在“四一”部队中任警卫大队长，企图把这支特务武装拉到华蓥山负隅顽抗。“四一”部队遭受失败，漆玉麟在盐亭战役中被解放军抓获，他冒充伤兵宋世文，骗得了“被俘人员遣返证”。恰在这时，他认识了从江西萍乡回来省亲的张石生。在张的帮助下，他很快在萍乡落了户。从此，他整天下地干活，装作很能吃苦的样子，骗取了村民们的信任。在以后的互助组、初级社，他盖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在萍乡一躲就是８年，见这么多年也没出事，心中的警惕性便慢慢松懈下来。
一次，村里有户农民在区上读中学的儿子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时，乡下自行车很少，乡民们少见多怪，把自行车叫做“洋马儿”。这个农家子弟推着自行车，来到漆玉麟干活的田边一条直路上练习，谁知这“洋马儿”就是不听使唤，骑上去又摔下来。漆玉麟心头发痒，卷起裤腿接过自行车，飞身在小道上和几巴掌宽的狭窄田坎上骑起来。这引起了村治保主任张顺发的警觉：“旧社会过来的人，谁会骑这‘洋马儿’，此人车技非凡，不是杂技演员就是间谍特工。”于是向公安部门报告。安源县公安局接到举报后，派出便衣警察，对漆玉麟实行严密监控，并设法取得他的照片。重庆市公安局将收到照片与原档案对比，又请脱险的同志和在押人犯辨认，确定此人就是大刽子手漆玉麟。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科立即派出３名精干的便衣人员，前往江西萍乡九和农业社。大年初二那天，是农业社的团拜会。漆玉麟也和其他社员一样，穿上新衣服，喜气洋洋来到农业社大门口。此时，他很有些得意忘形。忽见几个陌生人靠近他，心惊胆颤，正欲走开，几支枪已顶住他的头，递到他面前的是一张重庆市公安局签发的逮捕证。漆玉麟还未来得及反抗就束手就擒。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３日，重庆市公安局在沙坪坝召开万人大会，大刽子手漆玉麟被押赴刑场，验明正身并执行枪决。
（摘自《纵横》２０１２年第０４期）
http://www.gzzxws.gov.cn/wszsyd/xx138/201202/201206/t20120607_2875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