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的党的隐秘机构：“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在上海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
陈赓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党中央损失惨重。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令时任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立即设法转移到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乔装成商人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老板娘”王根英、3岁的儿子知非、“账房先生”陈养山和“帮工”张麻子。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顾顺章叛变后，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京联系胡鄂公。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之前，就动身去了上海。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当时在华北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联系上。杨献珍向陈赓汇报，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直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京刚刚成立。
胡鄂公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胡鄂公就找上了门。
胡鄂公把陈赓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成方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赓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直奔天津。
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陈赓到天津后，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则，新的中共顺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则，北京各种资源雄厚，比在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优势明显。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又问陈赓：“谁来领导？”
陈赓答：“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确定组织名称及领导后，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陈赓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完全仿照上海特科模式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京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潘东周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潘东周身份暴露
“九一八”后，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报：张学良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吴成方随即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折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张学良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期间，潘东周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并取得张学良的信任。
此后，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为潘东周求情，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特科联系张学良的这条线从此中断。
1934年秋冬，北京特科20多名成员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我党损失空前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