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老年日报>>周末版
1939年的冬天，对杨靖宇以及他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来说，格外寒冷。
这一年，日伪当局把“大讨伐”的重点转移至通化、吉林、间岛省等东南满地区，直指抗联第一路军。
作为“最顽固”之“匪首”，杨靖宇及第一路军司令部，自然成了“大讨伐”的重中之重。 193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年度《治安肃正计划要纲》中特别强调，“对于捕杀匪首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伪满洲国治安部《治安肃正要纲》所附悬赏规定里，杨靖宇名列第一。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三浦随即命令，“以杨匪首为目标，坚持追击，捕捉歼灭，行动地区不受限制，神速灵活行动，努力利用夜间进行急袭和奇袭，进行搜捕。”
在此严酷的形势下，抗联中有人提议，把部队暂时转移到苏联“避一避”。“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你跑到苏联去还叫什么抗日联军？抗联是打鬼子的，就得坚持战斗。”杨靖宇坚决否定了这个建议。还有人提出把司令部藏到长白山深山里去，其他部队在外面牵制敌人以保卫司令部。“抗日抗日，你走了还叫什么抗日，你到长白山里猫起来，这叫什么抗日！”杨靖宇激动地喊道。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回忆，“他的声音非常大，嗷嗷的。”
1938年9月，“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日满军警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关东军吉林长春地区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三省军警联合作战。这大批兵力，包括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5个大队，满军7个旅，三省警察队和热河、奉天、滨江、锦州四省增援队，以及叛徒程斌、崔胄峰、唐振东为头目的“挺进队”，总数约2.5万人。此外，还配有一个飞行队。其作战原则是：同时遇上“土匪”(抗日山林队)和抗联，专打抗联；同时遇见杨靖宇部队和其它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
一张空陆交织的大网，正向杨靖宇撒来。
给养告急！
12月7日，杨靖宇与日军有马部队在龙泉镇北方角杆顶一带激战，毙伤敌军10余人。两天后，于蒙江西北小孤顶子与日军渡边部队激战数小时，而后甩掉敌人，穿越抚松公路南下。
起初，部队行进比较顺利，打了若干次胜仗，而且有一段时间，“讨伐队”几乎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但另外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那就是给养。
“那时我们抗联缴获了不少钱，每次战斗下来，都要奖励立功人员，所以战士手里也有钱，但是有钱买不到东西，”抗联战士沈凤山回忆。
为了隔断抗联与当地百姓的联系，日伪当局采用“归大屯”、建“集团部落”等方式，将居民集中起来，并在森林中开汽车道以减缩游击队的活动地域。抗联的物资来源变得越来少，只能依赖密林深处的营地储存的食物。而在这次“大讨伐”中，由抗联叛徒组成的“挺进队”，专门寻找秘密营地，破坏粮仓。
严重缺粮的时候，抗联战士只能铲开积雪刨草根，或者扒下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里面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锅里煮成糊糊吃。
气象资料显示，当时蒙江地区夜间最低温度，往往是零下42摄氏度。杨靖宇警卫员黄生发回忆，雪地行军，战士们的上衣全被树枝扯开花，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而裤子总是湿的，寒风一吹便冻成甲，很难打弯儿，迈步都吃力。鞋子跑烂了，就把棉衣揪下一块包脚，割几根柔软的榆树条子绑上。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斗牺牲之外，许多战士冻死、饿死，部队持续减员。
叛徒，叛徒的可恶！
但比饥饿和严寒更让杨靖宇痛心的是，在这次“大讨伐”中，抗联出现了不少“朝露”和“秋草”，带枪逃跑事件层出不穷。部分逃兵更是转而投降日军，加入“挺进队”，成了剿杀杨靖宇的先锋和主力。
“当年敌人的宣传攻势很厉害！”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在山林里随时可以拣到敌人的传单，“有一张宣传原来杨司令的警卫员吴瘸子，印着他叛变后披红戴花，‘喜宴喝酒’、‘洞房之夜’等糜烂生活的照片。杨司令看后说，民族败类！”
抗联第一路军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在1940年写给中共驻苏联代表团的汇报信里，也提到日伪花样甚多的宣传战。除了炮制“东北抗联已经瓦解”等谎言外，日伪经常利用已投降的叛徒或者家属亲朋来说降，“甚至指派漂亮的妓女以性交作引诱，或者把男女性交的图片散布到抗联活动区域。”
1938年春天，与司令部失去联系一年多的抗联第一路军一师，处在日伪重重围剿之中。日军将师长程斌的母亲及哥哥扣押，随后，叛徒韩永好带着程斌的哥哥程恩来到一师驻地。程恩劈头就问，“你革命，你抗日，你还要妈么？”程斌说，“不革命不抗日也得要妈！”后来，程斌率部下115人集体投降，并成为日后“讨伐”杨靖宇的主力。
作为抗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程斌有“小杨靖宇”之称，可谓杨靖宇的臂膀，他的叛变，不但严重动摇了军心，而且使抗联的许多战术被日军掌握，给整个抗联部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1939年1月29日清晨，部队在四方顶子西坡——马屁股山陷入了敌人包围，伤亡70多人。两天后，又有一大股敌人寻踪围上来。当时，警卫旅一团、三团主力根据杨靖宇的命令已分头北上，在杨靖宇身边只有特卫排、少年铁血队、机枪连的60多个战士了。
而在此危机时刻，2月1日，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张秀峰携带枪支、机密文件、大量现金向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投降。张投敌之后，进一步暴露了第一路军司令部的行踪。敌人又从桦甸、安图等地调来大批日伪军，协助驻在通化、蒙江的“讨伐队”。
张秀峰的叛变，进一步把杨靖宇逼上了绝境。
孤身战死
2月8日，杨靖宇患了重感冒。
为了轻装行军，部队的帐篷、火炉早就扔掉了。几名警卫员只好用斧子砍些树枝铺在地上，又找来一块木头当枕头，让杨靖宇在上面，并在他身边生了一堆火。不巧，火堆上蹦出的火星，将杨靖宇的棉裤烧了个大窟窿。
警卫员黄生发看到后，把自己棉袄上的下襟撕下一块，让杨靖宇补棉裤用。杨靖宇见此很不高兴，批评黄生发，你怎么撕棉袄？黄说，我棉袄缺一块，还有棉裤腰挡风。但杨靖宇的棉裤是黄的，补丁是白的，补完之后不好看。黄感觉很不好意思。“杨司令笑着用手摸了摸补丁，说：‘很好，很好，这是友谊的象征。’”
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撒下的传单称，如果投降，整个东边道归杨靖宇管辖。“我捡起来递给杨司令，他看了后轻蔑地笑了笑，团了几下丢进火堆。”仅剩下的十多个战士，围坐在火堆边，听杨靖宇讲他的革命经历。“我们随他的话激动着，仿佛跟着他出入监狱，跟着他闹土地革命，跟着他在白区做地下斗争……”
多年以后，黄生发还记得，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杨靖宇始终“坚毅、豪迈、沉静”，“谈笑风生”。曾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六师师长的金日成，多年后也回忆说，“……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2月15日，程斌率“讨伐队”搜索杨靖宇等人的行踪时，在五斤顶子北方山坳的雪地上发现了一道足迹，急忙追去。
日伪资料《阵中日志》记载，“他(杨靖宇)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是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得越过头顶，大腿的姿势，像鸵鸟跑的那样。”然而，杨靖宇毕竟几天没吃一顿饱饭，身上乏力，下午3时许，敌人终于追了上来。
杨靖宇在距敌300米的地方，利用地势连续射击。混乱之机，他再次甩掉紧追不舍的“讨伐队”，但其左臂中了一枪。敌人称他“完全像巨人那样跑着，最后终于逃进密林之中。”
2月16日上午，杨靖宇逃出包围，派警卫员朱文范、聂东华去附近买食物。
在蒙江县城东南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朱、聂被敌人发现，二人牺牲。敌人在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章，认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通告附近村民“入山打柴绝对不准携带午饭”。
一个星期没吃东西的杨靖宇只好继续辗转。2月22日，他走到蒙江县城西南方6公里处三道崴子，在一个空窝棚里过夜。没人知道，这个夜晚他想些什么。或许，他想到多年未见的父母和妻儿。或许，想起了三个月前他签发的《为世界大乱群起救国告东北同胞书》，“为了锦绣中华、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之解放和人权自由，(我们)曾饱尝风雪、奋不顾身与日贼血战。”或许，他想的最多的，依然是未来那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
2月23日上午，杨靖宇在窝棚附近碰见4个上山打柴的农民，拿钱委托他们买些食物和一双棉鞋。其中有个农民后来回忆，“我们对他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杀头。”杨靖宇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外国人投降的。”
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叫赵廷喜，在下山的路上遇见了特务李正新，便一起去保安村伪警察分驻所告密。消息迅速报给了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岸谷根据报告中描述的体貌特征，判断此人就是杨靖宇！
岸谷马上派警察本部的西谷，率领抗联叛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等21人，组成第一批快速“挺进队”。下午4时左右，“挺进队”赶到杨靖宇约定的交接食物的地方，发现了登山的大脚印。循着脚印搜索，终于在三道崴子703高地发现了杨靖宇，他们一边向岩石缺口处的人影开枪，一边分左右两队包抄过去。
这是杨靖宇及他率领的司令部，自1939年11月22日以来与敌人的第55次交火，这一次虽然是孤身应战，但他强忍着饥饿和伤痛，双手持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依然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最后，他被逼到山谷中的老恶河旁，依傍着一颗槭树射击。
“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叛徒们的喊叫，迎来的是杨靖宇手枪里的子弹。4点半左右，西谷见杨靖宇“毫无答应的神色”，于是下令“干掉他”。机枪手张奚若扣动扳机，一个点射，击中杨靖宇的胸膛。
杨靖宇倒在雪地上。
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