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探访友人，见到他的亲戚，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人，从闲聊中得知，解放前他曾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在校时竟然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这种经历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与这位老人的邂逅纯属偶然，远隔重洋，人海茫茫，能够再次相逢的几率基本为零，我甚至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研究的专业领域是什么。但那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捧着一杯清茶和他隔着一张小圆桌而坐，听他将当年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一情景会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无意去追寻老人所讲的故事中提及的史实，只是从一个当年意气飞扬的年轻地下党员到定居美国的学者，他的思想变化十分吸引我，更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他回忆往事的情绪，一如手中的那杯绿茶，清清淡淡却余韵悠长。
老人的故事：
我的祖籍是安徽歙县，但我祖父那一代就到南京来了，也算是老南京人了。我父亲是留美学生，从事金融行业，我家抗战前住在靠近现在上海路那边的一幢小洋楼里，80年代末我第一次回来时那楼还在，后来道路改造拆掉了。抗战时大家都纷纷离开南京，许多人家跟着政府往内地走，因为我母亲的亲戚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有房子，我父亲当时认为日本人不敢公然与英美对抗，租界是比较安全的，另外他也觉得上海教会学校的教育水准比较高，可以保证孩子们的学业不受战乱的影响，所以我们全家搬去了上海。我上的是教会中学，在徐家汇附近，那个学校的旧址前些年还在，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
教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每周还要集体去教堂做礼拜。但对学生的思想倒是没有太大的限制，我们在私下经常传看一些左派作家的著作和有关俄国革命的翻译作品，我的激进观念基本上是在中学时期形成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搬回了南京，考大学时我想去北平投考十分向往的清华大学，但我父亲因为生意上的原因总是在香港、上海多一些，在家的时候不多，我是家里的独子，如果我走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两个妹妹，母亲因此不肯让我离开她身边，所以考了中央大学。进了大学不久我就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新青社的活动，这是学生中的一个进步组织，我开始只是帮着写壁报、组织活动时跑跑腿什么的，后来对政治活动的兴趣越来越大，参与的事情也就逐渐多起来。
当时在中央大学，进步学生中家境富裕的人不少。那时国民党官僚机构办事能力低下，官员腐败，民生艰难，国家战事频频，积贫积弱。这些都使国民党政府丧失了民心。当年的中国大学生人数很少，能考上大学的都有点未来社会中坚的优越感，也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满怀热情和理想。在全社会对国民党政府失去期望的情况下，青年学生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激进的思潮，在那时候的大学生中，思想左倾也可算得是一种时尚。
大概在1947年初，我刚进校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北平美军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都上街游行抗议，南京各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几千人上街游行，不只是中大的学生，还有金陵女大等其他学校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游行，十分新鲜也非常兴奋，我和一些同学忙着写标语、发传单，最后游行到现在的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递交了抗议书。
我参加的最大的一次运动是1947年5月20日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大游行，事先我们忙了好多天，联络各校学生、做横幅、写标语、印传单等等，我记得有两天几乎没时间睡觉。那天北平、上海、杭州和南京其他学校的大批学生集中到中大，加上我们学校的学生大概有七、八千人，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我负责几个学校之间的联络，传递消息，跑来跑去，嗓子都喊哑了。出了校门还没走到珠江路就遇到大批军警拦路，先还是只阻拦，后来学生太多拦不住，就开始用高压水龙头扫射，还有些警察用棍子打人。被激怒的学生与警察对打，很多人被打伤，警察也开始往警车里抓人。我浑身上下全湿透，身边有两个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警察又在追着抓人，非常混乱，我就带着他们往回跑。路上又遇到一个同班的女生，也受了点伤，我把他们带回我家，我母亲吓坏了，但还是打电话把一位熟悉的医生喊来，给他们包扎治疗。直到吃过晚饭街上平静了，才叫我家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回学校，但死活不让我回去。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听说最终还是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冲到了国府路，现在叫长江路的路口，又遇到大批骑马的宪兵拦阻，但没有打起来，最后学生代表去交涉，政府收了学生的请愿书，游行才结束。我当时十分懊恼没有坚持到最后。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了，后来我们系的一位高年级同学开始给我一些地下党的宣传品看，也慢慢给我讲一些共产党的知识，我也越来越向往参加共产党。我们那时候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对毛泽东描述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人民拥有极大权力的新中国无比期待，文章中的许多内容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一段时间我真正是满怀热诚地做组织上安排给我的各种任务，办壁报、组织进步学生的晚会等等。因为我家经济情况很好，我母亲对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又百般宠爱，要钱比较方便，所以为各种活动筹款我也是最积极的一个。有同学上了黑名单要找地方躲几天，也经常住在我家，我母亲对我带朋友回家住从来不干涉，但父亲在家的话我一般不敢带外人回家。我入党后还有两位从南方到解放区去的人在我家住了一晚，我接受了任务，把他们带回家，我猜想其中一位定是个领导人，但不能问，这是纪律。
我是1948年10月入党的，我记得是过了双十节没几天，我的入党介绍人说要找个地方宣誓，在学校找来找去没合适的地方，于是到我家，在我的卧室里把门锁上宣的誓，我实际上只当了不到半年的共产党员。
当时学校里有同学去了解放区，我对此也十分渴望，在我们心里解放区是一个理想中的伊甸园，在那里是能够大干一场的，再者我也期待能够脱离我的剥削阶级家庭，彻底投身革命。本来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有一次出了事，一批学生临行之前，带队的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捕了，招出了他们的集合地点。先去的几个学生被抓到，后面的人反应比较快逃脱了。后来学校组织了营救活动，不久被捕的人放了，但此后就没有听说送学生去解放区了。
1949年初，局势已经开始紧张了，国民政府要求首都各大学南迁，中大的校长也在筹备选址，一会儿说去广州、一会说去台湾，学生、教师都有些人心惶惶。我们这些地下党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校，动员教授和学生们抵制迁校。那年春节，我父亲从香港回来，与母亲谈起准备把家搬到香港去，我因为学校事情很多，另外我的一位同学因为组织学生运动的繁忙，以致于期末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开学要应付补考，我还要帮他补课，所以对父亲的话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作好打算不会跟他们走就是了。
开学后没几天，我家的司机到学校找我，说我父亲回来了，让我回家一趟。我到家一看，佣人们都在收拾东西，家里乱糟糟的。父亲说已经买好了机票，过几天全家就都去香港，要我不要回学校了。我实在没有思想准备，我在学校里成天动员别人不要走，自己先去了香港，这成什么话？只好找借口说行李还在学校要去收拾，打算先回学校，然后想办法到别的地方躲几天。但父亲大概从母亲那里得知我这两年的激进表现，坚持不准我出去，让司机去学校替我请假并把行李拿了回来。我情急之下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大怒，但他很忙没空再理我。我母亲怕我不告而别，整天看着我，晚上还把我的卧室门从外面锁起来，听我妹妹说我的同学曾到家里来找我，被我母亲以我去了外地为由打发走了。我急得要命，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