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建国以后57天,被关在渣滓洞....... [复制链接]

非常想知道11.27大屠杀之前，为何从解放大军到地下党组织都没有组织专门力量营救红岩英烈？

转贴作者“中国人”的一篇题为“应无所往”的探讨文章：

应无所住
中国人

    众所周知，1949年11月，国民党在溃逃台湾的同时，穷凶极恶地屠杀了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政治犯”。包括江竹筠、陈然、许建业、王朴等一批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在屠杀中遇难，鲜血染红了中美合作所，染红了歌了山，他们不是牺牲在革命胜利的前夕，而是牺牲在革命已经胜利的“后夕”。其中奥妙，其中滋味，诸君不妨细品，鄙人在此臆测，权作笑料，不必当真。
   首先大家要明白，国民党是人，共产党也是人，革命先烈是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电影里的剪影。 他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有三灾八难，但是他们能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所以他们能在对革命的不断深入认识中用高度的自觉性来压制自己内心的恐惧、悲哀，正象陈然烈士写到的“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论气节》
  
   歌乐山那段血红的往事随着当时从中美合作所脱险的中共党员罗广斌等著述的小说《红岩》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深深震撼着无数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直到今天。革命先烈的事迹多得数不清，没有哪一段象渣滓洞、白公馆的故事那样让人激动。看看插入江姐十指的竹签吧，今天它就静静躺在纪念馆的橱窗里，竹签上斑斑的血迹清晰可见，看看小萝卜头用的图画本和他自己画的画吧，看看这横窝在山间的两处“人间地狱”，看看网上对这段红色往事的详细记述，你就会明白，死，对一个人来说有时太难抗拒，特别是有很多人都希望你死的时候。
   解放不久，根据这段往事而出演的舞台剧《红岩》在北京演出，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演出，当看到江竹筠和李青林被含笑走向刑场的时候，一向冷静豁达的毛泽东忍不住带有怒意地对旁边陪同观看的中央部分领导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麽不把他们救出来？”（此事属实，可查毛泽东当时身边的警卫）是的，为什麽？谁也说不清为什麽。大家都面面相觑，苦笑一声。身经百战，政坛摸爬滚打一生对一些事情早已见惯不怪的毛泽东此时也露出一丝无奈，不再出声，接着看演出。
   国民党是在1949年11月开始大屠杀的，当时不但蒋介石、毛仁凤等已经跑到台湾，就连下面的中层下层军官都已经登上去台湾的飞机或航船，整个重庆城国民党人心惶惶，连最基层的作战士兵都已经在忙着卷铺盖。由于老蒋在走之前下达了处决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员的密令，于是上峰的命令下达到歌乐山，其实这个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已经再没谁真正有兴趣去杀“政治犯”了，重庆城内大小官员几乎跑光，中美合作所只剩几个官小的“冤大头”在干其实也没人督察也没人追究完成情况的杀人的活。两处监狱的屠杀由特务雷天元、杨进兴等人负责，两人看不到上级的影，一边骂一边分批提出囚犯处决，而且都是秘密进行，其敷衍之意已经很明显。而这个时候中国基本已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将近两月，重庆城国民党兵力基本土崩瓦解，更不用说这城外荒山上两处监狱了。解放大军就在城外，但根本没有得到城内外中共党组织以及重庆地下党以及华蓥山游击队应该提供的任何关于歌乐山上还关着几百人的通知和消息，而来自天南海北的解放军如果得不到重庆党组织提供的消息他们是不会知道歌乐山上有人等待解救的。如果解放军及时得到通知，组织一支专门解救渣滓洞和白公馆在押党员的部队，到山上救出这三百多人易如反掌。但是，没有人说出来，人曰：不可说。其中奥妙鄙人亦曰：不可说。 其实谁都明白。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党是先进的纯洁的党，但我们也不应该否认在我们党内有部分同志存有私心杂念，否则重庆也不会有象冉益智、刘国定等一批叛变的中共重庆高层领导。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党是正确的光荣的党，是党把中国人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并使中国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到富强的今天，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谁都知道，重庆地下党以及上下川东游击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迎接解放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中，是中国人民的大功臣，在已经解放了要论功行赏的时候，在全城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中，那些安然无恙的副书记，副区长，副队长副.....放着“扶正”的机会不要，放着庆功宴不参加，却要带着解放大军，带着武装组织去山窝子救回正书记正区长正队长正.....也是勉为其难的事。于是，被指派到歌乐山早已无心于杀共产党，一心要逃命的特务们却有了一刻的清闲，清闲得他们可以两个两个地用卡车押送囚犯到电台岚垭、到大坪、到松林坡去处决。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已知道了。到了11月27日晚上，渣滓洞还剩一百多人，整整一天，特务才杀二十几人，而白公馆还剩19人，其中包括罗广斌。于是在白公馆“干活”的特务雷天元接到渣滓洞那边的求援后带着几个特务到渣滓洞去了，临走对杨进兴说兄弟这里由你负责了，而杨进兴听到其他特务说重庆城国民党快跑光了时，把钥匙扔给了已经被狱中同志感化，为狱中同志提供方便多年的特务杨钦典，说兄弟我带其他弟兄先走了，这里就留你自己一人由你负责了，而杨钦典对罗广斌等19个集中关在楼下的囚犯说兄弟们这就我一人了我也得走了晚了就来不及了解放军已经进城了，罗广斌就说哎兄弟你倒是先给俺开开门锁再走啊，杨钦典就说兄弟对不住这里虽然就我自己了但是外面远出还有几个哨兵正在撤还没走远，您就在这先蹲着吧等哪天解放军或者革命群众发现 你们的时候再走吧。于是杨钦典步出白公馆走到了公路旁边的时候，正好遇上做饭的李育才回来了，李育才说这不是杨钦典嘛，兄弟你到哪去啊，杨说这里就我自己了上级都跑了，我把楼下那19个锁在一个房了，他们让我开锁我没敢开，我也跑。李育才说你丫傻比啊，你往哪跑啊，敢快给人家把锁开开，一会你还是功臣，至少共产党不会判你死刑。于是两人回到白公馆，杨钦典就一把把钥匙塞给罗广斌，说我到楼上看看外面人是不是都走光了，如果走光了我跺三脚，听到后你们开门就跑。于是杨到楼上一会就开始跺脚，于是罗广斌把19人分5组开门跑了。 渣滓洞那边可就没那麽幸运了，特务把一百多号人包括小孩分男女集中在两个房间内，先用机枪狂扫再点火烧，这样快啊，他们急着跑哪，结果渣滓洞由于特务的仓促行事幸存14人。
   我们看到，在特务都已经对我们的狱中同志失去兴趣的时候，我们的重庆党组织还没有带着已经占上风的武装力量来劫狱，直到33名幸存同志跑过了歌乐山到重庆城半路连个接的人都没有。是我们重庆党不知道城外山上有两处“人间地狱”关着300多号人吗？非也。我们的烈士在狱中为什麽死活不肯说出半点情报，敌人要的无非就是多一点的地下党名单。是怕中国得不到解放吗？是怕中国再回到混战状态吗？应该不是，这个时候他们为的就是保护未被捕的同志，不让更多的同志进监狱，已经是完全对个人的保护了，因为就算他们再交代几个，敌人再抓几个，对全国的大局根本无损了。而我们那些烈士忍受酷刑和牺牲保护着的安处城里的同志为他们在狱中上级领导做过些什麽呢？查遍史料，没找到一个记述当时营救两处同志的计划，没找到一个成型的负责劫狱的小组和负责人。狱中同志凭借自己多年的斗争经验和智慧已经把狱中策反和斗争组织工作过得非常成功和出色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策反工作经典之一。我们的越狱形式不是不好，而是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我们的越狱环境好到了在特务中黄茂才无数次把江竹筠、胡其芬等人的联络 、求救信送到“蓝先生”那里，直到黄茂才遣散的前一天；我们的越狱环境好到了何雪松陈作仪趁放风时把特务警卫连长邬治声约到宿舍长谈，而邬治声说放他们走不可能，但是如果他们要越狱警卫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的越狱环境好到了最后特务自己把钥匙交到罗广斌手上是狱中同志自己拖着几近残废的身躯亲手打开锁救了自己；我们的越狱环境好到了白公馆跑出的19人在公路上遇到返回白公馆的雷天元一行后接着又在密林里遇到喊口令的哨兵，可是到最后活着的还是19人，是特务没我他们跑得快吗？是哨兵枪法不准吗？还是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杀人的兴趣？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武装组织呢？
   后来，人们想到了山上的他们，于是人们动员了重庆所有的殡葬工到歌乐山，一时，歌乐山上站满了革命群众，站满了武工队员，站满了解放军，然而他们抬出的只能是一具具尸体了，300多人牺牲在祖国山河一片红里。 我宁愿承认我们的城内同志是因为敌人还没有完全撤退，还有那麽一点点的危险，问到他们他们也会这样说，但这种危险的程度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因为抢救狱中同志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发生。我也承认城内的同志的确是出于安全等等因素的考虑，但他们脑海深处是怎麽分析、评判当时的形势的呢？人的内心思想是无法用仪器来检测分析的，它太微妙了，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后退一步也是谬误。
   今天，我只能以一个市井小青年的形象，夹着香烟在街头和一帮家伙手舞足蹈地狂喷一番：咳，你说，敌人都快跑光了，解放大军就在城外，敌人都让我们踩在脚底板上了，怎麽楞没人去山上救人？也没人支个声！

引用第1楼jjzdzxd于2008-09-14 09:37发表的  :
今天，我只能以一个市井小青年的形象，夹着香烟在街头和一帮家伙手舞足蹈地狂喷一番：咳，你说，敌人都快跑光了，解放大军就在城外，敌人都让我们踩在脚底板上了，怎麽楞没人去山上救人？也没人支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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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狂喷，这位作者还算是有那么一丁点的自知之明。

关于地下党对狱中同志的营救，本坛早就有过转帖和讨论，楼主仔细搜搜吧。

到了一个新论坛，先仔细看看旧帖再发言，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查遍史料，没找到一个记述当时营救两处同志的计划，没找到一个成型的负责劫狱的小组和负责人。"
结论有点太武断了吧,记得有篇文章说城内地下党已经两手准备(一是筹措黄金二是组织人力和枪支)积极开展营救了,但是都没有想到敌人"提前"动手屠杀;另外，解放大局已定,心存幻想(政治犯无条件释放),也从而麻痹了一些人的思想..

据刘康回忆：胡其芬交给黄茂才带出魔窟的最后一封求救信件由况淑华交给了刘康，主要内容：十月二十八日歌乐山难友枪决十人后，十一月十四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五十人（解放后查明是在电台岚垭枪决、人数是30人），竹姐（江竹筠）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悲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十七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其次，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犯）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混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强救我们……。刘康看信后，立即将此信复写了三份，其中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
在谈到营救失败主要原因时，刘康回忆说：营救留下四遗憾：
   武装营救为何流产？半个世纪来，说法众多，有媒体报道说是“万事俱备，只欠带路人”。刘康说，这种说法不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遗憾一：没留下黄茂才，智取落空。况淑华接到信后，应立即把信看完，留住黄茂才，托他带人到中美合作所，可能智取。
    遗憾二：时间太紧，准备仓促。刘老说，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密布，要在短短六天内组织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太紧了。别看只组织20多人，但在当时的重庆，必须一个一个分散做思想工作，难度很大。同时，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是营救流产的主要原因。
   遗憾三：重视不够，抱有幻想。特别是没有从最坏的情况去早作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对国民党的残忍估计不足，抱有可能释放政治犯的幻想。
   遗憾四：线人擦肩而过，无人带路进山。刘康说，国民党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他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但“11·27”大屠杀很快发生了。
   刘老说：“53年了，这些遗憾，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总在想，如能营救出那些战友，该多好啊。”

楼上请看下帖一楼：

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346&keyword=%C1%F5%BF%B5

再次提请新来的坛友，发言之前先搜索本坛老帖。

请教版主，能否搜索到本坛中关于营救的其他贴子，我搜索了一遍都没有看到。

还有当时的南方局最高领导人钱瑛在49年的8月份就已经专门派员到重庆，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强行营救红岩英烈一说，不知为何刘康直到看到求救信才组织营救？因此刘老所说的“时间太紧，准备仓促”这一理由总让人觉得站不住脚。

我合并反了，应该把新贴并到旧帖里去的。抱歉。

引用第18楼jjzdzxd于2008-09-14 22:57发表的  :
还有当时的南方局最高领导人钱瑛在49年的8月份就已经专门派员到重庆，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强行营救红岩英烈一说，不知为何刘康直到看到求救信才组织营救？因此刘老所说的“时间太紧，准备仓促”这一理由总让人觉得站不住脚。

钱瑛派人营救狱中人士这一说出自哪里？即便是确有其事，派的人是否与刘康这样的基层领导联系上了？如果这些都不能肯定，又怎么能知道刘老的说法站不住脚？

红岩档案解密：最后的营救

CCTV.com消息：在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挖开地道帮助难友们逃离险境，而事实上，地下党一直在试图营救渣滓洞、白公馆被关押的同志。在11.27屠杀前夜，党组织还曾经收到一封署名“吉祥”的狱中来信。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地下党的劫狱计划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实施？今天我们为大家解密这段历史。
这是电影《烈火中永生》里一段激动人心的镜头，许云峰挖开了地牢，解放军大军兵临重庆的时候，难友们砸开牢笼和看守的特务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里应外合最后成功从许云峰挖开的地道越狱。这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小说里为曾经朝夕相处的难友设计的完美结局，在小说中罗广斌拒绝让那惨痛的一幕再次上演。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评定出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的大名叫宋振中，在他8个月时，便随父母一起被关进了监狱，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严重缺乏营养，以至面色苍白，头大身小，被难友们称为小萝卜头。和电影不同的是，小萝卜头没有见过江姐，也没有在渣滓洞生活过，他短暂的一生是在白公馆和贵州息烽监狱里度过的。他的父亲担任过西安事变后被捕的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因此，他们一家的命运紧紧地与杨虎城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49年8月，蒋介石偕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毛人凤飞抵重庆，此行他给西南地区的特务们带来了三个任务，破坏即将被中共军队占领的重庆，潜伏特务，密裁政治犯。蒋介石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说"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并指示要将杨虎城杀掉。在蒋介石布置大屠杀的同时，一场营救也在秘密中进行。川东地下党接到了来自南方局钱瑛的指示：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并专门提到要千方百计把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营救出来。
林向北：那叫做千方百计，什么叫千方百计，只要有一线可能，有一点希望，有一个路子，我们都不放弃，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就不放弃。
正在林向北苦苦寻找机会的时候，一则消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距离渣滓洞不远的一个特务训练班招收勤务兵，得知这个消息后，林向北迅速托关系派人打入了渣滓洞地区。在达县我们找到了当时奉命打入特务训练班的杜文举老人，他是当时三个执行任务的地下党员中唯一健在的一个。
杜文举：这个任务明确摸清情况，尽量向监狱靠拢，准备解放国民党要屠杀这一些关起来的同志的时候，你们就里应外合。
这是当时杜文举和另外两名地下党员绘制的渣滓洞地形图，正在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出现了，杜文举得到消息一个了解他们身份的特务即将来上任。
杜文举：我一看到墙壁上贴着叫政工室人员名单，其中主任就是乌尽成，两个字完全相同，这就恼火了，我在里头的时候要碰上了那就危险了。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杜文举等三人只得奉命撤离，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而这时疯狂的屠杀已经开始了。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将军一起被列入了第一批密裁名单。
这是小萝卜头短暂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唯一的一次奖励，是当时被关押在白公馆内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因为他用功学习而送给他的，解放后，当宋振中的尸体被发现时，人们从他的手中发现了这只已经开始腐烂的小铅笔头。1949年的10月28日，第二场杀戮降临了，在这一天里，共有 10人被公开杀害，其中有一个叫兰蒂裕的人。
傅伯雍：他走以前说，老乡，给我带一首诗出去。给我的儿子耕荒，当时我还用口头记。记了过后，我还附问他一句，你那两句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最后两句，要耕荒把祖国的荒沙变成美丽的园林。他说我是这么说的。希望我的后人很好地耕耘祖国的荒沙，他说我有这个希望。给我带封信出去，他说我要走了。
蓝耕荒：十四个标点符号，七十七个字，标题就是《示儿》，他是这样写的，示儿 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益处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黄沙耕种成美丽的园林，他这个诗就是这样写的。1949年10月28日上的刑场，那天就是他牺牲的那一天。
这是一次我们期待以久的采访，但是当我们找到刘康老人的时候，这位曾经计划武装劫狱的老人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言语，1949年的11月25日刘康收到了这封署名为“吉祥”的狱中来信--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十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五十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
胡康民：刘康非常激动，刘康才二十三岁啊！刘康就准备打，他有十条枪，他不是找廖伯康吗？廖伯康没有本钱啊，廖伯康搞一条枪还没有把握，刘康就说我自己拼命，为自己去打。
这是保存在档案馆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写信的人正是刘康，在信中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吉祥和兄弟姐妹们--你们11月21日的信直到25日晨才见到，我们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难过。你们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难，这对于我们这些饭桶不如的家伙真是一件实实在在永远也洗刷不了的耻辱。但是我们现在愿意即刻起，用日以继夜的集中全力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导游：1949年11月27日深夜，以马上转移要把-为由，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两百多位革命者全部集中在楼下的一楼八间男牢。
在接到“吉祥”信件之后短短的几天里，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为武装劫狱准备了相应的人员和武器，并筹集了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但是大屠杀的提前进行，让劫狱计划无法实施，这封迟到的求救信成为刘康一生中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平平淡淡你好，本人并不是说刘老25日收到吉祥的求救信后才做营救工作，而是说川东地下党在八月份就接到了南方局钱瑛：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并专门提到要千方百计把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营救出来的指示。现在看来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川东地下党将营救行动主要都放在了里应外合“智取”上了，而没有做到钱瑛所指示的要千方百计把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营救出来。

相信营救工作, 实际操作起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时机上的把握很困难, 更何况当时重庆地下党并没有多少武装力量. 没有武装如何劫狱? 当时看守所的警戒连被调换了, 这也是件很可惜的事. 无法做到里外配合.

看到这个主题心头就象堵着一般难受，两眼泪水无法抑制地流了出来，好在儿孙不在身旁。

引用第15楼jjzdzxd于2008-09-14 22:57发表的  :
还有当时的南方局最高领导人钱瑛在49年的8月份就已经专门派员到重庆，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强行营救红岩英烈一说，不知为何刘康直到看到求救信才组织营救？因此刘老所说的“时间太紧，准备仓促”这一理由总让人觉得站不住脚。

首先，1949年中共的组织机构里根本就没有南方局，只有上海局。

第二，即便是上海局，钱瑛也不是最高领导人，而是上海局中分管白区工作的负责人。

第三，所谓“钱瑛专门派员”，实际上是钱瑛与川康、川东的领导人商量，要他们各自派曾经在香港参加过学习的手下到各自负责的地区传达学习精神，而不是什么专门派员去“与重庆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强行营救红岩英烈”，以钱瑛的水平，是断断不会要求刚刚恢复一点元气的重庆地下党去“强行营救”狱中同志的。

第四，如第三所述，派回去的同志（川东派的从川东地区前来香港学习的姜伯言），任务是传达钱瑛的指示，并非“专门”去传达武装营救的指示（压根儿也没这么个用鸡蛋碰石头的指示）。这些指示，是针对解放前夕重庆地区的整个地下工作方针的，而绝不仅仅是营救狱中难友。根据当时川东地区最高领导人之一邓照明的回忆（见邓照明《巴渝鸿爪》，183页），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有：在工作方针上，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在组织工作上，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不要过早暴露自己，避免再受损失。其中的后半部分与楼主所说的什么“组织武装力量强行营救”恰好相反。


再说“不知为何刘康直到看到求救信才组织营救”。刘康是川康地区派到川东工作的地下党员，他的工作是负责沙磁地区的学生运动，营救狱中难友并非他的份内之事，再说他手里也没有武装力量。他如果老早就开始武装营救（事实上也不大可能，他从北大毕业后来重庆的时间并不长，是在《挺进报》事件之后一段时间由川康地下党派来的），那就完全违背了地下工作纪律。

最后，完全赞同小美的阐述。

不知大家看过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红岩档案解密：最后的营救专题片没有，林向北含泪所说的“几个有”等那些话应该更权威，毕竟还有三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啊！

引用第24楼ylhd于2008-09-16 00:02发表的  :
不知大家看过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红岩档案解密：最后的营救专题片没有，林向北含泪所说的“几个有”等那些话应该更权威，毕竟还有三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啊！

这个帖子59楼有那期“红岩档案解密”的全部文字：
http://www.hongyanhun.com/bbs/read.php?tid=802&fpage=0&toread=&page=3

引用第24楼ylhd于2008-09-16 00:02发表的  :
不知大家看过06年12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红岩档案解密：最后的营救专题片没有，林向北含泪所说的“几个有”等那些话应该更权威，毕竟还有三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啊！

林向北：那叫做千方百计，什么叫千方百计，只要有一线可能，有一点希望，有一个路子，我们都不放弃，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就不放弃。

是啊，当事人的回忆，很权威啊。这就充分说明外面的同志尽了力了。但客观条件摆在那里，谁也没办法。

又发现早就有人提问了，再次合并帖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9日，距离“11·27”大屠杀还有8天。
除了刘老原来在回忆营救情况时已经谈到的“况淑华没有将求救信立即看完，也没有留住黄茂才，托他带人到中美合作所，可能智取。”等四点主要原因之外。
还有保存在档案馆里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再“重见天日”的一封刘康没有寄出的信。从刘老当时写给“吉祥”（胡其芬）回信的字里行间来看，当时刘老收到地下交通员（况淑华）转交给他“吉祥”求救信的时间，并不是在此之前后人在各种有关回忆录和有关资料中所知道的11月21日，而是在三天多之后的11月25日。也就是说，一封涉及无数英烈宝贵生命如此重要的求救信，竟被况淑华不知何因耽误了将近四天的时间才交到刘老手中！难怪刘老在回信时心情无比沉痛地写道：“亲爱的吉祥和兄弟姐妹们……。你们11月21日的信，直到25日晨才见到，我们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难过。你们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难，这对于我们这些饭桶不如的家伙，真是一件实实在在永远也洗刷不了的耻辱。但是我们现在愿意即刻起，用日以继夜的集中全力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看到刘老这封没有寄出的回信，况淑华——不论你现在是活着还是已经逝去，我们这些后人永远都无法原谅你50多年之前所铸成的如此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