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就义气如虹 雷震烈士妻子刘毓芳的回忆
1949年初和谈时，有一批政治犯转到特刑庭准备释放。其中有一位名叫万施平的，托人带出一张条子给我的哥哥。条子上说雷震还活着，也许会转到特刑庭。得到这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我心里充满了希望，立即动身到重庆。我独自背着儿子，提着行李，坐上木船走了三天。特刑庭的副庭长是我一个女同学的哥哥，而这个女同学的丈夫也是我的同学，还是万县的法官，他们都很关心雷震。特刑庭的副庭长对我也很关照，但是他那里的政治犯名单中没有雷震的名字。
他的妻子带我去了看守所。地点在外科医院旁边（后来改为印刷厂）。看守所外面关女犯，有三张两层床；里面是男犯。我在女囚室中间的床上坐下，环顾囚室中的陈设，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眼泪滴滴答答往下掉，哭了个昏天黑地。
万施平也从里边男囚室来到外面的女囚室。他向里边的男犯介绍说，这是雷震的老婆。他安慰我说，雷震是安全的。但他不谈雷震的身体情况。与旁人谈起时，都说“那有不受刑的，几乎都要受刑，没有谁会与家属谈他们受刑后的情况。”我心又悬起来，不知雷震受刑后到底怎么样，伤得严重不严重。
再过几天来到这个看守所，前几天见过的那些人全都放出来了。通过我哥联系上万施平，他嘱我“最好赶快离开”。并陪我办好船票，送我上船，说：“坚强些，马上就要好起来了！”
1949年初，雷震的老父亲因悲愤郁积，含恨去世。
1949年10月28日，雷震和陈然、王朴、成善谋、楼阅强、蓝蒂裕一共十人被公开枪杀在重庆大坪。他们牺牲得非常壮烈。一路唱歌、喊口号、演讲，引得重庆市万人空巷，都来瞻仰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枪声响了，他们依然拼着最后的力气，高呼口号，撼天动地。10月28日报上登了好大一版，我买了报纸，不敢在人前哭，不敢让家人得知，看过就烧掉了。和哥哥商量，由哥哥出面到磁器口买副棺材，找我妹妹的同学（也是地下党同志）陪着他，谎称亲戚，晚上偷偷地去收尸。哥哥心疼我，不要我去重庆，他说他会安排一切。
解放后，雷震的棺材从大坪起出来，运到磁器口，和其他烈士的棺材摆在一起。有人通知我的哥哥到松林坡去，一切都由哥哥料理了。1950年2月4日我到了磁器口，那天正好是雷震的百日。看见好多好多棺材，地上是一滩滩快要干的血水。我和哥哥在松林坡现在的宋绮云烈士纪念室旁边找到了雷震的棺材，因为是自己买的容易辨认，我想撬开盖子看看雷震，差半个月就是一年半没有见到他了。但是盖子钉得很死，撬不动。
这时我28岁，雷震32岁。
李承林烈士妻子曾琼英的回忆：
1949年春天，有同志告诉我说“国民党失败了，局势要乱，快离开化龙桥。”我就到了南岸长生桥。长生桥有我舅公买下的地皮，我的父亲埋葬在这里。我带着四个儿女，手头有和成银行给的一点钱，在长生桥一直住到解放。
后来有人告诉我，大屠杀之夜，李承林和韩子重铐在一起被提出渣滓洞，在外面枪杀的。李承林身中七弹，从后脑勺到腰部一连串的枪眼。车耀先的女儿车毅英去挖出他俩的遗体时，手铐都没有取，两人的手腕都被手铐勒得稀烂。尸坑掩盖着浮土，上面种了菜，因此尸体挖出来时黄肿发亮。
其实，由于前面所举的种种原因，徐远举本来是要释放李承林的，但是在特务们人心惶惶、只想快点干完活逃命的情况下，徐远举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
解放后，有同志通知我到城区的介中公寓去，那里是“脱险同志联络处”。烈士家属都集中在那里。组织上派了车送烈士家属到渣滓洞去收尸。松林坡到处是尸体，但是没有找到李承林的尸体。
第二次，和成银行派人去找尸体，找到了，通知我去。这次是和成银行派车送的。我带上四个孩子，带了白绸，到了松林坡白公馆下面的坝子里，有个女同志负责登记，填写表格。我看到了装在棺材里的李承林。他是白布裹着的，我觉得他躺着的姿势不舒服，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就要求他们把他从棺材里取出来。取出来时流了好多血水。我把带去的白绸包上，重新入殓。
和成银行的人带了蜡烛、炮仗，叫孩子们磕头。我让没有见过爸爸的女儿小林见过爸爸。还拍了照片。
巴县人民政府给我做工作，希望李承林的遗体运回巴县安葬，将来好由政府搞纪念活动。我是麻木的，我说，既然他跟战友们牺牲在一起，就跟大家埋在一起吧。
这时我31岁，李承林28岁。
唐慕陶烈士妻子周富凤的回忆：
大屠杀时，宁儿在婆婆家，我带着泓儿、毅儿到了我嫂嫂的娘家，那地点叫迎龙场燕子坝。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土匪到处流串，我们经常带着孩子坐在生基（人未死预修的墓穴）里躲匪兵。听说解放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生桥，一心盼望着唐慕陶已经回家、巴望他在家里等着我们。但心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有同志通知我到市中区介中公寓集中，我去了就找刘德彬。第一次没找着，第二次去才找到刘德彬，他正在治伤，我问：“唐慕陶呢？”他沉默着，很艰难地说：“慕陶，他……他表现得很英勇，很光荣。”我一切都明白了，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我流着泪，听刘德彬讲唐慕陶的情况。唐慕陶在万县被捕当天就受了刑，伤得很重，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出卖同志。牺牲的时候很沉着，很英勇。我说我得去渣滓洞收尸啊！刘德彬说哪有尸啊，都烧焦了，你去也找不到的。
这时我25岁，唐慕陶29岁。
周后楷烈士妻子江蜀屏的回忆：
周后楷押到重庆后关在行辕二处。我找了个关系去探望他，这位先生是做杂货生意的，名叫武杰。周后楷告诉武杰说他冤枉吃官司，也许会放出来，托武杰照顾我。还托人带条子给武杰，写着：天快亮了、估计我是凶多吉少。若我出不来，请代为照顾我的老父母和孩子。他转渣滓洞后，带条子给我，说黄玉清在狱中被罚做苦役，她穿着旗袍，没有袜子，冷得很，叫我买几双袜子带进去。我买了三双长袜子，买了圆饼干，给周后楷买了他爱吃的点心，放在武杰处托人带进去，还带过一些钱。
“11•27”大屠杀后，我知道他牺牲了。重庆一解放，12月1、2、3日，接着三天我都去渣滓洞找他。我没有找到他。在白公馆门口下面有一块萝卜地，那萝卜长得好大，有人在拔萝卜，刨去浮土，挖出人来，人都活生生的，脸都没变色，光着身子用绳子连着，捆得很紧，只穿着内裤，两人栓成一串。只听人人都在喊罗广斌，他忙得团团转，引路、指挥、辨认尸体。他说某人是叛徒，挖出来大家就用铲子打。渣滓洞一个胖胖的妇女的尸体，烧得只剩下肚子。渣滓洞房内的尸体黑糊糊像麸碳。围墙缺口的墙上吊着一个人，双手抓着墙沿。地下蜷着一个，厕所里有三个，厕所外面有好几个。但是没有找到周后楷。
最后找到和周后楷同一牢房、越狱脱险的傅伯雍。傅伯雍说，“11•27”那天晚上，周后楷被枪击中了，是重伤。傅伯雍正在砸兰窗子、准备越狱，他听见周后楷对他说：“你快走吧，我不行了。”傅伯雍说周后楷是活活烧死的，烧成了焦炭，认不出尸体了。平时他们交谈，周后楷常常对傅伯雍说，如果你能出狱，请照看我的妻子孩子。
这时我刚刚21岁，周后楷27岁。
后记 刘毓芳是井研人，雷震是泸州人，他们先后是高中、大学的同学。在大学里都在经济统计系学习。在大学里开始谈恋爱，下了课、星期日形影不离，一起从事进步活动。毕业后雷震分在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一年后刘毓芳到了万县高等法院统计室，实际这两个单位在同一院内。同事们开玩笑说，你们一个“高统”，一个“地统”，你们的儿子是“中统”。儿子小名叫“毛毛”，走到高院这边同事叫他“刘毛”，走到地院那边同事叫他“雷毛”。雷震给儿子取名“雷换国”，他说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就要改天换地了，我们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解放后刘毓芳通过组织部找到刘德彬，刘德彬告诉刘毓芳：雷震在狱中为孩子改名“鸣九”，他说“雷鸣九天”，他说“雷鸣九天”，天快亮了，这个名字好。鸣九上小学时，有个小朋友欺侮他没爸爸，大人们逗他说：“你妈妈带你那么辛苦，你干脆姓刘算了。”他说：“姓刘就姓刘！”自己跑到老师那里去改了姓。当时还不兴户口，所以后来他就姓刘了。刘毓芳的孙子出生，她给孙子起名叫“刘雷”，纪念他的祖父。
雷家常常人来人往，青年们都喜欢找雷大哥，谈出心里的话，得到大哥的指点。《挺进报》事件发生后，许多同志转移到万县，一时发生接待上的困难，雷震资助钱财衣物，家中有什么拿什么，有一次连他的内裤都拿走了。他找回两尺布，让刘毓芳赶快缝一条。
刘毓芳写过自传要求入党，雷震审过，交给涂孝文审，只差宣誓，就是党员了。但他们被捕，这事就拖下来了。
刘毓芳于1952年11月正式入党。现为重庆望江厂的离休干部。
曾琼英从省立妇女职业学校毕业后，1938年在《新蜀报》当会计，同年考上和成银行的职员。在和成银行，曾文琪介绍她入党，宣誓的地点在重庆米亭子一座小楼上，刘隆华是她的入党监誓人。她与和成银行另一位党员陈为智组成党小组。此后她秘密担任重庆、邻水之间的交通，邻水的同志把情报送给她，大多是油印的传单或小册子，她经常在下午、傍晚把情报送到红岩嘴，有一个20来岁的女同志接受情报（不准打听对方姓名）。有一次碰上日机轰炸，就和大家一起躲进红岩的防空洞。
李承林比她先到和成银行半年，李承林是组长，曾琼英在他的管辖之下。陈为智、曾琼英介绍吴厚圻入党，陈为智、吴厚圻又是李承林的入党介绍人。皖南事变后李、曾转移到雅安，他们的党组织关系（接头暗号）由一位重庆的同志带着到雅安来，没想到这人在途中掉进河里淹死了，与党的正式关系就断了。在雅安他们是和漆鲁鱼在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大家都明白对方是党员，但不捅穿。在雅安曾琼英和李承林结婚。后来和成银行调他们夫妇到涪陵，再到万县。这时漆鲁鱼夫妇去了延安，与党的联系才真的断了。
李承林到重庆通过陈为智找到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恢复了组织关系。老彭亲自指定李承林为重庆到下川东的联络员，安排他从万县到重庆来接江竹筠并护送江姐到万县。老彭的西装、江姐的旗袍和毛衣都是李承林夫妇置办的。
曾琼英第一次见到江姐是在银行的会客室。江竹筠比曾琼英小两岁，称呼曾为“英姐”。她和一位姓周的女同志，提着个小牛皮箱装的药品纱布，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她们去云阳，因为云阳有武装起义的伤员。她俩一起回来时，下川东武装起义已失败，老彭牺牲了。李承林给她们买的船票回重庆。此后江姐坚决要求战斗在老彭牺牲的地方，约在1948年2月下旬又回了下川东。这次江姐在李承林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位银行的经理的太太告诉曾琼英说，“李承林和江竹筠很要好，他经常陪着她，你得注意着点哟。”曾琼英在合适时就试探地问李承林，说有人说你们的闲话呢。李承林高度警惕，问：“都说了什么？”一听无非是男女关系的闲话，他松了口气，说：“那没关系，正好作掩护。”李承林告诉曾琼英，老彭牺牲了，江姐需要安慰。应该说江姐的心灵创伤在李承林家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复。
江姐把她和老彭的一大包衣服寄放在李承林家里。解放后，烈士家属都在重庆介中公寓集中时，曾琼英把这一包衣服全部交给了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
现在曾琼英为四川省南充市织绸厂离休干部。
周富凤和唐慕陶都是巴县长生桥人，是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1942年唐慕陶在北碚复旦大学上学时结婚，婚后感情深厚。
唐慕陶于1939年入党，在学校里非常活跃，曾给同学们开讲座讲《资本论》。毕业后组织上曾介绍他去当老师，后来考入聚兴诚银行当职员，1945年行里分配他到万县分行任会计主任。
周富凤不是党员，有关党的情况唐慕陶什么也不告诉她。妻子一直怀疑他“左倾”，有一天周富凤整理床铺，发现藏有两份自传，这是进步青年为了争取加入共产党而写的家庭情况和对时局的认识等等。有一天夜里查户口，门一响，唐慕陶惊得从床上跳起来就撕了这两份自传扔进马桶里。但是查户口的银行后勤主任并没有进屋。这时周富凤问他：“你是共产党？”他不得已默认了。周富凤吓坏了。唐慕陶沉重地说：“万一我出了事，你还是要和我们的同志结婚。”
周富凤已暗中参加一些掩护工作。每次雷震到他们家，都是周富凤接待并送他出门。有一次为游击队员募捐来好些衣服，周富凤抱着衣服，送雷震走出整整一条街再交给他。唐慕陶也开始培养周富凤，启发她的觉悟。
周富凤在巴县鹿角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
周后楷是江蜀屏的小学老师，周后楷的父亲行医，家中开药铺。江蜀屏家穷。周后楷在小学里教音乐、美术、自然等课程，后来当校长。他教过江蜀屏唱抗战歌曲，还组织学生们逢场天到武陵镇上去演出。有一次考音乐时，别的学生合唱，周后楷要江蜀屏独唱，江不服气，问：“为什么叫我一个人唱？”周后楷笑着说：“你思维发达，别人不想的事你要去想。我这个学生思想深刻。”江蜀屏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世道不公平。”她常常与周后楷在一起谈文学，爱听他讲解放区的故事。后来江蜀屏失学，每天背柴到船上去卖，五捆柴十个钱。再后来周后楷为江蜀屏缴学费上了万县女中，她在万县女中经周后楷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战士联盟”。但因为穷，在万县女中只读了一年半。
1946年春节前，周后楷的前妻因病去世，留下了两个孩子。周后楷决定要和江蜀屏结婚。虽然遭到家中坚决反对，他俩还是冲破阻力结合了，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单住。周后楷准备让江蜀屏去北碚进相辉学院，因被捕而作罢。
周后楷的上级是唐虚谷。他们家就是地下党的联络和活动地点。他的革命活动被发现，小学校长职务被撤以后，原在武陵地区的党组织关系转移到万县，受雷震和李青林领导。
现在江蜀屏是南岸石马村小学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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