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令人遗憾的结论
综上所述，从史实的角度看，《黄》文存在两个严重错误（其他细节错误本文暂时忽略），一是编造了烈士在组织处于最危险关口并且自己也有生命危险之时向自己心仪的姑娘求爱，二是编造烈士在狱中写过多首情诗、并且将当代诗人的作品误作烈士作品进行引用。
J主任始终不承认他们在最重要的细节上违背了史实，他认为，只要送荔枝和求爱的史实存在，他们的叙述就是正确的，时间无关紧要。既然时间无关紧要，那么，《黄》文为何把这个事件的时间安排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正、副书记先后叛变、刘国鋕被迫转移的紧急关口？这样的编造，造成了一个极强的戏剧效果，即，在个人和组织都处于最危险关口的时候，刘国鋕还不计后果地去追求他的个人感情。这行为是够浪漫了，但也够自私了！更令人气愤的是，这种编造恰好是对真实历史的完全颠覆（见本文第一部分的叙述）。重大党委书记欧可平为《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所作的序言写道：“《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有很强的史料性，可以说是一本历史书，但又不是单纯讲史；它注重史实的准确，但历史在字里行间又分明显得生动活泼，激情盎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可是，这本书中宣传烈士的章节却辜负了欧书记的这个愿望。生动活泼、激情昂然不代表连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时间都可以忽略，那还要“历史”二字何用？不单纯讲史，也决不意味着颠覆历史。如果一定要忽略和颠覆，那干脆就声明自己是在写小说，这样还不至于误导读者，特别重庆大学的年轻学子。
再来看J主任所陈述的那些事实。J主任称，刘国鋕给曾紫霞写过很多情诗，表达的就是铿尔诗作中的那种感情，这是曾本人亲口说的，是重大的老一辈校史工作者将此事转陈J主任的。重庆大学是否真的有老一辈的校史工作者向J主任陈述过这个事实，我们作为重大之外的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曾紫霞本人（1988年去世）是否亲口说过这样的话，除非留有曾的亲人能够认可的录音，任何人也都无法证实和无法证伪。但是，从曾紫霞留下来所有文字资料（我们掌握的曾对刘最早的回忆是在1950年）、从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刘国鋕档案、从刘国鋕所有亲属的回忆中，我们都找不到刘在狱中给曾写有情诗的任何证据，我们甚至找不到刘在平日的生活中有写诗习惯（从现存史料看，刘只在临牺牲前说过要写首诗再走）的任何迹象。《黄》文称刘在狱中给曾写过多篇诗歌，而刘在渣滓洞监狱一共才关押了22天，一个平日里从不写诗的人，在这22天的时间内突然写出“多篇诗歌”，实在令人感到诧异。那么这“多篇”诗歌，有无可能是在刘转押白公馆之后写的呢？似乎也无此种可能，因为转押白公馆之后，曾、刘处于音信完全隔绝的状态，曾紫霞为刘国鋕精心绣制的枕套都不知道是否送到了刘的手中。关于音讯的完全阻隔，曾紫霞在《刘国鋕》一书和1950年的回忆《真实的叙述》中都有非常清楚的回忆。而与刘国鋕在白公馆同住一室，同时也是刘国鋕下级的罗广斌（小说《红岩》的作者，刘国鋕是其入党介绍人之一）也从未有过刘在白公馆给恋人写情诗的回忆。
对于史实，我们只能相信作为当事人的曾紫霞在各个时代各种场合留下的书面回忆以及其他历史见证人的回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作为校史办主任的J先生，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为什么不去查阅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要采信所谓的20多年前的访问（如果他所转述的访问内容为真的话）印象；而这个访问有无文字记录，J主任没有提及，只是说他或者《黄》文的撰稿人就此问题问过当年采访过曾的老师。顺便说一下，J主任在所有关于史实的辩解中从未谈到过他们查阅过哪些相关的书面历史文献，而是反复强调网络上的文献如何如何。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号称讲述了重大77年历史的《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的有关章节在写作过程中依赖的就是网络资料么？难道堂堂重庆大学竟没有档案室和图书馆么？难道歌乐山烈士陵园与重庆大学隔着千山万水或者烈士陵园偏偏对重庆大学关着大门么？
J主任坚决否认《黄》文在写作中把当代诗人的作品误当成烈士遗诗，坚称他们知道此诗是当代诗人的作品，只是借用来表达了烈士情感而已。关于诗的引用方式，J主任坚持说在重庆大学的读者群里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不禁又要问，既然重大方面自己都觉得有歧义，当初为何不使用更加明白的方式来表达？退一步说，就算是作者和统稿人都觉得此种写作方式表示诗作不是烈士所做，可诗稿的内容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抒情主人公是曾而不是刘，作者又声称刘本人写过很多诗，为何不去查找刘的原作放在这里而是要到网络上去抄一首内容与自己的叙述相矛盾的文言诗呢？我们也愿意相信J主任所说的作者对铿尔的诗作理解有偏差之说，但同时也相信重庆大学这几位作者有着基本的汉语阅读水平，她们可以读不懂诗歌的内容，诗歌的题目“拟曾紫霞咏七夕”总不能不懂吧？再退一步，几位作者连这个题目也看不懂，那么，从网络上抄来的白话文注释总能看懂吧？此外，就算是找不到刘国鋕的“原诗”，为何一定要用一首诗，而且是自己都读不懂的律诗来表达烈士情感呢？难道《黄》文的作者们能写出一部书来，偏偏就写不出几句话来代烈士表达一下对自己恋人的思念么？一个接一个的矛盾，让人不由得产生许多的猜测和联想；其中的真相，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了。
J主任坚持说引号中的诗作可以理解为非烈士所做，尽管我们觉得这个辩解荒诞到了可笑的地步，但为了验证其可靠性，我们也在网络上进行过一点调查。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黄》文原意就是指烈士原作。极少数认为非烈士原作的网友是通过后面的注释或者律诗本身的内容看出不是烈士遗诗的，但他们同时也感到困惑——为什么前面的叙述表达了是烈士原诗的意思，而诗作和注释的内容却又表明是曾紫霞的感情？还有个别数网友是认为这个问题过于简单而故意选择不是刘国鋕作品的答案的。但几乎所有网友都对我们的调查问题感到惊讶——这个问题有什么好问的？如果不看诗作和注释内容，这里的叙述明摆着是指刘国鋕本人的作品，有不少网友甚至认为这是个“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游戏。这些结果非常值得J主任以及《黄》文的作者进行反思。
J主任最令人吃惊的逻辑是把《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与故事影片《烈火中永生》进行类比，声称他们用引号括起来的刘国鋕的诗作不能看成烈士原诗，只能看成是烈士情感的表达，正如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对话也不能看作历史上烈士们的原话一般。我们不了解J主任是否知道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改编自小说《红岩》，小说《红岩》的故事和人物有生活来源，但它终归是小说，它甚至没有使用历史上任何一位烈士或者特务的名字来作为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名字，《烈火中永生》又在小说的基础上对人物和故事作了改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追究其中的内容有多少属于真实的历史。而《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本身是一部校史，作为校史办主任的蒋先生，用故事片中的人物对话的真伪来比拟校史中所引烈士原诗的真伪，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我们也可以本着最大的善意去相信J主任所辨称的一切，即，他们没有把铿尔的诗作当作烈士原诗来对待，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明明知道该诗另有作者，也明明知道他们引用的图片有制作者和出处，他们却都把这些材料作为自己的东西呈现给读者。对于这个问题，J主任的解释是，他们从刘国鋕纪念馆搜到的资料，因为无从知晓原作者是谁，因此就顺手拿来随便使用了，没有注明出处也很正常（实际上他们也使用了齐亮纪念馆的图片，只不过J主任回避这个问题）。按照J主任的逻辑，任何人一个人捡拾到任何有价值的财物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因为他无从知晓财物的主人。而事实上《黄》文作者是知晓这些资料的来源和主人的，因为网络上的署名，也是署名，况且资料所在地方还有网址。此外，刘国鋕纪念馆和齐亮纪念馆都有留言簿，既然费劲在这两个馆里挖掘到了自己想要的资料，为何就舍不得再费一点劲在留言簿上说明一下自己需要使用这里的资料呢？纪念馆设在那里，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烈士，如果其中的资料能够被烈士生前工作过的重庆大学使用，两馆维护人自然会双手奉送。可惜的是，两馆维护人从未见过有人发出过这样的请求。互联网上的资料是用来让网民共享的，但这绝不表明这些资料就都是无主的东西。如果是普通的网友，在网上发帖转载资料而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是一部校史，名义上的作者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重庆大学，这部书所属的《漫游中国大学丛书》是由两位教育部副部长领衔主编的。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题材的书在资料的引用上如此不规范，说得更直接一些，某些段落还出现了抄袭现象，重庆大学有关部门的领导不仅丝毫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还企图以一句轻描淡写的“未注明出处，不是什么错误”就搪塞过去，难道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
J主任的谈话以及《黄》文本身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黄》文是用网络上得来的材料东拼西凑而成的，作者甚至都没有舍得花时间去消化这些网上搜来的资料，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匆忙地把它们加以改造和组合，贬损了烈士的崇高形象不说，更是闹出了当代诗人代烈士写情诗的笑话。由此，整部《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又是如何写作出来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像欧书记说的那样当成历史来读，它的所使用的“史料”在多大程度上像欧书记说的那样是准确的，大抵，也是可以想象的了。我们还注意到，两位网友给J主任指出《黄》文的问题之后，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网页上的《记忆》一文没有丝毫改动。J主任承诺以后《漫》再版可以删除铿尔的原诗，这个承诺很美好，但却无法期望。目前网页上的错误更改起来易如反掌，但J主任对此似乎没有半点兴趣。按照J主任的逻辑，他这个校史办主任能做的事情是，在《漫游中国大学——重庆大学》再版之前，要让《记忆》或者《黄》文继续去误导读者。
也许有人认为，不就是一部书稿的个别章节出了点问题，用得着这样“小题大做”地进行讨论吗？是的，本来，几个青年学生在匆忙之间写就的作品，出了一些差错，的确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以她们的阅历和能力，驾驭这样的作品，也是勉为其难了。只要她们能够承认错误，并且积极改正错误，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她们因为年轻而不了解学术规范，不懂得为文为人的一些道理，若有师长诚实严谨的学风垂范在前，她们也会慢慢成长和进步的。我们吃惊是作为他们的老师和领导的J主任的态度，吃惊的是这个事件所折射出来的重庆大学的学风。J主任坚决不肯面对事实，找出种种理由来为《黄》文的错误开脱，其辩解漏洞百出，其逻辑自相矛盾。我们不禁要问，J主任这样一种对待错误的方法，是在帮助那几位犯错误的青年作者进步呢，还是在教给她们今后犯了错误可以如何把错误坚持到底？如果写校史可以编造史实，在别人指出其硬伤时还可以用“这个问题有不同理解，见仁见智”来搪塞，那么，重大的理工科学生是否可以在论文中编造数据，文科学生是否可以在论文中不讲究叙事方式和基本的逻辑呢？
重庆大学，自打小时候读小说《红岩》，就对那里产生过无穷的遐想。再后来，了解到真实的历史，知道这里的确是烈士们和曾紫霞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更对这所学校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但是，今天，面对重大校史中荒诞离奇的“史实”，面对校史办主任令人哭笑不得的辩解，心里只剩下一句结论——
重庆大学，想说爱你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