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纵横》1999年第7期歌乐山被难英烈资格审查经过
孙丹年
1949年下半年，蒋介石的军队全面溃逃时，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系列大屠杀（第29、第21兵工厂及鹅公岩电厂的工人们，为阻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奋起护厂，其中有25位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英勇献身）。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当天，就有数千名解放军战士、地下党员、殉难者亲属迫不及待涌向歌乐山，去寻找亲人和战友。他们一进中美合作所大门，便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气；白公馆一带尸横遍野，殉难者的随身物品扔得满山都是；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浅埋着的尸体层层叠叠；渣滓洞焦烟缭绕，被烧成焦炭的殉难者遗体及残肢断臂令人触目惊心。此后一个多月内，殡葬工人清理遗体，白绸裹尸，装棺入殓。据目击者回忆，在白公馆下面，黑棺材沿公路排成很长的一条黑线，殡葬工人们含着悲痛默默地、慢慢地操作。据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记载，“死难人数（发现尸首者）共三百三十一人”。
装殓入葬以后，筹备开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死难者中，有知名度很高的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宋绮云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鋕、许建业等人；有著名的民主人士周从化、周均时、李宗煌、王白与、黎又霖、沈迪群、章培毅等；也有来历不明的人，甚至还有些人在政治上有问题。所以，对死难者查证核实之前，不能笼而统之全都冠以烈士称号和享受烈士待遇。解放军二野副政委张际春曾在成立追悼杨虎城暨遇难烈士的筹委会上说：“烈士的称号，是不好随便加在一个死者头上的……”于是，经西南局与重庆市委决定对死难人员进行审查，待审查完毕再召开追悼会。
参加审查烈士资格的人员构成，笔者查阅到两种记载。一是邓照明著《巴渝鸿爪》一书中说，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XX任主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长魏思文任副主任，王永福、萧泽宽、邓照明、刘兆丰等参加。同时，讨论到有关同志时，邀请知情的人参加讨论，如罗广斌、刘德彬等同志就参加过讨论……地点在七星岗忠烈祠街的一座楼上。”二是据《新民报》1950年l月8日对追悼大会筹委会的情况报道，“……邀请田家英、邓照明、萧泽宽、罗广斌、刘德彬、罗志德、冯克熙、刘兆丰及张昕等九人审查烈士名单。”
评定烈士的标准，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中说：“当时的依据大概是这样的：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组织情况和他所知道的人是否安全？在监狱中，受审受刑后的表现如何？当时有些什么传闻？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而《新民报》1950年1月8日所载与邓照明谈的大致相同：“称为烈士的三个条件：1.生前参加革命行动或留有遗著；2.被捕后坚贞不屈；3.壮烈就义。”
最初的审查工作非常困难。由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规定上下级之间只能单线联系，隐蔽活动，有的党员担负的是极端机密的任务，不可能为外人知道，如果断了联系，就无人能证明他的情况；有的同案的几人全部牺牲，无人能为他们证明；有的遇难者仅留下姓名籍贯；有些遇难者使用的是化名；有的人除名字外没留下一个字；有的“据某人说”出卖过某位同志而被出卖的人已经牺牲；还有的遇难者政治身份系托派、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属于革命者。而特务们在逃跑前又将大部分材料销毁或带走。扑朔迷离，历史的迷雾遮盖了那些惊心动魄事件的细节，这就给烈士资格审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使得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将死难者全都调查清楚，所以邓照明说：“昼夜连续进行，搞了十来天，弄得人非常疲惫。”
审查结果，确定了第一批烈士名单共236人。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中说：“对于既不能定为烈士，也不能定为叛徒的人，我们只好暂时搁置下来，不予定性。我们当时只能这样做。这样做是实事求是的，情有可原的。”
1951年1月15日，重庆各界隆重举行“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追悼大会”，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副政委张际春担任主祭并宣读236位烈士名单（必须说明，236位烈士中，有一位系误定，他一直活到解放后）。1950年2月，为235名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同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继续调查收集遇难人员材料。此后，从1950年3月到1979年10月，陆续调查清楚了一些遇难人员情况，重庆市政府、四川省民政厅、开县、达县、武胜、宣汉、内江、綦江、南充、营山、湖北应城、湖南祁阳等地的人民政府，还有“文革”结束不久的上海市革委、大竹县革委先后为25位烈有的颁发了烈士证书，有的承认其烈士身份并让其家属子女享受烈属待遇。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践踏，认真负责的精神被歪曲，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江青污蔑“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后，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数次冲击烈士墓，激进分子还企图砸毁文物，烈士们全都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烈士家属们遭到株连，有的烈士家属被批斗抄家。在这种情况下，未定烈士家属的景况更惨，他们的亲人死在军统集中营里，不明不白。造反派认为，既然不是烈士，就只能是叛徒特务。因此，他们不但从未享受任何优抚待遇，而且毫无政治地位可言，遭受株连迫害摧残，等同于反革命家属，他们的子女饱受歧视，入团入党升学参军无望。正是这批家属以及遇难者生前战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开始以后，强烈要求对未定烈士的问题进行复查，他们遭受的冤屈，发出的疑问，增加了对未定烈士进行复查审定的急迫性。
《红岩英魂逢春记》一书中有如下几段饱含血泪的描写：“……在漫长的岁月中，展览馆（即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同志不知受到了多少死者家属的询问，不知看到过多少人徘徊于展室里寻找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当寻觅者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所谓‘叛徒’、‘自首’、‘军统’、‘未定’的时候，他们绝望、忧郁的目光，使工作人员的心灵禁不住发出一阵阵震颤”“……老地下党员萧泽宽、卢光特等同志，以他们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一封被自己的和被害者家属的热泪浸透了的信。……1981年，一封落款为‘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的信函，随同成千上万封申诉信，飞到了中央组织部。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这封信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成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