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浓雾笼山城
国民党陆军上将朱绍良大发雷霆，共产党办的秘密报纸竟然摆到他的办公桌上。
1948 年春，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创伤。蒋
介石又把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这里，再加上沦陷区的大批人才、资金向这里涌入、
集中，于是这个西南重镇一时高度繁荣。
到了1948 年春天，虽然眼见得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南北两线大举反攻，但重庆偏于一隅，表面上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景象。很多国
民党大小官员成天花天酒地，饱食终日，醉生梦死。
蒋介石在川、滇、黔、康四省苦心经营八年，连日本人都没打进来，共产党能
打进来吗？蒋家王朝就是丢了东北、华北，也一定能保住西北和西南。
他们认为，在这个年头，躲在西南就好像躲进了保险箱。
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即《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却不敢这么乐观。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重庆派有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公开活动，《新华日报》
天天发行，“赤化”分子该有多少呀！可是他又抓到多少呢？往大街上瞧去，他觉
得人人都像共产党，可是又一个抓不住，他真是又急又气。
更让他感到气恼的是，去年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新华日报》已被查封
了，四川的共产党肯定转入了地下活动，而且活动得还很猖狂。学生们三天两头就
闹罢课，闹请愿；华蓥山的农民动不动就起义；还有那张名叫《挺进报》的秘密报
纸，平均每两周就出现一期，先前不过是普通毛边纸，后来用上了彩色打字纸。开
始时一期不过二三版，现在出到了六版。上边登的全是从延安新华社发出来的消息。
《挺进报》影响很广，据说在远离重庆的合川、垫江地区，还有人翻印再版《挺进
报》。很显然，共产党在重庆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地下组织，一定还有地下电台。
可是，作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处长，整个西南地区军统特务的总头目，
他却至今连重庆地下党的一根毫毛也没摸着。他感到耻辱，感到气恼。
这一天上午，他接到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陆军上将朱绍良的电话，
要他马上去一趟。听口气，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朱绍良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反共悍将。1927 年大革命时期，他就是蒋介石手
下的参谋长，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捕杀工会领袖，什么坏事他都干过。
江西五次“围剿”，每一次他都参予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出任第八战区司令
长官，后又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伙同军阀盛世才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
三位烈士。他的两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947 年，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来西南坐镇，朱自以为对“反共”有多少年经
验，坐镇西南绝无问题，所以每天仍是豪饮名贵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喝得醺醺大醉。
有时陪着如僵尸般的花夫人抽几口鸦片烟，有时还为他如花似玉的几位小姐的浪漫
行为呕点闲气，有时又找四川地方军人政客聊点闲天。
最近一段时间，朱绍良却忧心忡忡，坐在上清寺范庄公馆里，燃着雪茄烟在想
心思。他不担心蒋介石会丢掉西南，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却令他坐立不安。
西南地方势力很大，他们和蒋介石从来都是离心离德。共产党一旦打来了，他们很
可能会倒戈相向。为了研究对策，他多次找他的“耳报神”——徐远举听取汇报。
为了避免拘束，每次密谈都是在他的范庄公馆进行的。按国民党大官僚的习惯，在
公馆里谈问题可表示特别重要和亲切，不像在办公室里要装模作样，乱打官腔。
今天，他一大早就去西南长官公署办公。这一天要在长官公署里举行党政军干
部例行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方面的头目都要参加。除了朱绍良要到
会外，还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肖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
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
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24 团团长沙吉夫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徐
远举。
走进办公室，他一屁股坐进了一张宽大的皮沙发椅里，休息片刻，便随手把摆
在办公桌一角的一摞信件拿过来。他随便翻了翻，没发现什么重要信件，刚要推开，
一个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写着“朱主任亲启”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他好奇地拆开封口，一张报纸从里边滑落出来。报头上的三个大字赫然夺目：
挺进报里边还附有一张警告信：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任何追随蒋介石的
人如不及早停止作恶，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下惊得朱绍良目瞪口呆，也气得他
火冒三丈。徐远举来了。《红岩》小说中对他的外貌描写还是很准确的：身材粗大，
脸色黝黑，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浓眼大，肥肥的下巴。黄呢军便服领口上，
嵌着一颗金色梅花，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徐远举的军衔是少将，这在军统中是最高的军衔。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带着
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在他之后的军统人员不管干得多么出色，也不能超过戴笠的级
别。“啪！”朱绍良把那张《挺进报》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
“解放军还没有打进来，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这不是反天了吗？
共产党在我们眼皮底下这么嚣张，你是干什么的？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
必把这个案破了，把《挺进报》消灭。”说着，他提起毛笔，三下五除二就写了一
个措辞严厉的手令：限期破案。
徐远举唯唯听令。
国民党全国各地的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都设有第二处，它是一个一处三管的特
务机构，即一个婆家两个娘家。在公开形式和行政系统上第二处属于西南长官公署，
人事、经费、业务也都属于西南长官公署的建制范围，按特务机关的术语，这叫掩
护机关。这是它的一个婆家。实质上第二处受国防部第二厅和保密局掌握领导。各
地第二处所获得的情报，都以最迅速的方式报告第二厅，其次再报保密局。这是它
的两个娘家。国民党政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第二处
处长的任免，必须经过国防部第二厅和保密局，当地军事长官不能过问。第二处对
当地军事长官的态度，则看他们与蒋介石的亲疏，分别对待。
朱绍良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徐远举在他面前当然不敢放肆，只能言听计从。
在紧接着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朱绍良那股火气仍然未消。
“你们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撤走了，《新华日报》停印了，就天下太平了。在
重庆，在整个四川，共产党还在大肆活动，对党国危害很大。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
把中共地下党组织清查破获。要人、要钱、要物我都给。远举，会后你找几个人商
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来。”朱绍良当场授权徐远举统一使用军（长官公署军官大
队）、警（警察局）、宪（宪兵24 团）、特（二处和军统重庆站）的力量，从侦
破《挺进报》入手，力争尽快破坏地下党的核心组织。
朱绍良走了，会议也就散了。几位国民党重庆地区的头面人物面面相觑，一个
个腆颜而退。
徐远举暗中又着急又冷笑，出了这么大个祸事，大家头上都落上了一点，他的
责任无形中小了不少。他从心里感谢朱绍良，没有把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对
他还真是照顾。
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家里摆下宴席。整个川东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徐远举回到了老街32 号，这里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外边的铁门上横署
着两个篆字——“慈居”。从这个名字上，人们会联想到这儿也许是某某要人的公
馆。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一处人间地狱，龙潭虎穴。
徐远举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里的装饰十分豪华，地上铺着彩色地毯，正
中放着一张宽大的黑漆办公桌，墙角摆着精巧的盆景。与这一切稍感不谐调的是墙
上挂了不少军用地图。
徐远举点燃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朱长官已经拍下“令牌”，可谓急如星火，自己也拿到了双锋宝剑，不怕军警
宪特不听话。可是，重庆是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地分三处，横跨两江，各阶
层居民五方杂处，到哪里去找中共地下组织，到何处去找那个油印的小小的《挺进
报》？
他的心里一片茫然。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18 岁时就加入军统，1935年
就当上了军统西昌站站长，以后又任保密局川康区副区长，后来又任军统局本部行
动处少将处长。仕途上可谓一路顺风，对付共产党也有一些“成绩”。
在军统内部，他一直被上司视为很有本事的人才。可是如今，他却犯难他胡乱
翻着桌上的公文，忽然，他发现了一份过时的丙种会报记录摘要，眼前不觉一亮。
丙种会报本来是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
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破坏革命、镇压学潮与工潮的联合行动机
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
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指定，由徐远举和施
觉民、沙吉夫、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为了便于对付重庆工潮学潮，他们
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徐远
举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丙种会报已经好久没有召开了，徐远举在无计可施之际，把它想起来了，就想
利用它来作作文章。一来是人多办法多，也许真能扯出什么高见；二来是如果不能
如期破案，也好让大家帮着分摊责任。
事不宜迟，徐远举马上吩咐人往外送请帖。他要在自己的住宅——曾家岩戴笠
公馆作一回东道主。
接到请帖的人全都如朔而至。谈什么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摆了满桌子
酒菜，却无人吃得下。
首先说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他操着浙江宁波口音说：
“我兄弟是老粗，追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还不大熟悉，
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别号）两兄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
察局全力协助。”中统特务头子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谦虚而迟疑地说：
“中统方面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还要大家群策群力。”
徐政真是奸滑狡诈，一句话就轻轻把麻烦推掉了。
比较老实的宪兵团团长沙吉夫说：“宪兵团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
统，宪兵团‘特高组’可以协助配合行动。”久闯江湖熟悉重庆社会情况的稽查处
处长罗国熙献计道：“只要全市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册和过去与
重庆《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检查，不怕《挺进报》找不着呀！”三青团
特务头子罗才荣，是破坏重庆学生运动的老手，颇为忧虑地说：
“这个问题我看并不简单，《挺进报》在学校中都有发现。有些青年秘密出走
到华蓥山去参军，有的家属阻挡都阻挡不了，我们要设法破获他们的组织，遏止青
年出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还挺热闹。徐远举作为主人，却很少说话。
他今天打定主意是要先听听别人的意见。
渐渐地，他心中的算盘打好了，这才做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喝酒吃莱。
看到大家酒足饭饱，肚子里的货色也差不多倒完了，徐远举立刻换上一副冷峻
的面孔，提出了六条措施。
第一，按照《挺进报》的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的印刷地点肯定在重庆市
或郊区，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
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
第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
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第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
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
第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第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郊区多加
巡逻。
第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对工运组织要
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徐远举见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便宣布散会，会后各自令其所属按照分配任务行
动。
顷刻之间，山城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宪兵、警察和特务倾巢出动，大
街小巷满眼都是巡逻的宪警。警备车不时地飞驰而过，满载着无辜的受害者。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
邮筒和邮局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随时准备猛袭上来。民生路到七
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击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里的每一本书都不
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传讯。沙坪坝和北
碚的每个书店的门前门后，布满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
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向来是特务们注视的工作重点，军统、中
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都是灯烛
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
嘉陵江两岸各个兵工厂戒备森严，周围加岗放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
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封锁突击，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
一张旧《新华日报》，都是迫害工人的好材料。
徐远举当然更不能落后，他命令二处的学运组，每天都要向他汇报情况，特别
要注意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他还特别布置保密局重庆站站长颜齐、副站长吕
世琨以及二处所辖十个谍报组，在川东地区以及重庆警备区周围各县进行严密侦查，
以期破案。
尽管布置得如此周密，徐远举觉得这还不够，又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
蓥山区，配合国民党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
徐远举被戏弄了。《红岩》中那个浑身发抖的云阳县参议员，其实是一个坚贞
不屈的革命者。
“嗒嗒嗒……”“嗒嗒嗒……”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那幢黑沉沉的大楼里，电
报员日夜不停地敲打着电键，指挥着整个川东地区的特务网加速活动。
徐远举很快就等来了消息。
万县来电，那里抓住了一个共产党，这个人叫盛超群，曾经参加竞选当上了云
阳县参议员，公开身份是县税捐处的一个职员，但实际上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徐
远学看过特务送来的材料，写得确凿有据，看来此人确系共党“要犯”无疑，于是
就下令逮捕，严加审讯。
主持审讯的人是二处侦防科科长陆坚如。他连用三天酷刑，把盛超群打得遍体
鳞伤，却什么情况也没问出来。
到了第四天，当行刑特务再一次把烧红的烙铁伸向他的胸膛时，他竟开口说话
了，不仅承认自己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准备在云阳领导武装暴动，还供出了云阳
地下党组织情况及开会情况。他又提供了一张名单。这份名单上一共有12 个人，
包括云阳县警察局长、督察长、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在内，都是共产党的首脑。
徐远举大喜过望，立即派出吕世琨和二处渝组二科科长雷天元率特务及万县两
个保安部队直下云阳，按单抓人，一个不漏地押回重庆，严加审讯。
可是不论特务们怎么拷打，这些人就是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特务
们一无所获，只好将他们分别关押到渣滓洞楼下八室和楼上七室，盛超群则关押在
楼下六室。
在小说《红岩》中，对这一事件的过程描写得很具体：
审讯室里烟雾沉沉，空气十分污浊，他瞥见老虎凳上，捆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人，
旁边一盆火，几个人正把冒着烟的烙铁，伸向被审者的胸脯。徐鹏飞不管这些，独
自走到窗前，用力拉开窗帘，推开紧闭的一扇窗户，他需要摆脱烦恼，呼吸一口新
鲜空气。窗外，蒙蒙细雨一阵阵飘到他的脸上，阵阵寒意勉强帮助着他平息心潮的
起伏。背后，受刑的人一声惨叫……传来泼水的声音，徐鹏飞转过身，走到狞笑着
的行动科长面前，冷冷地问了一声：
“谁？”“云阳县的。”“已经三天了，怎么还没开口？”行动科长讨好地迎
合着他说：
“马上，他就要开口的！我先搞他两下，这家伙已经吃不消了。”昏厥的人，
渐渐醒转来，恐怖地望着面前的人影，粗声喘气……
徐鹏飞向前靠近一步，怀着复杂的侥幸心理，厉声问：
“甚么职务？”醒来的人盯住他肩章上少将官阶的金星，全身抽缩起来，吐着
白沫，像自言自语地哆嗦着：
“县参议员……”“问你党内职务！”徐鹏飞大声追问，皮靴朝地板上一蹬。
“党内职务？”他望了望徐鹏飞旁边的行动科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是他说的那个……县委书记。”受刑的人喃喃地蠕动着焦裂了的嘴唇。
徐鹏飞冷冷地命令道：“松刑！”然后就背起双手转身向室外踱去。看样子，
这个人的嘴巴已经撬开了，也许，共产党里也有容易对付的角色，但愿能多遇上几
个就好了。
……
行动科长呈上一份审讯记录，挺直身体，站在办公桌旁，声音急促地说：
“弄出来了，全部招供了！”徐鹏飞毫不在意地翻阅着口供笔录，行动科长毕
恭毕敬地站着，不敢多话。
“怎么？警察局长也是……”“是呀！”对方赶快补充：“云阳县警察局长，
县参议长，县府的三个科长，中学校长，还有法院院长都是共产党。这一回，硬是
一网打尽！”“法院院长？”徐鹏飞迟疑起来，“还有警察局长？”他有点怀疑这
份口供……
“都是他亲口说的，警察局长负责搞武装暴动！”“我记得他除了是县参议员，
还是云阳县的清共委员。”“报告处长，他供认是共产党叫他打进来当清共委员…
…”徐鹏飞不讲话，也没有再翻阅口供，沉默起来，他的脑子里闪动着许多假设、
推测和判断，需要考虑一下。
“处长，我签呈了一个意见……”“看到了。”徐鹏飞冷冷地说。
忽然，灵机一动，徐鹏飞马上提起笔来，在行动科长签呈的意见上批道：
“准予照计划全部逮捕。”《红岩》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的虚构成分并
不多，即使是虚构，也是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进行的。上边这段描写显然是以盛超
群的事迹为素材虚构的，仅就过程而言，可以说是真实的，但在关键之处却与事实
有重大出入。
盛超群确实“招供”了，但他并不是叛徒，因为他供出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同
志。
盛超群，1938 年秋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经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批准，
和另外七名同志一起回四川发动群众，必要时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是等他迂回辗转
回到四川时，在事先规定好的接头处却接不上头了，失去了组织关系和同志间的联
系。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他开始了孤军奋战。
他宣传抗日，反对横征暴敛，曾经被抓进过监狱。后来他进入《春秋新闻》任
主笔和总编辑，因为写过揭露万县贪官污吏争权夺利内幕的文章而受到迫害，不得
不逃离万县，回到家乡云阳。
在云阳，他与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共产党员盛腾芳等人来往密切。
1947 年底，他在云阳县搞了一个轰动全城的“诉讼案”，控告国民党县党部
书记长兼任孤儿院长的杨秩东贪污孤儿口粮的犯罪事实。云阳县法院不敢得罪杨秩
东，判他无罪。盛超群不服，又上诉到万县中级法院。
杨秩东怀恨在心，就和因为贪赃受贿被盛超群抓住过的税捐处长邹新校等人联
合起来，诬告盛超群是共产党，要在下川东组织暴动。二处接到密报后，立刻下令
万县专署逮捕盛超群。当时，盛超群正从云阳乘船赶到万县准备和杨秩东对簿公堂。
就这样，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在遭到敌人严刑拷打时，盛超群忽然心生一计，决心使用“攀仇不攀亲”的方
法，戏弄这帮狗特务。
于是，云阳县的警察局长周勃、财政科长薛迪之、三青团的干事长毕澄清等人
都被他说成了共产党。他怕敌人不相信，又把他们与什么人联络，各负什么责任，
编造得活灵活现，使特务不能不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特务们才发觉受了戏弄。
徐远举不得不把云阳县抓来的人全都释放，还特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
籍的军统特务头目许乾刚出面，招待这些人大吃一顿，又是安抚，又是道歉，又花
路费送他们回家，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徐远举出了洋相，脸上实在无光，当然不会轻饶盛超群，接连给他动了几次重
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 年11 月14 日，他与江竹筠等人一同被押到电台
岚垭秘密处决，连尸骨也一同被毁，无法辨认。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听说过盛超群受过重刑，也听说过他没有出卖过党
和同志，因而不会在小说中故意往他脸上抹黑。他那样写也许是为了揭露敌人滥施
酷刑，造成屈打成招。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时有发生。
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云阳县参议员”盛超群是一个经得起酷刑考
验的革命者。幼稚的陈柏林受骗上当。曾加入过特务组织的任达哉叛变投敌，让敌
人找到了缺口。
三月里的一天，细雨霏霏，一个年青人急匆匆地走在重庆城区民生路上。
他绕过胜利大厦，来到它的侧面。这儿有一个小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即《
红岩》中的沙坪书店）。
他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这家书店铺面不大，但书架上摆了很多书，显得有几
分拥挤。
天已经很晚了，书店里早已不见顾客，但店堂里还有个人没有离走。他就是这
家书店的店员陈柏林（即《红岩》中的陈松林）。
陈柏林只有17 岁，但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曾大哥，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陈柏林向来人打着招呼。
来人叫曾纪纲（即《红岩》中的郑克昌），年纪在二十七八岁左右。
“噢，我去找工作，看来还很有希望。”曾纪纲随口答道。
陈柏林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曾纪纲的。通过他的自我介绍，陈柏林知道
他已经失业好长时间了，生活挺窘迫。尽管如此，他却很爱好文学，有时还写写诗
歌什么的。听他说话，对国民党统治十分不满。像这样思想进步的青年人，当时在
重庆有很多，陈柏林对他也未十分在意。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陈柏林十分感动。
曾纪纲听说书店要出一份刊物，但经费不足，他竟然卖掉了自己的大衣和铺盖，把
钱一分不少地全交给陈柏林。
陈柏林也是个热心人，见曾纪纲生活暂时没有着落，就让他到书店楼上，与自
己一起住。
一来二去，两人熟悉了，话谈多了，也越来越深入。曾纪纲表示，他很想与共
产党接触，但苦干没有机会。陈柏林答应以后帮他想想办法，又拿出《挺进报》给
他看。他觉得，像曾纪纲这样的进步青年，看《挺进报》比较合适。他甚至想到，
如果时机成熟，可以把他发展成党员。
斗争经验不足的陈柏林哪里想得到，此刻坐在他对面的人竟是一条豺狼，所谓
的“红旗特务”。运些人专门深入下层，伪装进步，骗取人们的好感，以便发现地
下党的行踪。
不久，曾纪纲就发现，有一个叫老顾的人经常来找陈柏林，而老顾每次来过之
后，他就能从陈柏林那里看到新出的一期《挺进报》。
他断定，这个老顾就是陈柏林的上级，而文城出版社就是《挺进报》的一个发
行据点。
刚才，他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跟随他的直接上级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
渝组组长李克昌面见徐远举。
徐远举在曾家岩自己的住宅里听取李克昌和曾纪纲汇报情况后，当场指示：
“这种做法很好，还要深入进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关系。不要轻率
行动，以免扑空。”这次汇报很快就结束了。曾纪纲害怕回去太晚，引起陈柏林的
怀疑。
曾纪纲按照徐远举的指示，继续以迫切要求进步的面貌接近陈柏林。这一招果
然见效。有一天，陈柏林答应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见面时间约定于4 月1 日上
午，在观音岩红球坝一家工厂里碰头。
曾纪纲把这个消息传给吕世琨，吕世琨火速报告徐远举。
徐远举沉吟不语。按他原来的想法，是想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打入地下党高层
组织。他不相信小小年纪的陈柏林能带曾纪纲见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但是，急于
破案的朱绍良成天追逼，甚至拿出蒋介石的旨意来压他，他也坐不住阵了。看来，
只能以近水救救近火了。
徐远举下令，让吕世琨率二处警卫组特务按时进入埋伏地点，一定要抓住陈柏
林和那个“上级领导”。
第二天下午，陈柏林和曾纪纲来到约定地点。等了不大一会儿，那个领导就来
了。他就是那个老顾。
埋伏在四周的特务蜂拥而上。
老顾很快就被押进了二处的审讯室。
徐远举亲自出面审讯，在他的身旁坐着侦防科科长陆坚如。
军统特务有个刑讯惯例，一抓到革命人士，问不上几句话就动刑。按徐远举的
说法，这就像古代时牢营里新发配来的囚犯，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大棍，打得你昏
头转向，头脑就失去了冷静，就容易落入特务的圈套。
这一次也不例外。徐远举一挥手，就冲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特务。
很快，老顾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的嘴巴却很硬，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
徐远举一声冷笑：“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40 多种刑罚。每一种都能使你不
死即残。二处的行刑队员都在中美合作所的特警班受过刑警训练，他们会用美国朋
友提供的刑具让你开口说实话的。”老顾痛苦地把头扭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徐远举说的并非虚言大话。
当时二处使用的毒刑主要有吊杆子、水葫芦、踩杠子、钉竹签子等。吊杆子就
是用麻绳把受审者的手或脚捆起来吊悬空中，用鞭子使劲抽打；水葫芦就是往鼻孔
里灌凉水，有时是灌石灰水、辣椒水或煤油；踩杠子就是把大木棍横放在受审者的
腿上，两边站上人使劲踩；钉竹签子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签子往人的身上、手指头里
钉。
最常用的是老虎凳。用刑时，使受刑者两腿并拢伸直，后背紧贴墙壁，坐在一
张长条凳上。先用一块木板将受刑者的大腿压住，然后用绳索将木板、大腿同条凳
捆绑在一起，再把受刑者两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趾捆在一起。
审讯时，行刑特务一面用小木棒敲打受刑者的膝骨，一面用扁担挑起小腿，往
脚后跟下塞砖。如不按特务要求回答问题，特务就会继续往脚后跟加砖。
即使在冬天，受刑者也会痛得一身大汗。然而，受刑者一时也不致晕倒。从一
块砖加到三块砖，差不多已快使人痛晕过去。最多塞到五块时，腿骨就会被折断。
经过一天一夜的轮番审讯，老顾终于招供了。
他的真名叫任达哉，公开身份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他还供认，
他是印刷工人出身，曾参加过进步工人运动，以后失业潦倒，参加了特务组织，担
任军统通讯员。不久又隐瞒历史，混入共产党内，但已与特务组织疏远，断了联系。
“你的上级是谁？”“我只知道他叫老杨，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职
务和住址。每次都是他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徐远举知道任达哉说的是实
话。他说的情况符合地下党的工作通例。
“你们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在哪里？”“磁器街嘉阳茶馆，保安路警察局对面。”
在这期间，陈柏林也受了刑，而且受刑绝不比任达哉轻，但是他却什么也没有说。
特务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小小的年纪，竟会如此坚强。
《红岩》小说中的陈松林没有被捕，而生活中真实的陈柏林却被关进了渣滓洞
集中营，1949 年11 月27 日夜里壮烈牺牲，年仅18 岁。
在狱中的时候，他一直努力学习英文，希望出狱后通过组织办一个书店。
他十分喜欢读书，也十分喜爱书店工作。可惜的是，他的愿望永远也无法实现
了。
任达哉叛变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特务们不愿让他分走“功劳”，仍然把他
当作“共产党”关进了渣滓洞，解放前夕将他枪杀。
第二章 不该流的血
许建业迎着叛徒走去，掩护同志脱险。徐远举动用各种酷刑，却未能从许建业
嘴里掏出一句他想要的话。
4 月4 日上午，任达哉供出的那个老杨按照约定时间走进磁器街上的嘉阳茶馆。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茶馆。像这种茶馆，在重庆市里几乎处处都能找到。
不少四川人喜欢喝茶，而且喜欢“摆龙门阵”。于是，茶馆便成了消闲的好去
处。这里人来人往，各种喧闹声、茶房的叱喝声、茶碗茶碟的叮叮当当声响成一片。
这种地方正是地下工作者用来接头和商谈工作的好地方。
这位老杨名叫杨清，其实他的真名实姓叫许建业，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
而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委员。小说《红岩》中那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许云峰，
就是主要根据许建业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长期负责工运工作，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生死与共，是一条铁骨铮铮的
硬汉子。另外，他为人正派，工作认真，深受群众的爱戴。要说缺点，那就是他有
些马虎大意。
任达哉还没有来，许建业就利用这个时间和另外一位同志碰头谈工作。
在小说《红岩》中，当时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是地下党川东特委
的领导。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当时究竟是谁和许建业碰头，现在已无从查考。
许建业一边和那个同志交换情况，一边用眼睛的余光向街上扫去。
忽然，他看见任达哉向这里走来，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而且身后还跟着几个
人，行迹很可疑。
许建业当时还不知道，跟在任达哉身后的那几个人都是特务，领头的是二处渝
组组长季缕。他也不知道任达哉为抓住他，已经带着特务们在马路上转悠两天了。
许建业觉得情形有些不对，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警觉起来。
他马上想起来，前几天在《新民报》当编辑的陈丹墀提醒他已被敌人注意上了，
可是他当时有些麻痹，竟没往心里去。
他示意那位同志赶紧离开，自己则站起身来，向任达哉迎去。
任达哉看见了许建业，眼睛一亮，暗中打了个手势，立刻快步向前。跟在他身
后的那几个特务也加快了脚步。
许建业又走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向厕所方向走去。他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有些
人被敌人抓住了，为了敷衍敌人，就带着敌人到街上转悠，明明见到敌人要抓的人
也装作不认识。他希望任达哉也是这种人。
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他往厕所走去，任达哉也紧追不舍地追上来。
几个便衣特务冲上来，把许建业围到当中。
那位脱险的同志混在人群中，望着老许被敌人押走了，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忍。
老许要不是为了掩护自己，本来是可以脱险的。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使眼泪流下
来。
在《红岩》中，带特务来抓许建业的叛徒是甫志高。甫志高这个人物并不完全
是虚构的。像他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当时叛变的人不止一个，而且很多像甫志
高一样，在党内都有一定的职务，有的职务还很高。比如，当时的地下党重庆市委
书记就成了叛徒。
在文艺作品中，写一个叛徒当然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
队伍中有不少人平日里高谈阔论革命，动不动就对别人指手划脚，可是一旦面临严
峻的考验，他们就会露出真面目来，成为破坏革命的重要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要比外部敌人更可怕。
解放后，被关押在战犯看守所中的徐远举曾在坦白材料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听什么人说过一句名言，‘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
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
展，瞎碰一气。”他的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许建业被押进了曾经审讯过任达哉的那个审讯室。审讯他的还是徐远举和陆坚
如。
徐远举很快就意识到他可能抓住了一条“大鱼”。
这个姓杨的身材强壮，气宇昂扬，好像根本没把周围的刑具放在眼里。
陆坚如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在他身上搜查不出半张
纸片。给他动刑，他也一声不吭。
吊刑用了，老虎凳也上了，辣椒水也灌了，可是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他多次昏迷过去，又多次被用凉水泼醒。醒来之后，他圆睁双眼，怒视着特务，
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你们有多少刑罚都搬出来吧，叫一声疼就不是英雄好汉！”“给我用大刑！”
徐远举狂吼道。
又一轮酷刑就要开始了。
徐远举恶狼狠地威胁道：“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刑罚，可你受不了48 套美国刑
罚！”许建业轻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别说你们有48 套刑罚，就是有84种，
我也不怕！”行刑特务把许建业拖上了老虎凳，他的腿骨咔嚓一声断了。特务又给
他用上了夹竹筷的刑罚，这是从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流传下来的酷刑，是用又粗
又长的毛竹筷子连在一起夹受刑者的手指。竹筷子如刀刃般锋利，一下子就切入皮
肉。
许建业双手血肉模糊，拇指断了。
他的肩骨裂了。
他的臂骨裂了。
连行刑特务的双手也开始发抖了。
“你给我说一句话呀！”已经气急败坏的徐远举跳起来，揪住许建业的衣领嚎
叫着。
刚刚苏醒过来的许建业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又昏迷过去了。
一天一夜过去了，徐远举命令停止行刑，他怕弄死了许建业断了线索。
陆坚如从负责记录的特务田光辉那里要过记录本，上面空空如也，只有几行字。
如果说有什么有用的线索，那就是许建业说出了他住在过街楼的一家旅馆里。他立
刻派特务去查找，可是刚刚接到报告，过街楼根本就没有那个旅馆。
直到现在，徐远举连这个硬汉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真有些灰心丧气了。
徐远举下令给许建业戴上镣铐，交给警卫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
情况必须随时报告。
许建业受骗，悔恨交加，一头向囚室的墙壁撞去。
徐远举一觉醒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刚才他做了个恶梦，不知道被什么人抓去
了，让人家给上了重刑。虽然是梦境，却那样清晰，好像现在浑身上下还有些隐隐
作疼。
看守徐建业的特务送来一张纸，说是许建业早上写的。
徐远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封许建业写给母亲的绝命书：
亲爱的母亲，我被疯狗咬伤了。我决心以死殉党，我的死是光荣的，你不要为
我难过，不要惦念我。你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要求抚恤，人民政府会养你老的。
底下落款是“你亲爱的儿子杨清”。
看来，这个杨清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既然如此，他还怎能开口招供呢？
徐远举心中暗暗着急，也不由得连连摇头，他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这
么倔强。不怕死，不怕受刑，他们真是钢铸铁打的吗？
此刻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许建业，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浑身剧痛也能
忍受得住，只是内心的焦急有增无减。
他住在志诚公司的宿舍里，床下有一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
一旦有失，危害无穷。
在自己的宿舍里存放党的秘密文件，这是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作为像许建业
这样的领导同志来说，这是不应该有的疏忽。但事已至此，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能不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囚室门口，一个特务看守兵在踱来踱去。
也许是太无聊了，那个看守兵在囚室门口停下来，往里边张望了一会儿，竟然
开门走了进来，站到了许建业的面前。
“怎么打成这个样子？”看守兵的脸上露出了不忍心的表情。
许建业没有答话。
“去年11 月份，有个叫叶正邦的人也关押在这里，我也参加过看守。他受的
刑可没有你重。”看守兵在自言自语。
许建业一听到叶正邦这个名字，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来。
叶正邦是一位革命志士，去年在成都被捕，秘密押到重庆。后来，有个看守兵
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了西大公司内万有书局的陆正科。此后又多次来回传递过消息，
并未出现问题。这件事情许建业听党内同志讲过。“你叫什么名字？”许建业努力
地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我叫陈远德。哦……”他欲言又止。“你怎么干上了这
一行？”许建业问道。“别提了。我也是个穷人出身，家里在乡下，是被抓壮丁抓
到这里来的。”陈远德左右看了看，又压低声音说：“我真不想干这个伤天害理的
差事呀！”陈远德不敢在囚室里久留，转身离开了。
许建业望着陈远德离去的背影，心头涌起一个大胆的想法：看来这个看守兵还
有点进步倾向，再说他曾给我们的同志传递过消息，应该靠得住。如果他肯答应的
话，可以让他捎出去一封信，告知自己的同志把那些秘密文件尽快销毁掉。
过了一会儿，陈远德又蹓跶了进来，关心地问：“先生，你被关在这里，家里
人一定很着急，要不要我给你捎个口信出去？”“我家里没有什么人，用不着了。”
“先生，说心里话，我最敬佩像你这样的硬汉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你尽管
吩咐。”陈远德说的还真动感情。
“我还真有点小事想拜托你。”许建业盯着陈远德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志诚公司干事，我想给他写封信。你能不能给我捎去？”“干
这种事情要是让上司知道了，不是把我关起来，就是把我开除了。”陈远德面露难
色。
“我看这样吧。”许建业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又说：“你把信捎到之后，
我那位朋友会给你三千万元（法币）作为酬金，这一点我在信上写明白。另外，你
要是不打算在这里干了，我那个朋友还可以帮你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陈远
德高兴起来，使劲地点了两下头。
不大一会儿，陈远德就找来了纸和笔，然后机灵地站到门口放风。
许建业觉得机会难得，立刻动笔给志诚公司的董事、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
信，叮嘱他立即把那个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许建业写好了信，把陈远德喊进来，告诉他怎样才能找到刘德惠，又叮嘱他一
定要把这封信交到刘德惠本人手里。
陈远德再三保证不会出差错，把信揣进怀里就转身走了。
许建业在心中暗自期盼着，这封信能越早送到越好。
他万万没有想到，陈远德是个口蜜腹剑的家伙。他从许建业这里拿了信，转过
脸就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愁眉不展的徐远举正苦干不知下一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见到了陈远德送来的
这封信，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个宝贝，高兴地差点跳起来。他破例地拍了一下陈远
德这个无名小卒的肩膀：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我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你。”片刻工夫，位于新华路上的
志诚公司就被大批特务秘密包围起来。按照徐远举的命令，一切都要在暗中进行，
所有进入志诚公司的人只准进不准出。
特务闯进许建业的宿舍，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个大皮箱，里边装有18 名
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还有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调查资料和
大批照片。按照这些自传材料，敌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志诚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墉兼任，
总务科科长周则洵任经理。那个刘德惠是电力公司的会计组长，党内职务是重庆电
力公司支部书记，他们都遭到了逮捕。
陈远德拿走信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露面，使得许建业产生了不祥的
预感。不久，他看到一批与自己有联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一下子什么都
明白了。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心中如同刀割。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同志，
对不起党，就是死上一万次，也抵不了犯下的巨大过失。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一头向墙上撞去，顿时血流如注。他昏死过去了……
陈远德因为诱骗有功，很快就由上士被提升为少尉。1949 年1 月，他又到军
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组织“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政指
挥部”，1950 年被人民政府镇压。那时还没有查清他诱骗许建业的罪行。
特务以为他只是个一般的交通员，没想到他就是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记。
4 月6 日上午，有个人来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一进门就被守候在内的特务抓
住了。
“你是干什么的？”特务厉声逼问。
“我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叫刘仲逸。”这人身上的证件都被特务搜去了，
上边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特务哪里肯信，立刻找来志诚公司的职工与他当面对质。
志诚公司的职工不知道这位刘先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常来找许建业，自称
黄先生，只好照实说了。
“快讲，你到底是什么人？”特务们厉声喝斥着，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这个人显然是个孬种，很快就乖乖地说了实话：“我确实叫刘仲逸，是许建业
发展我入的党，现在还是个候补。”“你为共产党干过什么事？快交待！”“我也
没干什么事，只是给许建业送过几次信。”他深深地低着头，说话的声音低的像蚊
子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