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当时重庆地下党机构的问题 [复制链接]

江竹筠和许晓轩任委员的新市区区委和任达哉任书记的城区支部以及李文祥任书记的城区区委，这三个名称是不是一个部门？如果是的话怎么又会有任达哉和李文祥两个书记呢？

我印象中许晓轩任新市区区委委员是皖南事变之前的事情了，我没读到过那个时候的重庆地下市委的资料，等别的同学来说。

江竹君任新市区区委委员应该是在1941年或者更晚（李治平调离江北县委在1941年，他调离时建议同时调走江），彼时彭咏梧似乎还不是重庆市委的领导。彭调任市委领导后江奉命以假妻子的身份掩护他，此时可能就不再担任区委委员了，她的卸任最迟在1944年之前，具体情况小美肯定清楚。

李文祥在1947年10月左右开始担任城区区委书记，任达哉大概在1948年初2月开始担任城区支部书记。城区区委和城区支部，我估计是两个不同的组织机构。

谢谢楼上解答，那么新市区区委和城区区委是不是一个呢？

它们分别属于不同历史时期下的重庆市委（或者其他更高一级的机构）。不同时期的市委，对下一级组织的设置和辖区划分不一定重合。即便新市区区委和城区区委在辖区上完全重合，我个人认为也不能算是同一个机构。打个比方，1947年10月建立的王璞领导下的川东临委和1949年建立的以肖、邓为领导的川东特委，不能算是同一个机构吧。

     这么说李文祥是任达哉上一任的城区书记了，是否可以这样说，任被捕叛变只是出卖了许建业，而对敌人是有所保留，没有出卖李文祥呢？

谁说李文祥是任达哉的上任了？

许晓轩是1940年4月被捕. 被捕前是新市区区委委员. 具体做过多长时间, 不大清楚. 他的传记里应该有具体时间吧.

江姐大概是在1941年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夏末秋初)开始做新市区区委委员的. 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41年秋至42年秋). 1942年秋, 因为接头时被人跟踪, 所以临时转移到綦江避难. 回重庆后在国民党的政治部第三厅做了几个月时间, 但因为那里要求所有人入国民党, 所以她在43年4月时撤离. 再后来就是和彭咏梧假扮夫妻, 组织关系上由彭直接领导.

在40至43年期间的新市区区委和城区区委, 是不一样的. 廖志高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说过. 当时重庆市区里有城区工委, 新市区委, 沙磁区委, 江北区委. 还有化龙桥区委等. 沙磁主要是学校, 新市区主要是工厂, 城区主要是机关,企业单位.

李文祥等人所负责的城区区委已经是47年的事情, 肯定和43年之前的有非常大的区别了. 基本没有可比性. 至于任达哉的书记一职, 我比较同意岁寒的看法, 只是一个支部. 不是区委书记.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按照廖志高（1939-1940年间任川东特委书记）和林蒙（1939-1940年间任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的回忆，1938年7、8月间（一说是11月）川东特委成立，兼管重庆市内区县党组织，没有另外成立重庆市委，这期间许晓轩任川东特委下属的青委宣传部长，主要负责联系“重庆职业青年互助会”。按当时青委委员张国钧等人的回忆，许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39年5月初。1940年1月川东特委决定成立重庆市委并划分了下属的几个区委，许晓轩任新市区区委委员，1940年4月被捕。

至于任达哉，在胡康民、杨顺仁和孙曙的文章中都只说他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联系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任达哉的“被难人士登记表”上也没有提到他担任过什么支部的书记，对他是否担任过支部书记之类的领导职务我一直心存疑问。

在杨喆老师写的《血火著丰碑——解放前夕中共川东、川康地下组织斗争纪实》中提到的：

1947年9月，时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的王璞去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带回了任达哉的组织关系，交给萧泽宽；萧泽宽又交由已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许建业领导。这时，任达哉仍无职业，在许建业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负责联系一部分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1948年2月，中共重庆城区支部建立，任达哉担任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向成义一起住在红球坝铁工厂的宿舍里。

回头我问问杨老师他这个说法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