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转文本的，我正在转。不过截屏可能比较好看一点。
才转了4页，你继续吧。
点浏览器上方有个被方框框住的“T”，然后选择你要的文字，选好后，点编辑->复制，就可以复制到WORD里了。
转好的：
·专题论文·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何稼书
内容提要 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关键词 战时重庆 “有机知识分子” 余祖胜 阶级道德基础 写作
前 言
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工人历史的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在工厂与社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参与等问题上。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提到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但由于记载工人自己观点的资料匮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完整的。这样一来,对工人意识的研究更多的是陷入一些推论中,而直接的论据不足。一些学者强调工人的地域特征,提出分离的劳动力市场、特殊工厂内的分工以及帮派组织,强化了工人间同乡关系的重要性,从而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另有些学者假设,工人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导致了他们的彼此分离,从而在主张技术工人(工匠)构成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时,把工人阶级的政见与其职业、技艺的种类联系起来。尽管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罢工的特定形式,但是这样的分析仅仅局限于罢工的总体参与者,而忽视了工人个体的不满和他们的渴望。以上两种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工人的物质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一名激进工人和作家———余祖胜的精神和道德世界的探索打开有关劳工政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余祖胜丰富的作品使得我们能够剖析他个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些内心意识几乎与地域问题和行业本身没有关系。另外,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看,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文化表述(如遣词造句、运用比喻、情感表达)在他对物质条件的理解和他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①
余祖胜1927年②出生于江西湖口县,他的工厂经验始于抗战前不久他父亲进入汉阳兵工厂之时。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余祖胜举家迁移到重庆。在那里,他的父兄在战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二十一兵工厂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余祖胜的生活被各种简短而紧张的经历充实着。从年代顺序来看,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部分,一是兵工厂技术学校的学徒时期,二是失业,三是为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挺进报》工作。1948年4月,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他被逮捕并关押在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在地,即渣滓洞监狱。当国民党军队逃离国共内战中最后的堡垒重庆时,他们于1949年11月27日枪杀了余祖胜和其他300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余祖胜牺牲后,成为一名革命烈士,这也部分地得益于他是现代名著《红岩》中一个人物的原型。③
在本研究中,我更注重对余祖胜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考察,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上活跃的工人在革命胜利前夕是如何展望解放的。从他生前留下的40多首诗、几篇短篇小说、文章以及一些私人信件中,我们也许能够探索他的内心世界。虽然他一生中发表的作品不多,但他的思想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思想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再者,作为一名有文化、善于表达的工人, 余祖胜讲出了许多工人的心愿———要求把他们当作人对待。他的作品的主题大多数是关于下层民众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上遭受的侮辱。余祖胜的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工厂生活,而是表达了关注人类状况的广泛的阶级意识以及工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虽然如此,这些诗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展示了下层民众受创伤的心理,在劳工阶级读者中起了共鸣。总而言之,余祖胜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所谓“阶级计划”,是由少数激进分子组织工人并向他们宣传一种新的政治立场,试图以此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用余的话来讲就是“觉醒”,即唤醒那些被压迫的民众,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苦境。像其他激进分子一样,余穿梭于受过教育的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活跃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余活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范围从重庆江北的贫民区到技工学校,他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政府控制的学校还是非法的读书会组织,都有他活动的身影。他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其思想,用他的话语和梦想来描绘更为广阔的社会,揭露社会的不公平。
①在此谨向高华、姜良芹、肖如平、郑洪泉、周小云、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Ｆａｌｃｏ,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Ｈｏｗ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ｏｓｔｅｌ,ＪｏｅＷａｒｄ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们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对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的厉华馆长和全体工作人员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关于上海工人地域特征的研究可参见韩起澜的著作〔ＥｍｉｌｙＨｏｎｉｇ,Ｓｉ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ｔｔｏｎＭｉｌｌｓ,1919—1949(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6);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Ｓｕｂｅｉ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1850—1980(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2)〕;麦岚在对战时重庆劳工的研究中认为,地方上的竞争和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赋予工人内部特殊的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独特的特征,这妨碍了工人形成全国性的阶级特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ＬｅｅＭｃＩｓａａｃ,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Ｗｏｒｋ ｅｒｓｉｎＷａｒｔｉｍ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1937—1945.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Ｙａｌ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94);关于不同技艺的工人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裴宜理的研究〔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ｎＳｔｒｉｋ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3),ｐｐ.232—233;“ＬａｂｏｒＤｉｖｉｄ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ｏｅｌＳ.Ｍｉｇｄａｌ(ｅｄ.),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4),ｐｐ.144—145〕。我在本文中强调工人的文化表述是受到马克·斯坦伯格著作的启发〔Ｍａｒｋ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Ｖｏｉｃｅｓ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1917(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2001),ｐ.4〕。
②根据“革命烈士诗选”编选组编《革命烈士诗选》第1集(1975年印行)第189页和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资料丛书之一《革命烈士诗文选》(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1980年印行)第44页资料,余祖胜出生于1926年。———译者注
③罗广斌、杨益言以余祖胜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小说《红岩》中的重要角色余新江。关于在小说《红岩》创作过程中政府的影响的分析,参见沈予博士论文的第1章(ＹｕＳｈｅｎ,ＳＡＣＯ:Ａｎ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ｒｂａｎａ 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1995)。
如果说余祖胜写的诗是有关穷苦人们的诗,是幸存者的赞歌,但他却没有直接用阶级的语言来描述。或许这并不奇怪,他的诗若是直截了当地谈论阶级,恐怕就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了!他用道德准则、伦理规范来赋予阶级意识活力,效果可能更好。在他的作品中充满对公平和平等问题、苦难以及仁道待遇的关注。而道德准则像其他因素一样,是阶级形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一位研究俄国劳工问题的历史学家所说,“为了让个体工人认识到他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一分子,不仅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贫穷的,受虐待的;还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个人困境反映了不公平的社会关系。”①
余祖胜的生活和作品也充分证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对立。如何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巨大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余祖胜终生的追求。他的解决方式是写作,即通过对下层民众的描写来抨击社会等级制度。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他的信念———劳动人民不是被压迫的牲畜,而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的工具。余之所为,印证了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ｒｉｇｈｔ)的名言:“写作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方式。”只有知识分子从下层社会“有机地”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对社会秩序的反抗、改造才能得以实现。作为一名工人出身的作家,一个献身于社会实践的激进分子,余祖胜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一定义与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观点相似。“有机知识分子”成长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表达的观点与他们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事写作,也是好学不倦的读者、宣传者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不能只靠能说会道,这些只是外在的,只能激起一时的热情;而应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作为一个建设者、组织者、‘长期的劝说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演说家……”②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余祖胜与葛兰西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余批评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里,与体力劳动者和平民百姓保持距离。因此,余的行为呼应了20世纪的激进分子和中国革命者———毛泽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的传统。余将自己的伦理观点、政治需求与其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即社会和政治的鞭挞者;而葛兰西更关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知识分子卷入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摧毁的辩证关系。二者尽管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余祖胜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和共产党与“传统”知识分子结盟的尝试相冲突。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像教师、官僚、以及医生)进行了对比,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高层次文化的传播者,并且能够斡旋于政府机关和人民大众之间,要么接受传统制度,要么挑战传统制度。在葛兰西看来,一个革命政党最重要的就是要紧密团结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③托马斯·卢兹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新民主思想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掌权计划的———把他们自己与城市的中间力量结合起来,所谓的中间力量,他认为与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类似。①这里我们不太清楚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联盟在创造一个更民主的政党和社会的进程中,有机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对余祖胜的个案研究,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①ＭａｒｋＤ.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ｎＬｅｗｉｓＨ.ＳｉｅｇｅｌｂａｕｍａｎｄＲｏｎａｌｄＧ.Ｓｕｎｙ(ｅｄｓ.),Ｍａｋｉｎｇ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ｏｖｉｅｔ:Ｐｏｗｅｒ,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4),ｐ.66.
②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Ｔｈ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Ｒｅａｄｅｒ: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1916—1935,ＤａｖｉｄＦｏｒｇａｃｓ(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9),ｐ.321.
③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ＱｕｉｎｔｉｎＨｏａｒｅａｎｄ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Ｎ.Ｓｍｉｔｈ(ｅ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1971),ｐ.15.
苦难的种子
无论是官方的历史还是同时期的各种资料都不能清楚地解释余祖胜是怎样变得激进的。《革命烈士余祖胜》一文强调:“苦难的种子”在他10岁那年第一次与警察遭遇时就已种下。宣传爱国歌曲的老师的被捕以及“贫民夜校”的关闭,促使余和他的同学与警察展开了争论,并导致了一场石头战。余祖胜并因此作儿歌一首:“黑良心,真可恶,抓走老师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②从那时起,余就开始以富含寓意的语言进行政治表述。
战争期间余祖胜的家庭遭遇不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像抗战时期许多地位骤然下降的工匠一样,他的父亲经受了命运的逆转。余桂喜是著名的汉阳兵工厂下属步枪工厂的一名安装工。这是个曾让其他工人羡慕的工种,但对余家来说幸运只是暂时的。在汉阳兵工厂被迁往重庆并与第二十一兵工厂合并后,悲剧降临到这个家庭。在1939年5月3—4日日军对重庆毁灭性的飞机大轰炸中,余祖胜的哥哥被炸瞎了双眼。不久,他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的母亲极度绝望,将一个年仅一岁的孩子送给了别人。
13岁的余祖胜开始挑起家庭的重担,成为第二十一兵工厂的一名学徒。在他的一篇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我的第一个师傅》③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经历对他的心灵创伤是多么大。整篇小说充满了被压迫和受奴役的隐喻。作为一名学徒,同时也是故事的讲述者,在到重庆郊外的一次旅行中,他将新鲜而自由的农村生活和工厂里监狱般的生活气氛进行了对比:
当炊烟升起,可看见一两个农人裸着脚带着斗笠荷着锄头归家。这时农人会这样唱起来:
四月的雨!
满盈盈出了太阳打麦子,
田中水满插秧子。
这样的歌,
弄得我羡慕而嫉妒,他们是多么的自由幸福啊!在工厂里不会有这样的歌声。即使有也是沉痛悲伤的,那都是被压榨出来的堵塞喉管的生涩调子。
早不见天
晚不见地
呼吸着油烟
忍受着恶恨〔狠〕的皮鞭。
余被压迫的感觉通过其与师傅(即领工———译者注)关系的描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小说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学徒无意中损坏了一件机械工具,竟被处罚200个工时。当时工厂规定的最大处罚是1—5个工时,故事中的数字可能较学徒工实际受到的惩罚有所夸张。面对惩罚,学徒不是敬畏师傅,而是产生了轻蔑与可怜两种感情的混合物。由于过度的赌博和酗酒,这些领工频繁的迟到可能间接地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因为事故发生的那天,在学徒开始工作之前,领工并没有检验轧钢机床。由于这个原因,学徒不满师傅对他如此大发雷霆。
①ＴｈｏｍａｓＤ.Ｌｕｔｚｅ,Ｎｅ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Ｆｏｒｃｅｓ,1931—1952,ＰｈＤ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Ｍａｄｉｓｏｎ,1996.
②《革命烈士余祖胜》,长安厂厂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编:《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辑,1983年印行,第45页。
③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藏余祖胜资料(以下径称“余祖胜资料”)
〔作者何稼书(ＪｏｓｈｕａＨ.Ｈｏｗａｒｄ),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副教授。ｊｈｈｏｗａｒｄ@ｏｌｅｍｉｓｓ.ｅｄ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