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红岩春秋》2003年第2期罗娟华家的地下印刷所
张子明
1946年,我由地下党员张家璧(本家二哥)先后介绍到灌县向峨煤厂、成都群生公司大有字号担任会计员,这些机构均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专为地下党筹集经费而开办的。
1947年10月,在我工作的大有字号传来了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消息:经理胡春浦在华西后坝住宅内被特务抓捕了。我马上撤离了字号。
这时,我知道曾到公司、字号进出的人中的张坤碧,她是地下党员刘佳言的未婚妻,同时我又认识另一个地下党员张书,他当时在华西大学教务处任职员。我在这两处隐蔽下来,待党分配工作。晚上我住在小天竺街华西大学单身教职员宿舍里。在这里通过张书的关系,联系上了地下党员、世界语学者许寿真。因他与香港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有直接联系,经常有刊物寄来,还能得到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张坤碧。我同她分析了四川各地、成都的形势,由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很厉害,群众对解放战争的进展知道很少,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商量决定办一个地下油印刊物。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张书与许寿真,他们也认为很有必要,决定稿件由许寿真供应。但办刊物需要有经济来源,经张坤碧仔细考虑后,又去找到了王逸平想办法。他曾在资金上援助过党办的群生公司与大有字号。他当时的公开职业是雅安24军的一个副官,因在做生意,经济上颇有实力。张坤碧向他讲办地下刊物需要经费后,他爽快地答应由他承担。我们很快就买好了油印机、钢板、蜡纸。
1947年11月,我们开始出刊了。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全是转载香港《群众周刊》与《新华社电讯稿》。首期是在张坤碧家编排的,编辑刻版由我负责,张坤碧、王逸平协助。每期字数有2至3万,印数200至300份。刊物印好后,即由我与王逸平交给张书发行,他通过党的关系与秘密渠道,发至四川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和成都市区内,广为传播;为了震慑敌人,还寄给成都市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国民党省党部等。
刊物很快被中共川康特委知道了,即派老黄(后知是华健)前来找张坤碧联系,肯定我们作得对,认为我们能在香港得到这些资料,实在可贵。鼓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注意安全,把刊物办好。我们在谈到办刊物经济力量欠缺时,他答应给予帮助,当即拿了70万元(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此款只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100元左右)作经费。走了几天又送了一部油印机给我们。
由于张坤碧家的住房,是跟四川省高等法院苏院长租的,经常进出的人较复杂,很容易暴露,于是办刊物的地点就决定由东打铜街迁至皮房街44号王逸平家。这里相对比较安全,房主是刘文辉的一个小老婆,是最好的保护伞。院内只住了两户人,除王逸平外,另一户林緼聪是一家钱庄的襄理,是党的同路人,我们办的刊物从第3期起就在王逸平家出了。在这里我认识了王逸平的妻子罗娟华。她是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对人和善。她受其夫的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对国民党的腐败很不满,因此对我们办的地下刊物,不仅全力投入,而且给予很多方便。
罗娟华的家,除了客厅、卧室外,底层还有一间小屋,平时少有人住。她就把我安排在这间屋内,做编印刊物的办公室。只要香港的资料寄到了,我必须抓紧时间,日以继夜地把刊物刻印出来,最多不超过两天就完成。在编印刊物时最需要的就是保安工作,如果敌特发现,其后果不堪设想。罗娟华积极、主动为我站岗放哨。她对我们说:“客厅外面,还有围墙和一道大门,如有人呼喊,我是不会轻易打开的,一定要弄清底细;倘发现异样,我会拉铃通知你们的。”在她家刊物编印约6期,总算平安无事。
每当要出刊时,罗娟华总觉得我太累,她就同王逸平一起到底楼帮我搞印刷、装订,尽量使蜡纸不坏、能多印为好。她说:“多印一份就能多给成都的群众看。增加一份力量。”
为了多一些安全保障,罗娟华经常在客厅内举行舞会,放起了流行歌曲《秋水伊人》、《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她还教我跳华尔兹、探戈舞,直到把我带会。跳舞的目的主要是把气氛搞得灰色一点,起到掩护作用,避免敌特的注意。
罗娟华总是把伙食办得好好的,炖鸡、烧肉给我吃。她对我说:“小张,身体是工作的本钱,没有足够的营养就办不到。”在她革命热情的鼓舞下,我的工作劲头越来越大。
正当我们办刊物的情绪不断高涨时,1948年2月,忽然中共川康特委派华健来通知我们:“目前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对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进行镇压,为了避免党组织遭受破坏,经我们研究决定:你们办的刊物立即停止。”当时我们几人一时思想还不通,经冷静思考后,认为党的决定是正确的。于是我们遵照特委指示停刊了,销毁了印刷工具。
同月,王逸平在雅安24军的一个好友,得知有人告密,敌特要逮捕王逸平,去雅安新康路把住在他家的刘佳言、张坤碧抓走了。这消息是出事的当天友人连夜乘小车到蓉告诉的。王逸平第二日即告诉了我。我们研究必须立即撤离,到大邑唐场去参加党领导的游击队。他同妻子作了妥善安排后迅速离开了家。但罗娟华走时慌张,忘记小孩的衣服还没有拿出;又认为敌特不会那样快就下手,她回家取衣时,不幸被正候在门前的特务逮捕了。特务把罗娟华关在将军衙门成都市警备司令部的监狱里。敌人想了各种办法向她诱降:“只要你说出王逸平在哪里,就立即释放你。”她始终坚贞不屈,严词拒绝。王逸平为了营救罗娟华,找了不少政界、军队中较有实力的人士去做工作,终因力量不足,难以达到目的。遂于3月份,我们两人就到大邑唐场参加了肖汝霖领导的游击队。
王逸平在游击队工作期间,仍不停打听罗娟华的下落,得知她在成都监狱关了不久就被押送到重庆渣滓洞囚禁。1949年“11·27”大屠杀时,据说,罗娟华本只受伤,但她听到两个婴儿啼哭。爬过去用身体掩护孩子,被敌人发现她还未死,又向她头部射击,她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