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专题]“1127”烈士故居访感 [复制链接]

再访曹文翰烈士故居

李显群

曹文翰烈士  岳池县新场镇人，1913年生，1947年入党，曾任新场支部书记。他以保长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三抗”斗争。武装起义时，他带领一部分武装参加三溪起义，失利后参加三元寨会师，三元寨突围后，因掉队被捕，押送重庆渣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狱中。

——摘自广安市“纪念岳武起义60周年宣传展览文”


无效的烈士证

还是十年前，同渣滓洞脱险的唐老一起去过曹文翰烈士在岳池断桥乡的故居，一座早就上了百年的老宅。
“11•27”纪念活动或清明祭英烈活动，说到红岩英烈的荣誉，说到烈士亲属不该向党伸手更不能给烈士抹黑，曹文翰烈士孙子情绪激愤，手里挥着烈士证大声质问道：
“一条命就换一张纸！我想到解放碑去把它卖了，看值几个钱！”
一时间，贫穷的烈士亲属们抢着发言几近控诉。作为秘书长，受会长和理事会的委托，有义务按会的章程依照法规调查烈士遗属反映出来的困难，重视现实情况，对重庆部分烈士遗属发出了困难情况调查表，准备协助政府主要是民政优抚部门作好协调工作。所以，我们听了小曹反映：
“农村的村乡干部说我父亲是假烈属，要缴纳这费那款，不然就要牵牛牵猪，还扬言要上房蹬瓦……”。
离休干部唐老听后十分气愤，遂决定去会会那些张牙舞爪的基层干部。看着小曹出示的烈士证复印件，感觉少了副表栏部分，以为是烈士证太长无法完整复印的缘故。
广安建市，岳池武胜属其辖，邻水也从达州划出并入。
我们乘火车到广安站(襄渝线原前锋站)，出站转乘客运汽车到岳池。第二天，先凭介绍信知会民政局，耐心听完一女局长的原则官腔立即乘车达新场，小曹的父亲已经在等候我们，匆忙去乡政府拜会了基层领导后，沿着石板大路向小曹家里赶去。
曹家堂屋高大，从中隔成了一前一后两间屋，仍留有门槛。
小曹父亲拿出了烈士纪念册，对我们说：
“这是50周年纪念活动时厉华发的，我拿给他们看，说里头有曹文翰，这个是真家伙，不是假的。他们拿过去，看都没有看就摔在地下说：‘这个不作数！’”。
“他们好凶哟，我连忙捡起来拍泥巴。”小曹的母亲帮腔说道。纪念册角有被触的痕迹，确实被摔过。我对小曹父亲说：
“他们把红岩英烈都甩了，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好。”
唐老气愤地说：
“现在这些干部只认得到钱！”
小曹说：
“我给刘伯伯（刘云舟）说过，他听到起就火了，说‘老子（若是）有枪，把这些杂种毙了！’”
“把烈士证的原件拿出来我们看看。”我向小曹父亲提醒。
小曹父亲进里屋拿出来曹文翰烈士证。果然，没有附栏记载，证实了我的疑虑。
“这边的附栏部分呢？”我指着烈士证左边问道。
小曹父亲木然。
“这边有烈士证的编号，四川，包括当时的重庆都是蜀字多少多少号，有烈士姓名，有牺牲年月，有何时认定的，有执证人，有抚恤金发没有发的注明。”我又对小曹说：
“你应该看到过许文君家里许建业烈士证，她是专门定做的一长镜框挂在墙上。”
“发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小曹父亲回过神来说：
“对头，陈锡联发的都有执证人，那个收都遭他们收了。”
“问题在换发上，欺你们不识字，搞不好那一部分还在存根上。”唐老说。
“难怪他们不给你登记，这几乎就是一无效证件，尽管有民政部的大印但无基层民政局的认可。现在赶快去县民政局。”
次日上班时间，我们一行直奔县民政局优安股。

股长姓滕，看着这有重大缺陷的烈士证十分气愤，站了起来，对着办公桌旁边已退休留作办事的老局长——小曹就站在他的后边——严声说：
“这是你们的问题嘛！”
我看小曹瞪圆了眼准备发作，知道他误解了，赶快使眼色制止。滕接着说：
“你们那时怎么搞的？乡里怎么给人家登记？”随着侧身指着身后地上堆放着的几本厚厚的装订册子说：
“明天我们就要送广安了。”
“滕股长，不要急，看现在能不能想办法补救？”我插话道。
那是一次全国范围对烈属、军属、失散老红军、残疾军人……等九种人的普查登记，各个单位都通知到所在街道民政员处去填表，我们会也通知了还不知道的烈士遗属赶快去报到。
滕股长从柜里拿出四张8开大的表格，招呼小曹说：
“你马上赶回去，帮助他们填表，盖上章，留一页在乡里，另外三份明天上午一定送我这里来。”交待后，拿起电话，拨通了新场乡政府做了工作布置，又歉意地对我们说：
“要拆开重新装订，你看麻不麻烦。”
“赶上了就好，赶上了就好。还得感谢你们。”唐老连声说。
岳池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较多，我们建议民政局带烈士遗属来重庆参加“11•27”纪念活动。还介绍邻水县民政局带朱麟烈士的遗属和许建业烈士遗属来参加活动的举动，并向股长推崇邻水对待许建业烈士遗属每年都报销医药费等情况。
向滕作别离开了民政局。
“他们把我的抚恤金取消了。”小曹的父亲边走边向我们诉叨。

“如果取消了，要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
望着小曹父子俩失望和痛楚的神色，知道他们对国家的优抚政策一点也不了解。这也不能责怪他们，“11•27”烈士遗属，基层民政局从来都没有主动尽其告知的义务。后来才弄清楚，小曹父子所在乎的几个抚恤金，只不过是一年的慰问金。于是，我把帮助一个烈士女儿申请抚恤金的过程告诉他们，那还是重庆直辖之前的事。
她已经九十多岁了。父亲1924年在温州永嘉牺牲后入了团，党组织送她去了前苏联莫斯科，与杨尚昆同学。在莫斯科时与国民党左派的廖某好上了，后来结婚。廖参加了抗日，抗战胜利后廖不愿打共产党，转地方从事经济工作。廖是原巴县西永人，她随夫到了重庆。杨森欲请廖出任民团总，遭廖拒绝。重庆临解放时，接受地下党的指示和安排掌握了西永乡民团武装迎接解放。她曾是重庆第一届妇联委员之一，有一个儿子在市公安局工作，共产党员。镇反运动中，廖被打成反革命不由分说遭枪杀，她从妇联，儿子从公安局被赶了出来。因儿子是大学生学机械的，綦江建齿轮厂时进厂，一直从事技术工作。1981年时廖得以平反，在平反书上有巴县领导不支持任何经济要求的批示，因曾是反革命家属被剥夺了教师工作，无劳动权利，几十年来都不被社会所承认。
同她的亲属一起，我们持介绍信到了大溪沟重庆市民政局优抚处，重庆虽未直辖，但已经计划单列了。听了反映，优抚股的同志明确回答我们：烈士子女年满十八岁后就没有了定期抚恤金。我当时也不太理解这一规定，反问道：十八岁以后的不管，那么八十岁以后的管不管？九十岁的管不管？优抚股的拿出了1988年由李鹏签署的国务院令并允许我拿出去复印。我也就是从那个时侯才知道国家给的抚恤是两种，一是给烈士的，名曰一次性抚恤，一是定期抚恤，由烈士遗属按月领取。优抚股的同志还说这个文件下发以前烈士子女已经享受定期抚恤的，原则上不得停发。对于我们所反映的个例，他们建议由县民政局纳入社会救济，还电话拨通了綦江县民政局做了工作，请我们去綦江具体办理。
到綦江后，县民政局优抚股答应得很爽快，要立即给她办烈士遗属的定期抚恤。但后来仍未办成，民政局因为她年龄大，起先误把她当成了烈士的妻子。直到重庆直辖之后据说终于纳入烈士遗属定期抚恤。
我告诉小曹父子：我们国家实际上还是等级制，身份管理。比如说，我参加工作时在工厂是工人，还在学徒工时调到厂办子弟校教书，但只能拿学工的待遇，按技术工种三年后转正定二级工待遇，他们说这就是以工代干，要转干得有干部指标，在工厂里为我搞一干部指标等于做梦。所以，我和唐老都劝小曹最好把父亲的户籍转到重庆来。

要进城，就要请求补发烈士证，先向广安市申请。全国统一换发为烈士证时收回了各种形形色色的诸如烈属优待证、光荣证等等，广安原属南充地区，原始资料都集中到地区档案馆。于是又向四川省申请，几年后才由岳池县民政局在这张缺省的证上批注盖章。从1981年换发到曹烈士遗属手中，过去了二十多年，方才生效。但小曹父亲感情上总是转不过弯来，总是想要回陈锡联和曹荻秋签发的烈士家属优待证。去年重庆60年纪念，看见人家手里还持有的原件，羡慕极了，拍着自己脑袋说：
“我就那么听话交了，早知道发个不作数的我就不会拿给他们。”


老房子倾斜了

“说是危房，有人来拍照，他们又不说是哪里的。”小曹家里打电话来说。
这是再次造访曹文翰烈士故居的直接原因。之前，小曹就反映过家里老房子倾斜了。除此之外，还要去华蓥市，给一位老游击队员准备一份申诉材料。
待渠江洪峰一过，7月22日上午，赤日烘烤着，与小曹约在了菜园坝长途站碰头。候车的时侯，乘客都在谈论一个新闻：3人贪污3个亿，岳池县主要领导被抓。还调侃地说：重庆打黑，四川洗白。
岳池，我并不陌生，在这里有我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练。新闻勾起了对1966年的回忆。那一年下半年，我们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参加了最后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习惯上又称“四清”运动，按中央文件《二十三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文革初起时，工作组进校，一边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批判老师，一边又对学生按家庭成分划成四类。属第四类的发配到公路的道路养护班作体力劳动，接受道班工人的阶级教育；我被划为三类半，来到岳池华蓥山下的天宝公社，接手两个生产队（运动结束后合并）的“四清”工作。其间，向当地的贫下中农打听“双枪老太婆”，老一点的都说：
“那也是个大地主呀。跟另一个地主打官司，衙门里不占人输了。男人整死了的，把田地卖了，上山当土匪给男人报仇。”
当时就想，老贫农不会看《红岩》小说，基本上还保持着解放前的传说。
一同在天宝公社搞“四清”的蔡同学的伯父蔡衣渠参加了岳武起义。蔡同学曾说：
“岳武起义太匆忙了，伯父那时在教书，以前连枪都没有看见过，一说要起义发了手枪，拿到起不晓得怎样用。”
起义失败，蔡衣渠就是在曹文翰的掩护下，从曹的家里——我们将再次造访的那座百年老宅，逃脱了清剿。
从岳池转车到新场镇，小曹的父亲和姑姑在镇上等候。
小曹的姑姑，作为一个烈士的女儿，在去年重庆60年纪念活动中竟然拒绝了红岩联线的调查，怎样动员都不愿意去照相。去年年初，我在帮助红岩联线寻亲时发现，一些“11•27”烈士遗属不愿意配合提供调查材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亲人干革命牺牲了，解放以后反而给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某烈士的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
“解放时我还在国外，听到哥哥牺牲了就要回来。李弥劝我：‘你不要回去，我比你更了解GCD。’我没有听他的，执意回到祖国，可是，一片爱国赤忱……。我个人的生活还是无可忧虑的，五十周年时，看到那么多穷烈属，我的心彻底凉了。我那时就不想再来参加什么纪念活动了，今年也不会来。”
她说话算数，60周年活动还真不见她的身影儿。
在镇上的餐馆用过午饭，因小曹姑姑一只眼睛失明，腿脚不便，一行人沿石板大路不紧不慢的向烈士故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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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镇街道

“为啥上次登记时你没有登记呢？”我问小曹的姑姑。
“他们说只算一个。”
“解放后知道父亲牺牲，母亲就疯了，是这一带有名的疯子。我那时还在镇上有个工作，母亲乱跑死了，弟弟还小，只好回来照顾他们，这一下工作就出脱了。”
我一下也想起父亲尸体找到以后，母亲也脑乱了，见人就呸呸呸地吐口水。
最惨的是某妻子被骗去搜山，事先哄说只要把男人喊回来就不会杀掉。农村女人信以为真，丈夫喊出来就被捕了。敌人当时也真没有加以杀害，而是押送去了重庆渣滓洞。解放后，当妻子一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便疯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坐在山上喊，山谷里久久回荡着对烈士凄厉的呼唤。更使人痛心的是，她的行为被定为出卖丈夫，没有得到什么慰藉和同情，没过多久，终于不治病亡。

李显群先生做了这么多繁琐细致的工作，致敬！

50楼讲述的故事太令人伤心了，我相信这是真的。

邓致久和黎功顺两位参加了武装起义的烈士是主动下山后被捕的。胡芳玉烈士也是主动去的乡公所。类似的情况大概还有好些……解放初这些人没有被定为烈士，估计都是被视为“自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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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翰烈士遗属

去年烈士寻亲，小曹给我说过，他还有个伯伯，灾荒年生饿死了。
“我那时还是个细娃儿，记得头天在田里捉了两根黄鳝烧给他吃，第二天就死了，圈在背篼里抬出去的，好惨啊！”
“也好，促使我下决心离开农村，我小学文化都没有，现在基本上是个文盲，凭烈属证参军，入了党，还要送我去读军校，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去读。退伍回乡，我和小肖一起到重庆打工又出来了。”
小曹是去年“11•27”烈士遗属的子女解决工作最成功的，据街道的领导讲，薄书记都作了批示。也算对牺牲的爷爷，去世的伯父的慰藉吧。
说着，眼看就到家了。
曹家大院座北朝南，后靠一小山石岩，面临田畴，视野开阔。门前有坝。坎下房屋矮矮的烟囱突突地冒烟，弥漫在烈士故居的门前，煤烟呛得人直咳嗽。
“原来坝坝前是石梯坎，刘云舟爷爷说石梯坎有好多步他都还记得。这现在的房子是原来的一佃户修的。”小曹说。
刘云舟也是曹文翰救下的。解放后一直在重庆，离休后住市委党校的宿舍，我和小曹约定，天凉了一同去拜访他。
对着主间房门的左间，拐角的木柱已经严重倾斜。右间——他们称为众堂屋，已无人居住，顶上好几沟屋瓦梭脱，泥壁剥落，阳光直射，地上杂草丛生。
“今年子红岩联线来过，拍了照，录了像。前段时间又有人来拍照，问他们是哪里的，只说是上面要资料。”小曹的父亲说。




“我去年给厉馆长说过家乡还有上了百年的爷爷的老房子。”小曹接着父亲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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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里的纪念牌

跨过门槛，抬头望见挂在隔墙上的光荣之家牌和岳武起义60年纪念牌。岳池纪念武装起义请了小曹的父亲却没有请他的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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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年的门槛

“这个泥壁原来是糊的石灰，大跃进时全都抠下来用作肥料下到田里去了。后来维修过一次，是用的泥巴，面上刷的白灰，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维修过。”
一算都有50多年了，曹烈士的老房子，你究竟承受了多少岁月的苦难啊！

引用第50楼高卿楚于2010-08-14 22:24发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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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的是某妻子被骗去搜山，事先哄说只要把男人喊回来就不会杀掉。农村女人信以为真，丈夫喊出来就被捕了。敌人当时也真没有加以杀害，而是押送去了重庆渣滓洞。解放后，当妻子一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便疯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坐在山上喊，山谷里久久回荡着对烈士凄厉的呼唤。更使人痛心的是，她的行为被定为出卖丈夫，没有得到什么慰藉和同情，没过多久，终于不治病亡。

 

关于住房优待，2004年温总理签署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令）对重点优抚对象的建房、维修房、租房和购房有明文的优惠要求，烈士遗属总是对基层民政局寄予希望，因为执行在基层，这正是他们的业务工作之一。至于怎样执行，各地的情况是不同，现在的中央不会一刀切。但是，如果不执行，那就是抗令，这是很简单的界定。只不过，基层政府不执行，烈士遗属也无可奈何。好几年前，我们到所在的民政局优安股，有个副股职务的回答我们说：
“中央文件又啷门，我想执行就执行。”
“就是要你们基层来执行嘛。”我抢着插话。
不想，她比农村的基层干部还要横，冷冷地丢出一句：
“不想执行就不执行！”
气得我顿时语塞。因为她已经“关了门”，同去的知道我的德性，怕争论“升级”，只好把我拉走。我当时是想扭她到局长面前去下她的课，她不配吃纳税人的钱，又碍着她是个女流。烈士遗属常说一句俗话：难道你能搬起石头打天？何况自己父辈们还为打下这片天而牺
牲，这样的想法抑制了冲动。
“爷爷是书记，又当保长，在屋里经常秘密开会，也去后头的岩洞开会。”
于是，我们穿过堂屋，从屋后的柴扉出去，去寻找那个曾经隐蔽过革命斗争的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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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屋后的柴扉出来

小曹和父亲一左一右扒开了灌木的枝叶，露出了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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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掩藏着的洞口

“原来的洞口有近人高，现在都坍塌了。里面可以摆下一张桌子，坐得下七八个人。”
把石洞连同石岩山林以及周边田地都录像，是这次我造访烈士故居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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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洞口在父子之间的灌木丛中

离洞口不远的便道旁，埋着小曹的伯父，同样被灌木掩盖，没有竖碑，若不提醒不会知道这里静静地躺着曹烈士的一个儿子，似乎还在为地下党秘密开会望风啊。
红岩英烈遗属所承受的苦难并非个别，跟“以家庭为掩护”的斗争方式大有关系，有的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有一典型的个例：
下川东一地下党员被捕，当场审问时并不对他用刑，而是边打他七、八岁大的女儿边审问：
“招不招？”
沉默，
“不说？”照着女娃头部就是一棒，
还是沉默，
“不说？”照着头部又是一棒，
…………
女娃昏厥，敌人押走了为父。好心人救醒了她，虽然捡了条命，却成了傻吧，后来与一同样弱智傻吧男结了婚。据说现在还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不由得时常在心里发问：当烈士在狱中唱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时，在这个广义的“下一代”中，不会将自己的下一代排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