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09-08-28 阅读：405
2006年，电视剧《暗算》轻松“暗算”了各地的收视率，也让小说原作者麦家的名字逐渐深入人心。
2008年，小说《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论界把麦家获奖看作是“茅奖”的一次突破。当时，麦家说：“一个新东西被权威奖项接受肯定需要等待，没想到我等待的时间这么短暂。”
从最早的长篇《解密》到《暗算》《风声》，麦家的叙述也如同一道密码，难以名状却拥有独特的魔力，恰似有人曾形容的那样，“它们繁复又简洁，仅释放气息，就足以让你跟他前行”。不过，麦家不喜欢被贴上“特情作家”、“悬疑推理小说家”的标签。在他看来，写小说，就像一个人，题材不过是一个身体，“身体长成什么样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身体内部装的是什么”。
写作需要相当的意志来坚守
问：当年你曾经在军队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经历除了为你的写作提供了“创作的质感”，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十七岁进军校，三十四岁脱掉军装，全部青春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军旅生活最大的受益是，把我内心单纯化了。我在最容易受人影响的年纪，接受的是一些相对比较正面甚至不乏刻板的管理和教育，让我在潜意识里有一种相对比较积极正大的人生观、价值观，做事比较踏实，肯下功夫。写作是个苦活，是长跑，需要相当的意志来坚守和等待。
问：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小说家，你曾说在小说世界里找到了朋友、得到了交流，这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答：我喜欢的作家多着呢，比我生活中的朋友要多。他们也像我生活中的朋友一样，有些是一段时间喜欢，有些是一直喜欢。我一直在读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至今依然在读。写作都是从阅读开始的，不会欣赏或者批判他人的小说，你要写好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写作不是靠经历，靠经历支撑的写作往往是短命的，而且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相反靠阅读支撑写作的作家倒是多得很，像博尔赫斯和史铁生是最典型的这样的作家，他们的生活就是阅读、写作。对我来说，看小说和写小说是一回事，都是在寻找、发现生活之外的生活，一种单属个人的内心生活。
问：你不愿意被定义为“特情作家”、“悬疑推理小说家”，那么你如何定义自己？
答：给我贴什么商标都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否定。我觉得我写的就是小说，“特情”不过是题材而已，“智力”也不过是种方法，都是表面的，是“身体”层面的。就像一个人，身体长成什么样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身体内部装的是什么。
问：《暗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也未必能获此殊荣，你如何看待这份荣誉？
答：没有哪一个奖是某一个人必须要得的，也不会有哪个作家单纯因为得奖去写作。所以得奖都是幸运，是计划之外，是锦上添花。得奖不能说明你的作品比别人好了，只能说：这一回，你的运气比别人好。
小说家要完成许多技术活
问：小说中那些破译密码、运筹帷幄，与你当年的经历还是有距离的，你怎么做到“虚构得比真实还真实”？
答：我写得都是虚构的，因为那个机构、那个领域真实的恰恰是不能写的。我前面也说了，写作跟经历没太大的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但丁肯定下过地狱，鲁迅肯定有个叫祥林嫂的女朋友。选择当小说家，同时又丢弃虚构人生的权力，真是吃大亏了。你当了小说家又没有“把假的说成真”的本事，是误入歧途。写作是有技艺的，小说家要完成许多技术活，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功夫，就像当木匠要会使刨子一样。
问：你凭想象写了那么多故事，会不会担心真的了解这个职业的人质疑你？
答：没有，也确实很少有人质疑过。甚至这些领域的人现在都把我当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因为这个职业几乎从没被人歌颂过，我是第一个。我带着敬意在写他们，所以哪怕细节有些误差，他们也觉得情有可原。有位将军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位从事该领域工作的十七大代表，别人问他做什么的，他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很简单，他就说，“我是做《暗算》里面这个事情的。”这等于给了他们一个名片。
问：《暗算》《风声》都改编成影视剧，《解密》会不会也搬上荧屏银幕？
答：会的，电影电视剧都要拍。
问：有些作家喜欢改编自己的作品，因为不愿意看到作品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而很多作家又不喜欢自己当编剧。你是怎么考虑的？
答：《暗算》就是我自己编剧的，现在我又在改编自己的小说《刀尖上行走》。有些不参与编剧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是精力不济。写电视剧太耗时间和精力，我还要写小说呢。
文学不能抱残守缺
问：“密码”“破译”成为近年来的流行词汇，这跟你的《暗算》《解密》不无关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掀起了一轮收视高潮，一批有关间谍、情报的图书跟风出笼。你怎么看待这种“走红”？
答：我像大多数优秀的作家一样，满足于想象中的生活，对现实世界缺乏应有的热情和世俗的判断力。我创作《解密》系列小说不是为了“走红”。我经常说，写作是一种命运，摆脱不了的，至于写什么有一定的偶然性，写出来的东西“火”，更具有偶然性。所以我不大考虑走红的意义，考虑也是起不了作用的，起码对写作没什么用。
问：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畅销小说红火，而同时又有许多人担忧文学的衰落和文坛的不景气。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认为目前的小说创作和出版出了什么问题？
答：是人心出了问题，欲望都被无限地打开了。要说问题，这年月我看哪里都有一大堆问题，小说的问题不过是毛毛雨，弄湿了我们头发而已。我有时候会神经病般地关心这个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无需关注，因为关注了也没用。写作是纯粹个体的劳动，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问题，我无法做总结。包括大众的口味也是没有定数的，谁也不能去设计。但是我们作家必须意识到，现在读者的阅读趣味和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也要相信我们是可以变化的。文学应该固守一些东西，但不能抱残守缺。我们的文学“来路”一直不正，该是到了校正的时候了。你如果不愿接受这个事实，那就得接受被读者抛弃。
重回四川看来不太可能了
问：你一向行事低调，为什么在地震捐款事件中又决定亮出票据证明，并发博文回应质疑？
答：捐款没什么好说的。我去年捐款时没有对外说，为什么今年亮出捐款凭证，是因为当时有人在清理作家假捐款事情，我的大名赫然在上，若拿不出凭据，肯定是要被天下人耻笑，所以才张挂在博客上，不是炫耀，是证据。“假捐款”弄得沸沸扬扬，逼得我们也丢人现眼地亮证据，但除此之外你还能找到什么好办法来应对指责？我的智商是想不出来。
问：从成都到杭州，离开一个生活多年的城市，是出于什么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
答：人到中年，搬个家太复杂了。我其实从2006年就开始往杭州调，调令早就去了，期间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来调我，我迟迟没有成行，就是想不好，嫌麻烦。最后真正帮助我下决心的还是父亲。老父亲八十多岁了，去年突然发了一次癫痫，然后就失忆了，连我都不认识了。这让我很心酸。我想父亲可能也活不了几年了，以前我一直在外面漂，没有陪他，最后几年回来陪陪他吧，免得以后后悔。
问：你现在已经调到杭州，但是又接受了四川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你能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吗？
答：没有。四川选我当副主席,这是我的荣幸, 也体现出四川作协领导和作家对我很关心。我在四川待了十五年,那里很多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朋友们希望我重回四川，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
问：最后能不能谈谈你接下去的写作计划？
答：我的秘密已经很少啦，这是我少有的秘密之一，请接受我的沉默吧。
